刘表托孤

记载

表病笃，?国於备，顾谓曰：“我？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

有关刘表托孤（或是托国）的说法，大致有以上三种，全出自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于不同的三本书。

说法

按《魏书》所记，刘表是在口头上答应要把荆州让给刘备来管理；《英雄记》的说法则是，刘表上书中央政府，推荐了刘备来做荆州刺史；据《汉魏春秋》的记载，又变成了刘备自己说的，刘表曾经有这么一个“托我以孤遗”意思，没有了托国之说。

三种说法，综合起来，便是两种说法：“托孤”与“托国”。

分析

首先要明白，这“托孤”与“托国”不是一个概念，“托孤”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后代交给一人来辅助，这名义上的君主还是自己家的；“托国”是将整个地方给托管一个人，这地方也就换了主人，其中也许包含了托孤，也许没有托孤。

总的说来，“托国”的范围大些，影响大些，变化也大些。

刘表也许是托国又托孤，也许只是托孤，或许只是托国，后人已无法考证。

第一种：史书误记。

三种史书，三种说法，不禁让人怀疑这史书的可靠性，史学家们所记的事，并不是自身的亲身经历，往往不是得自于第一手材料，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有个“为君者讳”的说法，对于这道听途说的事，不免会有些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下，记错了也有可能，因而也就有了三个版本的说法。

第二种：史书瞎记。

出于某种原因，为了彰显某个君主“仁义”形象，或是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及人们对他的器重，而编出了许多的符合当时情形的故事来，只是为了给这位“封建正统”脸上多贴点金，多造些声势，减少负面影响。

第三种：不然之言。

如裴松之所说，刘表夫妻一向喜欢的是刘琮，早就想着撇开刘琦，把荆州老大的这个位置给刘琮来做，怎么也轮不到刘备这个外人来，插一扛子，况且刘表对于刘备并不是很信任。

第四种：善意谎言。

刘备这样说，当然是有目的的，刘表刚死，曹操又打了过来，荆州的局势很不稳定，当地的士族中有一部份人既不喜欢曹操，又不喜欢继任者刘琮，只得寄希望于刘备，为了拉拢这一部分人为己所用，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民心，以人为本的刘备，便说出这样的话来，安定人心，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

第五种：有意试探。

刘备对荆州是有想法的，刘表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就故意地布了了一个这样的局，想让刘备承认自己的真实意图，正好下手，刘备当然不会上钩，也就假意地辞让掉了。

第六种：真心实意。

刘表确实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实在是扶不上架，若要守住荆州这份基业，只能是靠颇得人心又颇有实力的刘备，学着前人陶谦般，有意要将荆州让给刘备，这样一来，即保存了自己的这份基业，后代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第七种：时人套话。

三国时代，临终前表示要把政权让给别人的，不在少数，如先前的陶谦、孙策，及后来的刘备都有过这样的说法，可见有其一定的流行性，有些是真让，有些可能就是一种时尚性的套话，说了也就过了，没有真正的意义。

第八种：以退为进。

刘表对刘备很不放心，怕自己死后，刘备夺了自己的地盘，说出这样的话，是为了逼出刘备的实话，将刘备逼到了死角，让他表明自己的心迹，从而没有了退路，只得卖命效力。

第九种：君主权术。

这是一种帝王权术，为的是更好的让属下为自己卖命，也算是一种激励，让做臣子的更加感恩图报，为自己的事业，尽心尽力，而无怨无悔，也是一种君主的用人之术，历史上也常常出现。

第十种：无心失言。

也许酒喝多了，或是一时高兴，可能是昏了头，无意之中，刘表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不当一回事，早就忘记了，刘备却是牢牢的记住，还是放在了心上，不时的还拿出来跟人显摆一下。

第十一种：病中胡言。

刘表这一病，病得还真不轻，没过多久，便去世了，也就在生病的时候，他跟刘备讲了这一番话，一个病人，神智也许不是很清楚，迷迷糊糊之中，也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这也不能不说是不可能的。

第十二种：最后摊牌。

刘备这人是很难管得住的，既来管不住，那大家都把话给说开了，说明了，说穿了，大家都不要留有余地，静下心来，将所有的事都谈明白，不用保留，大家放心，大家安心，总好过各自猜疑，互不信任。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具有不可测性，在可能与可不能之间，说他有时，很难有充分的证据，说他无时，却能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如迷雾般不可捉摸，如高山般不能纵观全局，除了当事人外，谁也难以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切只能是猜测，合理的，不合理的，合情的，不合情的，但是否是真实的事实呢，没人说得清，没人道得明。

事实

刘表托孤于刘备确有其事。那后来为何在诸葛亮提出攻打刘琮取得荆州的谋略时，刘备又不同意呢?《三国志·先主传》曰:“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占据荆益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兴复汉室的基本方针，对于这个方针，刘备以一个“善”字给予了肯定，并从而与诸葛亮“情好日密”。那么，面对着荆州垂手可得的机遇，刘备却弃而不取，并发出“吾不忍”的感慨，为何？笔者认为其原因：一是刘备所特有的“义”德决定的；二是刘表对他深情厚意。义与情的结合，触动了他的灵魂，由此而产生了思与行。

翻开史籍，不难看出，刘备的政治生涯始终贯穿着一个“义”字。他以“义”处事，以“义”立身，以“义”兴国。公元207年，他三顾诸葛亮于隆中时，就曾说过“欲信大义于天下”。他也曾经表示:“背信自济，吾所不为”。其人的特点,《三国志》本传有记:“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建安十三年，曹操大军压境，时值危机关头的刘备还不忘“驻马呼琮”,使得“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这些都是刘备素积“义”德的表现。

“义”根植于心，他针对“宜从表言”之规劝，明确表态:“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对于刘备，诸葛亮认为他“信义著于四海”。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主观意识来自于客观实际，又反作用于客观实际。以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刘备骨质里“义”的产生，乃“物”之所及，具体地说，他不忍攻琮取荆，是主观“义”念决定的，这种“义”念基于刘表对他的深情厚意。那么，刘表是否对刘备有着至深的情义呢？下面诸多史籍记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据《三国志·先主传》载:“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

《三国志·刘表传》亦说:“刘备奔表，表厚待之”。被曹操进击处于危难之中的刘备投奔刘表后，刘表自郊迎之，这种行为比之于曹操，不能不使刘备感激。不仅如此，而且，刘表对于刘备“厚待之”,“益其兵”,刘备既受到上宾礼遇，又壮大了自己所领军队的力量，这与处处以自己为敌的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备并非草木，孰能无情。后虽因荆州豪杰的归附,“表疑其心，阴御之”,但刘表毕竟只是因产生怀疑而阴御刘备，在公共场合刘表对刘备并无过分之举。

二，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曰:“表病，上备领荆州剌史。”

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表病笃，托国于备”。

四，刘备投靠刘表后，服从刘表的安排，竭尽全力来巩固刘表的政权，如驻防新野、火烧博望、说表袭许等。

五，建安十三年，刘备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急，还不忘两件事，一是驻马呼琮。二是“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

从上可以看出，刘备与刘表之间有着深情厚意，特别是托孤的情谊，否则，被曹操视为天下英雄的刘备，不会置《隆中对》中提出的“占据荆益”于不顾，摒弃诸葛亮的建议，而发出“不忍攻琮取荆”的感慨。

对于不攻琮取荆的原因,《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记载刘备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刘表与刘备既是同宗，在政治上又存在着某些契合点。据《后汉书·刘表传》记载:“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而刘备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所以刘备在遭遇曹操所难，投奔刘表时，刘表“便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

在政治上，刘表虽无称霸天下之志，但“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拥戴汉廷。《后汉书·刘表传》载:“李傕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

对于曹操，刘表视为政敌。建安六年，刘备投奔刘表,“(表)益其(备)兵，使屯新野”,其目的就是派兵去抵御曹操的南侵。

而刘备呢，终表之世竭力抗曹。荆襄数年，处心维护刘表的利益，一生坚持兴复汉室的事业。相比蔡瑁、蒯越等众臣，刘表自然把希望寄于刘备，故临终托孤与自己同宗且政见上有着某种切合的刘备不是没有可能的。

据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记载:“表疾病，琦归省疾。琦慈孝，瑁、允恐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遂遏于户外，使不相见，琦流涕而去”。蔡瑁、张允的这些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该史籍记曰:“刘表长子曰琦，表始爱之，称其类己。”《后汉书·刘表传》亦说:“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对于刘琮，刘表有言,“吾儿不才”。既如此，那么，刘表政权中为什么会出现废嫡立庶的现象呢？对此,《三国志·诸葛亮传》明言:“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后汉书·刘表传》也有言:“琮娶其(刘表)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在前引《襄阳耆旧记》中更有言:“(表)为少子琮纳后妻之侄，遂爱琮而恶琦。至蔡氏有宠，其弟蔡瑁，又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琮有善，虽小必闻；有过，虽大必蔽。蔡氏称美于内。允、瑁颂德于外，爱憎由之，而琦益疏，乃出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瑁、允阴伺其过阙，随而毁之，美无显而不掩，阙无微而不露。于是，表忿怒之色日发,诮让之言日至。而琮竟为嗣矣。”由此可知，刘表对于二子态度的变化及其废嫡立庶，并非表之初意，而是在蔡瑁、张允和后妻等人的唆使下使然，其目的是以便于控制荆州政权。如果刘表父子相感，托继嗣于刘琦，那么，蔡氏在荆州的既得利益就可能失去，这一点蔡瑁、张允等人是很清楚的，故要遏止刘琦省父，以防不测。他们也似乎看到了潜伏在刘表身上这种不测的阴影，闻到了刘表政治气味的异常。若使刘琦继嗣之位成为现实，那么，首要即摆脱蔡氏集团的羁绊，这种政治措施，对于一州之牧的刘表来说不是智所不逮，而这正是蔡瑁、张允所担忧的。

而要摆脱蔡氏集团的政治阴影，就要另立辅佐大臣，培植反对力量，而刘表临逝前的荆州政治集团，用他自己的话讲:“诸将并零落”,唯有刘备，既与刘表同宗，在政治上又与刘表存在着共同点，更与蔡瑁有隙。从《三国志》记载“刘琦深器亮”并“去梯求计于亮”,“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等来看，刘琦与刘备、诸葛亮关系甚密。刘表不可能不无所闻。因此，临终举国托孤于刘备不是不可能的。

刘表虽无四方之志,但“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的思想还是存在的。受其影响，刘琮亦欲“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

然而，其身边的文辅武将如蒯越、韩嵩、刘先、傅巽等多持异意。韩嵩、刘先就曾劝说刘表“举州以附曹公”。韩嵩更劝“表遣子入质”。王粲也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傅巽在为刘琮分析了当时形势后，劝说刘琮归操，并强调“愿将军勿疑。”蔡瑁“少为魏武所亲”,从前引《襄阳耆旧记》所载:“瑁、允恐其(刘琦)见(刘)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来看，蔡瑁似在揣度刘表要动摇蔡氏集团在荆州的利益和地位，故对刘表是怀有二心的。

对于降操，刘表是坚决反对的，据《三国志·刘表传》记载:“(蒯越劝刘表降曹)表狐疑，乃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嵩还，深陈太祖威德……(表)欲杀嵩。”“其(刘表)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

这种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仅动摇了刘表集团抗曹的决心，而且还将危及其在荆州的利益。而刘备与曹操有隙，在与刘表相处的几年中多有反操言行。对此，刘表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刘表托孤于刘备是必然的。

废嫡立庶在封建社会虽屡见不鲜，但实乃违背封建礼制的事情，结果多遭人嗤鼻，世之抨击。刘表亦然，陈寿在《三国志·刘表传》中就有评论曰:“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而蔡瑁呢,“魏武虽以故旧待之，而为时人所贱，责其助刘琮，谮刘琦故也。”

对于自己所为逆反道德规范的非礼之举，作为一州之牧、知名当世、号为“八俊”之一的刘表不可能不明。加之后嗣者并非刘表初爱，故其临终应天顺礼,移情初爱，托后继于刘琦似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并未出现，但面对着“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且“二子素不辑睦”的局面，刘表也要安排好后世，托孤于刘备，以企永保江汉间。

刘备一直视曹操为贼，他要恢复汉室，就要攘除叛逆，故有与董承合谋诛曹操之举。而曹操呢，视刘备为天下英雄,“不击必为后患”,于是,“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刘备投奔刘表后，做了许多有益于刘表的事情，表达了坚定的反操决心。这在当时刘表政治集团一片降曹声中实属可贵。对此，刘表自然耳闻目睹。

曹操进伐刘表，是要吞并其所辖荆州，剥夺其在荆州的地位和利益，这当然是刘表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在抗击曹操南侵这个问题上，刘表与刘备便有了共同的语言、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因此，面对内外形势，为了各自的利益，刘表托孤于刘备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无论从刘表政治集团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刘备与刘表的关系、刘备思想及言行等方面来看，刘表临终托孤于刘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