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幸福感

职业意义

对企业，如何使员工获得职业幸福感是检验企业管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对于企业职工来说，是否拥有职业幸福感，既是对企业的满意程度、忠诚度的体现，又是个人生活质量的一个衡量，也就是当前比较时髦的话语，幸福指数较高，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表现。

提升幸福

1、企业应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一种人文关怀。

所谓的人文关怀，就是要更多的去关心企业的员工，用激励创造奇迹。如果把“管理”比作一个深遂的山洞，“激励”应该是探索山洞时的一盏明灯。这盏明灯让黑暗中藏匿的珠宝发出了光芒：在激励的作用下，员工更加自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员工更加努力，取长补短，不断完善自我。

2、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提升职工的幸福指数。

职工的幸福感不仅来源于物质，还要有一个好的文化。使职工产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因素是，将职工个人的发展与企业未来的发展统一起来，使职工在企业的发展中得到个人的进步，获得个人奋斗的动力与团结合作的快乐，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一种积极、奋进、向上、和谐的企业文化。一个和谐的企业文化能让职工在幸福中工作。

3、对于企业职工：对于职工来说，幸福应该是人生的主题，只有感到幸福的人其人生才是快乐和阳光的，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毕生所求所愿。但其实什么是幸福，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相同的生活境遇，在此人眼中会倍感幸福，充满感恩，在彼人眼中或许会深感痛苦，充满沮丧，不同的幸福感和幸福观都取决于不同人的生活态度、生活价值观和心境心态。

1）职业幸福感来源于和谐温馨的团队。个人职业幸福感的好坏，最主要的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中，并在团队中的融入程度，一个和谐温馨的团队能让人产生一种凝聚力，发挥团队成员的爱好特长，将个人的能力发挥尽致，达到1+1﹥2的效果，达到“圆满完成任务，高度实践过程”的目的。同时好的团队，不但有融洽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干群关系的和谐，也就是管理者的融入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好的管理者能积极参与团队的建设，能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和谐的团队，影响着团队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影响着每一位职工的职业幸福感。

2）职业幸福感来源于自我的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有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一定很对，但相信当不好士兵的将军一定不会成为好将军，所以我会反过来对自己说要在普通的岗位上努力去做，用心去做。

3）职业幸福感来源于自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知足常乐。

生活中，值得我们敬重与感激的人或物很多。之所以有人总觉得生活在亏待自己，是因为过分的强调了自我，弱化了别人的存在。“人生不如意事有八九，常想一二”，这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是知足常乐的心态。带着欣赏、宽容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或事，会发现生活是如此地美好；反之，总是埋怨、指责、敌视、不满，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糟糕，自然，是没有幸福感而言的。

职业幸福感，是每一个企业人都想要的，因为职工拥有了幸福感，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更好的发挥，一定程度上企业也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更加的进步。

重要性

在管理学中，有这样的两个理论：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和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这两个理论分别从人的需求和期望两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人思想的不断进步、不断追求自我满足等。

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了人的层次需求论，首先人是一个有需要的动物，其需要取决于他已经得到了什么，还缺少什么，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换言之，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不再能起到激励作用。其次是人的需要都有轻重层次，某一层次得到满足之后，另一层次需要才出现。这种需要包括：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弗鲁姆的期望理论从努力—绩效、绩效—奖赏、奖赏—个人目标的联系，三个层面循序渐进的道出了人性的自我进步和追求价值的过程。其基础是自我利益，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对于企业来说，其核心是双向的期望，管理者期望员工的行为，员工期望管理者的奖赏和人生目标的实现等。激励就是通过影响职工个人的需要实现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他们在企业经营中的行为。所以说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毕生所求所愿。

调查分析

“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由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调查显示，近四成人在2011年认为自己不幸福，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而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认为现在“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参访者比例为60.2%。也就是说，超过60%的人，在2011年，感觉到了幸福。 2011年9月，个税新法正式施行。而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两年前的“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排行榜也再度盛传。在这个榜单上，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第二位。这个两年前的榜单被再度热议，是因为那些被税负困扰的人们，在此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论据。这样的观点，在此次调查中也获得了佐证。在选择“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社会因素”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25.6%的参访者选择），“社会转型导致人们压力过大”则排在第三的位置。

对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然而另一种趋势，即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疏离，似乎又给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障碍。共计70.7%的参访者说他们“完全无法接触到”和“无法直接接触到”高官子弟和富豪子弟；而表示“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参访者比例的77.8%。

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众多参访者给出的答案，则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改善城市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依然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中之重。当公共服务成了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后，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因为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民众倾向于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感受公共服务水平，而政府将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换来的益处却不易得到体认。仅凭可感知的公共服务收益判断是否幸福，似乎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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