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句】毛泽东批示:“刘亚楼,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予以安慰。”
“已阅”一词,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下,仍在使用的不多的一种古代汉语形态,历史悠久。“已阅”一般是君主在奏折中的“朱批”中经常出现的“准”、“已阅”、“朕计定另”等专用词。比如清圣祖康熙的奏折朱批中,就用了很多的“知道了”、“已阅”等批复。所以,“已阅”两字,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中,中央集权、行政集权、政府集权等集权体制的典型用词。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作为统辖全国政务决策于一身的君主,需要等待他做出终极决策的东西太多,君主不可能件件批复,面对每天成百上千的奏折,也只有用一个永远没有结果,又永远有结果的,模凌两可的“已阅”来对付了。即使到了近代,因为行政分权的模式仍与中国无缘,所以“已阅”两字也就传承给各地的官吏,一代一代继承下来。而词语本身也因此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仍在使用的古汉语之一。朕已阅
“已阅”在另一个层面也突出了我国的一个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继承的问题。比如“已阅”一词的行政决策意义——“此事我无法处理,需要报请上级批复,虽然我已经看过,但基本没有结果”。这说明,在“已阅”背后,一个转动了两千年的,高度精密的、“金字塔形”的行政体统仍旧在开足马力运转。
早在明代,耶稣会士就曾赞誉过古代中国的这种分工精密,部门完整,高度统一,协调一致的行政系统。政府的决策取决于最高的权威性人物或机构(比如君主个人以及代表君主的内阁智囊),之后这些决策可以借助庞大的官僚执行机构迅速有效的执行。就像一部性能优越的吉普车,只要操作人员头脑清醒踩下油门,发动机、离合器、变速档、轮胎轮毂就可以协调一致地开动起来。反之,如果个别零件出现了“智能化”倾向,那么这部机器立刻就崩溃。
古代中国的这种行政体制造成的结果就是,基层官员的个人智慧与决策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体系内的优秀的,有特色的人被机械的、麻木的、平庸的人被吞噬取代。各级官员的决策权十分的小,而执行权又十分的大,导致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必须层层通报,消耗了大量的精力,磨灭了大量的智慧。比如,在与古代中国一样的集权痕迹深厚的俄国,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由于俄军内部僵化的集权体制,当俄军在面对德军的闪电战进攻时,个别军官由于“等待指示决策”的时间过长,丧失了自我行动能力,直接导致了苏军被德军大量包围歼灭。
所以,“已阅”一词,无论是其文学性,历史性;无论是文学层面还是体制层面,都在显示一个现象。“已阅”体并非宁波鄞州区区长一人的过错,其背后的体制问题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僵化的体制不改革,过多的权力不分权,“已阅”这种麻木,缓慢,拖沓,冷漠的体制问题还是会发生,中国也永远进入不了基本的政治现代化国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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