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李陵通过苏武和自己一家在抗击匈奴斗争中的不幸遭遇,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对舍生忘死的抗击匈奴的将士的“负德”行为,揭露了汉朝皇帝的自私、残忍、忘恩负义。令两千多年后的读者读了这封信后,也不能不对汉朝最高统治者切齿。
信的开头,作者用了两个小段,简单地礼貌性的寒暄之后,从第三段便转入了血泪控诉的正题。
在三、四自然段中,李陵概略地写了自己降匈奴以来悲痛愁苦的心情:首先是孤独感使他痛苦不堪。他降匈奴以来,举目无亲,终日所见都是异类。其次是胡地的恶劣生活环境,使他愁苦不已:御风雨的是“毳幕”,充饥渴的是膻肉酪浆。玄冰、裂土,萧条的悲风,互动的胡茄,悲鸣的牧马,都使他不觉泪下。再次是怀念因为自己降匈奴而临年被戮的老母,并为鲸鲵的妻子,再加上有家不能归的思乡之情都时时煎熬着他,使他痛苦不已。
在第五自然段中,李陵较详细地叙说了自己迫不得已才降匈奴的过程:汉武帝派兵出击匈奴,本是人多势众,但是李广利、公孙敖等五将却莫名其妙地“失道”了,只有李陵一人率步卒五千出征绝域,李陵以五千之众对匈奴的十万骑兵。在双方势力相差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李陵率领的汉军将士仍“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这是非常壮烈。
匈奴为了挽回败局,又组织了更大的反攻:“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即使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李陵所带的疲兵,仍“一以当千”,仍“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战斗到最后阶段,李陵带领的汉军只剩下不满百的扶病将士时,只要李陵振臂一呼,扶创之兵仍皆奋起,举刃指虏。到了兵尽矢绝之时,还要“徒首奋呼,争为登先”。面对这不怕死的汉军,匈奴甚至怀疑汉军设有伏兵,不敢冒然出击。只在贼臣管敢投敌,向匈奴泄露了汉军的真实情况后,匈奴才敢围歼不满百的疲弊伤残汉军,李陵的被俘也就势不可免了。
在六、七自然段中,李陵据理反驳了某些执事者埋怨李陵兵败时不杀身成仁的荒谬指责。这部分的开头,李陵就讲了一个人人皆知的浅显道理: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李陵列举了汉高祖七年,高皇帝带着三十万大军,军中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平城仍被匈奴包围,全军将士犹七日不得食。言外之意我李陵兵败被俘也在常理之中。接着李陵以悲愤的心情叙说了自己兵败不杀身成仁的根本原因是要有所为,要寻机报恩于国主耳,并非某些当事者所指责的那样,自己兵败不死是因为偷生、惜死。李陵认为: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李陵又用历史上的范蠡和曹沫为例,指出他们在兵败受辱之时,并没有杀身成仁,一死了事,而是忍辱负重,发愤图强,寻找为国效力的时机,他们终于青史留名。但李陵为汉王朝忍辱负重换来的却是“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汉朝最高统治者对赴汤蹈火的将士是残忍和无情的,这就不能不使李陵仰天椎心而泣血了。
李陵在八、九、十段中,反驳了苏武所谓的“汉对功臣不薄”的虚假说教。汉帝对功臣是厚是薄,李陵用三个事实来具体说明。一是用在汉朝发展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些功臣的可悲下场来说明汉朝最高统治者的薄情行为:萧何、樊哙、韩信、彭越、晁错、周勃父子、魏其侯窦婴、贾谊都有杰出的“命世之才,将相之具”,他们都为汉朝的生存与发展竭尽忠诚。他们只因为受小人之谗,都受到了祸败之辱,甚至很多人死无葬身之地。二是用自己先祖父李广的下场说明汉君的负德行为:飞将军李广参加了汉朝对匈奴的七十余场战争,使敌人闻声丧胆,为保卫汉王朝的边境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只因失去了权贵卫青等人的欢心,最后不得不自戮于异域。三是用苏武本身的经历说明汉君对功臣的薄情:苏武“丁年奉使,皓首而归”。在匈奴的十九年,过着“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的悲惨生活,这十九年使“老母终堂,生妻去帷”。照常理,像苏武这样的功臣归国后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但苏武归汉后无尺土之封,只赐钱两百万,位不过赏了个负责民族事务的典属国小官。和苏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主使一些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李陵通过以上三个事例,再形象不过地说明汉君对功臣不但不是不薄,而且是既凶残,又无情无义。
信的最后两个自然段既明了地表达了与汉王朝绝决的态度,又表达了对朋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这封信在写作上也有很多特点。如结构严密,说理透彻,感情浓郁,都使文章具有了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有声有色,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以及后来武帝处置失当(诛杀李陵全家),所以,他的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多次使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他居人篱下,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扣。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博德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带着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于是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苏武留匈奴十九年后归汉,反过来又替汉帝屡召李陵归汉。李陵写给苏武的这封信,就是李陵收到苏武的一封劝归信后,写给苏武的一封复信。
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相其笔墨之际,真是盖世英杰之士,身被至痛,衔之甚深,一旦更不能自含忍,于是开喉放声,平吐一场。看其段段精神,笔笔飞舞,除少卿自己,实乃更无余人可以代笔。昔人或疑其伪作,此大非也。”
清代文学家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六:“一以自白心事,一以咎汉负功。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除子卿自己,更无余人可以代作,苏子瞻谓齐梁小儿为之,未免大言欺人。”
清代文人储欣《古文菁华录》卷二十:“前叙己功,后愤汉薄,哀怨靡靡。东坡先生斥为伪作。良然。大抵读古人文字,当思之于神气骨力之间,则真伪立辨。更以时代参之,百不失一矣。西汉文,虽丽如邹、枚,质于苍厚,时代使然也。此书流利,反不如邹、枚之俳,而的然知其伪者其神气骨力非也。伪为之者,苏公谓齐梁间人,余谓齐梁浮脆已极,又不能到此,当是东汉魏晋间人为之。亦于神气骨力,定其时代耳。又其机调,最利举业,存之。”
清代名士余诚《古文释义新编》卷六:”陵之降虏,罪当族矣。汉误族陵家,虽未免过当然,正未可谓为负陵也。盖既已降虏,陵已负汉,汉之诛陵母妻,罪状纵或不实,要非妄加无罪人可比,况陵所云报恩国主,不但势所难能,亦恐原无此意。书中洗冤处,盖属能词。然说来生气勃勃,兼之行文有法度,最足以启发后学性灵,故录之,或曰六朝人拟作。”
明代文学家江盈科《江盈科集》:“情真语真,悲壮激悲。千古而下,令人一读一泪。苏长公乃谓齐梁小儿戏为之,未免英雄欺人。夫此篇,岂但齐梁人不能为,即索诸长公集中,恐亦难轻比拟。” [8]
现代诗人李文兴《浅吟低唱:李文兴诗集》:“读李陵《答苏武书》有感——字字血泪一腔屈,句句怨愤满篇悲。功臣义士负戟叹,长天万古寒雪飞。”
现代作家、书法家顾随《顾随全集》卷七:“李陵《答苏武书》,十足是苦,又有一点辩白,而病亦在此。人与人之间原用不着辩白,相信好了,不相信活该。以悲苦心情写辩白言辞,所得是愤慨。此文之首段、二段一连叙出七个“悲”字,第二段更有“陵独何心,能不悲哉”一语,自己说出悲来,读者更须于其中咀嚼出苦味,方不负此文章。李陵“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亦写得好。感人之微妙,莫过于声。”
李陵
李陵(?—前74年),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字少卿。李广之孙。武帝时,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拜骑都尉,教射酒泉、张掖将士,防备匈奴侵扰。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时,自请率步卒五千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至浚稽山,为单于所率八万余骑包围。虽率军力战,终因粮尽矢绝,救援不继而投降。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尊贵用事。后武帝听信谣传,以为李陵教匈奴为兵,遂族灭其家。汉昭帝立,霍光遣使招之归汉,不还。居匈奴二十余年。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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