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琴书自明初兴起于郓城,迄今约有六百年的历史。据《郓城县志》载:“琴曲始出于书香之家”,称为“琴筝清曲”。至清朝中叶,“琴筝清曲”渐渐冲破了文人雅士的小圈子,由起初的“携访友”变为农闲时节的自娱性“庄稼耍”,或曰“玩局”,开始在郓城一带农村盛行。
山东琴书最早为民间小曲联唱体。元明以来,山东境内俗曲盛行,至清代更盛。当时,鲁西南曹州府有通晓音律的文士名流,编写唱词,连缀曲牌,抓筝抚琴弹唱自娱,自称“琴筝清曲”。因演唱情节需要,连缀数百种曲牌演唱,有了《白蛇传》《秋江》等曲目,联曲体新曲种小曲子应运而生。早期演唱小曲子的文人雅士宗儒尊孔,曰“儒门传清”。据“儒门传清”宗谱记载,其门户是雍正十三年,由“精通琴书画,闻名东平湖”的王尚田创立,下传陈兴顺、陈大俊、刘道友、陈延展、陈来元、陈怀教六世。陈怀教的弟子陈翅端对其琴书曲牌继承最多。
小曲子产生后,渐转为老百姓普遍参与的“庄稼耍”,因业余演唱,由产生至清末虽近200多年,却无多大发展,知名者仅有梁启祥、苗金福、侯沛然、刘继荣、陈怀教等少数人。
光绪年间,鲁西南灾荒连年,擅演小曲子的艺人进入城市卖艺,“小曲子”转向职业性演唱。已知最先撂地说书影响较大的是光绪末年曹县苗金福、郓城刘老继、金乡李凤兴等,同时出现“唱扬琴”、“打扬琴”等名称,陆续改编移植了大批中篇书,如《王天保下苏州》《空棺记》等40余部。唱扬琴由联曲体向以【凤阳歌】【垛子板】为主曲的板腔体发展。
清末民初,山东琴书进入鼎盛期。名家涌现,如贺金城、贺金柱、张建亭、张建山、殷田昌、茹兴礼、侯聚山、李凤兴、李若光、李若亮父子等。20世纪20年代前后,山东琴书出现三个流派。
20世纪50年代,文艺工作者改编了一批传统书目,如《秋江》《水漫金山》《盗灵芝》等。1962年,“山东琴书流派座谈会”在济南召开。期间,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徐桂荣、刘秀德等演出的《姑娘的心愿》,邹环生改编的《梁祝下山》,刘淑敏、王月华演出的《装灶王》等,广泛采用各路唱腔凝聚而成的崭新的山东琴书。20世纪80年代,山东琴书发展出青岛市曲艺团的《锔瓷盆》,及济南市曲艺团的《冤家》等新书目。
“小曲子”最早形成于菏泽地区(古称曹州)。郓城艺人陈乃端所存艺术谱系有“雍正十三年(1735年),头辈师爷王山东琴书尚田,善通琴书画,闻名东平湖……”的说法。新修《曹县方志》有“曹县为山东琴书主要发源地,相传已有二百年历史”的记载。该县梁堤头村,乾隆末年就曾出现过小曲子名家梁启祥。而后发展益盛,逐渐流布全省。从雍正十三年算起,山东琴书至今已有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
山东琴书的发展,大致辞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由早期的文人自娱,到民间的业余玩局,后来发展为职业演唱--撂地说书。
元明以来,山东境内俗曲流行,鲁西南地接中原,此间亦盛。小曲子最初是精于音律的文人,利用当时流行曲调编演曲目逐渐形成的。据传单县、曹县的刘楼、尚楼、老爷楼、柳井一带,有些士绅名流,喜抚琴弹唱小曲以自娱,叫做“琴筝清曲”。如《白蛇传》中的《断桥》、《水漫金山》;《秋江》中的《赶船》、《偷诗》等,其唱词文雅,文学性较强。
“琴筝清曲”这种艺术形式不久即冲破文人雅士的小圈子,在当地农民中传习流布。由起初风雅的“携访友”,渐变为农闲或节日聚会的自娱性“庄稼耍”或日“玩局”。在清代末年,这种业余玩局的琴书演唱班社,在鲁西一带的农术十分盛行。这时期的演唱仍保持着“琴筝清曲”时的书词尚文采、注意音乐性的特点。其演出虽以娱爱为目的,但重在比赛唱腔的优美、曲牌多寡,以及乐器演奏技巧的高低,还有浓重的文人雅士弹唱抒怀的情趣,色少江湖气。
随着“小曲子”在民间流传日盛,出现了乾隆末年曹县的梁启祥,之后曹县的袁沛然、郓城的刘道友;光绪年间曹县的苗金福、李清兰、侯沛然、王梦典,郓城的刘继荣、陈怀教等演唱名家,渐由业余玩局变为撂地说书的职业性演唱。由于演唱性质的变化,带来了山东琴书在演唱内容、形式以及音乐唱腔上的重大变化。艺人们创编移植了一大批适应群众中味新节目,丰富了演唱内容。音乐结构由原来的曲牌联唱,变为以唱“凤阳歌”、“垛子板”两种曲调为主,并国以板式变化,穿插使用曲牌,唱词言变得通俗易懂,演唱风格也由以前的纤柔细腻变得活泼质朴。
作为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琴书由鲁西南农村进入了运河漕运重镇——济宁,并陆续传入邻近的徐州、商丘、开封等地。一时间,济宁的土山、运河岸成为琴书名家荟萃之地,并扩大影响,遍及山东各地。陆续发展形成了鲁东以广饶、博兴为中心的“东路琴书”和鲁北以济南为中心的“北路琴书”;鲁西南一带的琴书遂称为“南路琴书”。南路为最早的一支,流行于鲁西南地区,以茹兴礼及其创始的“茹派”最具代表性,演唱不用花腔巧调,行腔深沉,咬字真切,节目多为愤世之作;北路以济南为中心,广泛流行于鲁西北地区,以邓九如及其创始的“邓派”最具代表性,表演善用方言俚语,于纯朴中显幽默,平易中求韵味;东路以广饶、博兴为中心,流行于胶东各地,以商业兴、关云霞夫妇及其创始的“商派”最具代表性,唱腔优美动听,富于变化。
演唱形式
山东琴书早期表演形式为分角坐唱,演唱者四五人或六七人,分操琴、筝,配以四胡、竹笛、琵琶、简板、碟子、碰铃等。操琴、筝者唱主角,居中坐唱,其余分坐两侧呈扇面形。清末,演唱者走向职业化,为减少开支,减为二人自操乐器对口演唱。
进入21世纪后,山东琴书的演出形式一般为二至五人,演唱者分赶角色,也兼乐器伴奏。分赶角色者一般二至三人,余者为伴奏兼伴唱。传统的演唱讲究稳重大方,演唱者正襟危坐,仪态端庄,目不斜视,全靠富于变化的唱腔和有机的伴奏配合来完成故事情节的表达和人物形角的刻画。
表演特征
山东琴书产生于民间,根植于民间,语言极具生活味,它所采用的都是生活中的俗言俗语,比喻巧妙,生动韵味,独具匠心。南路琴书艺人李若光认为南路“琴书讲究快口,拖腔拉韵的听众嫌腻歪……最主要是把词卖出去”。故南路嗓音条件好的艺人多用假声、顿音,说唱性较强,灵活多变。这是南路琴书艺人根据当地群众的习惯而进行的唱腔设计。东路以唱为主的特征并非只是群众欣赏的习惯,还源自艺人的好嗓子及对唱腔孜孜不倦的追求。东路主要流派商派代表人商秀岭、商业兴极具嗓音天赋,加之后天的不断练习,一唱就是个满堂彩。这一长处使得商派在唱腔的改进上取得了独特的风格。北路琴书常演出在天津、济南等大城市,为适应群众需要改变了乡音土语的问题,采用济南话(山东官话),注重咬字清晰,唱腔优美动听。邓派代表人邓九如音域不太宽,因此唱腔多平滑,少有上滑音,强调在旋律中求韵味,给人以纯朴的感官享受。
语言特征
语言不仅是一个工具,也是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山东琴书流派的发展与当地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钱曾怡、高文达等学者根据各地方言特点将山东话分为两个大区四个小区:西区——西齐区、西鲁区;东区——东潍区、东莱区。就此划分方式,大致可将南路琴书的语言风格划分至西鲁区(中原官话),而东路和北路琴书则归为西齐区(冀鲁官话)。西鲁区的声调阳平、上声、去声较多,去声多为前高降后低升(312或412),而西齐区只有阴平、上声、去声三个,去声多读递降形式(31或21)。就声母而言,“shu”在西鲁区多数地区读“f”,运河两岸“zh、ch、sh、r”声母读为平舌音,“袄安恩”等字发舌根浊擦音;西齐区多数地区发“n”为“ng”,“r”发为“l”等等。
唱腔曲调
山东琴书采用山东方音表演,因脱胎于民间的“小曲子”联唱,所用唱腔曲调十分丰富,约有曲牌二百多支。发展为琴书说唱之后,使用的曲调逐渐集中,以所谓“老六门主曲”即【上合调】【凤阳歌】【叠断桥】【汉口垛】【垛子板】【梅花落】最为常用,清末民初以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以【凤阳歌】和【垛子板】为主要曲调,穿插少量小曲进行说唱的音乐体制,节目也以中长篇书为主,兼唱小段儿。
随着历史的演变和艺术本身的发展,山东琴书的演唱逐渐打破了旧的演唱陈规。如演唱者可根据故事内容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感情的变化,面目呈现传神的表情,有时亦可略加手势以助表演,演员之间在演唱中可进行感情交流,还可与观众直接交流感情,但其演唱风格依然保持了稳重大方的基本特点。
山东琴书的传统代表性节目很多,长篇有《白蛇传》、《秋江》及移植来的《杨家将》、《包公案》、《大红袍》等多部,中篇有《王定保借当》、《三上寿》、《梁祝姻缘记》等七八十部,短段儿多为早期小曲子节目中传承下来的经典之作。
建国后,随着人民对艺术欣赏的要求日益提高,大批新文艺作者参与创作、演唱,山东琴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五六十年代,南路琴书艺人李若亮、李湘云父女两次参加全国曲艺会演,党政军出的《水漫金山》、《盗灵芝》获得成功,他们曾先后三次参加全国调演,引起了曲艺界、音乐界的注意。特别是1981年9月,参加全国优秀曲艺节目观摩演出,演出的《大林还家》,在增强抒情性的与时代感方面又取得成功,荣获创作、作曲、演出三个一等奖。
山东琴书文化底蕴丰厚,对吕剧的发生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山东吕剧的直接母体,历史文化价值比较独特。如今它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急需加以保护和扶持。
山东琴书主要有三路四流派,即南路琴书的李派和茹派;东路琴书的商派;北路琴书的邓派。各流派源自南路,初山东琴书期大体一致,但由于语言、演唱书目、演员文化价值认同、各地方戏曲曲艺的影响等种种因素进入了流派纷呈。
就山东琴书的整个发展流变过程而言,南路琴书无疑是各流派中最早的。撂地说书后,主要形成了李凤兴、李若光、李若亮为主的“李派”和茹兴礼的“茹派”两大流派。李派琴书早期演唱使用老十七板凤阳歌的简单唱法。它虽然结构完整,但是缺乏变化,在反复演唱过程中,显得单调乏味,难以适应说书时故事的进展及人物的感情变化。因此,在后期发展中,李派着重丰富发展凤阳歌,同时为适应说书需要,模拟各种人物的神情姿态,丰富表现力。茹派琴书创始人茹兴礼是独具风格的琴书演唱家。他演唱时虽然一大段书反复只有凤阳歌一种,但跟随内容、人物形象的不同板眼、句腔多有灵活变化。茹派注重说、唱并重,语言生动通俗,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青州广饶县四平调艺人商秀岭注意到南路琴书赢得了人民的喜爱,专门来到鲁西南学习。然而,他发现鲁西南地区语言中阳、上、去三音较多,阴平较少,尾音上翘;唱词密集、节奏较快,意识到这与自己过去演唱的四平调及山东东北部地区群众的欣赏习惯不相适应。因此,他将南路琴书大胆改造,融入临清、聊城等地的老四平调形成凤阳歌与老四平调的新腔,也称为四平调。在创新新腔的同时,商秀岭不仅局限于从南路琴书习得的书目,而且保留原四平调节目,同时改编当地流行的五音戏。紧随商秀岭之后,其徒弟商业兴发展形成了以唱为主的“商派”琴书艺术。商业兴一方面在师傅习得的基础上对凤阳歌进行改进,使得凤阳歌改变了原有的缺乏刚劲气派、难以适应各种性格人物与复杂说书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革新垛子板,使其不再是直腔单调而缺少变化。同时,商派艺术尤其注重唱的情感,悲喜皆由心生。
北路琴书是以邓派琴书为主要代表,以济南为中心流行于鲁西北一带的琴书。邓九如是北路琴书的创始人,他改南路大顶板为中眼起慢板唱法。为适应长期在大城市的演出,他虚心向曲艺前辈学习,广泛吸取京剧、评剧等姊妹艺术所长,创造出深受群众喜爱的“邓派”琴书艺术。
山东琴书曲目的内容大致可分如下几类:⑴民间口口相传的传统故事,以描写人民现实生活为主,常有劝人向善,山东琴书如儿女知行孝、夫妻守忠贞、兄弟讲情谊、取财需有道等内容;又有批评或嘲笑社会中的不道德行为,如:嫌贫爱富、欺男霸女、好吃懒做、薄情寡义等内容。代表性曲目有《双头马》《许郎抱鸡》《洗衣记》《空棺计》等。⑵取材于传统文学作品的,如《水漫金山》《状元祭塔》《盗灵芝》取材于《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梁祝姻缘记》《梁祝下山》取材于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罗衫记》取材于《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倒休》取材于《汉书》本传;《打黄狼》取材于明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后娘打孩子》取材于《红罗宝卷》;《宋江坐楼》取材于《水浒传·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二十二回)等。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新作品,大多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赞扬劳动人民,同时又与政治形势联系紧密。如《老王卖瓜》《大林还家》《姑娘的心愿》《瓜棚记》《黄忠大战穆桂英》《焗瓷盆》等。
由于时代发展相对迅速,文化娱乐也朝着多元化形态发展,在全球化、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许多传统民间文化都面临着传承的困境,山东琴书同样进入了较难的发展境地,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甚至面临着人去艺绝的危险。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革、时尚文化的日益冲击,山东琴书在发展方面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健全的资金规划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人才队伍储备不足,存在文化断层现象;创演资源开发不足,艺术传承创新不够等。
当前的琴书大多以剧院汇演为主,而由于观众群体逐渐萎缩,剧院演出机会少,又欠缺商业化运作的经验,剧院生存面临困难,这要求基层院团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科学规划资金使用和收入分配体系。
山东琴书来自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是民族文化的凝结,数百年来一直处于民间自发传承的状态,其传承方式一直是口传心授。但因为山东琴书将演唱与乐器演奏结合在一起,艺术表演难度高,艺人成才周期较长,导致学唱琴书的人越来越少;由于演出机会少、收入不稳定,部分琴书专业演员、艺术人才转行,一些琴书编创人才以及音乐、舞美等人员流失到影视、舞台剧等领域。
2001年,据山东省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工作统计资料显示,全省有三所独立曲艺演出单位,其他演出团体都因经济效益及人才流失等原因,或被当地文化部门撤销,或归属于当地歌舞团和其他艺术机构。截至2019年,山东琴书的市级以上传承人数目为数十人,拔尖人才和后备青年人才还需补充。
作为一种平民化的艺术形式,山东琴书最大的受众是社会基层群体,不同时期观众的审美理念、艺术趣味决定着山东琴书的作品内容和创作方向。传统社会里,山东琴书以其最平民化的价值取向、最生活化的表达方式,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心声,获得了观众群体的一致喜爱。但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山东琴书的传统作品逐渐无法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虽然表演者在演出这些传统作品时会融入个人创新与现代词语,但到底还是“换汤不换药”,旧曲目无法真实地反映现代人的生活状态,琴书的表演逐渐出现内容陈旧、唱腔模式化、表演形式固化、缺乏创新等弊端,使得这一艺术形式在当下快节奏生活中稍显单薄枯燥,缺乏对现代观众的吸引力。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没有观众就没有市场,曲艺艺术与市场是不可分割的。市场对地方曲艺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山东琴书其实早在诞生之初便己具有商业化、市场化的萌芽。山东琴书表演艺术要走向市场化,需要一个成熟的演出市场。要把这个市场培养起来,首当其冲是观念的转变。民间艺术要市场化运作首先应培养观众群体。民间艺术市场化演出,老百姓要自己掏钱去买票,这对主创、演出人员要求的标准更加高了。有了观众,才能有发展创新的动力。
山东琴书本是源于农村的产物,是扎根于农村的土壤中的,其主要观众和艺人多分布于农村。其在进入城市后,艺术和本身的关注度获得提高,但农村百姓仍是它最大的观众群体。只有让最广大的农村观众真正地了解山东琴书,才能使其发展有合适的温床,在百姓的土壤中山东琴书会重新焕发生机。如何让农村群众了解认知它,是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应该关注的问题。不让山东琴书湮没在博物馆内,就要组织专业的演员多去基层多下乡,让山东琴书的影响力波及到每一个农村中,从而形成稳固的观众群体。
这是山东琴书艺术走向市场的必由之路。民间文化是草根艺术,在传承传统剧目的同时不是照搬,而是应抓住民间的创意、亮点,找到一个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打造出一批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传统民间艺术原始神韵的艺术精品。这样,山东琴书才能有存活的生命力,才能在市场化大潮中得以发扬光大。
只有原汁原味的传统民间艺术才有独特的魅力,要包装山东琴书,打造菏泽有亮点的文化特色,就要打造原生态艺术品牌。山东琴书艺术要走向市场,必须了解菏泽民间艺术发展史,对经过漫漫历史长河存留下来的这一民间艺术瑰宝,认知它的特色和独特魅力,才能把它做大做强。
文化需要保护传承,才能得到弘扬与创新。政府应该对传统文化倍加尊重,把文化艺术生活化,使人民群众得到精神享受,山东琴书的剧目展演可以定期开展,加强省内琴书表演团体的交流、合作研究,把这种模式固定化,灵活推向市场。通过活动开展,使山东琴书作为菏泽的一个名片,一个品牌项目,把山东琴书的编创、演出、人才培养常态化。
将多种非遗项目集聚,构建山东琴书产销平台。还可以建立菏泽“非遗”产业市场化运作服务联盟。让非遗传承人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择合适的服务机构进行项目对接,扩大非遗项目影响,并从中获得资金支持。
李湘云,女,汉族,1939年生,山东济宁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琴书代表性传承人。自幼随父山东琴书学习南路山东琴书,8岁登台,12岁即扬名济宁曲坛,有“小红鞋”美誉。1951年进入济宁市曲艺队,1960年任山东省曲艺团主要演员,1978年调入山东省戏曲学校任南路琴书主课教师,1981年调山东省艺术馆从事曲艺研究,1994年退休后致力于社会教育。其演唱继承了李派俏皮、甜脆等特点,精通传统曲目。代表作品有:《水漫金山》《盗灵芝》等。
姚忠贤,男,汉族,1941年生,山东济南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琴书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1955年师从北路山东琴书创始人邓九如,系北路山东琴书第二代传人。1957年随邓九如参加济南市曲艺队,1977年进入济南市曲艺团至今。其音色优美文雅,唱腔高亢委婉,表演轻松诙谐,风格洒脱大方。代表作品有:《梁祝下山》《断桥相会》等。
入选非遗
2006年5月20日,山东琴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地区山东省。
2007年,山东琴书入选《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山东琴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地区山东省菏泽市。
2011年,山东琴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地区山东省郓城县。
山东琴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的一个分支,蕴含着千百年来历史的悲欢离合,记载着历史对文学艺术的眷顾,是一种具有较高历史价值与文化艺术价值的说唱艺术。
本文发布于:2022-10-21 00:54:25,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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