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人物生平

教育经历

胡适早年1894年，进家塾读书。

1904年，入梅溪小学堂。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

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与蒋介石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7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

1957年11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写作经历

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回国后参加编辑《新青年》。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年轻时的胡适1921年，作《杜威先生与中国》。

1922年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49年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

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

1958年4月，返回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及《胡适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

人权斗士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情感生活

韦莲司：共穿幽径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从此，韦莲司小姐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红颜知己。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起，两年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后来因为胡适已经与老家的江冬秀订婚了，母命难违以及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他们最后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陈衡哲：半年内通了四十几封信

胡适当时正在办留学生的杂志，留学生陈衡哲就给他投稿，从实践上支持胡适的新文化运动。陈衡哲当时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品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半年的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曹诚英：烟霞洞里的佳人

胡适与曹诚英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诗《秘魔崖月夜》），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三个月后胡适离婚未遂，曹诚英堕胎终生未嫁。

徐芳：上海的罗曼蒂克

徐芳民国时期才貌双全闻名的才女徐芳，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她把初恋的全部真情都给了胡适。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适在上海有一段共处经历，徐芳在日后给胡适的信中称“我们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而胡适的日记则只有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此后近1个月，胡适都没有再记日记，在此之后，胡适对徐芳的感情明显冷淡下来。1941年4月，徐芳给胡适写信要求其帮助她到美国深造，胡适依旧未予理会，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徐培根结婚。

洛维茨：耐人寻味的情缘

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著名学者杜威，初遇了杜威秘书萝德芘·洛维茨。胡适与这位犹太女孩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饭、看戏、聊天。从胡适的日记来看，他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美国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学家杜威的传记，其中讲到杜威和妻子洛维茨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这本书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资料，其中包括胡适写给洛维茨的一些感情亲密的信。胡适与洛维茨的亲密交往是发生在她与她的前夫Grant结婚之前，而杜威却已在与她热恋。

陆小曼：隐秘的恋情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因其无法跟太太江冬秀离婚，陆小曼才转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开，胡适又积极参与其事，尽力撮合，充当“月下老人”。对胡适和陆小曼的郎情侬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闻。看到丈夫很热心地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认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机走近陆小曼和其眉来眼去，真是贼心不死啊。胡适与陆小曼的情分颇深，有当事人的亲笔表白为证。刘继兴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发现了陆小曼写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所写。其中内容足以表明两人关系并不一般。

健康状况

1962年1月，胡适从台大医院出院；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去世获得哀荣。

个人作品

著作书籍

校辑翻译

文章期刊

艺术形象

影视形象

电视剧

电影

影视形象

美术形象

油画《北大钟声》。作者：沈嘉蔚。该画又名《宽容》，由当时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是第一幅描绘五四时期代表性知识分子的群象作品。画中胡适位于中间偏左上的位置，手举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

油画《胡适》。作者：李正天。该画创作于2009年。

油画中的胡适的形象除以上两幅外，还有如《陈独秀和u003c新青年u003e的编辑们》等画作。

主要成就

学术成就

首先，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并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他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胡适个人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文学成就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后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领物。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胡适所发起的文学革命，包括诗歌、戏剧、小说几个方面。

诗歌

胡适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他在语言、形式、诗体、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自己的白话诗尝试。这是一场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经过几十年的演进，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形态发生了整体锐变，而这一切就始于胡适的《尝试集》。

戏剧

戏剧方面，不仅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创作了戏剧《终身大事》。胡适的戏剧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使胡适吸取了外国戏剧的养分并创造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话剧。

小说

1917年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胡适小说方面，虽没有创作，却翻译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说。他在《短篇小说》“译者自序”中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胡适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文学改良刍议》主要着重于破坏，从建设的角度讲，文学革命需要注重的两点，其一便是方法，而这就需要向西方学习，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

在胡适看来，“小说之宗旨有二：一以娱人，一以淑世。无论娱人淑世，小说之法不出两端：一在状物写生，一在布局叙事，吾国小说盖以状物写生胜，西方小说则兼二者之胜。今当以西方之结构，补吾之不足。”学者邹新明认为，胡适留美期间对西方短篇小说的阅读和翻译，是其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的重要源泉。

此外，胡适还在文学理论上作出贡献，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

教育成就

胡适曾执教高校，高徒中包括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其中顾颉刚还表示他的整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水浒传考证》一文看来的。

此外，胡适还注意帮助同侪、提携后进。林语堂在其留学期间，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致胡适信件收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但归国初期也受到胡适提拔。

社会活动

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50年3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岁的胡适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

1959年，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思想主张

政治理论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不迟。在争论中胡适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

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台后，雷震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连续出版了10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言论刊物，是传播民主思想的堡垒。杂志的后期转向了反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社长雷震以杂志发声，筹备成立反对党参政，终于因此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雷震事件）。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实验主义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胡适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是胡适的实验主义。

自由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大同主义

胡适生活照片胡适认为，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叫喧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浸淫在规范化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很快他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所以胡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乐观主义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人物事件

交往鲁迅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与鲁迅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鲁迅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

胡适读书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

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梁胡关系

胡适十八年之后进入这一个潮流，他更容易推动这一个求变的巨轮。但是后来者需要更多的条件，正好胡适是欧美回国的留学生，所以在他领导下的求变运动更具狂的意味。结果梁启超被抛掷在后面，胡适显得更为突出。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写照。然而我们不可忘了梁已完成先驱者的使命。

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应该可以认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承先启后范例。梁胡相同之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条件，不同之处正可见出时代在迅速的蜕变中。

学潮观点

胡适胡适先生对学生罢课的态度是选择镇静主义，劝说学生安心学习，不要干政。他的观点如下：

1、近现代中国一直面临日本军事压制和威胁，在国家的军事实力上，理性的胡适认为中国决不具备对日作战的能力，倘与日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学生惟有冷静镇定，坚苦学习的选择。清末民初的中国军力孱弱，要对付倭寇，实在希望微茫。当时平心静气地看，中国与日本实力有着宵壤之别，空喊作战，又有何益，主张镇定，这是他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之然。

2、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

3、罢课游行、请愿示威、通电宣言、标语口号，纯系一时情绪的渲泻，于实际的政治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些政治冲动妨害了学生的锻炼成材。

驻美大使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

提名诺奖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数据库，胡适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讲演胡说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第一红娘

胡适（右）和胡先驌（左）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胡适日记》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结实希逋

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向北京大学推荐季羡林担任教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之等人欣然接受，于是季羡林顺利进入北大，和胡适结识。虽然在学术辈分和社会地位上，两人尚有差距，“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人物争议

思想争议

青年胡适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

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中国十大诗人之一，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曾与当时众多学者提议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学位争议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研究》共有六篇，分别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谈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胡适一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篇，是余英时为2004年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序文，占去了全书内容大半。与其他研究胡适的著作不同的是，余英时以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到晚年1962年的日记、书信为基本史料，旁征博引，将围绕胡适本事中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一还原。

在胡适本事中，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

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

后世纪念

绩溪故居

绩溪胡适故居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为两进三间砖木结构楼房，始建于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大门前是用鹅卵石铺成的院落。大门用水磨青砖净缝砌筑，门的上方有四块砖雕装嵌，五飞砖之上是瓦顶，东西两端发戗翼腾，线条明快活泼。前檐墙的檐下两角，用墨、赭两色绘以山水花鸟，简洁雅致。

故居内部装饰以隔扇、窗栏、撑拱和雀替为主。与一般民居不同的是隔扇、窗栏的兰蕙图采用平地阴刻技法。故居分前后两进，中以户牖相隔。当年胡适和母亲冯顺弟便住在前堂西房，与西房相通的厢房是胡适念书的书房。胡适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故居内现陈列着胡适生前的部分著作，书信手稿以及有关介绍胡适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故居

故居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320弄，1926年5月间，胡适在租了该幢洋房。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胡适在上海寓居时，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同时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

台北墓地

胡适墓地胡适墓地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面积达两公顷，由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献，墓志铭由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胡适生前留下遗嘱，死后遗体火化，家人按照胡适遗愿，把胡适遗体火化后，埋葬在这里。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