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和国一批军官反对总统对佛教徒危机的处理方式,以及他以清洗越南共产党的名义镇压民族主义团体的政策。美国事前获悉了政变的计划,8月末,根据美国驻越南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密令,一位名叫科奈恩的中情局特工造访了政变策划者杨文明,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杨文明随即任命心腹陈文敦(时任南越“代总参谋长”)作为他和科奈恩的联络员。为避免打草惊蛇,两人总是在一家牙科诊所里秘密会面;在他们的合谋下,政变的详细计划在九十月间逐步成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时在自己的牙齿上真的做了不少文章。”科奈恩回忆道。
1963年10月29日下午4点20分,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了15位高级外交顾问和国家安全专家。正如录音资料记录的那样,会议代表们对政变意见不一。然而更奇怪的是,现场居然没有人对这些疑虑作出回应,没有人要求大家投票表决,也没有人系统地讨论政变可能带来的后果。就连肯尼迪本人也没有主动询问反对者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洛奇他们看着办吧,到时候一切就都清楚了。”
11月1日星期五,亲吴派的南越“海军司令”胡晋俊上校在西贡的“军官之家”俱乐部玩网球。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胡晋俊被他的副官一枪打死,而后者正是政变的策划者之一。这件事本不在计划之内,不过当杨文明得知消息后,他明白此刻只能孤注一掷、提前动手了。随着一声令下,早已串通好的步兵、骑兵和空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市内的机场、警察局、广播站、海军指挥部和整个邮政系统。为防止外省的保吴派前来救援,叛军还在各条交通要道上部署了重兵。
杨文明等人起初决定,如果吴庭艳愿意投降的话,就给他一条生路。然而当电话打到“总统府”嘉隆宫的时候,吴氏兄弟却不予回应,他决定直接向美国大使洛奇求救:
“最近西贡有一些军队不愿服从政府的统治,我非常希望了解美国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如何?”
“抱歉,我从头到尾也没听说一点关于造反的消息,另外,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凌晨4点30分,华盛顿不能现在就给您答复。”
“但您至少应该有个大概的看法吧!我现在只希望能够依从你们的要求,尽我所能。我相信,美国交给我的任务是至高无上的……”
“诚然,您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您的人身安全。听说,如果你们愿意主动下台的话,这件事的主谋会给你们兄弟俩提供离开越南的方便。不知您有没得到这个消息?”
次日凌晨4点,叛军的大部队向嘉隆宫发起了猛攻。天明时分,“总统府”的一扇窗户里飘出了白旗。造反派让一名上尉进宫受降,但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一枪放倒。叛乱士兵们怒火万丈,荷枪实弹地蜂拥而入。但他们没找到吴庭艳和吴廷瑈的踪迹。吴氏兄弟已经秘密逃往西贡的唐人街寻求庇护。其间,他们还联系过中国台湾“大使馆”,希望暂时避难。后者迫于美方压力,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为拖延时间,他亲自打电话给叛军首脑,说准备在一个天主教堂里投降。
杨文明亲自挑选了一班得力人马,其中包括他的保镖。吴氏兄弟被铐着塞进了M-113装甲车。吴廷瑈此时仍显得十分不满:“你们居然用这样的车来伺候总统?简直太不像话了!”当装甲车的舱门再次打开时,吴氏兄弟已经满身枪眼,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两人早已气绝身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福雷斯特尔接到密电后,到白宫报告了吴庭艳的死讯。“肯尼迪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他脸色苍白,震惊而又沮丧,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表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回忆道,“总统一直坚持认为把吴庭艳驱逐出越南就够了,并被告知政变'不会流血'。然而事实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中情局随后得到了一组独家照片。上面的吴氏兄弟被砍得血肉模糊,双手被牢牢地反绑着,死状惨不忍睹。在11月4日的内部会议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警告众人:用不了两天,这些照片就会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到时候,就算是没大脑的人也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肯尼迪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整个余生都在为此自责。如后人分析的那样,肯尼迪十分难过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让第一位当上越南总统的天主教徒,被第一位当上美国总统的天主教徒谋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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