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礼节和音乐

更新时间:2022-10-15 07:16:30 阅读：评论：0

简介

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诸侯国林立，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礼乐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非常完善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弱，诸侯争霸，礼坏乐崩，礼乐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进而造成儒家创始人孔子，将致力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作为了自身的毕生追求。

以周代礼乐为工具来维护周天子的宗法统治，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起源

中华“礼乐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谐代表“乐”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最为基础的。“和谐”（乐的精神），所以万物都能化生。“有序”（礼的精神），所以万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乐”是形成于“天”的阳刚之气。而“礼”则是由“地”的阴柔之性所形成。我们从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来说，不是一开始就是“礼乐”并重，或礼重于乐。而是先有“乐”，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发展为“礼乐”并重。人民所熟知的礼就是周礼，是周公制定的。

礼乐文化，是从祭祀文化发展而来的。“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乃“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近人王国维考证，“豊”诚为礼器，然非“从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尚书·盘庚》中所谓“具乃贝玉”说的就是以玉礼神。从甲骨卜辞中“围”（即“豊”）字的结构上看，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据之得出结论：盛玉以奉神人谓之围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因此“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至于其渊源，都归属于上古祭祀文化。

《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曾据之发挥道：礼也者，人类一切行为之规范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礼，若冠礼是；有人与人相接之礼，若士相见礼是；有人对于宗族家族之礼，若昏礼丧礼是；有宗族与宗族间相接之礼，若乡射饮酒诸礼是；有国与国相接之礼，若朝聘燕享诸礼是；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到了周朝，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乐舞修养，并制定了礼乐制度。周王室及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要逐渐学习掌握各种礼仪乐舞，20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在贵族阶层，乐舞修养操持是生活的一部份。《六代舞》的实施，是要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通过乐舞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并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进而达到整个社会安定。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认为，道德的培养主要是经由对情感的“礼乐教化”，而非理性的认知训练，这一点应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他认为“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的，但礼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的”，“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彭教授认为“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其中关键又有两点：“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第二,‘敬’是礼的核心。”

礼与乐相伴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礼乐文化，源自于西周早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记•乐记》：“知乐则幾于礼矣。”《庄子•骈拇》：“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唐代经学家陆德明释文：“谓屈折支体为礼乐也.”祭祀等各种礼仪活动中，人们身识的礼仪行为，需要用礼乐来配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仁义的教化，应用口识呴音的喻析法是重要方法之一。口识的教育，又必需符合能量最佳的玄曲波韵动，才能产生最佳效果。因此，在各种礼的场合，乐舞、乐器、乐曲、祝颂、乐歌等就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从慧识悊学文化的层面，揭示了礼与乐相伴的一个根本原因。《汉书》云：“《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也。”这是从意识哲学文化的层面，所做的一种意会式的解释。

中国古代礼德修身文化与礼乐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礼德修身文化与礼乐文化或称礼仪文明之间，本来是根干与分枝的关系，礼德修身是根干，是目的，是向内的建设和升华；而礼乐和仪礼是分枝，是辅助，是向外的衍生和表达。将礼德的品格与品质植入心内重新以德塑型，通过修心修礼使礼火纯足而实现心光明，这才是中国古代礼乐和仪礼文化的初心。正是由于有礼德能量的内在支撑，中国古代礼乐和仪礼文化对内对外都具有直接而强烈的感召和教化作用。这才是“礼仪之邦”名扬天下的根源所在，也是我们今天要把握的关键所在。

礼乐文化或礼仪文明重生的关键。礼乐文化或礼仪文明重生的关键，就在于要走进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深入到礼的本源之地，去寻找其中的修身明德文化奥秘，从而对礼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变异进行准确的时空定位和内涵定性，使礼回归修身明德之实，修正礼仪礼乐之华。只要完成了这一定位和定性，使礼仪文明具备文化基因的完整性，回归礼德修身的本义，那么具有修身明德和治人事天功能的礼仪文明就能够与现代文化语境相适应、相融合，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体现出重要的时代价值。

礼乐治世。人间物相境内有礼治与乐治，古圣前贤认为运用这些事物教化民众，就能做到普天之下都互相亲近与敬爱。礼仪行为，是要在各种场合下都能做到互相尊敬；乐治法则，是不论釆用何种形式展开内外之治，都要体现出同样一致的爱心。礼治与乐治的这种合敬合爱之情是永远相同的，所以古代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礼乐治世都被治国者传承下来，从而使礼乐治理社会与国家之事与时代相符合，盛名与功德相呼应。

庄子论礼乐。“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 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译文:地阴天阳能量的升降出现不和谐，四季寒冬夏暑的变化不合时令，以致伤害万物的生长；各地诸侯的发生暴乱，随意侵扰征战，以致残害百姓；礼乐不合节度，财物穷尽匮乏，人伦关系未能整肃，百姓淫乱，这是天子和主管大臣的忧虑。如今你上无君侯主管的地位，而下无大臣经办的官职，却擅自修治礼乐，排定人伦关系，从而教化百姓，不是太多事了吗！礼兴的时候民族就兴旺，礼衰的时候民族就衰败。它就像晴雨表一样，反映的是根与干的状况，历史上每当社会进入礼乐兴盛的时期，就会出现国泰民安、民富国强的文明盛世。

孔子论礼乐。孔子，一生高举礼乐和仁义的大旗“攘臂而乃之”。“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人如果没有仁德，即使行为举止都符合礼仪和礼乐的要求，又有什么意义？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礼记•仲尼燕居》中还记载了孔子对于礼乐的观点：“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所谓礼，就是道理；所谓乐，就是节律。君子没掌握事理不会妄动，不符合节律的事情不会妄做。如果不能赋《诗》言志，在礼节上就会出现谬误；不能用乐来配合礼仪，礼就显得单薄。如果道德浅薄，所行的也就是虚礼。

《化书》论礼乐。1、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译文：国家的管理者希望通过制定礼乐来教化和预防小人的干扰破坏，但是小人却会盗取礼乐，用礼乐作为手段反而僭越于君子头上。

2、“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译文：粮食平均解决了温饱，那么仁义就容易生成；仁义生成以后，礼仪的规范、乐的调和才能有序性地建立；礼乐有序化具有可控性而不奢不淫，民众才不会产生怨愤。

礼乐偏行天下乱。心中纯厚朴实而且返归本真，就叫做乐；诚信厚实、身识的容仪正善，符合天文地理人文，就叫做礼。礼乐偏执一方而又多方有失，那么天下定然大乱了。乐治太过则废事，后必有忧患；礼治太简则不易周全，往往会有偏漏。至于乐敦厚而无有忧患，礼完备又没有偏漏的，唯有圣人才能真正把握得住。将信仰道德、敬天爱地釜底抽薪地改头换面，篡改成外信皇权独裁，内信意识的霸治，并且运用礼仪加以维护，使心灵的道德光芒丧失，就是礼乐偏行。“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庄子

重要性

孔子反复强调“礼、乐”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在于“礼、乐”。首先在大的方面，如治国安邦。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和谐、稳固，必合乎礼、正乎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在这里，是作为治国的一个基本要素来提出的。

礼乐于小处看，则在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陶冶人的境界、情操，使人眼界豁达、心胸开朗，同时也知道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就是“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知道什么该作，什么不该作。“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在孔子的设想中，无疑是能够使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途径。又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应该说，也确实是颇有道理的。譬如虽然读书虽有可能让人变的更加精明、赋予机谋，但总的来说，还更主要还是使人更加知礼，重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谦恭礼让。

历来聪明的君主和国家领导人，都沿袭以礼乐的精神内涵来治理国家。有个故事，说的是晏子谏齐景公重视礼的。一次，齐景公举行酒宴，饮到高兴处，对大臣们说：“各位痛快地饮酒，不要拘束君臣礼节！”晏子对齐景公说：“国君的话不妥！禽兽都是以雄健有力者为首，弱肉强食。大臣们如果抛弃礼节，就有更换国君的危险。”景公听了，很不高兴的背过身子。过了一会，景公出去了。回来后，晏子坐着也不起立；君臣碰杯，晏子先饮。景公很生气，对晏子说：“刚才你不是还教训我人不可没有礼节吗？你的礼节哪儿去了？”晏子离开座席，向景公拜了再拜，恭敬地说：“我哪里敢这样呢？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国君了解没有礼节的实际情形啊。”景公听了，说：“看来是我的错啊！”此后，景公完善礼制，精心治国，官员守礼，百姓肃然。

现代的商业科技文明，由于太重视物质利益，使中华文明流传几千年的“礼乐精神文化”面临被抛弃的危机。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礼教”和“乐教”也逐渐衰退。由于市场化的“艺术的文化活动”，缺乏它应有的，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内涵，只成为社会的装饰，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从而失去了“真”和“善”，于是乎变成了一种所谓带引号的“理想”。

古人讲的“文以载道”，对于现代文化艺术也是一样。属于精神层面的伦理道德规范，往往是抽像的。而文化，则可以通过具体事例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比如：唐太宗仁德布于四海，让人知道什么是“仁”。人们谈到“孝”，自然会想到帝舜的“仁爱孝悌”、花木兰的替父从军；韩信的“胯下之辱”，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宽容忍让；谈起“忠”会自然想到岳飞的“精忠报国”……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都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人物、事件，通过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演绎和体现出来的，并通过小说、戏曲、舞蹈等文艺形式流传开来，并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