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故事评传

x0cx0c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仲淹故事评传／王红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516-0334-8 Ⅰ．①范…Ⅱ．①王…Ⅲ．①范仲淹（989～1052）-评传Ⅳ．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4628号 主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政编码：250002 电话：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刷：淄博恒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00×1000mm1/16 印张：21.5 字数：330千 定价：32.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x0c名誉主任：尹艳玲孙利华 顾问：郭连贻王红王忠修 主任：杨元家 副主任：张秀丽张黎明王振 编委：张波赵京城王鸿燕曹宁刘希华郭立民宁治春王海波 总主编：杨元家 副总主编：张秀丽 策划：王红王忠修宁治春 编审：王海波宁治春

x0c尹艳玲 邹平县地处鲁中，南依长白山，北临黄河，锦山秀水，人文荟萃，是华夏古代文明的一方洞天福地。 早在7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着灿烂的古代文明，哺育出众多彪炳史册的 巨星俊采。无论是被誉为“齐之巨擘”的思想家陈仲子、《尚书》传世厥功至伟的伏生、古代世界数 学泰斗刘徽、古代笔记小说作家翘楚段成式、先忧后乐的华夏人格典范范仲淹、世界鸽学开创者张万 钟、历史学家马骕，还是近现代儒学大师梁漱溟等，无不以其超群卓立的道义品格和学术成就，为我 们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成为邹平薪火相传的优秀文化基因，熔铸成一代代邹平人先忧后乐 、创新超越的品格和精神。 文化是人类在自觉意识下的创造，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总和。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一个地域的优秀文化基因，是一个地域的精气神，她永远是该地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最深刻 的内在动力，它永远催生着和预示着未来的亮丽与奇迹！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初衷，我们编撰了《邹 平历史文化丛书》。过去，关于邹平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著述，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是个深远 而庞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广度和深度，都还远远不够，还有许多缺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紧要 的是，在当代时空坐标的语境下，需要以更加新锐的观念和视角，重新审视与评断文化的价值取向和 未来走势。这就需要我们对邹平优秀文化基因有进一步的认知和把握，需要

特别彰显邹平文化个性特 色的研发力度，以便对邹平历史文化有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以便做到古为今用，打造今日邹平 文化的软实力。为此，我们拟定了邹平历史文化的若干课题，约请热心邹平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 分别执笔，分期分批编辑出版。这些课题内容各异，风格多样，但阐述和弘扬邹平历史文化的宗旨是 完全一致的。 历史回眸的一次次审阅和沉思，展示的是前瞻性开拓的热情和睿智。在时代呼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提升综合国力和实现民族振兴的历史节点上，作为经济社会精神动力和重要支撑的文化建设，不仅 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进程，而且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勾勒出未来朝阳经济和 生态文明的愿景。它迫切的现实意义敦促着我们有所行动，有所作为。我们相信，《邹平历史文化丛 书》的推出，必将有利于推进邹平经济文化强县建设的步伐，锻造邹平先进的时代新文化，引领邹平 谱写出超越历史的辉煌乐章！ 2013年6月 （作者系中共邹平县委常委、邹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x0cx0cx0cx0c古人有关于人生“三不朽”的说法。《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 废，此之谓不朽。”范仲淹是做到了“三不朽”的人，是一位几近完美的中华人格的光辉典范。 在立德方面，他天下己任，立志为民，敢言直谏，奋不顾身，洁身自好，清白为官，是道德高尚、正 气浩然的楷模。在立功方面，他出将入相，为民谋利，戍边御敌，革新政令，兴办教育，拔掖人才 ，文以定国，武以安邦，是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在立言方面，他是宋学开山人物 ，开启了豪放词派的先河，著有《范文正公集》，是文章传世的思想家、文学家。 范仲淹青少年时代生活在邹平长山，他的事迹代代流传，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及民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清代邹平诗人张实居诗曰：“野老相逢谈往事，流风解说范希文。”讲范公的故事，那时就已 经成了一种风俗。王红先生是长山人，从小听着范公的故事，熏沐着范公的德风长大。先生早有夙愿 ，为范公写一部像样的书。但因为工作繁忙，事务纷杂，多年未能如愿。但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介绍范公事迹，宣传范公精神，一直没有停止过。邹平人今天对范仲淹的认识，从先生的推介文章 中获益颇多。 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潜心研究，王红先生从2009年起，开始了《范仲淹故事评传》的写作。先生以 抱病之躯，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翻检资料，勾勒故事，历时三年，终于结稿。夜间突然来了灵感 ，或于故事结构，或于关联事件，或

于评语解读，立即起身伏案疾书，直到天色大亮。其间先生为宣 传范公，把写好的稿件即时发到博客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也随时拜读了这些书稿，不时引 起我强烈的共鸣和由衷的赞叹。当书稿全部呈现在我眼前时，更使我有了发自内心的敬佩。 读《评传》全书，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其特点：新、信、精、雅。 新，是说本书的体例新颖独特。本书以“故事评传”为题，就指明了其写作特点。故事，过去的实事 ，即历史事实。《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故事，有 很好的可读性。其次是有评论，点明了故事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认识范仲淹。再次 ，一个个故事串联在一起，完整地叙述了范仲淹的一生，于是就形成了一本别具特色的“传”。这样 写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范仲淹的每一段经历，都成了一个故事，便于指称。比如划粥断齑、 窖金捐寺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而冒哀上书、送还银方、延州御敌、花洲盛事等，也会因为 是范仲淹的故事而为世人所知。第二，便于集中展现范仲淹与其他人物的命运或关系。如“孝水省亲 ”和“事亲为大”两篇，说的是范仲淹与母亲的关系；“云霞之交”说的是滕子京，“忘年之交”说 欧阳修，“生死之交”说尹洙，“梅范交恶”则说梅尧臣，等等。第三，一些专题式的篇目，集中体 现了范仲淹的某些独特经历或特长。如“三黜三光”说范仲淹三次被贬而愈加荣光，“究心医道”叙 其深究医理、掌握养生之道，“朋党之争”则对那一时期聚讼纷纭的朋党问题作了详尽的述评。如果 不是现在这样的“故事体”，而是搞成一般传记那样的线性记述，这些人物之间的命运关系，范仲淹 的特异之处，一般读者就很难搞清楚。 信，是指引用的资料信实可靠。王红先生写此书，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范仲淹。 为达此目标，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一套《宋史》，翻了一遍又一遍，重点篇目则反复研读。一套《 范仲淹全集》，不知读了多少遍，以至于封面和书边都起了毛毛。更多的资料则堆满了书桌书架。对 一些相互矛盾、说法不一的史实，先生参考古今专家的研究成果，做了去伪存真的筛选取舍。对那些 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先生则试图剥去其美丽的光环，并尽量作出现实合理的解释。先生如此认 真的态度，在当前戏说、大话、水煮、恶搞历史的环境下，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因而本书具有翔实可 靠的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2012年12月，我去北京参加“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

会 上有交流的资料，有作者的赠书，但读了之后往往叫人失望。厚厚的一本书，哪里有自己的见识和资 料？都是现成的东西搬来搬去，自己做了一回文抄公而已。正应了美国哲学家的一句话：“创造就是 重新排列与组合。”但人家说的是元素的组合，文史工作哪能这么做？读先生的著作，常觉一缕缕新 风扑面，因为他挖掘了许多新的资料，对众多的旧史料也有独到的发见，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精，是指书中的评语论断精确。我个人很喜欢“评传”式的传记，因为它在叙史的同时提供了评论 ，有材料，有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识见。从司马迁开始，史传后面就开始加评语，称“太史公曰 ”。后来史家或称“赞”，或称“论、评、诠、议”等，统称为“论赞”，是史家对所记人物事件的 评价。前几年我在市县电视台讲范仲淹，搜集了不少写范公的书。很多书就是只做叙事，不做评价。 而我讲课时老想给听众讲一讲，这件事有什么意义？范仲淹为什么这么做？所以觉得只讲故事，不做

x0c评断，是非常遗憾的。王红先生的《评传》，几乎对每个故事都有评语，而且这些评语非常精到。这 里仅举两例。一是《三黜三光》：“范仲淹‘三黜三光’的故事，集中反映出范仲淹‘发必危言，立 必危行’，谏则必黜，黜则益谏，陈善闭邪，宁以身蹈不测而不悔的刚直不阿精神，打破了当时‘以 宽厚沉默为德’的官僚积习，开启了宋代士大夫议政之风，所以朱熹称赞范仲淹‘本朝唯范文正公振 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二是《朋党之争》，作者认 为范仲淹是不为朋党的，接着分析说：“吕范解仇和梅范交恶是范仲淹不为‘朋党’的两大铁证。 ‘朋党’是庆历改革中守旧派强加给范仲淹的‘恶谥’而已。”“纵观北宋三次朋党之争，审视一下 寇准、丁谓、吕夷简、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领袖人物，无论大节还是人品，其中真正正大光明 、不为朋党的只有范仲淹。”“不是他（范仲淹）本人十全十美，性格上没有缺陷，言行上没有过失 ，其真正的秘密完全在于他‘为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人生信条。”这些评语非常精确 ，且立场鲜明，对读者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雅，是指本书的语言雅致优美。王红先生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语文教学，文学辅导，文史研究与写作 ，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先生这样精到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了。《评传》 的语言，就很好地体现了王老师的语言功力和特色。先生使用的是白话文，但又恰当地使用一些文言 语词或句式，使其文字

既明白晓畅，又简洁凝练，显得雅致而优美。当前时代，文字载体丰富多彩 ，所以文章也不像早年铅字排版时那样金贵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文章印在（或发表在 ）七出八相的小报或杂志上。尤其是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更使千奇百怪的文字垃圾泛滥成灾。于是人 们便有了碎片式阅读、信息式阅读、休闲式阅读、麻醉式阅读等等，却缺少了那种虔诚恭敬的经典式 阅读，也没有了人生必备的学习式阅读。但读王老师的书，一定要仔细品读，千万不能一目十行。如 果说休闲式阅读可以像喝凉水一样“牛饮”，读先生的书则必须像啜美酒那样“品味”。 《范仲淹故事评传》的写作虽然用了三年，但凝聚了先生几十年的心血。希望读者在展读这本书的时 候，想一想先生的苦心，先生是在为弘扬范公精神而振臂疾呼。范仲淹的伟大人格已经影响了中国一 千年，他必将继续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思想文化急遽冲突变化的时代，我们更 需要有范仲淹这样一面精神旗帜，为我们今天如何塑造人格形象提供宝贵的借鉴。 王忠修写于癸巳杏月

x0c邹平，是北宋范仲淹“少长北地”的真正故里。一直以来，对于家乡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我们自己 ，除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和当地流传的有关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些零星故事外，历史上的他到底做 过哪些事情，说过哪些话，在政治、军事、教育、思想、文学等方面有哪些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着 怎样的地位，后人又是如何评价的……这等等的方面，实在点说，所知真是寥寥。如果不是王红先生 的《范仲淹故事评传》，使我们有了一次近距离学习、了解范仲淹的机会，这位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起 码是难以在我们心里树立起如此真实鲜活的亮丽形象。 当下的历史叙事环境，“评史”、“读史”热闹得很。目之所及，古典严肃型、轻松幽默型、照本宣 科型……不一而足。有扎扎实实探求历史真相的真知灼见，也有戏说、乱编、恶搞历史的胡言乱语、 疯言疯语，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对于历史人物，有的人罔顾历史事实，或无限拔高，或一味抹 黑，甚至挥舞着所谓“道德”的棍棒在历史人物身上挑刺猛踩。即便是范仲淹这样的历史伟人，在某 些人的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中，也是为所谓吸引眼球，或捕风捉影虚构人事，或肆意戏说任意恶搞 ……这些都无疑增加了我们读史过程中选择的难度和阅读的疲劳，亦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造成了 对于历史的严重误导和误读，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客观、公正、科学的 历史著述，在快餐文化泛滥的今天，

不仅迫切，而且重要。王红先生的《范仲淹故事评传》，正是这 样一本唯真唯实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所谓故事，并非杜撰编造的故事，而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真 实故事，每件事甚至每句话皆有出处；评，既有历代的评说，也有作者个人的见解，九十五个章节连 缀成篇，或长或短。写的人自由，读的人也轻松。我们无法体味作者或许只为一个名词，在历史的边 边角角里费了怎样的艰辛去追索寻找，但创新的写作体例，使我们在阅读时既能因精彩的故事进一步 增加阅读兴趣，又能通过精辟深刻的评述对范仲淹这一典范人物的意义多一些领悟和理解，并且避免 了我们读史中常常遇到的烦恼——文言文的流水账和大事记。 《范仲淹故事评传》一书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范仲淹并不仅仅是因为“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古名言而被奉为华夏民族的一代楷模和人格典范的。身为政治家，范仲淹 那种天下己任的担当意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犯颜直谏的忠诚意识、穷则思变的改革意识，使他 不计自身荣辱、个人得失，一切以社稷民生为重。其光明磊落的政治胸怀、坦荡无私的政治品格，足 以傲视千古。而作为人的生命个体，范仲淹始终坚守孝亲爱人、利泽生民的仁爱精神，刚健有为、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终生不渝的践行精神，秉公去私、廉洁自守的奉献精神。也正因为具 备这些精神品格，范仲淹才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士大夫的一面精神旗帜，走进了亿万人的心中，走进 了历史的深处。 范仲淹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但他比“圣人”与“完人”更真切，也更贴近我们的心灵。 其所行所言，对于当下，甚至对于未来，都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需要操守 、渴望典范的时代，其借鉴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身处一个物质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缺 什么？什么都不缺。我们不缺历史，缺少的只是对历史的反思；我们不缺道德的宣讲，缺少的只是道 德的践行。德之不行，宣讲就永远只是空洞的训令。我们说，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 的生存放弃或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做人的“境界”。我们可能没有范仲淹那种“先忧后乐”的 高尚品质，可能达不到范仲淹以民为本、心系苍生的思想境界，也不能像范仲淹那样廉洁奉公，鞠躬 尽瘁，但我们起码可以做到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损害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环境 ，遵守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职业操守……这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底线”。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 ，是人生不能再退

的最后一道防线，做人的底线一旦失守，对我们这个社会有百害而无一益，甚至会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繁体的“爱”字写做“爱”，现代人简化，把心给丢掉了，大约无意中也丢掉了与古人沟通的密码。 范仲淹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令我们高山仰止，但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做些实事，给他人多 一份关爱，给社会多一份和谐，不是也就朝着大家心中的理想巅峰迈近了一步么？！ 老海盖丁 癸巳年春日

x0c悠悠华夏文明数千载，圣哲先贤灿若星河，然而，有口皆碑仰之弥高的人物，几近完美几无争议的人 物，则寥若晨星。北宋名臣范仲淹可以称得上这样一位历史伟人。 范仲淹终生坚持穷则思变的改革精神，全面主持了庆历新政，终以昙花一现的失败而告终。从古及今 ，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在他生前身后，常常非议颇多，以至盖棺而难以定论。然 而，范仲淹却是个特例。 他的改革同道富弼评断说，尽管庆历改革的反对者“毁訾如沸，必寘其死”，而范公“出处以道，俯 仰无愧”，感慨其“万不伸一，赍恨多矣”。 他的改革同道韩琦评断说：“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曜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 来哲。固有良史直书，海内公说，亘亿万世，不可磨灭。” 宋代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评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宋王十朋评断云：“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材兼文武，永履仁义；出将入相 ，十才一试；真王佐才，用之未至。” 元代元好问评断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良将。其材，其量，其忠 ，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 明代申时行评断说：“公为百代殊绝人物。” 明代方孝孺评断说：“孰若先生，惟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 清代全祖望评断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 毛泽东称赞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做事兼传教之人”。 宋代以降，范仲淹这位失败的改革家，则成为士大夫的人格之楷模、精神之旗帜！ 范仲淹为何会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为何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精神地位？过去的研究论者多将重点放在 范公“出将入相”等事功上，这诚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往往忽视了范仲淹创造这些事功的精神内力 是什么。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广泛吸纳了释、道等思想体系 ，担当起北宋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成为名副其实的宋学之开山。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站在前 人之肩上，鸣奏

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把古代民本思想提升到一个难 以企及的崭新高度，更在于他终其一生躬行实践了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以身垂教，振作士气 ，引领与推动着时代前行，更在于他表率群伦，匡正世风，成为中华民族人格形象的光辉典范！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备尝人间艰辛。他原籍苏州吴县，生于今河北正定县，两岁丧父，四岁 随母改嫁徙居淄州长山县（今属邹平县），二十三岁赴应天府求学，前后在邹平生活了十八年。邹平 乃范仲淹真正意义上的桑梓故里。笔者一介邹平书生，自幼聆听着范仲淹“划粥断齑”、“窖金捐寺 ”的故事入学，吟诵着范仲淹《留别乡人》、《岳阳楼记》的诗文成长，心中矗立着一座“孝妇河上 万古高风”的伟大丰碑。年长以后，笔者长期致力于桑梓的社会文化建设，对邹平的先贤圣哲情有独 钟，其中关于范公的生平事迹，涉猎尤多，并以范公精神自勉，为社稷民生竭尽绵薄。渐近暮年，范 仲淹情结更加浓烈，试图擦亮历史的镜面，走近范仲淹，解读范仲淹。试图回答：范仲淹六十四年的 人生旅程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每一件事，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 ？后人怎么评价的？严格按照史有所据的原则，去伪存真，摒弃目前流行的一切虚构与戏说的做法 ，力求还原一位北宋时代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范仲淹。目的在于为往圣先贤传精神，为当下人格塑造寻 找闪光的思想元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掘文化内力！笔者积累二十余年的钻研思考成果，又经 三年的笔墨耕耘，终于撰成了《范仲淹故事评传》，算是古稀之年对邹平的父老乡亲及国内外广大读 者交出的一份学习研究范仲淹的答卷。 《范仲淹故事评传》，故事，过去的实事，即历史事实，不是文学体裁之一的“故事”。《史记·太 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传者，按照时间顺序，记叙范仲淹一生 的事迹。评者，解读评价，包括考证在内。每则故事，相对独立，又前后钩连，相互补充，九十五篇 故事形成一部完整的人物传记。大多以记叙故事为主，间有史料考证、诗文赏析、观点论辩。故事传 记加评点，这种结构体例尽管少见，但优点突出。一则，写起来随意方便，自由度较高；二则，适宜

x0c于历史人物的介绍普及，便于今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走近历史人物；三则，适当考量了少 数研究者的需要。历史人物评传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叙述，同时也是一种后人的评价。后人总是依 照自己时代的价值观念与利益取向来评价

历史人物。 笔者坚信：范仲淹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今天与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也必将属于世界！

x0c《邹平历史文化丛书》总序 序一 序二 前言 生身真定（1） 徙居长山（2） 良相良医（3） 淄州兵燹（4） 姜遵识才（5） 孝水省亲（6） 游学关中（7） 借读醴泉（8） 划粥断齑（9） 窖金捐寺（10） 感愤自立（11） 睢阳苦读（12） 荣登进士（13） 事亲为大（14） 自立门户（15） 筮仕广德（16） 复姓归宗（17） 漫游燕赵（18） 雄心万里（19） 泰州筑堤（20） 干犯天威（21） 冒哀上书（22） 应天掌教（23） 三荐王洙（24） 两谏太后（25） 心存社稷（26） 君子之交（27） 优渥致仕（28） 墨敕为戒（29） 送还银方（30） 独识大体（31） 江淮赈灾（32） 极谏废后（33） 山高水长（34）

x0c潇洒桐庐（35） 武夷斗茶（36） 接花笑歌（37） 苏州治水（38） 创建州学（39） 至忠举士（40） 三黜三光（41） 立意高远（42） 思古鸣琴（43） 甘棠惠政（44） 布素之交（45） 砥砺名节（46） 清白为官（47） 怜恤孤寡（48） 麦舟佳话（49） 临危受命（50） 延州御敌（51） 词开新风（52） 弃武从文（53） 持重慎战（54） 忠勤体国（55） 宽恕老卒（56） 父子戍边（57） 荐举将才（58） 睦族安邦（59） 送归羌女（60） 井养不穷（61） 三上让表（62） 五上辞状（63） 条陈十事（64） 庆历新政（65） 黑云压城（66） 宣抚河东（67） 紫塞分忧（68） 花洲盛事（69） 云霞之交（70） 千古绝唱（71） 忘年之交（72） 生死之交（73） 终生不欺（74）

x0c撰铭拒礼（75） 不治第园（76） 首创义庄（77） 荒政奇策（78） 规劝自爱（79） 恪尽悌道（80） 礼参父老（81） 厚报朱氏（82） 利泽青州（83） 夕阳无限（84） 息鞍东徐（85） 厥后其昌（86） 私罪不有（87） 金石之交（88） 梅范交恶（89） 朋党之争（90） 究心医道（91） 武备兵道（92） 痛斥世风（93） 宋学开山（94） 人格典范（95） 附：范仲淹箴言录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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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身世坎坷特殊：原籍苏州吴县，生身河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成长于淄州长山县（今山东 邹平），以“朱说”之名进士及第，三黜三进，出将入相，宦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病逝于徐州，埋葬 于河南伊川，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与行彪炳史册，光被人寰！ 范仲淹，字希文，曾名朱说（yuè），祖籍邠州（今陕西彬县），远祖范履冰为唐朝宰相。高祖范隋 ，唐朝末年为幽州良乡县（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主簿，后来渡江南下，任处州丽水（今浙江丽水市 ）县丞，因北方战乱不已，便定居苏州吴县，遂为吴人。曾祖范梦龄，曾任苏州粮料判官

，才德出众 。祖父范赞时，任秘书监。赞时生坚、坰、墉、埴、昌、言六子。范墉为仲淹生父。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墉跟随吴越王钱俶归附宋朝，历任成德军、武信军、武宁军节度掌书记。掌书记是专掌 文牍、奏记、备顾问的幕僚。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989年10月1日），范仲淹诞生在河北西路重镇成德军（即真定府，今 河北省正定县）节度掌书记官舍。 任何一个生命，诞生之时都是平凡的，范仲淹也一样。可尔后范仲淹不平凡的人生业绩把他推为一代 伟人时，他的身世就为后人特别关注起来，加之他幼年随母改嫁这一特殊身世，时人与后人囿于以男 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观念，讳言多多，留下了许多空白。零星的史料记载，扑朔迷离，这便给后世范 仲淹生平的研究造成了难题，常常众说纷纭。范仲淹出生的时间与地点即是如此。 范仲淹出生时间有两说，一是端拱二年八月二日，一是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宋学专家方健梳理史 料，洞幽烛微，廓清了由南宋楼钥（1137—1213）撰写的《范文正公年谱》中的一些粗疏和舛误。《 年谱》云：“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二日丁丑，公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是年，八月二日为庚戌 ，丁丑则为八月二十九日。方健寻找到确证，宋祁《赐参知政事范仲淹生日诏》题注云：“八月二十 九日生。”范仲淹的生日赖此注而确定，疑惑也由此注而涣然冰释。 范仲淹出生地点有三说：一是苏州，二是徐州，三是真定。出生苏州、徐州两说，皆源自“想当然 ”的判断。北宋墓志、传记文字中，皆没有范仲淹出生地点的明确记载，但都一致认为，范墉卒于武 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任上。仲淹二岁而孤，楼钥便想当然地推断范仲淹必生于徐州。海内外范 仲淹研究学者多持此说。个别论者认为，范墉家乡为苏州，范仲淹亦应生于苏州。大家忽略了非常重 要的一点，即仲淹出生的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以后，至翌年淳化元年（990年）范墉病故于徐州前 的这段时间，范墉会从别的地方调任徐州，而这恰恰又是不争的事实。 佐证一：范仲淹对自己的生身之地有极为明确的表述，古往今来的范学论者都无人关注留心这一史实 。庆历八年（1048年）元月，范仲淹的金石之交韩琦，调任成德军，韩琦《成德军谢上表》云：“今 月三日到任上讫。”指元月三日到任并与前任交割完毕。此时，范仲淹知邓州，给老朋友韩琦写信云 ： 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 很显然，范仲淹对自己的生身之地深深地怀念，对记事以来未能重游生身之地，甚感惆怅。 佐证二：范仲淹

为其胞兄仲温撰写的《墓志铭》云：“考讳某，归皇朝，历真定府、武信军掌书记。 ”这说明，范墉在来徐州以前，还担任过真定府和武信军（今四川遂宁市）节度掌书记。 佐证三：丁黼撰写的《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云：“公之父墉，从吴越钱氏入朝，历成德、武信、武 宁军掌书记以卒，元配陈氏，继室以谢氏，其卒于徐也……”丁黼所据是任青阳县令的丁木亲自查看 朱氏所存族谱。范墉前后任成德、武信、武宁三地的节度掌书记。据《范氏家乘》云：范墉“归朝膺 秩，三掌书记”。范墉归宋十二年时间，先后三次任掌书记之职。 佐证四：范仲淹在《移苏州谢两府启》中自述：“某生于唐虞。”唐虞，指传说中远古部落首领尧。 宋有尧山遗迹，在今河北隆尧附近，距真定府很近。范仲淹这里是泛指自己生于河北。 范墉在真定府掌书记任上，原配陈氏突然病故，留下了包括年仅三岁的仲温在内的两个孩子。为抚养 未成年的孩子，范墉便续娶了真定府谢氏女为继配。谢氏为人善良贤惠，性情温和，吃斋信佛。翌年 ，谢氏生下范仲淹。仲淹出生不久，范墉调任武信军节度掌书记。谢氏暂留真定照料三个孩子，范墉 便奔向了千里迢遥的四川遂州。不知何故，未到遂州，范墉又接到诏令调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北宋时 期，官员的任命调动十分频繁，有的原任命尚未到任，便又接到新的任命。范墉即是一例。

x0c淳化元年，范墉到徐州任上时，由于连续车马劳顿，风餐露宿，便染上了重病。谢氏闻讯后，匆忙带 上三个孩子，乘船坐车，赶到徐州，照料病重的丈夫。范仲淹正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他哪里 知道，改变他未来命运的灾难马上发生了，一场疾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范墉一生为官清廉，官微俸 薄，家无积蓄，突遭不幸，使谢氏陷入了极度悲苦无告的境地。陈氏的两个孩子由苏州范墉的兄弟们 领回去抚养，谢氏抱着两岁的仲淹扶灵柩回苏州吴县，将范墉与陈氏合葬。守丧期间，谢氏领着范仲 淹住在太平山范氏墓茔近旁一个咒钵庵里。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苏州范氏族人及世俗舆论排斥歧视、不接纳谢氏母子是很自然的事 ，说出诸如“克星”之类迁怒、诅咒谢氏母子的言语也是极有可能的。谢氏母子守丧的两年时间里 ，天天以眼泪度日，幼小的范仲淹在母亲的眼泪中泡大，伴随着母亲的哭泣声成长。后人说谢氏当时 的处境是“贫而无依”，其实贫可能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毫无依傍，很可能范氏族人不接纳她。25年 以后，范仲淹作为已有功名的人要求认祖归宗，最初遭到苏州范氏族人的非难与反对，也是这种封建

宗法观念的反映。各种范氏家乘世谱及范仲淹年谱，关于他二岁至二十三岁之间的事，几乎全是空白 。很明显，这是有意讳言。这些都透示出传统世俗观念是一种无形而强势的客观存在。 《礼记·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谓之孤。”所以范仲淹终生常常自述“起家孤平”、“幼孤且贱 ”。幼孤多难是范仲淹幼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多难可以兴邦的话，那么，多难也可以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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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造就缘分。范仲淹出生的端拱二年，长山人朱文翰恰好考中进士，赴任平江府（即苏州）推官。 朱文翰访查民间疾苦，无意之中认识了孤苦无告的谢氏母子，觉得十分可怜，经常拿出俸禄体恤周济 他们。恰在这时，朱文翰的原配夫人初氏病故。后经别人介绍，朱文翰便在谢氏守丧期满后，娶其为 继配。从此，谢氏母子有了依托和照料。朱文翰为范仲淹取名朱说。 淳化三年（992年），朱文翰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调往汴京。朱文翰首先安顿谢氏母子回桑梓齐 鲁。范仲淹四岁，跟随母亲从伤心地断肠处的江南水乡苏州，千里北上，来到了黄河岸边的齐鲁腹地 淄州长山县河南村（今邹平县长山镇范公村）。 宋欧阳修撰《范文正公神道碑铭》载：“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 宋富弼撰《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讳仲淹，字希文，不幸二岁而孤，吴国太夫人，以北归之初 ，亡亲戚故旧，贫而无依，再适长山朱氏。” 宋曾巩《范仲淹传》云：“仲淹二岁丧父，而母改适长山朱氏，故从继父姓，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 ，曰朱说。” 宋王称《范仲淹传》云：“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改适长山朱氏，故冒朱姓，名说。” 《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云：“二岁而孤，母夫人谢氏贫无依，再适淄州长山朱氏，亦以朱为姓，名 说。” 长山县，汉置於陵县，魏晋因之，南朝宋改为武强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名长山县，以县境 西南长白山而取名。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直到1956年并入邹平县，前后近1360年，县名 从未改易。北宋鼎盛时期，全国有县1234个，唯有一个淄州长山县，无重名者。 康熙《长山县志》载，范仲淹“时甫四岁，随母来长山”。到二十三岁赴应天府读书，前后十八年 ，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今邹平。范仲淹在《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回忆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游 学关中时，明白表述：“予东归长白山，以亲之故，就禄养者仅十五秋……”范仲淹青少年时期生活 在邹平，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范仲淹

去世180年以后，池州知州丁黼却做 出翻案文章《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池阳虽非公所仕之地，而亦祠之学宫，盖以其少长于长山朱 氏也。《国史》本传及欧阳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岁而孤，母贫无依，改适长山朱氏。然人漫 不知长山为何地，朱氏为何人，而公之寓于其家几何时也。天台丁君木宰池之青阳，政成暇日，讨究 先贤遗事，慨然慕之。长山去县仅十五里，朱之族故在，遂访求其家，得公之续谱遗墨及公与母谢夫 人之画像，又从好古博雅之士，根据其本末源流。既毕，委故人程尹爚过黼而言曰：‘将为祠堂，愿 有述焉。’黼谢不敢，其请益坚，有不得辞……”作为堂堂的朝廷命官丁黼，我相信他绝不会把本朝 一代名相先贤的身世作儿戏，他也绝不会故意造假。文中列举的青阳县令丁木在朱氏族人中见到的朱 氏续谱、遗墨、公与母谢夫人画像我也相信是真实的。还有祠记中涉及的其他有关史料，有一些也是 很有价值的。但丁黼及丁木等人，很显然，历史地理知识欠缺，对范仲淹全部身世及著作不甚了然 ，对已知的局部史料又缺乏进行去伪存真的探讨研究，最后便推断出错误的结论，这结论不仅仅是武 断，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池州青阳县，是天宝元年（742年），分泾县、秋浦、南陵县地新置，以治所“在青山之阳”而得名 ，至今仍为青阳县。北宋范仲淹之时，池州青阳属江南东路，在范仲淹祖籍平江府西南方向。淄州长 山，是县名；青阳长山，乃是一座小小山丘之名。史书记载人物籍贯，皆写郡望县名，未有以山水之 名而记之者，如“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人”、“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均引自《宋史》 ）。倘果是青阳长山，依照体例，应写为“更适青阳朱氏”。范仲淹年谱则明确记载其母“再适淄州 长山朱氏”。淄州长山朱氏，有朱氏家谱，自范仲淹继父朱文翰起，直至今日世系支脉，本末源流 ，清晰明确。丁木源流不辨，本末倒置。那么，青阳朱氏从何而来？淄州长山朱氏子弟，范仲淹在世 之时，除迁应天府宁陵县外，迁往南方其他地方的也有。靖康之变，北方许多官宦之家怕陷入金兵铁 骑之下，纷纷南逃。淄州长山朱氏族人逃往池州青阳者，携带古谱遗物，是完全可能的。再者，范仲 淹与滕子京是同年，云霞金石之交，当年曾同游青阳九华山，滕子京又选青阳为归葬之地，其父及家 人早已迁往青阳。滕氏后人与范氏后人交往密切，朱氏后人南逃之时，投奔滕氏后人，也是完全可能 的。南宋偏安江南岁久，南北信息隔绝，朱氏子孙难以言明或压根不知道百年以前先辈祖籍淄州

长山 ，而将范仲淹幼居长山附会于青阳县治东的长山。丁木听朱氏族人言说，又看见有关实物，便信以为

x0c真，妄而断之，再转述给丁黼，这大抵是错误产生的最大可能性。 先撇开北宋碑铭史书关于范仲淹身世的记载不说，单就范仲淹文集中自我表述的有关文字，举出来就 可让丁黼等人的结论，不攻自破。范仲淹自述“予幼居淄州郡”（《书环州马岭镇夫子庙碑阴》）、 “某少长北地，近还平江”（《岁寒堂三题并序》）、“窃念臣齐鲁诸生，本无荣望”（《让枢密直 学士右谏议大夫表》）、“长白一寒儒”（《留别乡人》诗句），“某生于唐虞，学于邹鲁”（《移 苏州谢两府启》）。试问，池州青阳在长江以南，平江府西南，岂能称“北地”？池州青阳与“齐鲁 ”、“邹鲁”何干？青阳有绵延百里的泰山副岳长白山吗？《涑水记闻》载：“范仲淹早孤，从其母 适朱氏，因冒其姓，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少尪瘠，尝与众客同见姜谏议大夫遵……”姜遵乃淄州长 山人，倘范仲淹幼时在池州青阳读书，南北相距千里，则何以得见？

x0cx0c范敬宜谒邹平文正公祠赋诗 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1052年）。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长山人韩泽知长山县事，于治所南创建 范公祠，并撰《新建范公祠记》云：“夫公家世姑苏，幼则孤弱，无父所怙，而后随其母氏来居兹土 ，留而不去，遂为邑人……”韩泽建祠立碑，距范仲淹辞世仅13年。是时，富弼为宰相，欧阳修为参 知政事，仲淹二子纯仁为侍御史。一个小小县令，岂敢将同朝同代的堂堂名相重臣之身世视为儿戏 ！更何况谢氏改嫁，乃封建宗法观念所讳言，他更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妄言！丁黼作记之时，距范 仲淹去世已经180年，恰值动乱时期，其间任口任耳，风影之误，固不辨自明。韩泽所建范公祠，历 经十余次修葺重建，至今犹存。韩泽当年手植古槐，今仍繁茂。邹平蕞尔之地，专门祭祀范仲淹的祠 庙就有三处：一是长山范公祠，二是元朝大德四年（1300年）工部尚书贾驯创建的醴泉寺范公祠，三 是白云峰北天井泉旁范公祠。奉祀范仲淹的综合祠庙也有三处：其一，礼参店三贤祠，范仲淹晚年知 青州途径邹平，礼参长山父老之处，地名礼参坡，村名礼参店。三贤祠内供奉本地先贤范仲淹、陈仲 子、伏生；其二，长白山五龙堂三贤祠，奉祀本地先贤范仲淹、伏生、长白先生张临；其三，邹平县 城文庙内乡贤祠，奉祀本邑先贤伏生、范文正公、周起、张临等。范仲淹读书的醴泉寺遗迹甚多，明 清建有范公书院。范仲淹读书的黌堂岭一带，有上书堂、下书堂，书堂寺前有范公泉。醴泉寺一

带 ，清代曾一度命名“范公乡”。长山城内东南隅金代泰和年间建有怀范楼，怀念范仲淹曾在此读书。 范仲淹故居河南村，明清时期曾命名“范公村”，后改为河南庄，朱氏后裔聚居之地，朱氏俗称“老 庄”。《朱氏三支四门宗谱》云：“初修长山周村间汽车路时，在庄西米河岸曾掘出一碑，上刻‘范 公故里’四字，时以无人过问，复埋于地中。” 范仲淹幼时徙居长山，读书于斯，成长于斯，史传有据，方志有凭，碑版凿凿，无须赘述。安徽青阳 之说，应属偏安江南的南宋时代信息闭塞产生的讹误，但愿不再有人以传播讹误为标新立异。范仲淹 生于何地，长于何地，读书于何地，真定也罢，青阳也罢，邹平也罢，都是赤县神州，本也无关宏旨 ，无需争辩。但范仲淹随母改嫁这段特殊的复杂身世，却事关宏旨，它关系着、检验着一千多年来乃 至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否正确。如何看待谢氏改嫁一事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仲淹生母谢氏不是范 墉的原配而是继配，改嫁朱文翰也是继配，而非原配。范仲淹做官后将其生母既不葬于范氏的吴县 ，也不葬于朱氏的长山，而偏偏葬于河南伊川。自己死后，葬于谢氏墓旁，自立茔地，这其中的奥秘 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这也从侧面透示出范仲淹在封建宗法观念重负下的某些难言之隐。妻子在，丈夫 可以再娶妻纳妾；丈夫死了，妻子改嫁，便违“从一而终”之训，便不光彩，理何在？情何讲？苏州 吴县虽为祖籍，但范仲淹既未生于斯，也未长于斯，只是做官后断续住过短暂时间。认祖归宗，只说 明范仲淹与吴县范氏的血缘关系，居住时间最长，对其一生影响最深的乃是其在邹平生活的青少年时 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应当毫不含糊地、堂堂正正地说：邹平县乃是范仲淹真正的故乡 ，“范公故里”之碑当立于邹平县长山镇。 范仲淹身世坎坷，幼孤多难，颠沛流离，备尝艰辛，这恰恰是其玉汝于大成的重要因素。 注： 范敬宜（1931—2010），苏州人，范仲淹二十八世孙，曾任《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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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未入学，母亲谢氏和继父朱文翰就对他进行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给他讲述了许许多多古圣先贤 如何立志、如何读书、如何成就大事业的故事。每次他都认真聆听，默记在心。听后，他又总爱安静 地独自思考。 范仲淹在哪里开始读书的呢？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康熙《安乡县志》等记载：朱文翰曾仕宦洞庭 湖畔的澧州安乡县，谢氏母子同去。范仲淹在安乡兴国观

读书，受过司马道士的启蒙教育，有南宋庆 元二年（1196年）王仁《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宝庆三年（1227年）任友龙《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 记》等的详细记录。这大抵在至道年间（995—997），范仲淹六七岁，至多两年的时间。不然，与范 仲淹自述在长山“十五载”就难以吻合。范仲淹读书湖南安乡，佐证不足的是范仲淹现存文字中未有 涉及“安乡”者，朱文翰仕宦行踪也未见“宰安乡”的记载。不过，这与青阳长山读书说的附会不同 ，有较多的史料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范仲淹正式接受学宫教育，还是在长山。他自言“学于邹鲁”，自称“齐鲁诸生”“长白一寒儒”。 商周时代，有国学、乡学。秦汉以后，只重国学，乡学多由民间自办。州县官府普遍兴学，还是仁宗 朝由范仲淹等先贤倡导的历史创举。范仲淹青少年时代，长山没有官办的县学，有的只是富贵人家自 办的塾学，或民间筹办的学宫。宋太宗咸平年间（999—1003），谢氏便送范仲淹到长山城内东南隅 一所民办学宫读书。后人怀念他在此立志成才、拯救万民，旧志载：金代泰和年间（1201—1208）在 范仲淹读书处创建怀范楼，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县尹安维洪修葺，至元癸巳（至元共六年，无 癸巳；至正十三年为癸巳。至元疑为至正之误——笔者）春，县尹济南安承务重建，刻其诗及移名人 诗于其上，这是后话。 范仲淹进长山学宫读书后的一天中午，学宫旁边一座庙宇前，簇拥着男女老幼许多人，互相传说某某 神显灵了，人们虔诚地前来烧香磕头，抽签问卜，神可以断吉凶祸福，可以告知前程未来，十分灵验 。少年学子出于好奇，随着人流也进了庙宇。看到大家争先恐后地求签问卜，范仲淹郑重地走到相士 面前，抽出一签，询问道：“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相士看签后回答说：“不能。”周围的人听到这 一问一答，不由得愣了，惊疑的目光投向了范仲淹。范仲淹又抽了一签问：“不能当良相，我能当个 良医吗？”相士回答说：“不能。”范仲淹非常失望地哀叹说：“假设不能造福天下百姓，那就不是 大丈夫的平生大志。”旁边一位老者十分叹赏这位貌不出众却志向非凡的少年，便详细询问了范仲淹 的情况。从此，范仲淹愿为“良相良医”的信息迅速传开。 有一天，有一位颇有些学识的人，找到范仲淹询问道：“大丈夫立志做个好宰相，在情理之中，可是 又愿当个有技术的医生，是不是太卑下了点？”范仲淹回答说：“哎呀，我哪里是为了权位的高低呢 ？古人说过：‘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真正有大善心的人救人，他不会 有

舍弃的人，也不会有舍弃的物，要拯救天下万物万民。况且大丈夫就是要遇上圣明的君王，能够施 行他所学到的天下之道。天下人淹死水中，好像自己被推进水沟之中一样。要想天下所有的黎民百姓 都得到救助，没有不得到好处的，在上位者那只有当宰相才能做得到。既然当不了宰相，那么能普遍 施行救人利物之善心的，只有当个好医生才可以做得到。真正做个良医，上可以救治国君的疾病，下 可以救治贫苦百姓的疾病危难，中间还可以保养自己健康长寿。”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转述范仲 淹的话说：“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在上“能及大小生民者，固惟相为然”，“在 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沈作喆《寓简》卷五记载云： 范文正公微时，尝慷慨语其友曰：“吾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时 不我与，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亦可以活人也。” 由此可见，范仲淹少时，确已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远大志向，要“利泽生民”、“活天下之命 ”。良相良医，尽管职位高低悬殊，但在为天下人造福方面却是一致的。这与他成年仕宦之后，所作 《用天下心为心赋》中表达的志愿是一脉相承的。此赋中云：“政必顺民”，“审民之好恶，察政之 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爱将众同，乐与人共”，“德泽浃于民庶”，“不以 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何以致圣功之然哉，从民心而已矣”。“利泽生民”、“活天下之命 ”是范仲淹人生道路中贯彻始终的一条光灿灿的生命线。 范仲淹少有志操，慨然有志于天下。他所说的天下，即天下大小生民，士、农、工、商四民。很显然 ，范仲淹早年的志向并不存在升官发财之念，其志向鲜明地表达了为民造福的民本思想。这个少年时

x0c代愿为良相良医的人，在经过数十年宦海生涯以后，暮年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千古绝唱，在民重君轻、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基础上，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提升到“先忧后乐 ”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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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州战火的灾难在范仲淹少年时代的心灵上划上了一道深深的印痕，使他形成了终生拂之不去的戎马 报国的情结，故本节内容题曰：淄州兵燹（xuǎn）。 咸平二年（999年）七月，辽国举全国重兵屯于河北边境，伺机南侵。宋真宗也随即全面部署在河北 一带设防。九月，辽兵与宋军在保州（今河北保定）交战。宋军主将关键时刻惧战自保，握重兵而不 出战，致使宋军损兵折将，辽骑纵横驰突，劫掠月余。辽兵游骑远袭至邢州（今河

北邢台）、焰州 （今河北永年东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辽兵至瀛洲（今河北河间），突破高阳关，打败宋 军，旋即从德州、棣州间渡过早已结冰的黄河，直插淄州、齐州一线，长驱深入，进行了一次空前的 劫掠。那时，黄河以南的州郡，大都没有修筑坚固的城墙，个别原有城墙因年久失修，也难以御敌。 再者，各州郡也没有兵卒防守和抵御作战。因此，辽国的骑兵无所阻挡，大肆抢掠。 这时十二岁的范仲淹，正在长山学宫读书。县城内外，到处传递着辽兵进犯的信息，学宫的塾师也常 常露出惊恐的神色。他每天回到家中，看见母亲总是心神不定。辽兵如何杀人屠城，如何凶残，宋朝 军队如何节节败退不堪一击的传言，飞遍大街小巷和村落农舍。人们惊恐地谋划着怎样躲过这一劫。 突然有一天清晨，长山县城的大小官员和一些富家大户，大车小辆，装载着财物，纷纷外逃。多半逃 往长白山深处。朱氏家族住在县城近郊，也极不安全。族内的长辈们仓促组织，扶老携幼，拖儿带女 ，也跟随着人们向西南山区方向逃难。 前脚刚走，后脚辽兵就杀过来了。霎时间，县城内人喊马叫、鬼哭狼嚎之声传出老远老远。几天之后 ，范仲淹跟随老人们返回长山，家园已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没来得及外逃的人，有的 被砍伤，有的被杀死，有的被捆绑掠走。财物被辽兵洗劫一空。老百姓虽然困穷但原本安定的生活 ，骤然间被摧毁，大家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年幼的范仲淹目睹这一切，实在想不明白：大宋朝廷的军 队为什么保护不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怎么能让辽国的骑兵深入到大宋疆域的内部来扰民呢？ 四年以后，继父朱文翰任淄州长史，范仲淹到秋口读书，同窗之中有一位特别要好的学友叫张揆，两 人同年所生。淄州官民到处传扬着张揆之父张蕴当年保卫淄州的英雄事迹与功勋。咸平三年正月，正 是朔风呼啸的严冬。辽国骑兵已从邹平、长山杀奔南来。淄州城内城外，慌乱一团。任淄州兵马监押 的张蕴，找上刺史商议如何御敌。不料刺史与官员们听闻辽兵锐不可当的消息，都想弃城逃往南山躲 避。城内外居民有的已经开始外逃。刺史不但不听张蕴劝告，反而下令立即出城。张蕴一不做，二不 休，拔出明晃晃的宝剑，厉声呵斥道：“在这危急时刻，我们怎么能舍弃城池和府库而不顾？辽军未 到，我们自己先乱了阵脚，自相践踏劫夺，全城的老百姓可就要遭殃了。谁胆敢真的带头逃走，我就 先杀了谁号令三军！”在张蕴义正辞严的号令下，官民无一人敢动。张蕴立即组织全城兵民登城，构 筑栅垒，筹集粮饷，安排

得井然有序，严密周到。连续几个昼夜的严防死守，给长驱而来的辽兵一个 迎头阻击。辽兵看实在攻不下淄州城，只好掉头返回。敌人全部退去之后，淄州的官民额手称庆，异 常感激地说：“要不是张公英明决断，指挥守城，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岂不就变成了敌人的刀下鱼肉 了！”张蕴守城有功，后来朝廷奖赏时却没有张蕴，反而换成了原欲弃城逃跑的淄州刺史。《宋史 ·张掞传》云：“郡守愧，始谋掠为己功，反陷以罪，蕴受而不校。”范仲淹听说此事后，对胆识浩 然的张公崇敬有加，对吏治的腐败愤恨不已，对朝廷长期不修武备深深忧虑。 42年后，范仲淹领环庆之师守卫边塞，经过马岭镇，在荒僻的戍城内竟发现有孔子庙宇，查看庙内碑 石，发现此庙竟是他少年时代十分崇敬的张蕴所建。范仲淹不禁感慨万端，欣然命笔，即《书环州马 岭镇夫子庙碑阴》，追述了咸平二年冬淄州之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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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三年（1000年），一位长山县籍的儒生一举考中真宗朝的进士，在长山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长 山学宫的教师也以此鼓励学子立志成才。进士及第者谁？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县姜家村（今淄博 市周村区）人。中进士后，初为蓬莱尉，又召为登州司理参军，继而为开封府右军巡判官。这时，遇 到一重大疑案，案犯将判为死罪，姜遵看出破绽，辨别情伪，明断冤屈而将其释放。因此，升为太常 博士，王曾荐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这期间，姜遵丁母忧回乡。消息传到长山城 ，范仲淹认为，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可以从姜遵处了解当今天下大事、朝廷君臣内情以及如何做官 为民等，于是便邀集几位同窗学友专程去拜访姜遵。

姜遵为人刚正严肃，无论对谁，从不委曲殷勤，给人以无名的敬畏感。范仲淹等人以礼拜见姜大人以 后，迅即消除拘束心态，向姜大人询问请教，继而相互问答。其中讨究到於（wū）陵陈仲子为什么既 不就齐国大夫之职，也不受楚相之聘，而甘愿辟 织屦（jù）、为人灌园的问题，大家各抒己见，议 论风生。其中范仲淹关于“春秋无义战”“春秋无贤臣”的一番言论，不仅令姜遵刮目相看，而且让 他觉得后生可畏了。 范仲淹与学友们辞别姜大人时，姜遵却把范仲淹单独留下，吩咐家人置办酒饭招待。宴饮之间，促膝 深谈，甚为默契。姜遵对这位未出茅庐却志存高远的少年，油然而生敬重之情。范仲淹告别以后，姜 遵激动地对家人说：“这位朱学究年纪虽小，却是难得的奇才。我看他将来不但要成为位极人臣的显 官，还必定留盛名于世，传之久远。” 姜遵宛如伯乐，真是慧眼识才，预见确

然。当时人们很疑惑，姜遵为何如是说？难道是范仲淹在话语 间露出他为盛世而忧的宏大志向而使姜遵深受震憾了吗？姜遵在仁宗朝，迁右谏议大夫，拜枢密副使 ，升给事中，卒后赠吏部侍郎。范仲淹任秘阁校理时，姜遵为枢密副使，两人同在京都做官较长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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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继父朱文翰，字苑文，端拱二年中进士任平江府推官，不久京都召试馆职，他便应试入馆，授 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编校。宋真宗赵恒继位后，朱文翰得到信任，升为户部郎中。郎中为 皇帝的侍卫和随从，地位较高。朱文翰为人耿介刚直，敢于直言朝政，得罪了权贵高官，受到诽谤中 伤，景德初年被贬出京城，任淄州长史。 母亲先去淄州的秋谷口照料继父，范仲淹仍在长山读书。秋谷口简称秋口，位于今淄博市博山城东荆 山之麓。这里群山怀抱，孝水中流，泉水绕城，景色优美。长山至秋口，相距百余里，中间由孝水连 接起来。孝水，又称笼水，俗称孝妇河。孝水发源博山颜神镇，北流经淄川入长山县境，绕长山城南 ，鱼子沟水汇入，经城西北吕家庄，向西流经原梁邹县城（今邹平旧口）西北，与济水汇合，东流入 海。范仲淹随母迁居长山以后，与孝水结下不解之缘。读书余暇，每每邀同学少年，到孝水玩耍戏水 ，好不畅快。孝妇河的传说，听父老乡亲讲了一遍又一遍： 颜文姜自丈夫死后，侍奉婆母特别周到细心。她每天到十里之外的山泉挑一担甜水，供婆母饮用。如 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间寒暑，无怨无悔。这事感动了神灵，她家水缸处冒出一灵泉，甜水随用 随长。文姜用一个编织的笼子罩住泉眼，从此免除了她天天担水之苦。久而久之，婆母产生疑惑，趁 文姜外出，婆母发现了水缸旁的笼子，用力一掀，哪知灾难降临，大水涌出，淹没了房舍街巷，婆母 也被淹死。文姜归来，取过婆母手中握着的笼子，向北一指，滔滔洪水北去，流成了一条河，这便是 笼水，也就是孝妇河。孝妇河岸边长大的人，谁不为颜文姜的孝道感动呢！ 范仲淹特别孝顺，母亲的冷暖苦乐，时时挂在他心上。母亲刚去秋口之时，他天天想念母亲，寝食不 安。一天，他请假要到秋口探望母亲，老师与同窗担心他路径不熟悉。他说：这孝水不就是引路的吗 ！他独自一人沿着孝水河岸，溯流而上，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村又一村，大半天的光景，终于从 孝水下游到了孝水上游岸边的秋口。母子相见，泪流满面。一段时间里，他常常从长山步行百里到秋 口省亲，母亲也常常顺着孝水流去的方向张望。后来，继父在秋口寻到一所学宫，把范仲淹接到秋口 读书。有时

母亲回长山朱家料理家务，时间稍长，范仲淹便又从秋口沿着孝水到长山探望母亲。潺潺 孝水，便成了连接范仲淹与母亲的一条亲情河。 范仲淹孝水省亲的故事，感动了周围的父老乡亲，人们赞不绝口，到处传颂。范仲淹晚年知青州之时 ，他赈灾救荒、掘井汲水、折钱纳税等惠民政绩，感动了青州的父老乡亲。青州的艺人回忆起范仲淹 孝水省亲的往事，编写了一段唱词，唱词中借用了初唐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改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口至长山一百。”63岁的范仲淹听罢唱词，不 禁潸然泪下。 请君试问孝妇水，思绪与之谁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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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凡想成大事、凡能成大事者，他的学习必然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既要读有字的书，也要 读无字的书；既要察社态世相，又要识山川丘壑；既要磨砺吃苦耐劳的毅力，又要锤炼顽强拼搏的体 魄。 景德末年（1007年），朱文翰卸任淄州长史，调任盐铁度支判官。盐铁度支，负责全国盐铁生产的统 计和支调。设有度支使、副史、判官。判官，稍次于副使。范仲淹随从继父从淄州回到了长山。当时 长山既没有合适的学宫，也寻不到好的教师，他便暂时闲在家里。母亲劝他考虑是否去做商贾技艺的 事情，挣些钱，既可贴补家用，也可慢慢自立。他告诉母亲，现在他不想去做事，唯一想做的是读书 ，要有大学问，要有真本事。继父明白，仲淹志趣不凡，要走科考之路，便对谢氏说：“不要为难他 了，让他选择自己愿走的路吧。”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范仲淹二十岁这年，他决定游学关中。征得二老同意之后，他带上琴剑和 少许衣物，踏上了漫漫西征之路。琴剑，一向是范仲淹外出随身必带之物。他每日闻鸡起舞，凌晨练 一通剑术，无论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强身健体，他要做一个文武双全的国家栋梁之才。文能笔扫千 军，武能一当万师，文韬武略，智勇兼备，方能负天下之重任。为了陶冶性情，他又酷爱弹琴，曾向 徙居淄川的大音乐家崔遵度学过琴艺。他对周朝尹伯奇创作的古琴曲《履霜操》情有独钟，平时只弹 此曲，时人称他“范履霜”。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每 当夜晚宁静之时，他便操琴数曲，体察孔圣先师在齐闻韶三月而不知肉味的心迹，探究“治乐以治心 ”的乐治奥秘。 范仲淹仗剑一路西来，登山涉水，风餐露宿，访民问俗，寻古觅幽，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他心向往 之的关中宝地，变得可触可视可凭可吊。关中岐山，原为周朝兴起之地，故为岐周。当年文王访大贤 姜尚于渭水之

滨。姜尚灭商有大功，封于齐，成为齐国的始祖。自己从齐出发，而来寻觅周文化的源 头。孔子终生仰慕西周那种“仁政德治”的小康社会。然而，礼崩乐坏，诸侯征战，秦用商鞅，崛起 于关中。“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诗句），始皇登基，奢望万世，历史偏偏跟他开玩笑 ，倏忽短命，秦朝二世而亡。那骊山下的秦陵巨墓，向后人昭示着什么？关中，蕴藏着昔日汉唐盛世 的秘密，每一寸土地都有华夏文明演进的足迹。 在关中，范仲淹结识了许多有识之士。其中一位就是他称为吏隐的王袞。所谓吏隐，不以利禄萦心 ，居官而同隐者。王袞善诗，富有正义感。担任著作佐郎，通判彭州。通判比知州稍低，相当于副长 官。恰巧遇上知州做了不法之事，他愤而公开斥责，结果丢了官，居住长安与豪士交游，纵酒放歌 ，大有嵇阮之风。后来他又出来做官，管理终南山上清太平宫，实则是隐士。王袞的儿子镐，字周翰 ，与范仲淹成了好朋友。王镐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叫周德宝，一位叫屈元应，都是道士，两人都善于 弹琴。周精于篆，屈于易学深有研究。当时，他们朝暮相从，什么问题都喜欢议论，畅所欲言，各抒 己见。王家有别墅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山中，鄠杜（杜指长安东南杜陵之地）一带，是关中终南山 风景胜地。王镐幼时奇敏，善为诗文，声满长安，呼为“小秀才”。稍年长，不慕利禄，著书乐道。 这时，他与范仲淹、周德宝、屈元应几位朋友，或开樽豪饮，或扣弦而歌，远离尘嚣禄利，得山水之 乐。秀丽如黛的青山，飘逸闲适的白云，重叠蜿蜒的群山，直连接到天边。等到明月升高、露水降临 之时，天地万物都入静了，这时便有一悠扬的笛声从西南方向依山而起，上响彻星汉，下充满深谷丛 林之中。清风伴随笛声徐徐升起，夜空中无一丝云烟。客人惊异，谁在吹笛？王镐说：“这是一位贫 苦的老书生，每风月之夕，就来此操长笛，吹奏数曲而去，已经四十年了，这是真正的隐君子之乐。 ”这如痴如醉、如梦如幻的情与景，永远鲜活在范仲淹的记忆中。 37年后，范仲淹经略陕西，应王镐长子之请，为天圣五年（1027年）病逝的王镐撰写了墓表，称颂道 ：有君子焉，生兮云山，葬兮云山，始终不垢兮，其清而贤。 在这次关中游历中，范仲淹也进一步了解了民间疾苦。他对农民的辛苦劳作、艰苦的生活状况有了更 加直观的认识和深切的感受，这对范仲淹以后的施政为民产生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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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从关中游学东归长山之后，胸襟宽了，眼光高了，读书求知的愿望更强烈了。再到哪里去读书 求学？哪里有名师大儒

呢？询来问去，范仲淹终于做出了选择，要去长白山醴泉寺借读。寻根溯源 ，要从五代说起。早在五代时期，邹平人田敏，少通春秋，笃于经学，后梁贞明年间登科，历任国子 博士、司业、祭酒、太常博士、太常卿等高级文教职务。后唐时朝廷任命他为详勘官，校勘雕印九经 。历经22年，终于完成一代伟业，周世宗褒扬他为“儒学之宗师”。显德五年（958年），80岁的田 敏告老还乡。他身体特别健壮，耄耋（mào dié）之年不需拄拐杖，徒步往来于街巷和山野小道，讲 学于长白山中，每天亲自为众多学子讲授经典，求学者纷至沓来。前后12年，田敏培养了一批饱学之 士。一时间，邹平学风大盛。与田敏同时，历城人田诰在长白山西南麓的明水讲学。因此，长白山一 带成为北宋初期讲学成风、儒学昌盛的地方。古时，许多佛寺的法师高僧几乎都是饱学之士，有的是 当地著名的儒学大师。地处长白山腹地的醴泉寺内，当时聚集着一批颇具儒学造诣的和尚，寺院的住 持就是远近闻名的儒学大师。 范仲淹跟母亲商议妥当后，整理了一下简单的书籍衣物，背上包裹，便直奔相距50多里路的醴泉寺而 来。醴泉寺是济东的大佛寺，唐朝时期日本僧人曾来此求法拜佛。相传南朝宋齐之间，由庄严法师所 创建。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建。寺成之日，东山岩石间有泉水涌出，掬而饮之，味甘芳，唐中宗特 赐名“醴泉寺”。寺院负阳而抱阴，东、南、西三面是青山，北面空阔，视通黄河。寺西涧水，从南 山悬崖石缝中汇流而来。低洼的地方，小泉埋在草根树叶中间甚多，汩汩流淌，可谓遍地醴泉。这里 山好，水好，人更好。 范仲淹来醴泉寺，不是出家当和尚，而是来拜高僧为师，学习儒学经典，寄居寺内，故曰“借读”。 寺院住持高僧与范仲淹见面叙谈后，深感这青年为人诚恳，求学心切，而且心志高远，便欣然收留了 范仲淹这个儒学徒弟，给予他学习及住宿的种种方便。初始，住持每天单独为范仲淹讲授一个时辰 ，其余时间由仲淹自学。自学中遇到的疑难，第二天请教师父。师父根据仲淹提出的问题，即题讲解 ，并且进一步拓宽思路，深层探究。范仲淹暗自叹服师父讲得透彻，每次讲授，都使范仲淹觉得心地 敞亮，识见大增，一天一个新的境界。

x0c清代王兆曾所绘《醴泉漱玉图》 寺院内，天天和尚诵经做法事，男女香客，熙熙攘攘，声音嘈杂，喧嚣得很。为了规避喧嚣，范仲淹 在寺院外东山及南山，寻找到几个小山洞，宛如石室，十分幽静，是独自读书思考的好地方，他经常 到这些山洞里读书，有时一两个时辰，有时终日在此。饿了吃点自

带的食物，渴了喝点山泉水，还有 满山遍地可食的野菜野果充饥。后人将范仲淹曾经读书的山洞称作“范仲淹书堂”，又有上书堂、下 书堂之分，俗呼范公读书洞。上下书堂的位置，后人有不同说法。明代青城人杨梦袞说：“南岩上绝 险处有石洞，可容三两人。四旁乱山无数，人迹不到，惟一鸟道可侧足行，相传为文正公读书处，俗 呼上书堂。”清代邹平人成瓘考证，上书堂在寺东面小山包的东北坡，洞旁有一山泉，巨石环抱。山 泉称为范公泉，后人还在附近建过书堂寺。下书堂指寺东面小山包东南坡的一个石洞。看来，当年范 仲淹借读醴泉寺，他的足迹和读书声曾遍布这里的山山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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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身世坎坷，吃尽太多苦头，饱尝太多酸辛，因此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谢氏以孟母自励，悉心教子；范仲淹以颜回自律，发愤成才。举凡古代刻苦攻读学有所成的故事，母 亲和继父都对范仲淹一一讲过。 汉代朱买臣家贫，一边砍柴，一边读书；隋代李密，为人放牛，骑在牛背上读《汉书》，其他书挂在 牛角上。汉朝路温舒无书，把借来的《尚书》抄在自己用蒲草编的席子上；公孙弘家贫无书，削竹片 抄录《春秋》诵读。晋朝车胤，夜读无油灯，捉来许多萤火虫装在纱袋里，靠萤火虫发出的光亮读书 ；孙康则在冬夜借大雪的反光读书。晋朝孙敬，读书至夜深，不让自己打瞌睡，以绳系发，悬于屋梁 ，如打盹低头，绳索便会将他拉醒（头悬梁）；战国时苏秦游说秦国而不被重用，回家来遭到妻不下 机、嫂不为炊的冷遇，发誓钻研兵法之书，每当夜深昏昏欲睡之时，就用锥子自刺大腿，使自己清醒 之后再读（锥刺股）。范仲淹潜移默化，读书成癖，自觉吃苦，乐在其中。在县学读到孟子：“舜发 于畎（quǎn）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筑墙）之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范仲淹心里豁然明白：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就得自律严苛，自觉吃苦，自强不息 。 在醴泉寺读书期间，继父的家境已经比较窘迫，仲淹心知肚明。每次离家去寺院，母亲总劝他多带些 粮米，一来担心儿子吃不饱饿坏身体，二来怕给寺院的师父增加负担。可每次范仲淹都不多带，而且 带的数量，出人意料地少。母亲絮叨规劝，仲淹总是胸有成竹地说：“我有数，不少。”初到寺院时 ，粮米交给厨房代为制作，他要随寺院的钟声与和尚们一道用饭。可范仲淹从早到晚一个心思地读书 思考，经常充耳不闻钟

声，忘记了吃饭，再去打饭时，又过了时辰。好心的厨僧或小和尚眼看着范仲 淹如此废寝忘食地读书，便主动给他送饭来，仲淹很过意不去。为了读书方便，他自己备了小锅小灶 ，自炊起来。范仲淹按自己既定的主意，每天夜晚量好米，添好水，在小灶里点燃自己拾的木柴，煮 米粥。一边读书，一边续柴煮粥。一锅米粥煮好了，时间也已过了子夜，他便和衣睡去。第二天清早 起来，锅里的米粥凉透了，已经凝固成圆圆的一整个。他拿出小刀，在凝固的粥块上面，划上一个十 字，完整的一锅粥分成了四块。早晨吃两块，傍晚吃两块，一日两餐，这便是“划粥”。用什么菜蔬 佐餐呢？菜蔬就在寺院周围的大山之中。坡坡岭岭，沟沟坎坎，自然生长着野韭菜、野葱、野蒜、野 山芹，还有苋菜、苦菜、荠荠菜、蒲公英、王不留、茵陈等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白天去山洞读书时 ，顺便拔几种野菜回来。吃饭时，把十几根野韭菜，或野葱或野蒜，切成细碎末，加入一点盐拌和拌 和，一顿佐餐的菜便成了。这就是“断齑”（齑，读jī，切成碎末的韭菜、葱蒜等）。划粥断齑，既 简约又清淡，省时、省力、省钱，可谓范仲淹的创造！醴泉寺读书三年，范仲淹基本过着这种“划粥 断齑”的清苦自律的生活。随着范仲淹在北宋历史舞台上光辉业绩的展现，“划粥断齑”也就成了特 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的专用成语。“划粥断齑”为中国古代学子苦学成才的史册宝典增添了 璀璨的一页，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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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醴泉寺读书的后期，年老多病的继父，从平江刺史任上解组归乡，不久即辞世，从此家道中 落。母亲一人支撑偌大的家，经济又异常困顿，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仲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 他想，一定要坚持学完寺院师父所教授的经学，尽量节衣缩食。 寺里的师父发现范仲淹吃得愈来愈少，读书却愈加勤奋，几近昼夜不息。师父既感动，又怜惜，便每 天留出四个饼子，送给范仲淹，嘱咐他一定要吃，不能饿坏身体。范仲淹接过师父的饼子，连连称谢 。他深知，这饼子是师父的一片慈爱之心，也是师父的一片厚望。每次接到师父的饼子，他总舍不得 吃，总是留待读书累了，肚子饿了时再吃，于是便把饼子放在窗台上。在师父的接济下，范仲淹的生 活大有改善。 一天，他夜晚读书，太专心致志，太聚精会神，周围发生的一切，他浑然不知不觉。夜深了，室内灯 火如豆，室外星火似萤。累了，乏了，渴了，饿了，仲淹蓦然想起师父赠送的饼子。往窗台一看，怎 么少了一个？第二天

，依旧少了一个。起初，仲淹心里嘀咕：难道因为我太穷，长期拖累师父，师父 有些嫌弃，给的面饼减少了。转念一想，不可能！师父给我的一个也不少啊。又一天，面饼放在窗台 上，他时时留意察看。到了傍晚，一只白鼠悄悄地爬到窗台上，偷食面饼。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 ，白鼠听到声响，便叼着吃剩的面饼逃跑了。他快步追上去，白鼠已窜到房门外。他跑过去一看，白 鼠嗖地一下，钻进了门槛旁边墙根的缝隙中。他掀开一块砖，发现确实有个鼠洞，比较深。端过油灯 仔细照看，原来竟是一块石板，像是下面有什么东西藏着。他觉得蹊跷，忙刨开上面的覆土，露出一 块大石板，掀开石板一看，范仲淹惊呆了：竟是满满一窖白银！这不知是何朝何代何年何月何人何故 而窖藏！心神稍定后，范仲淹唯恐深夜惊动了僧人，泄了密，就立即动手，掩埋如故，恢复原貌。范 仲淹分文未取，守口如瓶，依然过着同往日一样清贫的读书生活。 白驹过隙，三十个春夏秋冬过去。岁次庚辰，康定元年（1040年）春天，范仲淹已年过半百，他以龙 图阁直学士，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某月某日，他正为防御西夏进犯的种种 军务忙碌着，淄州邹平县醴泉寺的一位僧人奔赴延州，寻到了范仲淹。见面寒暄阔别之情，友情如故 ，师兄师弟相称，好生快活！然而，细问得知：去年一场大火，醴泉寺化为灰烬，断壁残垣，甚是凄 凉，众多僧人，衣食无着，寄居他乡，甚是可怜。师父已届耄耋之年，仰天叹息之余，忽然忆起曾寄 读醴泉寺三年的范仲淹，现在名满天下，遂想请求范仲淹伸出援手，捐些银两，兴建寺庙。仲淹听师 兄说罢详情，痛心疾首之状可见，至于如何筹措银两资助之事，却不置一词。范仲淹派属下专人陪伴 师兄，天天吃好玩好，热情周到，并亲自领师兄观看了正在修筑的城寨和兵卒方阵训练。师兄身负重 任，尚无着落，不禁心急如焚，哪有心再待下去。几次提出要走，仲淹总说“多住几日”，“不急 ”。师兄看到边事紧急，范仲淹日夜操劳军务，时间已过去一月，决意要走，范仲淹同意了。临别 ，范仲淹交给师兄一封信，一再叮嘱务必把信收好，交给师父。另外，又将备好的路费交给师兄。资 助建寺的事，却一字不提。师兄既失望，又迷惑不解，就这样踏上了东归的漫漫长途。 和尚回到醴泉寺，老师父一看他空手而归，只有一封书信，有些怨愤，难道范仲淹变了？不可能，他 坚信自己的眼力和三年付出的心血。他拆开书信，愣了，信上竟写着窖金的一段往事。师父暗暗责怪 ：范仲淹这不是在欺骗我吗？这

白鼠、这窖金的事岂不像神话？太玄乎了！师父的思绪坠入了云雾山 中。转而一想，堂堂朝廷命官，守边的统帅，不会做这等不近情理的事……迷惑之中，师父指使几个 和尚，按信中所说的地址方位，刨开来看个究竟。不到半个时辰，光天化日之下，真相大白，一窖白 花花的银子，呈现在眼前，师父和僧徒又像当年范仲淹发现银子时一样，惊呆了！继而大家欢呼雀跃 ，奔走相告：醴泉寺有救了！这时，三十多年前他们熟悉的那位苦读勤学的青年范仲淹，顿时高大起 来，须仰视才见！其高风亮节，其浩然正气，令人钦佩之至。 窖金是历史事实。后来，在邹平人代代口耳相传中，本已超乎常情的事实，更加故事化，更加神奇动 人，传说版本为：一夕，见一白鼠，偷食面饼，追至院中一棵老荆树东面的穴中，挖出一窖白花花的 银子；一夕，见一只黄鼠，偷食面饼，追至院中一棵老荆树西面的穴中，挖出一窖黄澄澄的金子。范 仲淹皆分文不取，掩埋如故。三十年后寺遭火灾，求援情节不同的是，只带回一封书信和一包茶叶。 县令听闻和尚西访范仲淹归来，特来拜访老师父，老师父拿茶叶招待，拆茶包时才发现其中有一个纸 条，纸条上写道：荆东一池银，荆西一池金。一半修寺庙，一半赠僧人。 由此可以窥见，历史与历史传说之间的异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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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醴泉寺寄读的第三年，家境愈加困顿，母亲也愈加操劳辛苦。朱氏兄弟中有的生活不检点 ，浪费财物，范仲淹多次好言相劝，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引起对方的抵触情绪。有一次，朱氏兄弟的 浪费不节，惹得母亲生气，母亲批评他，他不仅不听，还顶撞了几句。范仲淹实在看不下去，再次劝 告制止，朱氏兄弟竟怒气冲冲地说：“我花的是我朱家的钱，与你有何相干？”范仲淹一听，话中有 话，懵了！他询问母亲，母亲泪流满面，默默无语。他更加疑惑，便外出询问自己最知己的朋友，朋 友被追逼无奈，只好简略地透露了他随母改嫁徙居长山的身世。这一听，他宛如五雷轰顶，异常震惊 ，觉得眼前家中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震惊之后，过去心底的种种谜团疑云，豁然亮堂了，全明白 了。他从懂事起，无论家内家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走在街头巷尾，总有一些左邻右舍的人 ，以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有的人还低声地嘀咕着什么。有一次，远处的几个大人指着他在嘀咕，他 好奇而疑惑地走了过去，大人们突然停嘴，轰然走散了。他更加疑惑，明明觉得是在议论自己，为什 么不让自己听见呢？有一次，他与小孩子们一起玩耍，竟有孩子喊他叫“带犊子”（长山一带称妇女 改

嫁带去的孩子）。当时范仲淹虽然不明白“带犊子”是啥意思，但他觉察到是在羞辱自己。许多年 来，家庭内、朱氏宗族间、村庄乡亲间，这些“异样”的眼光、“异样”的嘀咕、“异样”的羞辱 ，合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刺在少年范仲淹的心灵上。继父虽然对范仲淹呵护疼爱有加，但礼教构成的 习惯势力是巨大而可怕的，它充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因母改嫁，备受歧视，范仲淹 心底的谜团彻底解开了，心中异常痛苦。他彻夜无眠，思前想后，誓要离开长山朱家，自强自立，且 决意自立门户。 继续读书，通过科举入仕，是唯一能靠自己奋斗而改变命运的路。漫游关中时他曾听闻应天府书院是 天下最著名的学府，他想投奔应天府去求学。范仲淹回到醴泉寺，将家庭的变故和自己的打算，倾诉 给恩师和诸僧友。醴泉寺的师徒都更加同情志向远大发愤读书的范仲淹，帮助他出主意，想办法。南 都应天府，秦置睢阳县，唐为宋州。太祖皇帝曾为归德军（即宋州）节度使，所以登基后定国号宋。 景德三年，宋真宗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创建大宋，便将宋州改为应天府。应天府是宋朝的发祥之 地。寺院的住持高僧谆谆告诉他说：“应天府书院最早是五代后晋时儒生杨愨在赵直将军支持下创建 的，杨愨去世后，由学生戚同文主持，声名播满天下。戚同文先生的身世与你相似，幼时父母双亡 ，寄养在祖母的娘家。杨愨教授生徒之初，收留了戚同文，不到一年同文竟诵完五经。杨很器重同文 ，将妹妹许配给同文为妻。因身处乱世，戚同文绝意仕进，便主持了学舍，各地有志学子，不远千里 而至，登第者前后五六十人。先生终生乐善好施，以行义为贵，深为世人推重，其门人追称他为坚素 先生。应天府富户曹诚仰慕先贤戚同文先生高风，斥巨资重建房舍一百五十余间，聚书数千卷，聘戚 同文先生的裔孙戚舜宾主持，当今皇上赐匾额‘应天府书院’。你去南都攻读，定有所成，你放心地 去吧。”恩师一席话，更加坚定了范仲淹选择的人生之路。 范仲淹回家带上简单的行李和琴剑，与母亲相约十年为期，拜别母亲，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长山朱家。 范仲淹走后，母亲五内俱焚，悔恨交加，急派人要追回范仲淹。范仲淹主意已决，对来人说：“恳请 转告母亲大人，让她老人家保重，等我考中进士，一定来接母亲大人奉养。”仲淹又再三拜托来人 ，请费心关照他的母亲，说声“十年再见”，径奔南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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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到达南都应天府书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学习天地。此时，这里有 许多名师执教，有来自四

面八方的众多同窗学友可以切磋，又有大量的经籍可以阅读。戚同文贫贱不 屈、刻苦好学、诲人不倦的精神已经成为书院的校风与学风。尽管戚同文已去世三十多年，范仲淹仍 以戚同文为楷模。范仲淹在原本刻苦自学的基础上，“自刻益苦”，要求自己更加严苛，更加吃苦 ，更加自觉地磨砺自己，几近苛刻的程度。每天诵读到深夜，疲倦欲睡之时，便用冷水洗洗脸，清醒 一下头脑继续诵读，五年中竟没有脱掉衣服睡过觉。他依然保持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时吃粥的习惯 ，即所谓“划粥断齑”，天天吃两餐稀粥，吃点咸菜。有时白天只吃一餐粥，而且到日偏西才吃。书 院的师生都称赞范仲淹是“颜回转世”，都以他为榜样，苦学深思，立志成才。 范仲淹在书院苦读的第四个年头，应天府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原来，宋真宗继位以后，为了掩饰宫廷 中“争权灭亲”丑闻，在王钦若等一伙人的密谋策划下，大搞“降天书”“封禅泰山”的迷信活动。 宋真宗自称“道君皇帝”，四处巡游祭祀，弄得臣民迷惑惶恐。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 宗到亳州太清宫去拜谒老子庙，加封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紧接着又来应天府拜谒赵家祖 庙——圣祖殿，并再降天书，群臣绘声绘色编造附会说：天书从皇帝车驾上空缓缓降下，又有瑞霭绕 坛，彩云腾空，还有黄云覆辇，紫气护幄。说得天花乱坠，以假乱真。百官朝贺，上下传呼万岁，震 天动地。一时间，应天府城内，万人空巷，人声鼎沸。同时又下诏书：应天府升为南京，施行特赦 ，让广大臣民在“重熙颁庆楼”大吃宴席三天。男女老幼无不争先恐后地去观看当朝天子的真容，品 尝御赐的美酒佳肴，领略太平盛世的景象。应天府书院也不例外，教师与学子，倾校而出，唯独范仲 淹一人静坐学舍，若无其事，坦然读书。应天府留守的儿子回来后十分不解地询问范仲淹：“能有见 到皇帝的机会实在难得，你为什么要错过呢？难道学习还在乎这一天半天吗？”范仲淹胸有成竹地说 ：“以后再见也不晚。” 留守的儿子将范仲淹天天吃粥和不出去观驾的情况，回家告诉了父亲。他父亲让儿子带上官府厨师做 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过了几天，留守的儿子去看范仲淹，发现他送的饭菜一点没动，都发了霉。留守 的儿子异常不悦地说：“我家大人听说你生活清苦，特意让我送来饭菜招待你，你竟然没有吃。难道 是玷污了你，有过错吗？”范仲淹急忙表示歉意，解释说：“令尊大人和你的一片深情厚谊，让我十 分感动。但我长久吃粥已经成了习惯，今若突然吃了你的如此丰盛的美味佳肴，以后

我怎么能再安于 吃粥呢？”留守的儿子听罢，既感动，又惊讶：范仲淹所思所为，异乎寻常。 《睢阳学舍书怀》是范仲淹五年苦读心志的形象表达：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西汉王褒工歌诗音律，作《洞箫赋》，受益州刺史举荐，被召入朝；西晋文坛领袖张华，身处云阁 ，慨然有感，作《鹪鹩赋》；晋国大夫俞伯牙善抚琴，高山流水觅知音，终于在山野间寻到真正的知 音钟子期。范仲淹在睢阳学舍，像颜回那样箪食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地攻读 ，“大通六经之旨，尤长于《易》”。他以先贤斯文之道自任，以国之栋梁之才自许，殷切地期待知 音，殷切地寻觅知音。但范仲淹自信，终有拨云见日大展宏图之日，故诗末云“涧松何必怨山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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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三月，27岁的范仲淹以“朱说”之名，荣登进士榜，中乙科第97名。是科状 元蔡齐，进士及第197人，另有155人诸科及第或赐同出身。该年进士科是江西人萧贯贡试第一，但一 向鄙薄南方人的宰相寇准，硬是说服宋真宗，让蔡齐状元及第，这和他坚持不让王钦若拜相一样，表 现了他人才观念的地域偏向。不过，范仲淹对寇准的刚毅果敢，推崇备至。他在《杨文公写真赞》中 云：“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敌，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 ”又有《药石》诗（已佚）为其被诬鸣不平。天圣元年，范仲淹在西溪盐仓时曾上言寇准被诬事。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云：大中祥符五年，“以朱说名举进士，礼部第一”。《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 令魏国公文正公传》载云：“真宗大中祥符五年，礼部举第一。八年，登蔡齐榜进士第。”大中祥符 五年为什么没有登进士呢？真宗本纪祥符五年载有“三月己丑，御试礼部举人”。很显然，最后殿试 没考中。这对范仲淹来说，其中肯定有许多难言的隐情与苦衷。他少有大志，决心做良相，为民谋福 ，平日所学所长，皆为治国安邦之道，与北宋初年以诗赋及记诵为主的考试内容及方法，定然会有南 辕北辙的错位。尽管他有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学，也极可能考不中。范仲淹在睢阳学舍又学习三年后 ，才荣登进士。 范仲淹在崇政殿参加殿试，看见了年近五旬的皇帝宋真宗，实现了“异日见之未晚”的预言。是年殿 试，赋题《置天下如置器》，诗题《君子以恐惧修省》，论题《顺时知微何先论》。宋初沿袭唐制 ，考试内容有诗赋、贴经、墨义、策论。诗赋最为重要

。范仲淹通过自己的考试实践和长期考察分析 认为：“……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 识者十无一二。”他深刻意识到科举必须改革，“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所谓“经济 ”，即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科举考试取的是治国人才，而不是诗人，考试内容应以策论为主。所谓 贴经墨义的考试皆为记诵之学，相当于今天的名词解释、填空题之类，对经义并不求理解，更无须深 入研究。范仲淹试图将学校教学、科举考试、经世治国三者联系起来，建立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 为手段、社会人才需要为目的的教育体制。 范仲淹考中进士后，参加了皇帝赏赐的御宴，并且披红挂花，骑马游汴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诗句），风光无限。《范文正公年谱》云：“登第后，有诗云：长白一寒 儒，名登二纪余。百花春满路，二月雨随车。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读书。 ”事实上，该诗不是登第诗，而是他晚年知青州途经长山所作的《留别乡人》诗。最早见于北宋临淄 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仕宦四十年，晚镇青，西望故居，才百余里，以诗寄其乡人曰：长白 一寒儒，登荣三纪余。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 书。”王辟之，治平间进士，绍圣间退居渑水，日与贤大夫游访，写成《渑水燕谈录》，距范仲淹辞 世不过四五十年。王辟之所记是完全可信的。到南宋楼钥撰年谱时，从“登荣”二字推演为登第诗。 为切近登第时间，将三纪改为二纪。二纪二十四年，与二十七岁登第相近，又有“余”字，也即切合 。但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朱说登第在北宋京城汴京（开封），故乡邹平长山远在东北方向千里之外 ，哪里来的“烟霞指旧庐”？哪里来的“乡人”？风马牛不相及！康熙五十五年《长山县志》中，载 有《留别乡人》一诗，并载有明朝山东巡抚陈凤梧、山东宪副张珩等人步《留别乡人》之韵的和诗。 另一佐证是洪武三年三月长山县丞余景望《重修范公祠记》云：“公帅青日，道经长山县，父老迎之 郭西，公下车拜谒见甚恭，后人因名其地曰礼参坡，尝赋其诗以遗县人，终篇皆劝人为学之辞。”这 应当是确然的志书史料，也应是《留别乡人》一诗的真实写作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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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侍奉谁最重要？侍奉父母最重要。普天之下，谁无父母？一个人 只有对有生养之恩的父母尽孝心，才会去爱他人，才会去爱社会与国家。从孝敬父母推衍开去，构成

了中华民族以讲忠孝、讲仁义、讲诚信、讲礼治、讲中庸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价值体系。 范仲淹考中进士，被授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他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过来奉养。当时与范 仲淹一起赴举的同窗劝他先去广德赴任，然后再派人去接他母亲。有道是：岂无远道思亲泪，不及高 堂念子心。范仲淹说：“五年前，辞母离家的情景宛在目前，相约十年接母奉养的承诺犹在耳际。我 要把喜讯尽快告诉自己日夜惦念的母亲，我要让母亲尽快结束悬念游子度日如年的煎熬。我与母亲相 约十年，现在才五年，我怕母亲不相信，我要亲自回去接母亲。” 回到千里之外的长山朱家，一见到面容憔悴、双目深陷的母亲，竟衰老得这么厉害，范仲淹不禁肝肠 寸断，痛彻心脾。他告诉母亲，他已考中进士，已经做官，要接母亲去应天府安家奉养。至于他在南 都五年的寒窗苦读生涯，只字不提，他只要母亲与他共享快乐。 范仲淹与异父同母的朱氏兄弟商议谁先随母亲南去，以便照顾老人，待新家安顿好，其他人可以陆续 迁到那里去生活。经过一番细心周到的安排，范仲淹与母亲一行很快踏上了南归之路。在应天府同学 朋友的帮助下，又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他终于把母亲和一位朱氏兄弟安顿在宁陵新家。 乾兴元年（1022年），范仲淹任职泰州，经已故参知政事李昌龄从子李纮介绍，与李昌龄的侄女结成 百年姻缘。李氏的老家是应天府楚丘，范仲淹的新家在宁陵，相距不远。范仲淹安排李氏与母亲一同 生活。李氏对婆婆非常孝敬，照顾得无微不至。范仲淹对李氏感激不尽，二人恩爱至深。 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主持修复捍海堤堰，正当工程进展到艰难的关键时刻，收 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尽管公务缠身，但范仲淹还是妥善安排工程事宜后，亲自回宁陵看望和照料风烛 残年的母亲。哲人曾讲，母子之情是世间最神圣的情感。天圣四年，母亲在宁陵病逝，范仲淹悲痛欲 绝，立即辞官为母亲守孝三年。范仲淹将母亲先葬在了宁陵。母亲最终安葬何处？自己百年之后归宿 何处？是一个萦绕在范仲淹脑际的颇费思索的问题。 守制期间，范仲淹应晏殊所聘，到应天府书院讲学，他曾慕名去观看了姚崇墓地。放眼四望，北靠万 安山，南临曲水河，西望龙门，东眺嵩岳，果真是气聚风藏的宝地。姚崇是唐代武则天、睿宗、玄宗 三朝宰相，正直敢言，举贤任能，为开元盛世第一功臣。他与范仲淹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姚崇祖籍河 南陕县，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黄姓人家。他当了宰相，曾问母亲：百年之后是否与父亲合葬一处。 其母言：

人若有灵，纵隔千里也相知；人若无灵，即便埋在一起也枉然。于是，姚崇后来将母亲葬在 万安山下。范仲淹受到先贤姚崇的启发，便萌生了把母亲移葬当时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省伊川县 ）的想法。因为母亲改嫁，肯定不能葬在苏州吴县范氏祖茔。假如将母亲葬在北方淄州长山，认祖归 宗恢复范姓的自己又不能与母亲永远陪伴在一起。两难之下，范仲淹决定自立茔地于万安山下。 天圣九年（1031年），范仲淹经过缜密思考与安排，决定迁葬母亲，并上书皇帝，乞将磨勘转官恩泽 移赠考妣，状云： 今为迁奉在迩，未曾封赠父母。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 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 。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乞先移赠考妣 …… 这篇奏状，字字句句，动情陨泪，道出了范仲淹这位孝子的至诚至爱，令人感佩。 范仲淹认为他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母亲过世太早。母亲在世，他当官十余年，升迁很慢，官位低，俸 禄少，生活过得不宽裕。后来他出将入相，俸禄高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他。真个是：树欲静而风不 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来他给自己孩子的信中说：“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 甘旨未尝充也。”意思是说，在他贫穷时，他与妻子侍奉母亲，妻子亲自掌厨，母亲常常是粗茶淡饭 。 欧阳修在致孙元规的书简中，说及范仲淹临终前的遗言：“范公平生磊落，其终也昏迷，盖病之然。 如公所示，其心未必不分明也。只是治命与母坟同域，此理似未安，如何？虽不可移，亦须思虑，后 事皆托明公矣。”范仲淹临终前想到母亲，希望去世后仍能随侍母亲身边，正是他幼孤失怙，与母亲 相依为命的感情归宿，是极其真切的感情吐露。欧阳修限于世俗礼教的规定，认为是其临终昏迷之言

x0c，这是欧对范仲淹内心苦衷和实际感受尚未理解到位的缘故。 百善孝为先，仁以孝为本。范仲淹以孝立身，才使他具有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为天下生民谋福祉 ，兢兢业业，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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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离开淄州长山朱家时，决意自立门户。做官以后，门户到底立在哪里？立在应天府宁陵县（今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 宋朝官吏的俸禄中，含有职田。“以官庄及远年逃亡田充，悉免租税，佃户以浮客充。”（《宋史 ·职官志》）朝廷内外官员职田，一般都赐封于祖籍。范仲淹职田选在哪里？淄州长山，早已排除在 外。祖籍苏州吴县，显然不行，当时他还没有恢复范

姓。此时，对范仲淹来说，最有感情的地方是应 天府。五年寒窗苦读，在老师、同窗好友的帮助下，他终于步入仕途。应天府不仅是赵宋王朝的发祥 地，也是范仲淹个人的发祥地。这里定然有他许多同窗学友。应天府距离京都汴京比较近，从他始仕 之地广德到京城去，应天府是必经之地，比较方便。依照官职，应天府附近，大抵应是高官要员职田 所选，范仲淹仅是九品小官，只能选在较远的地方。当时，应天府辖六县：宁陵、楚丘、虞城、下邑 、谷熟、宋城。范仲淹职田选在了宁陵县，很可能是同窗好友有在宁陵的，或宁陵当时闲田较多。 范仲淹在外漂泊多年，在自己的职田处安家立户，可以接来母亲奉养。单独接母亲来，谁照顾母亲生 活起居？在官署任所居住短暂时间尚可，时间长了，公务在身，难以兼顾。再者，在长山，已有自己 同母朱氏兄弟，母亲单独南来，老人家也不放心。范仲淹也唯恐同母异父的朱氏兄弟受歧视，也不放 心。范仲淹决定将同母朱氏兄弟接到宁陵，一来可让朱氏兄弟照顾母亲，二来可帮助管理职田事宜。 范仲淹结婚后，母亲、妻子、朱氏兄弟一家人共同生活在宁陵，共享天伦之乐。天圣二年，子纯祐生 。天圣四年，母亲去世，范仲淹丁忧宁陵。天圣五年，次子纯仁生。天圣九年，三子纯礼生。景祐三 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妻子李氏在饶州病逝，三个孩子皆未成人，只好将孩子送回宁陵，由朱氏兄 弟照顾抚养。范仲淹在邓州续娶曹氏以后，才把孩子接到任所。此后，范仲淹与宁陵朱氏兄弟书信不 断，但是范仲淹的家随着他的仕宦生涯而漂泊，在哪里做官，哪里就是家，直到他去世，依然是“上 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宁陵是范仲淹职田及早期家宅所在地，也是范母谢氏的初葬地，范仲淹孩子们的成长地，异父同母朱 氏兄弟的定居地。清朝宣统三年《宁陵县志》有云：范仲淹因家计于宁陵，其异父兄弟朱某者多在宁 陵，后公贵，以其田赡之，故与朱氏书每言及焉。范仲淹与朱氏家书有“前日专到宁陵”、“宁陵家 计作何擘画”云云，关心着宁陵家庭的生活状况。九百余年岁月流转，今宁陵县有朱氏后裔的聚居地 朱家店，仍有遗存的“朱家井”。据说此井的水很甜，附近的民众当年都饮该井的水，现已干涸不用 。据统计，宁陵朱氏后裔现有四百余人，编有朱氏族谱，其中有范仲淹在宁陵生活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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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迷信，第一次外出做官，都要占卜问吉凶，故称初次做官为筮（shì）仕。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年），范仲淹任的第一个官职是广德军司理参军。广德，今安徽省广德县。宋时军为

行政单位 ，略同于下等州。广德军属江南东路，隶广德、建平两县。司理参军是在军节度使属下专门负责犯人 申诉和审核案件的从九品官员。同等的官设有录事参军、户曹参军、司理参军等。官小，俸禄较薄。 范仲淹筮仕广德，为生民造福的夙愿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的职责是审理案 件，首先认真阅读全部案卷，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凡有疑点的案件，反复地核对案卷，审慎地思考 分析。根据案情疑点，实地考察访问，寻找各种线索，探究实情。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不辞辛苦 ，不畏山高路险，走访村镇街巷，请教各色人等。通过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范仲淹掌握了大量的第 一手证据资料。然后，他又亲自对在押的犯人认真询问，仔细辨析其口供的真伪。狱卒与犯人之间的 一些纠葛细节，他也绝不放过。凡发现案情有可疑者，坚持重新审理；凡发现冤案，他则要求太守予 以平反纠正。为此，他常与太守的意见相左。太守每每自以为是，以权势压人，轻则出言不逊，重则 大发雷霆，斥责威胁。但范仲淹刚正不阿，与之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每次都争得面红耳 赤，不欢而散。太守对范仲淹决断公正、执法如山的一腔正气也无可奈何，内心深处也不无畏惧。范 仲淹回到住处，便将与太守辩论的不同意见写在一面很大的屏风墙上，以便时时省察考究。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两易春秋，到他离任的时候，偌大的一面屏风之上，密密麻麻全写满了字。看到这屏风 的人，听说这事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无不为之感动！可是，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调离广德时 ，竟然连路费都没有，只得将自己仅有的财产——一匹马卖掉，徒步而赴任，相沿成习的“走马上任 ”，真的变成了一句空言。范仲淹走后，狱吏修建怀范亭，以示怀念。范仲淹去世后20年，诗人孙觉 知广德军，写诗追记了这段往事，刻于亭中。又过了69年，洪兴祖知广德军，访求范公遗像，绘而置 于学宫，并聘请汪藻撰写了范公祠堂记。汪藻追记范公这段往事后，无限感慨地写道：“非明于所养 者，能如是乎？”要不是明白自己是百姓所养育，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 范仲淹功在广德的第二件大事是：兴学育人。初到广德，他了解到广德学宫极为缺乏，广德子弟求学 的风气极为淡薄。他感到十分焦虑，要改变一方水土的落后面貌，就要兴学办教育，使民众知书达理 ，培养更多的人才。范仲淹在公务之暇，首先在广德城寻到一处房舍，动员一些子弟来读书，他亲自 讲课授徒。来学习的子弟，观念迅速转变，有了新的人生追求。没多久，来学习

的子弟越来越多。范 仲淹又主持筹措资金，兴建了广德学宫，并访求到三位饱学的名士，聘为讲师，在广德兴起了教学育 人的洙泗之风。从此之后，广德人进士及第者相继出现。

范仲淹手书“跫然岩”（广德县文物管理所提供）

x0c范仲淹功在广德的第三件事是：留下了一通珍贵的石刻和一首歌颂广德自然风光的诗篇。广德人说 ，石龙山的长乐洞，早在两汉时期，就是人们的游览胜地，又称“广德埋藏”。范仲淹到广德的第二 年，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冬天，邀约广德友朋数人，专程去游览长乐洞。该洞迂回曲折，深邃 莫测，洞中有洞，洞洞相通。洞中的钟乳石，千姿百态，神功造化。范仲淹一行借助火把照明，观赏 洞内神奇壮观的景色，禁不住惊叹叫绝，真乃人间仙境。出洞后，范仲淹激动不已，欣然命笔，题写 了“跫（qióng）然岩”三个雄浑有力的大字。跫然者，脚步声也。在幽静的洞穴内，人的脚步声显 得特别清晰有力，大有空谷足音之感。不久，同去的广德友朋将题词刻在洞内石壁上，上款是“大中 祥符丙辰仲冬”，落款是“宋进士朱说”。这件事，范仲淹离开以后，无人提及，后来的《广德州志 》也没有记载过，尽管明代冯梦龙把“广德埋藏”与钱塘江潮、雷州换鼓、海市蜃楼称为“天下四绝 ”。大抵因为“朱说”的名字太生疏，无人知晓“朱说”就是范仲淹，所以也没有文字涉及。往事越 千年，直到1986年广德发展旅游业，开发太极洞（即长乐洞），才第一次发现范仲淹的题词石刻，这 也成了太极洞景区内人们争相观赏的一大景观。这可真是广德埋藏千年的珍宝啊！ 广德城东南在古代还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区石溪。《广德州志》介绍，此处“湍流萦纡，清澈可鉴，林 谷宛转，状如城郭”。范仲淹在广德期间，曾忙里偷闲，慕名前来。他面对天宝山麓奔腾而下的飞瀑 ，流连忘返，浮想联翩，欣然写了一首题为《石溪瀑布》的五言律诗： 迥与众流异，发源高更孤。 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 势斗蛟龙恶，风吹雨雹粗。 晚来云一色，诗句自成图。 这首五律描绘了石溪瀑布的磅礴气势和壮观景象，收尾淡然着墨，陶然忘机。颔联“下山犹直在，到 海得清无？”问得奇特而富含哲理，启人深思。大浪淘沙，人生长河，只有笑傲风雪的松柏，才能永 葆高洁的品格，“万木怨摇落，犹如春山碧”（《君子树》诗句）。 范仲淹初仕广德三载，诠释并回答了“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的人生命题：秉公治狱，两袖清风 ，志在惠民，愿为补天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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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二十九岁，升迁文林郎，权集庆

军节度推官。文林郎为文散官名 ，职掌著作及校理典籍，兼教授生徒，从八品。“权”为暂时代理。宋代，官职有实授和暂代两种。 集庆军，今安徽亳（bó）州市。在此期间，范仲淹复姓归宗。 自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得知自己是姑苏范氏子孙以后，范仲淹便萌生了复姓归宗的最初念头。但 唯恐伤害慈母的心，范仲淹一直把这个念头埋在心底，以“朱说”之名赴南都苦学五年，以“朱说 ”之名考中进士，以“朱说”之名筮仕广德，又以“朱说”之名接母奉养。母亲现在已经在自己身边 ，不依靠范氏或朱氏任何人，自己已经完全可以独立地供养母亲，于是决心复姓归宗，走自力更生之 路，而且他还有自己更多更远的谋划。其实，母亲心里也早有打算，未等仲淹开口，母亲便催促他尽 快认祖归宗，复姓还吴。 范仲淹专程赴苏州，跟范氏宗亲商议他复姓归宗的事宜。不料，范氏族人提出异议，持排斥态度。这 时，范仲淹作为从八品小官，很不富裕，他同父异母的三哥范仲温在苏州还有些产业，族人担心和怀 疑他恢复范姓后会提出承继产业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他两岁随母改嫁朱氏，改名换姓，一走二十几 年，不仅与范氏族人感情淡薄疏远，而且有某种背叛宗族、给范氏列祖列宗脸上抹黑的意味。世俗观 念造成的隔阂太深太大。一时间，范氏族人多不认可。经过范仲淹反复诚恳地说明，自己恢复范姓 ，只是表明他是范氏血统，今后只有为范氏列祖列宗尽孝道的义务，只有为范氏族人谋福祉的义务 ，明确而果决地表态：“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只是恢复范姓，别无他图。最后，苏州吴县范氏 族亲终于同意他恢复范姓。 范仲淹已是有功名之人，改名换姓，并非易事。若经皇上恩准，最为简捷，也最具权威。如何述说自 己随母改嫁这段身世呢？范仲淹经过深思熟虑，便给皇帝上表，要求恢复范姓。在给皇帝的上表中 ，范仲淹用了一副非常贴切的对联： 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 这则对联，用的全是名载史乘的两位范姓先祖的典故。 上联是范蠡的故事：范蠡为越王勾践出谋划策，卧薪尝胆二十年，终于使越国打败吴国，报仇雪耻 ，并称霸于诸侯。范蠡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同安乐。于是泛 舟五湖不返，改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后范蠡父子在齐国海滨耕种治产，齐王聘他为相，范蠡叹曰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他退还相印，将钱财分给邻 里乡亲与知己朋友，逃到陶地（今山东定陶附近）。陶为天下贸易中

心，他便在此做起生意，自称陶 朱公。没多久，又致金巨万，天下人都称赞陶朱公，三次迁徙，三次成名于天下。范蠡是一位才智过 人且知进退的范氏先祖。 下联是范睢的故事：范睢，魏国人，家贫无以自资，在魏国大夫须贾处做事。与须贾出使齐国，齐王 闻睢辩才而赐金十斤及牛酒，睢辞不受。须贾主观认为，睢一定向齐国泄漏了魏国的机密，于是便密 告丞相魏齐。丞相大怒，派人打断睢的肋骨，打落他的牙齿。睢装死，被装进草包，丢在厕所，受尽 凌辱。后在郑安平与王稽的协助下，逃出魏国，改名换姓，叫张禄，投奔了秦国。他说服秦昭王，采 取远交近攻之策，秦国日益强盛起来，他也被拜相封侯，显赫于世。后来，他荐用的郑安平降赵，王 稽私通诸侯被杀，情势对他不利，他便自请辞相，举荐蔡泽自代。范睢也是一位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 且知进退的范氏先祖。 范仲淹这副对联，运典精当，用为奇文，实可谓妙手偶得，因而传诵一时。皇帝允准了范仲淹的请求 ，他恢复范姓，名仲淹，字希文，结束了他以“朱说”为名的生涯。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与体会 一千年前在礼教世俗观念的压力下，范仲淹随母改嫁后内心深处难言的苦衷。今日苏州范氏也罢，邹 平朱氏也罢，都不必讳言那时社会对范仲淹歧视排斥的历史真相，故意回避这段历史，留下大段的历 史空白。 从四岁算起的话，范仲淹用“朱说”之名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在他六十四年的人生旅途中，“朱说 ”这个名字，占据了他五分之二左右的人生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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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二年（1018年），范仲淹由权集庆军节度推官改任谯郡从事。谯郡，即亳州，归集庆军节度。从 事，为州郡长官的属官。在此期间，范仲淹结识了关心民间疾苦的杨日严。杨日严后任转运使多年 ，兴利除弊，甚为范仲淹敬佩。两人之间的友谊，“甚乎神交”。杨日严廉洁爱民的政风对范仲淹影 响巨大，这是后话。 自幼立志愿为良相致君尧舜造福生民的范仲淹，任谯郡从事这年已经三十岁，仍然担任对于国计民生 无关紧要的小官，面对着逐渐陷入危机境地的北宋王朝，自己难进一言，莫展一筹，真是焦急万分 ，忧心如焚。他处理完一段公务之后，便打点行装，漫游燕赵去了。 燕赵自古为中国北方边塞军事要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可范仲淹这次漫游燕赵，非突发思古之幽情 ，亦非缘于赏山乐水的闲情逸致，而是一次北方边境军备防御的实地考察私访。自后晋儿皇帝石敬瑭 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北部的燕赵军事重地，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契丹铁骑可以轻易南下，饮 马黄河，直逼京都，威胁中原。

周世宗柴荣时，曾决定先南后北，统一全国，可他在北征契丹的军中 突得暴病，赍志而殁。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成为北方劲敌。他两次进兵，攻打太 原的北汉政权，都因为辽的出兵干预而失败，最终没有实现“一统太平”的目标。太宗即位以后，太 平兴国四年（979年）发动大规模北伐，御驾亲征，消灭了北汉，准备乘机攻辽，收复北方的燕云十 六州失地。结果，在高粱河（今北京大兴县东）被辽军打败，全军溃逃。辽骑兵追击紧迫，太宗的御 用器物及嫔妃全部被掠去，他脱身逃走，大腿上中了两箭，此后每年箭伤都要复发。982年，十二岁 的耶律隆绪即位，辽政权由其母萧太后控制。太宗认为“主幼国疑”，有机可乘，便于雍熙三年 （986年），分兵三路，大举伐辽。结果，宋军又遭惨败，损失巨大。996年，太宗箭伤又发，立太子 ，翌年三月病亡。辽军从此步步进逼，不断派兵南下掳掠，北宋无可奈何，只得采取守势。景德元年 （1004年），萧太后调动二十万大军南下，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绕过宋军坚守的城池，终于深入到 靠近黄河的澶（chán）州（今河南濮阳），正面威胁着汴京开封，北宋君臣陷入一片恐慌。一个参知 政事主张迁都金陵，一个参知政事主张南迁成都，唯有新任丞相寇准等少数人主张坚决抵抗，并要求 宋真宗御驾亲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宋真宗犹疑不决，寇准言：“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 只可进尺，不可退寸。”宋真宗勉强到达澶州。此时，军民集中到几十万人。恰巧，辽军先锋重要将 领被宋军射死城下，辽军士气严重受挫。加之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处境不利，主动要求议和。这下 恰巧迎合了宋真宗的愿望，虽然有寇准的反对，还是达成宋辽和议，北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 十万匹，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宋真宗御用文人记事录留下景德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北征凯旋 ”四字。后来范仲淹曾评述说：寇莱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 “澶渊之盟”带来了北宋与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在易州、雄州、霸州、沧州等地设置榷场，进行边 境贸易。十几年过去了，承平日久，北宋与辽边境的军备松弛，隐患也日趋严重，引起了以天下为己 任的仁人志士的深切忧虑，范仲淹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为消除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弊端，矫枉过正，实行了一 系列削藩措施，杯酒释兵权，让武将功臣高薪无权。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管军队调动；由三 衙管军事训练；将领则由皇帝临时指定，实行彻底

分权，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兵员实行募兵制，大灾之年择灾民、罪犯为兵，六十岁退役，在军中三十至四十年，这样的兵根本 不能打仗。怎么办？不断招募。到仁宗时，兵卒已由开国之初的二十万募到了一百二十万，军费开支 已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形成了严重的“冗兵”问题。 范仲淹到燕赵宋辽边境，将边疆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将帅与士兵的军事素养状况、军事设施状况等 等，都一一考察得明明白白，了然在胸。漫游结束，万千感慨，一腔激愤，化成了一首抒发心志的《 河朔吟》： 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 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袴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 太平燕赵，燕赵非太平也。这哪里是闲游？面对危机日深的宋辽边境，自己年已三十，还是个“从知 ”的小官，满怀报国之诚、益民之心的壮士，现在唯有一个“羞”字！朝野上下需要明白：只有满腹 诗书、践行仁义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上将，才能真正懂得如何防守边疆，协和万邦，造福于生民。范

x0c仲淹此时的心目中，以谁自况，以谁自许，以谁为偶像呢？那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是深明 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为报家国之仇灭秦，为刘邦夺取天下，在秦汉之际历史舞台 上导演了一幕幕光彩夺目的活剧，成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云人物。李牧是战国名将之 一，是赵国人。他一生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期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 活动。终其一生，主要是作为武将活跃在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约在赵惠文王时期，李牧守边雁门 郡，抗击抵御匈奴入侵。根据实战需要，设官吏僚属，课税由幕府掌握为军费；厚待士卒，每天宰牛 犒赏士卒；天天教士卒训练骑射技术，提高战斗力；严格防守，坚固城池；挑选人员侦探敌情，随时 发出报警信号。与军民约定：一旦匈奴入侵，未得出击命令，一律速将人马物资全部退入堡垒固守 ，不得出战，违令者斩。坚持数年，军队无一伤亡，民众照常耕田织布，无丝毫损失，军队却形成了 一支装备精良、素质极高的边防军。匈奴以为李牧胆怯，赵国军中也有人如是说。赵王听信传言，责 备李牧。李牧不理睬，激怒赵王，另派人代替了李牧。新将领连连出兵，连连失利，损失惨重，边民 也不能正常耕种放牧。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出守，李牧坚称有病不受。赵王再三聘请，李牧云：“王必 用臣，必如前，乃敢奉命。”赵王应允，李牧一如既往，仍采取“坚壁清野”之策，

使匈奴数年一无 所得。军卒长期得到厚养而未能效力，纷纷要求一战。李牧精选战车一千二百乘，精骑一万三千匹 ，勇士五万人，射手十万人，演练战术。放纵边民放牧，敌人。匈奴小股入侵，李牧命令佯败而 走，让匈奴占点小便宜。匈奴单于组织大军入侵，李牧设奇阵，诱敌深入，两侧包抄，歼敌十余万 ，单于落荒而逃。尔后十几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境。李牧后期入朝后，打败秦军，封武安君。秦再次 攻赵，李牧又破秦军。后来秦施离间计，李牧被害。赵王自毁长城，赵国终于灭亡。 范仲淹认为，如今的赵宋王朝，正需要张良、李牧这样的能臣良将。民众有了能臣，就会丰衣足食 ；军队有了良将，就会固若金汤。如何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也就不必询问王莽时期的大司马严尤 了。王莽执政时，曾调集三十万军队、三百日军粮，意欲彻底扫荡匈奴。当时严尤多次上书劝谏不可 行。王莽一意孤行，最终以乱局失败告终。很显然，张良、李牧是范仲淹心目中的理想偶像，并以此 自许。二十多年后，范仲淹担任守边将帅的光辉业绩，也确实验证了《河朔吟》中的自况自许。 天禧二年秋八月，范仲淹呈进《皇储资圣颂》，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开始探寻治国平天下的 仕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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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三年（1019年），范仲淹三十一岁，授官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监掌古今经籍、国史、实录、 天文、历数等。校书郎，秘书省属下的从八品小官，负责校勘书籍，订正讹误。范仲淹虽加此小官 ，但实未到任，仍守官集庆。翌年，范仲淹短期去京城秘书省校勘书籍，了解了大量朝廷内部信息 ，很快又返回集庆。天禧五年（1021年），朝廷调范仲淹到东海之滨的泰州，担任西溪盐仓监官，他 内心深处不悦，觉得升迁太慢，距离自己想成为良相的宏图大志，太遥远了。自己一腔报国的热血赤 诚向谁倾诉呢？治国平天下的浑身解数何处施展呢？ 西溪盐仓监，地方僻远，官职卑小，但对范仲淹的心理冲击特别巨大。在范仲淹之前，从泰州西溪已 经走出了两位名冠朝野的京官大员晏殊和吕夷简。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 ）人。七岁能写文章，被誉为“神童”。景德初年，张知白巡视江南时，将十四岁的晏殊举荐给真宗 皇帝。真宗让晏殊与一千余名进士同场参加廷试，晏殊镇静自如，援笔立成。真宗嘉赏，赐同进士出 身。复试诗、赋、论，一见题目，晏殊奏曰：“臣尝私习此赋，请赋他题。”皇帝喜爱他诚实不欺 ，授予他秘书正字的官，让他在秘书省读书。此后升任太常寺丞、左正言、昇王府（昇王即后之仁宗 ）记室参军

、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等。晏殊曾外放西溪盐仓监官。晏殊在西溪 任上，当地许多人慕名前来听他讲学，大兴讲学之风，后人建晏溪书院以志纪念，西溪又称晏溪。据 说，晏殊就在西溪写出了其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无可奈何花落去”，何其无情；“似曾 相识燕归来”，又何其有情！两句对法之妙，词坛无双。第二位来西溪盐仓任监官的便是吕夷简。吕 夷简（978—1043），字坦夫，寿州（今安徽寿县）人。西溪人酷爱种植牡丹，吕夷简手植一株上品 牡丹，护以朱栏，避免人们随意攀折。每春开花数百朵，娇艳无比，一时成为西溪盛事。吕夷简有一 首咏牡丹的七绝云：“异香浓艳压群葩，何事栽培近海涯？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五侯家。”隐 隐吐露其怀才不遇之怨。真宗末年，晏殊与吕夷简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重臣。晏殊到康定年间，便成 为宰相。吕夷简在仁宗即位以后，进为右谏议大夫，迅即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西溪人相 传的“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的歌谣，虽系后人附会范仲淹所赋，但 其实这首歌谣既道出了西溪人真切的自豪感，也从侧面点明了范仲淹初上任时复杂的心情。范仲淹所 赋《西溪书事》云： 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 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 秋天响亮频闻鹤，夜海曈昽每见珠。 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西溪，“卑栖”之处，并非凤凰所托所恋的梧桐。我有胆量和能力议论天下大事，雄心万里，壮志难 申。按说，像庄周蒙叟那样，黑白齐一，顺其自然，倒也逍遥自在，可自己偏偏是身在江湖、心存魏 阙的子牟。鹤鸣九皋，声闻天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夜海明珠，矇眬可见，那是瑞兆，那是希望 。表面看，“一醉一吟疏懒甚”的样子，实则自我解嘲的内心酸楚，西溪人能知道吗？能相信吗？ 范仲淹报国心切，不能再等待了，于是投石问路，毛遂自荐。在西溪盐仓的第二年，即乾兴元年 （1022年）二月，真宗皇帝去世，仁宗即位，举荐神童晏殊的张知白进为尚书右丞、枢密副使。这年 十二月，范仲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写了《上张右丞书》。这篇洋洋千言的自荐信，开篇设定标 准，“某闻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伊尹之心也”。伊尹助商汤灭掉夏桀，平定海内。商汤卒后 ，又辅佐太子太丁、太子之弟外丙、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卒后，又辅佐太丁之子太甲即位。但太甲暴 虐乱德，伊尹

把他放逐到桐宫去。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新，伊尹便又将太甲迎回来，授政于他。 若有商汤名相伊尹之心，那就会“贤贤相与”，贤人相互尊重，相互举荐提携，共同为国效力，为民 谋福。反之，就会“贤贤相废”，贤人相互攻讦诋毁，就会使大家废置不用，乱国害民。当今求阿衡 （伊尹之字）之才之道，非右丞莫属。张知白为官清廉，任贤荐能，确实令时人所称颂。信中说右丞 “文以鼓天下之动，学以达天下之志”，“能轻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难”，“道清朝廷，名高泰山 ”。天下之士，仰望右丞。范仲淹自荐说，自己“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可当世的大君 子，认为我是“雕虫之技而怜之者有矣，未有谓某之诚，可言天下之道者”。已过而立之年的范仲淹 ，“今复吏于海隅葭菼之中，与国家补锱铢之利，缓则罹咎，猛且贼民，穷荒绝岛，人不堪其忧，尚 何道之可进”？怀才不遇的现实处境及不被人所理解认可的一腔怨气，从字里行间倾吐出来。他还写

x0c道，仲淹愿拜于右丞门下，做点事情，我范某还是懂得“稼穑之难、狱讼之情、政教之繁简、货殖之 利病”的。假设让我有施展才干的机遇，定然会“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的。书信最后说，当年 郭隗以小才而受大遇，则燕昭王求贤任贤之美名，至今为世人称道。当年黄石公让张良到桥下给他拾 鞋，又让张良跪着给他穿鞋（所谓跪履），而终于授孺子张良帝师之道。希望右丞就是当年的黄石公 ，范仲淹愿以张良为榜样，建树“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子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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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的范仲淹，报国心切，满怀希望地写了自荐信《上张右丞书》，然而却石沉大海，毫无回应 。范仲淹并不灰心，其《西溪见牡丹》诗云： 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 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牡丹不择地为春，人也可不择地为官，即使天涯海角，也要有所作为。 从汉朝起，盐就是官府所专营。从唐至清，盐赋收入占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盐为朝廷的重要经 济命脉，可谓举足轻重。古云：国家财富，盐利为盛。淮盐又占全国盐赋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泰州一 带，海水含盐量高，海盐产量一向为淮盐之冠，西溪则被誉为”天下海盐仓”。所以，北宋朝廷多派 进士及第的京官来此任盐官。西溪盐仓监，相当于盐务管理所所长，管辖东台境内各个盐场，责任相 当重大。范仲淹在巡守盐田盐仓的同时，深入泰州、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 云港）一带，考察社情民意。煮海水煎盐的盐灶灶户，在茫茫数百里海滩上，星罗棋布，柴草浓烟 ，遮天蔽日。盐民

生活很苦，盛夏酷暑，更是苦不堪言。明代盐民诗人吴嘉纪《绝句》云：“白头灶 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如今，沿海四州的盐民农户愈加 困难，泰州尤甚。这里几乎年年遭受海潮祸患。每年秋天，海潮泛滥，如遇大风，潮水咆哮怒吼，扑 向海滩，冲毁盐田盐灶，冲毁庄稼农舍，甚至伤及人畜性命。潮水过后，粮田碱化，米豆无收。百姓 无以生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已有三千余户。针对海潮侵袭，唐代曾修筑了一条捍海堤堰，堤东产盐 ，堤西种粮，防止了潮患，民众生活安康自足。可历经唐末及五代战乱，年久失修，原捍海堤堰多半 颓坏，致使海潮重新肆虐泛滥。当地多数民众，渴望复修捍海长堤。“及观民患，不忍自安”（《上 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的范仲淹通过深入考察，确认海潮泛滥是泰州一带民众的主要灾难，再也按 捺不住为民兴利除弊的急切心情，决心越职言事，专程赶往泰州，找到淮南发运副使张纶，提出重修 海堤、增置盐田、改造农田、召回流民的建议方案。张纶十分欣赏这位敢言敢为的下属范仲淹，当即 表示支持。可重筑海堤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持海堤易造成内涝观点的一派人极力反对筑海堤。张 纶力排众议云：“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他上书朝廷，并推荐范仲淹 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筑海堤工程。工程浩大，涉及四州，民工四万余人，张纶又安排时任泰州军 事推官的滕宗谅参与协助指挥。 天圣元年（1023年），宋仁宗即位，范仲淹任兴化县令（正八品），总掌捍海堤工程，积极筹备工程 启动的有关事宜。从天圣二年至三年，范仲淹全力以赴投入海堤工程。顶严寒，冒酷暑，日夜奋战在 工地，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严格工程质量，关怀民工生活。工程进展顺利，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不 料，天有不测风云，秋冬之交的一天，北风怒吼，寒流突至，雨雪冰雹混作。晚上，海潮陡涨，铺天 盖地。数万民工在百里大堤上无处可躲，许多民工四处奔逃，官员制止不住，也跟着乱跑。这时，协 助指挥的滕宗谅临危不惧，神色镇定，晓之利害，果断指挥，迅速稳定了局面，成为主帅范仲淹危难 时刻的最得力助手。范仲淹暗自称赞同年滕子京为“非常之才”，而“心爱焉”，二人结为终生莫逆 之交。 风雪之夜，海潮卷走了慌忙中未来得及撤离的一百余名民工，也冲毁了部分工程。原来的反对派一时 甚嚣尘上，流言谎称死人上千，更有人上书请求罢修。朝廷立即派人下来调查，幸亏张纶从中解释情 况，辨明是非，但是否继续修筑仍举棋

不定。皇帝又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实地察访，秉公议决是否 复工。胡令仪曾在东台担任过县令，非常清楚泰州海堤的重大作用。他亲自征询范仲淹意见，范仲淹 反复陈述利弊，权衡得失，坚持复工修筑海堤，不可半途而废，不能因噎废食。胡令仪非常赞成范仲 淹的主张，向朝廷汇报了范仲淹的益民苦心及功绩，并建议必须复工。 天圣四年（1026年）八月，范母病逝，仲淹闻讯悲痛不已，立即赴南都睢阳奔丧。按北宋规定，官员 为父母守丧（即“丁忧”）二十七个月。范仲淹此时仍惦念着海堤工程复工，又给张纶写信，激励张 纶坚持把海堤工程完成。这位一向关心民瘼的张纶三次上书朝廷，自请知泰州府，负责海堤工程。张 纶到任后，在天圣四年（1026年）秋，带领民工重新启动筑堤工程。天圣六年七月，长达150余里的 捍海大堤，历经曲折坎坷，终于修成了。 海堤的修复，解除了沿海各州县百姓的海潮之患，保护了泰、海、通、楚四州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和大面积的盐场粮田，召回了流亡在外的三千多户人家。从此，堤东产盐，堤西种田，民众安居乐业 了，盐税与田赋收入也增加了，利国利民。张纶和胡令仪都因筑堤有功而升迁。倡导筑堤并在初始阶

x0c段打基础的是范仲淹，竭力奏请朝廷批准复工的是胡令仪，最后亲临指挥完工的是张纶，当地民众在 东台建“三贤祠”，纪念他们。人们把主要功劳记在范仲淹身上，特称捍海堤为“范公堤”，号称 “华夏第一堤”。当地还有不少人怀着对范仲淹的崇敬心情，自愿改为“范”姓。可见民众对“求民 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为官者是何等的期许。因为范仲淹深刻影响了历史，范姓也成了北宋以 来人们特别敬重的姓氏。据说，明朝朱元璋一次审查犯人名单，发现其中有一个叫范从文的人，疑是 范仲淹之后，一问，果然是十二世后裔，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绑票，见主人名叫范希荣，再问是范 仲淹之后，便立即放掉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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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以秘书省校书郎升迁为大理寺丞，开始步入京官行列。大理寺为掌管刑 狱的官署，职责为对各地上报的重大案例与审刑院进行审查复核，共同署名上奏朝廷。经常参加断狱 的（专职）称为正丞，不经常参加断狱的（兼职）称为丞。大理寺丞为正八品。对范仲淹来说，实为 虚衔，他此时仍为兴化县令。天圣三年（1025年），三十七岁的范仲淹，面对皇帝年幼、皇太后垂帘 听政、宦官专权而隐患日重的局面，再一次忍耐不住心急如焚、忧患如火的煎熬，直接上书皇太后与 皇帝，这便是四月二十日的《奏上时务书》。 此书开篇即

以咄咄逼人的语势，亮出“干犯天威”的忠心与胆识： 臣闻巧言者，无犯而易进；直言者，有犯而难立。然则，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 之佞。今臣勉思药石，切犯雷霆，不遵易进之途，而居难立之地者，欲倾臣节，以报国恩。耻佞人之 名，慕忠臣之节，感激而发，万死无恨。况臣之所言，皆圣朝当行之事而未之行者。 其一，救文弊。 北宋初年，晚唐五代浮华淫靡的文风笼罩文坛，道德风尚，江河日下。柳开等人举起韩愈古文运动的 旗帜，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至仁宗朝，范仲淹再次大声疾呼，匡救文弊。范仲淹深通《 易经》，他指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即变革之道。对华而不实、轻内容重 形式的文风，他主张必须改革。倡导文以致用，有益教化；文风要质朴，反对追求辞藻堆砌典故。范 仲淹是北宋诗文改革的开创者之一。 其二，修武备。 范仲淹以孔子“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为宗旨，列举唐玄宗“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 犯关，势如瓦解”的惨痛教训，规劝朝廷要“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 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 略之备焉”。范仲淹进而明确指出：“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不知 战争之事”，设若“衅端忽作，戎马一纵”，“再扣澶渊”，能有当年真宗朝寇准那样的社稷大臣吗 ？“未知果有几将，可代长城？”希望恢复唐朝武举旧制，选拔良将，训练壮士，居安思危，有备无 患。 其三，整顿吏治。 文经武纬，要有大批贤良的官吏方能实现，故范仲淹要求整顿吏治。首先，重三馆之选，为国储才。 唐兴之时，特开馆殿，招揽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等十八学士，“以论道经邦而成大化”，成就了 唐初“贞观之治”。其次，广开言路，赏劝直谏。批评皇帝“临政以来，未闻旌一谏员，赏一御史 ”，如此下去，“以进药石为虚言，以陈丝发为供职”，将令谏官御史之徒，尸位素餐，非国家之福 。再次，改革赏延过滥。居近位之人，“岁进子孙，簪绂盈门，冠盖塞路，贤与不肖，例升京朝 ”，导致“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文武官吏“贪者益砺其爪牙，廉者悉困于寒饿”，黑白颠倒，官 场腐败。 其四，以德治国。 “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劝皇太后、皇帝“日崇圣德，以永服天下之心 ”，要仁民爱物，节俭勤政，赏罚分明，“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 纵观天下兴亡局

，尽在朝中用佞贤。范仲淹在书中写道：“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 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分辨佞贤，至关重要。“忠臣骨鲠而易疏，佞臣柔顺而易亲。柔顺似忠 ，多为美言；骨鲠似强，多所直谏。美言者得进，则佞人满朝；直谏者见疏，则忠臣避世。二者进退 ，何以辨之？但日闻美言，则知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可忧也；日闻直谏，则知忠臣左右，此国家之可 喜也。” 最后，范仲淹说：治理天下，不外乎外防夷狄，内防奸邪。二者相比较，奸邪之害甚于夷狄之患。因 此，杜奸邪，“此致理之大本也”。真诚规劝皇太后、皇帝，“纳远大之谋”，不要“以远大为迂说 ”，不要“以浅末为急务”，才能纲举目张，而成圣道。 范仲淹爱民心诚，报国心切，故“览前王之得失，究圣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陈之”。范仲淹所谓“干 犯天威”，实则是“输肝剖胆效英才”（李白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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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韩诗外传》卷九）范仲淹前半生最挂念的是母亲，母 亲过早去世，令他抱恨终生。但他绝不走当年齐国孝子皋鱼辞官绝世之路。“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 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 生灵，长见太平。”范仲淹从个人伤痛忧思而迅速升华为忧国忧民的境界，以超乎常人的政治眼光 ，以刚直不阿的胆识，破除守丧不言国事的禁律，在天圣五年（1027年）冒哀向丞相府上万言书，这 便是范仲淹作为一代政治家的扛鼎之作《上执政书》，比庆历新政早16年，比《岳阳楼记》早18年。 万言书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为理论依据。非知变者，绝对不能长久。为 什么？北宋王朝的社会现实是：“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 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 未教则贤才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 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才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 ，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范仲淹立足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磐固国本，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 雄，明国听”等十八字改革大计，具体改革方案为：举县令，择郡守；复游散，去冗僭；慎选举，敦 教育；育将才，实边郡；保直臣，斥佞人。 举县令，择郡守，救民之弊，乃为改革的核心环节。基层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

民众的祸福和国家 的兴衰。目下真实情况如何？书中揭露道：“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 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 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堕不禁，播艺不增，孝悌 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郡守呢？整日无 所用心，崇尚迎来送往，贪图安逸享乐，攀高结贵，趋炎附势，徇私贪黩，造成“官实素餐，民则菜 色”的恶劣局面。吏治腐败，隐患日重，到了不改不可的地步。 复游散，去冗僭，以厚民力。今天下六民（士、农、工、商、缁、黄），“浮其业者不可胜纪，此天 下之大蠹也”。游手好闲的人太多，皆衣食于农，农能不困穷吗？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开始 ，真宗皇帝以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方针治理国家，他采用宰相王钦若的主张，大搞降天书、封禅泰 山、滥修寺观等蛊惑民众。从此，佛徒道众（即缁、黄）与日俱增，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 裁减僧道寺观，已成为厚民力的首要之举。其他“五民”，皆有游散冗僭之积弊，弊不除，民力难厚 。 所谓重名器（名器即指国家栋梁之才），就是严格选举，任用贤人，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只有多办 学校，多出人才，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所谓备戎狄，就是选拔良将，充实边郡，“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 所谓杜奸雄，明国听，就是让那些敢说真话的人在位，得到重用保护；那些巧言令色说假话的退而不 用，使朝廷无过失，民众无怨言，杜绝奸雄弄权致乱的现象发生。 上面所举各项，范仲淹都明确而详尽地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一一从正反两个方面列举历史事实加以 说明论证，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与指导性。 这本万言书中，字里行间激荡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闪耀着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思想光芒。 当时宰相王质看了《上执政书》，拍案叫绝。苏轼后来评论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 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 者。”称赞该书可与伊尹、太公、管仲、乐毅、淮阴侯、诸葛孔明的王霸之略相媲美。 范仲淹书中最后规劝相府：“劳一夕之思，绝万代之耻”，“为国家安危而思之”。但是，“人未之 病，则苦口之药鲜进焉；国未之危，则逆耳之言鲜用焉。故佞人易进，直臣易退，其致君于有道也难 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势使之然矣

。”真的让范仲淹言中了！此时皇帝年少，太后执 政，相府内正不压邪，范仲淹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引起重视，更谈不上实行。可是十几年后，边防空虚 ，西夏入侵，将亡地失，仁宗这时才真正认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分量，于是重新启用已三次贬 出京城的范仲淹，让范仲淹赴西疆御敌。当西疆安定后，事实验证了范仲淹预见的正确性。庆历三年 ，范仲淹擢为参知政事，其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正是以此书为蓝本，所议各项，皆 不超出此奏书的范围。

x0c积贫积弱危机四伏的北宋王朝，终于铸成了“靖康之耻”！《宋史》关于范仲淹的最后结论：“自古 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 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 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 ，岂让古人哉！”这是宋史的“盖棺定论”。《上执政书》就是宋版的“隆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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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终生崇学重教，且身体力行。对己，学而不厌；对人，诲人不倦。宋代儒者讲学之兴盛，范仲 淹执掌应天府书院当为先行者。 天圣四年（1026年），晏殊任应天府留守，他特别重视教育。当他得知应天府书院缺乏名师，便延请 正在应天府宁陵丁忧的范仲淹。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即原睢阳学舍）情深谊长，他成长于斯，发迹 于斯，因此他爽快地答应了晏殊的延请。范仲淹主持书院以后，便全身心地致力于其学习环境的改善 和学习质量的提高。 范仲淹总结书院先师戚同文的教学经验，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学规，提出了“读书次序”和“为学 次序”，严格要求生徒学习遵循。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易》《乐》《礼》和《春秋 》。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范仲淹认为“六 经”乃是“治国治人之道”，是学习的根本。而当时教育与科举的状况却是“专以辞赋取士，以墨义 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学习与考试内容舍大取小 ，舍本逐末。官学以应试教育为主，助长了生徒投机钻营与醉心名利等不良风气。“天下危困，乏人 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既是急务，也是根本。 在培养“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每个生徒各选一门专业，另外再兼学一门专业 。课程设置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

。选用人才，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他每每教育生 徒，不可把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要以天下苍生为念。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生徒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范仲淹认为，读书是为了“穷理”，穷理必须经 过自己的思考、探求，深思默想，自我钻研，自我体悟。因此，他主张教师讲课，要提纲挈领，不提 倡逐字逐句地串讲解读，只给生徒提示，启发诱导生徒自己思考，再由生徒提出疑难问题，教师有针 对性地解疑释惑，或与生徒互相讨论。他提出“为学之序”，要学、问、思、辨四者结合，最终落实 到“行”上。 为了便于集中精力执教，范仲淹亲自搬到书院食宿。他为生徒制定了一套作息时间表，按时训导督促 生徒学习。夜晚，他经常深入宿舍，检查责罚那些偷懒嗜睡的生徒。每次给学子命题作文，他必定自 己先写一篇，亲自掌握题目的难度和重点，使学子迅速提高了写作水平。对来求学的人，不限年龄、 地域、身份，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诚相待，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应天府书院的学风与 院风，在范仲淹的言传身教下，焕然一新。就读者、问业者，从四面八方，络绎而至。范仲淹出身寒 微，他有自觉吃苦、自我磨砺心志的经验，因此对家境贫寒的生徒，特别热情关照，鼓励他们苦学成 才，并经常拿出自己微薄的俸禄资助他们。 有一天，有一位孙秀才，风尘仆仆来到书院，要求拜见范仲淹。范仲淹见他穷困潦倒、破衣烂衫的样 子，便救济了他一千钱。第二年，这位孙秀才又风尘仆仆地来书院拜谒范仲淹，范仲淹又周济他一千 钱，并且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天天奔波，而不读书呢？”孙秀才悲戚地回答说：“家有老母，无力 奉养，假若每天有一百钱，供养母亲也就足够了。”范仲淹说：“看你的神情，听你说话，不像是乞 讨之人，可两年风尘仆仆地奔波，你得到了多少？耽误了读书，损失就大了。我现在把你留在书院 ，给你找一个职事，每月可以得到三千钱去供养母亲，你能在这里安心学习吗？”孙秀才喜出望外 ，连连拜谢。从此，范仲淹专门教授孙秀才学《春秋》。孙秀才笃志苦学，深得范仲淹的喜爱。范仲 淹丁忧期满，离开应天府书院，孙秀才也辞别回去了。十年之后，听闻泰山下有位孙明复先生以《春 秋》教授生徒，学问精深，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原来就是范仲淹资助并教授的孙秀才，名复 ，字明复，人称“泰山先生”。此时范仲淹无限感慨地说：“贫穷对人的危害太大了，倘若当年孙秀 才乞讨到老的话，即便是像孙明复这样杰出的人才，也将永远被埋没而不显于世啊！”

范仲淹与孙明复在应天府书院这一次因缘机遇，不仅改变了孙明复的命运，而且也是北宋前期儒学复 兴的一个重要契机。孙明复科举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讲学。讲学徂徕的石介，率弟子拜孙明复为师 。海陵胡瑗也至泰山，三人切磋同学。后来三人成为南北讲授儒学之三大重要人物。范仲淹荐举孙明 复于朝廷，授秘书省校书郎，任国子监直讲。石介进士及第，“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 学由此益盛”（《宋史·石介传》）。范仲淹以胡瑗通晓音律举荐于朝，“白衣对崇政殿”，授秘书 省校书郎，任国子监直讲，“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宋史·胡 瑗传》）。清代学者全祖望云，胡瑗门下弟子，先后达一千七百多人。

x0c魏晋至隋唐，儒学衰微，佛学日盛。到宋代，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太祖太宗两朝，崇尚斯文，真宗 仁宗两朝，设教崇学，复兴儒学，开启宋明儒学六百年兴隆之运，其中范仲淹当居首功，应是北宋前 期复兴儒学的第一人。范仲淹与宋学之关系，他在宋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学界一直未予足够重视。北 宋前期儒学复兴的传承脉络是：戚同文掌门睢阳学宫，导乎先路；范仲淹得先师戚同文之真传，言传 身教，卓然而立，开创新局面；至宋初三先生，即泰山先生孙明复、徂徕先生石介、安定先生胡瑗 （远祖世居安定，今甘肃泾川以北），儒学复兴已蔚然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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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洙（997—1057），字源叔，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父王砺是戚同文的门徒，进士及第，官 至屯田郎中。兄王渎曾执教应天书院。洙家学深厚，自幼又聪悟博学，记问过人，享名一方。早在景 德年间，范仲淹便结识了少年时代的王洙，终其一生，三荐王洙，谱写了一曲为国荐贤、功垂斯文的 千古佳话。 天圣二年（1024年），王洙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不久被免官，归居南京。晏殊任南京留守 ，早闻王洙博学多才，为提高书院教学水平，便请他到应天书院任教，并奏请将应天书院升为府学 （开北宋官办府学之先例）。天圣四年（1026年），晏殊又延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范仲淹与王 洙再次聚首，喜出望外。从此两人朝夕切磋，促膝相谈，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挚交。不久，朝廷调王 洙任贺州富川县（今广西东北部）主簿。范仲淹知悉后，认为如此安排王洙去边远地方任一小小行政 长官，不利于发挥他杰出的才能，也将有误于他的前程，便主动去向晏殊建议。恰好晏殊也执意挽留 王洙。于是，晏殊便授意范仲淹撰写了《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上奏朝廷。奏状中提出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

，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又云：“国家崇儒敦古，右文 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古崇右，故“右”引申为尊崇之意。学校，殷曰庠，周曰序。庠序 泛指学校。）所以，范仲淹认为南京为“近辅之郡，宜崇治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的王洙 ，已在书院执教三年，深受学子敬重，恳请朝廷“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从全局来权 衡，此方为“治本”的用人之道。这份奏章，言简意赅，词恳情切，很快获准。王洙在应天府书院教 授生徒八年，功莫大焉。欧阳修对其教学艺术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 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明道二年（1033年）四月，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都，任右司谏，职责是监察官吏，选拔人才，建言 规谏。以为国荐贤为己任的范仲淹，第二次举荐了学富才高的王洙。王洙被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 。校《史记》、《汉书》有功，迁大理评事（参与评断大案要案）、史馆检修（参与编修国史），同 知太常礼院。康定元年晋升天章阁侍讲，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兼职管理）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 》，升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官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庆历三年九月，受命与欧 阳修共纂《祖宗故事》，历时一年，成二十卷。 正当王洙如日中天大展才华之际，庆历四年十一月，因为参加苏舜钦一次宴会，被罗织罪名贬知濠州 （今安徽凤阳东）。实则是章得像、王拱辰等人搞的一次清洗庆历改革派人物的阴谋活动。凡参加宴 会的当世著名文人均遭贬斥。对此，“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成语 “一网打尽”的出处）。庆历五年，王洙又迁知襄州，途经邓州，特意拜会故友范仲淹。二人诗酒唱 和，感慨良多。范仲淹作诗《依韵和襄阳王源叔龙图见寄》：“……与君誓许国……洁如凤食竹，乐 若鱼在藻。安得长相亲，时时一绝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满怀抱。”充分表达了二人以身许国、不以 进退升沉为怀、光明磊落、恬淡守志的高尚情怀和亲密无间的友谊。 王洙在襄州，多有善政，深得民心。在邓州已抱病躯且自知来日无多的范仲淹，闻听王洙的消息后 ，认为朝廷不能大材小用，更不能舍本逐末，便第三次举荐王洙，上《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 》。奏章中高度评价王洙：“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搢绅之中，未见其比，以 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并为王洙受牵连一事陈述不平之意：“以赴进奏院宴会 ，乃在京

诸司常例，得从一日之休。徒以横议中伤，例谴居外，三经赦宥，未蒙召还，恐非圣朝弃瑕 采善之意”，劝谏皇帝“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乞特赐召还，仪表台阁”，并断言“乃知其 才内外可用”，并承诺：“或不如举状，臣受上书诈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 。”如此举荐人才，古今能有几人！ 这一次举荐虽未立时见效，但为王洙后来的任用铺平了道路。王洙正如范仲淹所言，“内外可用”。 徙知徐州后，正值灾年，他减免税费，开仓赈民，劝说富户捐粮救困，招募青壮年千余人当兵治安 ，政绩卓著，吏民称赞，受到皇帝嘉奖。徙知亳州后，便恢复了天章阁侍讲，又迁兵部员外郎。编《 大享明堂记》，任为史馆修撰，再迁为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的知制诰。这时，范仲淹已走完了他的人生 之路，举世哀悼惋惜。宋仁宗亲撰碑额“褒贤之碑”，欧阳修为之撰写碑文，王洙为之书丹。王洙书 法造诣很高。皇祐年间，王洙为仁宗讲《尚书·无逸篇》，仁宗说：“朕深知享国之君宜戒逸豫。 ”为警醒自己，命蔡襄书《孝经》，王洙书《无逸》，置于坐席旁边。王洙比范仲淹小七岁，他对范 仲淹恩重如山的举荐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此时皆倾注于笔端。他书丹的碑文，穿越了千年时空，留传 到今天。

x0c王洙也的确是无愧于范仲淹终生三举的稽古鸿儒。他是北宋校勘编纂古代典籍的佼佼者，功垂斯文。 是他独具慧眼，在翰林院所存的蠹简残策中，发现了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后经校正医 书局林亿等人考证编纂《伤寒论》十卷、杂病论三卷，命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 ，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医宝典。他编订的《杜工部集》，成为后世各种杜甫诗集的祖本。嘉祐二年 （1057年）七月，王洙患病，宋仁宗念念不忘王洙读讲经典的艺术魅力，特遣使慰问，并特带口讯 ，询问：“疾少间否，能起侍经席乎？”终因医治无效，九月一日去世。《宋史·王洙传》中评价云 ：“洙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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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六年（1028年），晏殊任枢密副使，要举荐一人为馆职。宰相王曾说：“晏公很了解范仲淹，怎 么不推荐他呢？”晏殊立即书写举荐状，状中称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 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处睢阳，日于府学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 艺文，不出户庭，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欲望试其词学，奖以职名，庶参多士之林 ，允洽崇丘之咏”（崇丘，《诗经·小雅

》篇名，有目无诗）。是年，范仲淹丁忧服除，冬十二月 ，由大理寺丞迁升秘阁校理。秘阁，系宋太宗端拱二年崇文院中堂建造，为藏真本书籍和墨迹之处。 校理，以京官充任，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实际属于皇帝的文学侍从，可以经常见到皇帝 ，知悉朝廷内部的许多信息机密。对一般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飞黄腾达的捷径。但范仲淹 自步入仕途之日起，就一心只系国家安危和生民祸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仁宗皇帝打算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祝寿，下令草拟祝寿的仪式程序 。朝中群臣私下里议论纷纷，都以为这不符合国家礼制，不能这样做，可谁敢站出来说话？更有谁敢 站出来反对呢？须知，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来历非同一般。她原本是真宗后宫中一位普通“修仪 ”，但她极会讨好皇帝欢心。皇后去世，真宗无子，嫔妃们都争着为真宗生子，日后可好荣登皇后宝 座。刘修仪自己不能生育，却想出瞒天过海之计，将身边一位李姓侍女送给皇帝“侍寝”，得生一子 ，她立即抱入宫中，作为己子，这就是此时的宋仁宗。刘随即封后，真宗死后便自然地升为皇太后 ，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无一人敢有异议。 有一般，就有特例。任秘阁校理不久的范仲淹奋不顾身，公开上疏反对。奏疏云：“天子有事亲之道 ，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之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 ，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认为，这是弱人主以强母后的做法，影响皇权政治的稳定，不可 开这个先例。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不能对后宫越权干政或擅权缄默不言。 范仲淹这一奏疏，骤然引起朝中一场轩然大波，很多人为范仲淹捏着一把冷汗。推荐范仲淹为馆职的 晏殊得此消息，十分恐惧，立即召见范仲淹，斥责范仲淹为何如此“狂率”，如此“好奇邀名 ”，“且将累及朝荐者”。范仲淹面对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晏公，分辩说：“我正因是您推荐的，所以 常常自我勉励，努力做得更好。”晏殊怒斥道：“不要强词夺理！”然后怏怏而去。 范仲淹奏疏上去，刘太后看后很不高兴，心怀怨恨，但慑于舆论压力，没有追究。可范仲淹并未就此 打住。他认为，仁宗皇帝已经20岁，刘太后依然把持朝政，没有丝毫还政仁宗的迹象，多数朝臣尽管 不满，但是为避祸自保起见，人人闭口不言。危言危行的范仲淹，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书《乞太 后还政奏》：“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劝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奏书上去，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范仲淹无可奈何，愤然自请出京任地方官。这正中刘太后 下怀，诏书迅即下达，实则贬范仲淹出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通判。 范仲淹离开京城以后，思虑甚久，认为消除晏公对自己的疑惑误解事关大计，于是首先修书给晏殊 ，陈述己情，输肝剖胆。《上资政晏侍郎书》云：“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 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 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范仲淹列举大量古代圣贤事例，辩明“好奇”、 “邀名”、“狂言”等骂名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的决心，“傥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 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最后提出天下之士有两党 ：“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 安乐，何用忧为？”范仲淹见解超人，令人佩服。他写道：“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 未思之甚矣。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 ，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缙绅之人皆逊其言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 日起，大乱之下，忷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得乎！” 《上资政晏侍郎书》是一份忠臣直士的宣言书，也是劝天下士人做忠臣直士的教科书。晏殊读后，疑 惑顿释，误解尽除，内心更加佩服范仲淹的赤胆忠心，远见卓识，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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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四十二岁，出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任通判。通判，州府的副 长官，兼有监察官吏之权，故又称监州。由京城退居地方，范仲淹并没有只做那些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依然是心存社稷，民生为念。是年，范仲淹做了哪些关乎社稷民生的事情呢？ 其一，上疏论职田不可罢。 范仲淹闻听朝廷要废除职田之制，立即上疏论辩利弊。职田关联着官吏中中下层官员的生计，是涉及 大多数官员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真宗初年遵奉古制，赐官员职田。在实行中，某些贪得无厌的官员 违犯规定，有或多占或强占等弊端出现。有些人就主张废除职田。范仲淹论辩说：这是滥官之咎，非 职田之过。大多数中下层官员，俸禄微薄，家庭全赖此维持生计。凡没有职田的地方，自持廉洁的官 员都比较窘困。过去官员少，任期长，交替调动无需多费时日。如今官多，交替调动频繁，等待安排 任职的时间又往往较长，无职田则常衣食不足，等于逼使官员

去走贪黩之路。权衡利弊得失，范仲淹 奉劝朝廷“不以一时之论，废经远之制”，实现职田“大赉于多士，俾无蠹于生民”的主旨。 其二，上疏论士人寄贯开封府。 北宋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和平稳定，京城开封已相当繁荣。当时，全国各地的士大夫都纷纷 涌向京城，长期寄居开封城，给京都带来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范仲淹上疏分析其中的原因、利 弊，并提出朝廷应采取的对策。 其三，上疏论太后复辟。 在京城，范仲淹两谏太后而毫无效果，但他认为这是关乎社稷稳定与安危的大问题。到河中府后，坚 持再一次上疏，让太后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自己去颐养天年。奏疏上去，被相府压下 ，没有报送太后。 其四，上疏罢修宫观。 是年三月，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上书太后和皇帝，建议修建太乙宫和洪福院。刘太后同意三司建议 ，下令木材仍从河中府调运。河中府西、南两面靠近黄河，土地肥沃，盛产名贵木材。真宗一朝，大 搞迷信活动，东封西祀，大兴土木，每年从这里征调大量木材，民众深受其害。仁宗即位以后，天圣 五年寿宁宫毁于大火。天圣七年，珍藏天书的玉清昭应宫又遭回禄（火灾）之变，使真宗一朝耗六年 时间建成的规模宏大的宫殿化为灰烬。今日要兴建的宫观，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仅木材一项就 要九万四千多根。诏书下到河中府，民众怨声载道。时在河中府的范仲淹深知，前些年民众已经不堪 重负，倘若再大规模征调乏竭的木材，民众将难以生存。“及观民患，不忍自安”的范仲淹，不顾对 他已深为不满的刘太后如何处置他，依然为民请命，再次越职言事，向太后和皇帝上了《谏买木修昭 应寿宁宫奏》：“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 观，减定常岁市木之数，蠲除积负，以彰圣治。”刘太后看罢不悦，但迫于民意舆情压力，还是决定 停建。河中府民众得知停建的消息，奔走相告，从内心感激范仲淹。 其五，上书议改革制举。 是年五月，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此时宰相为吕夷简。制举，亦称制科，朝廷为选取特殊人才 ，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源自汉代皇帝亲策贤良，至唐始有其名。《新唐书·选举志》云：“其天子 有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宋史·选举志》云：“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 子每亲策之……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宋初三朝，制举科目很少。有 时极少应试，有时州县滥举闹出笑话，真正高才者很少，因此时置时废。仁宗初年，下令恢复制举 ，增

设科目，广取人才。范仲淹针对宋初文风柔靡，风俗巧伪，为学者不根于经籍，从政者罕议教化 的现状，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以拯救斯文之弊。上书开宗明义：“夫善国者 ，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他提出先圣之大道，存于《书》《易》《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中，所以劝学要以读 六经为根本，读诸子、群史则为参考。制科考试之内容，是导向之灯，至关重要。朝廷制举命试之际 ，范仲淹在上书中提出考试内容“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不能“访 以不急之务，杂以非圣之书，辨二十八将之功勋，陈七十二贤之德行，如此之类，何所补益！”批评 主持考试者“欲伺其所未至，误其所常习，不以教育为意，而以去留为功”，将天下士子导入“博习 非圣，旁攻异端”的歧途，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之本意”，如此怎么能选取治邦济世之人才呢？殷 切期望相府能够兴复制科，改革内容，救文之弊，使大批人才涌现，为国所用。这是范仲淹倡导教育

x0c改革的一篇呼吁书和宣言书，也是范仲淹撰写的一篇切中时弊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其六，上疏减郡县，以平差役。 范仲淹认为，郡县设置过多，民众承担的差役过分繁重，侵夺农时，耽误生产，致使民众困穷。他提 出借鉴汉光武帝的做法，《后汉书·郡国志》云：“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繁，乃命并合，省郡国十 ，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河中府近邻河东、河西两县，河东主户四千，差役不致逼迫。然河 西主户仅一千九百，其中八百余户属于农村。县公差役三百四十人，其中一百九十五人要摊派乡村 ，乡村中等户只有一百三十多户，每户出差役一人，还有六十五人需要到中等户以下去摊派。“是使 堪役之家，无所休息。”建议两县合并一县，减少差役。大名府县小而多，完全可以合并。“所贵吏 役稍减，农时不夺，地利无遗，民财可阜也。” 范仲淹在河中府实际所为不止这些，仅从以上所列，完全可以看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及忠诚 于社稷的责任意识。是年四月，他由河中府通判转迁殿中丞，虚衔，未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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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八年（1030年）四月，范仲淹由河中府通判转迁殿中丞。宋设殿中省，专管天子衣食住行之类。 有监、少监、丞各一人。监主持全盘工作，少监为助手，丞负责参谋和领办具体事项。范仲淹并未赴 任，只是虚衔。不久，范仲淹获悉宋仁宗宣布恢复制科，他异常兴奋，因为他首先想到了正困于场屋 的“王佐

之才”富弼。富弼有奇才，但是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却是他的短处，24岁进士科考试，结果 没中。由皇帝直接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考试，也叫大科考试，正适合富弼。 范仲淹一方面撰写《上时相议制举书》，主张制科考试要以策论为主；一方面马上派人去追回正在陕 西游历的富弼。范仲淹特别叮嘱：机不可失，让富弼速速返回。富弼返回，见到范仲淹，称对制科考 试缺乏信心，不想应试。范仲淹说：“我已经与几位官员推荐了你，你的才能非常科可比，最适合大 科考试。”富弼又说自己没有准备。范仲淹说：“我已为你准备了一间书房，制科考试的各种书籍文 字也都已备齐，你立即安下心来认真准备即可。”范仲淹对富弼如此器重，如此关心，又安排得如此 细心，如此周到，富弼真的无比感动，只有听从范仲淹的安排，全身心地做好参加制科考试的准备。 范仲淹太赏识富弼了。天圣元年（1023年），富弼的父亲调海陵做官，富弼随父前往，与正在泰州任 职的范仲淹邂逅，范仲淹竟见而奇之，与语终日，赞叹说：“真王佐才也。”《宋史》说富弼“少笃 学，有大度”。富弼年幼时走在路上，某人告诉他说：“那人骂你呢。”富弼说：“大概是骂的别人 吧。”某人又说：“那人指名道姓地骂你呢。”富弼淡淡地说：“恐怕有人与我同名同姓吧。”骂者 事后闻之大惭，向富弼道歉。 海陵偶然相逢，范富两人结成终生不渝的忘年之交，也改变了富弼的人生轨迹与命运。晏殊很器重范 仲淹，范仲淹又经常将富弼的文章推荐给晏殊，因此晏殊对洛阳才子富弼异常欣赏。晏殊有一女待字 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助选婿。陈祥对晏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 殊喜欢富弼，便与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了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不负范仲淹厚望，攻习经籍数月之后，参加制科考试，终以六篇策论而中茂材异等，随即授官入 仕，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他历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两次为相，在北宋群星灿烂的政 坛上，成为一颗魅力独具的明星，也为范仲淹完美多彩的人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北宋西夏交兵之际，契丹趁火打劫，大军压境，声言扫荡中原，并派使者前来，索求割让关南十县之 地。朝廷惊惶万状，无人敢去谈判。富弼临危受命，出使契丹。他无畏无惧，不卑不亢，按照北宋花 钱买和平的既定方针，抓住契丹主的软肋（契丹国由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组成，部族是根本。平 时游牧，战时各部族聚集起来参战，不带粮饷，靠劫掠财物。战时劫掠财物归各部族，作战有功，朝 廷还要奖赏

。因此，打仗多是肥了部族，亏了朝廷，甚至会使部族强盛起来，尾大不掉，威胁朝廷 ），晓之以理，权之以得失，以口舌之辩而息百万之师。富弼两次出使契丹，皆不辱使命，其外交奇 才，令朝野叹服。《宋史》云：“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接到家书，皆不 拆，认为看后徒乱心志。任地方官时，河朔大水，流民遍地。富弼“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公私官 民，多管齐下，“凡活五十余万人”，皇帝“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富弼坚辞不受。富弼可谓忠 加于国，恩加于民，正气浩然，义薄云天。 范仲淹与富弼在同朝为官、协力共事中，表现出了“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富弼在山东为地方官期 间，该地多有兵变，某些州县长官见匪兵势力强盛，不但不去弹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 朝廷追究，派人下来严查。范仲淹负责处理该事。富弼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 养奸，都应定为死罪，不然，今后就无人去剿匪了。”范仲淹却说：“你有所不知，匪徒势强，远在 山林，难以围剿，州县兵力极少，贸然对决，只会劳民伤财，让百姓白白受苦。他们这样做，大概是 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吧。”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意见，二人争执不下。有人劝富弼说：“你太过分了 ，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富弼回答说：“我和范公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 ，并非因为我与他看法始终一致，而是因为我遇事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怎么能因为要报答先生而放 弃自己的意见呢！”事后，范仲淹说：“彦国不同俗流，我很欣赏他，就是因为他有主见。”富弼从 不盲从，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天子也一样。英宗继位，将仁宗一些遗物分赠大臣。大臣们走后 ，英宗单独留下富弼，又额外加赐他，富弼不受。英宗说：“这些物品并不贵重，为何不要呢？”富 弼回答说：“正因为是额外赏赐，所以我不能接受。不然，倘若以后皇上做了例外的事，我怎么劝谏 呢？”富弼最终没有接受。

x0c共同推行庆历新政之时，范仲淹与富弼、韩琦等到各地查访。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即监察 官）名单时，发现其中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官员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别人。富 弼在一旁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很容易，可让这一家人都要哭啊。”范严肃地说：“彦国啊，不 让一家人哭，那就要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啊！”富弼默认了范仲淹的权衡。 范仲淹在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病逝以后，儿子纯仁请富弼与欧阳修分撰墓志铭与神道碑，富弼慨 然应允，于是年十一月

撰毕上石，纳于墓室。富弼祭文云：“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 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 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谕，公实饬之。”感激之情 ，跃然纸上。又云：“公今死矣，忠义已矣。万不伸一，赍恨多矣。世无哲人，吾道穷矣。我虽苟活 ，与死均矣。”悲悼之情，令人潸然泪下。 “唯德是依，因心而友”的范仲淹，“每定交而不杂，必推义而为上”（范仲淹《淡交若水赋》）。 范仲淹与富弼的友情，乃为忘年之交、君子之交，情深谊长，唯德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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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内则》云：“七十致政。”致政即致仕，意思是将禄位还给君主。又云致事、休致、告老、 告归、引老、引年、终养、请养、归隐、乞骸骨等。俗曰“告老还乡”，今称“离休”、“退休”。 不同的是，致仕不是臣下的权利，而是皇帝的恩赐。能否致仕，决定权在皇帝手中，故云“请”、 “乞”，要请求。有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皇帝方可恩准。自夏、商、周起，各朝均有七十岁 致仕的传统，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多数官吏为终身制。直到唐宋时期，致仕制度才逐渐完备起来，但 在实际执行中多有所变。 中国自古有优老恤贤的传统，《礼记》中有许许多多的规定，譬如：“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 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因此，朝廷都有优贤尚齿的若 干规定。《汉书·平帝纪》云：“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 ”二千石以上的官致仕，享受三分之一的俸禄。唐朝五品以上致仕，终生可享半俸，特例可享全俸。 六品以下，前四年享受半俸，天宝时规定供给终身。北宋承袭唐制，可北宋职官制度纷杂多变，高级 官员与中下级官员之间的俸禄差别极大。历来致仕制度又多向高级官员倾斜，显官大员，皇帝特别恩 典，年老致仕，进秩荫补，还可参加重大朝会典礼。可大多数中下层官吏年老多病者，却难以安度晚 年。《宋史·职官志》云：“景德元年三月，诏三班使臣七十以上视听未衰者与厘务，其老昧不任及 年七十五以上者，借职授支郡上佐，奉职、殿直授节镇上佐，不愿者听归乡里……皆不给奉 ……”“景祐三年诏曰：致仕官旧皆给半俸……”由以上文字可知，中下级官员不存在致仕问题，年 迈不能任职者，“听归乡里”，给你个荣誉职衔，皆不给俸。上层官员授致仕官，“皆给半俸”。再 者，北宋有三个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

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皆设立与开封府相类的官员 系统，称分司官，但级别待遇要低于京都开封府，年老患病而贫不能自给者多有之。 天圣九年（1031年），范仲淹四十三岁，升太常博士，通判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太常博士依然 是虚衔，实职是通判陈州。这年，范仲淹上疏乞将磨勘转官恩泽移赠考妣，迁葬母亲灵柩。他奔波于 应天府与河南府之间，亲眼目睹了一部分致仕分司官穷困潦倒的现状，他无法沉默。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的范仲淹，不顾自己职官名分该管不该管，毅然上书朝廷，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便是《奏致仕分 司官乞与折支全俸状》。 奏状中述说，“自赞善大夫以下文武官即未有殊恩，鲜闻致仕”，一般官员极少有致仕的待遇。“臣 切见外处勾当文武臣僚、幕职州县，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无告”。当地的转运使、府州长吏即使 想抚恤照顾，也因财政贫虚而束手无策。范仲淹郑重提出建议，“臣闻先王养老，莫不推仁，在于公 朝，宜行懋典。伏望圣慈，应致仕分司官，今后每遇郊禋，各与进秩。耆耄盖寡，优渥何伤！内致仕 官并乞与折支全俸。”北宋俸禄，一部分给现钱，一部分给物，即折支。但给分司致仕官的折支物 ，质量很差，购置时间过久，物品多半朽腐，估价却太高。这样的物品怎么能供养衰残的老人呢？另 外，那些文资未有朝散阶者，希望能加赐；那些三班使臣、判司簿尉，因为没有大夫出身，没有致仕 条例，也希望给予应有的照顾。总之，“所贵休官之人，不甚失所”，“遂其悠闲，免于穷困”，这 样才能劝勉天下臣属做到“廉退之节”，也才能彰显君亲“存覆之仁”（关怀爱护的仁爱之心）。 夫忧人之忧而欲免其忧，使人皆乐然后与之同其乐，此岂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范仲淹之心，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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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元年（1032年），四十四岁的范仲淹在宛丘（古陈州），从京师传来消息：开封府冒出了许多官 ，不是通过正常程序选拔任命的，说是买通后宫之人而封的。一时间，后宫卖官鬻爵的消息通过各种 渠道传出来。后宫越权干政或擅政，一向是影响皇权稳定的敏感神经。皇权的稳定，决定着国家政治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长治久安。后宫竟然卖官鬻爵，这还了得！范仲淹坐卧不安，他忍耐不住，迅速写 奏疏，言辞极为恳切，劝谏仁宗皇帝要以前朝唐中宗卖墨敕斜封官为戒，不可自乱纲纪，酿成祸乱 ，断送江山社稷。 范仲淹奏疏中所说的“墨敕斜封”是何典故呢？唐朝，皇帝诏书由中书省起草，中书令或中书侍郎润 色，

再交皇帝画一“敕”字。经过画敕，便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交门下省审核。一般，门下省与中 书省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凡属中书门下讨论通过的皇帝诏敕，在“敕”字之下，都必须加盖中书门 下之印，然后再送交尚书省执行。假若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尽管皇帝画了敕字，但门下省极力反对 ，则可将诏书批注送回，这道诏命也就等于作废了。有云：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 敕？这也说明，在皇权政治下，也并非没有一点法制，不是皇帝说啥算啥，不受任何约束监督。女皇 武则天“闹革命”，破除男性掌皇权时一些游戏规则，她曾不经中书门下直接发布诏命。她有权威和 能力，可她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却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李显对后宫一群权贵势力的营私舞弊要求，唯 唯诺诺，对中书门下两省又有几分畏惧，于是便变通办法：所书“敕”字，不敢再用朱笔书写，而改 用墨笔；存装诏敕的封袋，不用正常样式封发，而改用斜封。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 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照办就行。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唐中宗墨敕斜封卖官的典故。 唐中宗之时有哪些后宫势力人物在作祟呢？李显被废房州之时，与韦氏同遭幽禁，备尝艰苦，情爱甚 笃。每闻敕使到来，中宗就吓得要命，甚或要自尽，韦氏劝阻说：“祸福无常，未必定是赐死，何必 这般慌张呢？”继而延入内使，果然没有意外祸事。由此，中宗遂深信韦氏，且与她私誓许诺道 ：“他时若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加禁止。”中宗二次即位，再立韦氏为后，韦氏依照旧约，仿 效武则天，干政擅权。此时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势力淫威依旧。武三思将中宗第七女安乐公主嫁给自 己的儿子崇训。早已与武三思私通的上官婉儿这时又被中宗召侍内宫，进为昭容，令她专掌诏命。婉 儿又撮合三思与皇后韦氏私通。再加上那位武则天时就已叱咤风云的太平公主，全部搅和一起，弄得 昏天黑地。《旧唐书·后妃上》载云：凡与韦氏、武三思、上官氏沾亲带故，左右亲近的家人，朝官 中逢迎巴结之徒，都内外封官，占据要位。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势倾朝廷。她常把自己起草的敕书 ，用手把内容掩盖起来，让皇帝签字，皇帝竟笑而从之，不看内容。“时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宫 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臧获，奴 婢贱称；屠贩，屠宰商贩之流），一个女巫婆赵氏竟封为陇西夫人，势力可与上官昭容相比。 范仲淹对刘太后擅权干政，从他步入京官那一天起，便极力反对，反复上疏劝谏。闻知后

宫卖官的信 息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不厌其烦地恳切请求皇帝要以唐中宗墨敕斜封授官为戒，以韦后为 戒。《宋史·列传·后妃》载云：刘太后“晚稍进外家，任内官罗崇勋、江德明等访外事，崇勋等以 此势倾中外。兄子从德死，姻戚、门人、厮役拜官者数十人。” 范仲淹忠君忧国之至诚之心，可昭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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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1033年）四月，范仲淹被召赴京城，任右司谏。他一到京城，就四处探听某术者儿子的住 处等情况，要了结一桩积压心底的往事。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初到睢阳学习，因为十分贫穷，暂时依托在睢阳一户朱氏人家，认 识结交了一位年长的术者。该人见多识广，为人又十分善良耿直，仲淹经常与这位年长的术者交游 ，一晃三年过去，两人结下了诚挚而深厚的友谊。不料，后来术者患了重病，范仲淹在睢阳学宫读书 之余，经常抽出时间去看望和照料，为他煎汤熬药。突然有一天，术者病危，派人来叫范仲淹速速过 去。仲淹匆忙赶到术者面前，术者抓住范仲淹的手说：“我这一辈子最擅长的技术是将水银炼成白金 ，这个秘方来之不易。现在我的儿子年幼不晓事，无法把这秘方托付给他。今天，我病已至此，想来 想去，还是将这秘方托付传授给你，我最放心。”说着，年老的术者挣扎着欠起身子，把写好的炼银 秘方和已炼出的一斤白金包成一个包，塞进仲淹的怀中。仲淹坚辞不受，而年长的术者此时已气断身 亡。仲淹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收下这包白金，并把这个包认认真真封存收藏起来。 范仲淹明白：他收下的不仅仅是年长术者的心血，最重要的是年长术者的信任。 近二十年过去，年长术者的孩子已长大成人。范仲淹曾派人到睢阳打探情况，但未获得确切的信息。 后来，仲淹从睢阳的朋友处得知，术者的儿子已移居京都。寻来找去，仲淹终于找到了术者之子，郑 重其事地告诉他：“你父亲有神术，可惜早亡。当年他病危之时，因为你还年幼，便把他冶炼水银为 白金的秘方和已炼好的白金一斤托付给我代为保管。现今你已长大成人，我该将这秘方和白金送还给 你了。”术者之子听罢，接过父亲的包裹，既惊讶，又感动，不知怎么感谢面前这位范大人为好。范 仲淹认真地劝勉这位年轻人自立门户，成家立业。术者之子向范仲淹表示说：“我要像范大人一样 ，诚信做事，诚信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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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病逝，年轻的宋仁宗终于解除了太后垂帘决事的捆绑，开始亲政。 他首先想到的是两位敢言直谏违忤太后旨意而被贬出京城的直臣，宋绶和范仲淹，将他俩召回京都。 范仲

淹任右司谏，为谏官，职掌向皇帝规谏讽谕，隶属于中书省，正七品。仁宗罢免了太后称制时的 一部分权臣，并把内侍弄权的罗崇勋、江德明等一干人赶出朝廷，召还李迪、张士逊为相。 在刘太后去世这个拐点上，首先爆发了仁宗生母是谁的特大风波。仁宗的真正生母是李宸妃。真宗郭 皇后无子，郭皇后死后刘氏为皇后，也无子。嫔妃争宠，精明的刘后派自己的侍女李氏伺寝真宗而怀 孕生子，将其据为己子，让杨淑妃抚养看护，李氏升为婉仪；仁宗即位，李妃升为顺容，沉默无言地 处在先朝嫔妃之中，“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宋史·后妃 》）。太后一死，这层窗户纸被戳破了，燕王告诉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仁 宗一听，宛如晴天霹雳，震惊愤怒，号啕痛哭，立即派兵包围了刘氏府第，要查个水落石出。仁宗亲 自到停放李宸妃灵柩的洪福院，要亲自验看。打开棺椁一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 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宋史·后妃》）仁宗知道生母并非传言所说的被鸩 杀之类，自己虽非刘氏所生，但对刘氏的愤怒怨恨顿时消除，下令撤出围兵，而且更加厚待刘氏族人 。其实，这是吕夷简救了刘太后及其刘氏一族。明道元年李宸妃死时，刘太后想以一般宫女规格将其 埋葬了事。丞相吕夷简谏阻太后，刘太后气忿地斥责：“你想离间我们母子吗？”吕夷简从容对答说 ：“太后您若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假设还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醒悟了，同意按一品 礼殡葬。吕夷简又单独嘱咐负责的罗崇勋说：“必须穿戴太后冠服，用水银实棺，保护容颜，不然到 时候不要说我没说清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给别人留后路也才会给自己留后路。倘若无吕 夷简的谋划，刘氏定遭灭门之祸，刘太后与仁宗的历史也就要重写了。这便是后世包公戏中“狸猫换 太子”虚构故事的历史原本。 刘太后之死引爆的第二个风波就是《遗诏》。刘太后垂帘决事并未因她的去世而彻底结束，她留下《 遗诏》云：以保育仁宗的杨淑妃为皇太后，并参决国事。范仲淹一听，认为这是刘太后称制（代行皇 帝执政）的继续，认为断然不可。他上疏皇帝云：太后，母号也，未尝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位太后 去世了，又再立一位太后，且参决国事，这岂不让天下人怀疑陛下自己没有能力独立治理天下，非要 母后辅佐才行吗？在范仲淹等人的一再劝谏下，终于将“参决国事”的关键词删掉，太后的名号不改 ，不再正式册命。 在生母及《遗诏》等

风波过后，朝廷内外掀起了追查指斥刘太后称制时期大小事件的热议风潮。当年 被排斥放逐的官员，自不必说，满肚子怨气牢骚，愤激之辞不绝于耳；当年攀附刘太后的一部分官员 ，为洗清自己，抨击更加卖劲，甚至污言秽语满天飞；当年范仲淹等人冒雷霆之诛而上疏刘太后还政 之时，那些暗地指责范仲淹爱出风头沽名钓誉的自视聪明的官员，此时扮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面孔 ，评头论足，振振有词，宛然与刘太后势力不共戴天的架势；当年那些谨小慎微缄口不语的官员，嘴 也揭去了封条，说三道四，添枝加叶，参加了指责刘太后的大合唱。霎时间，指责刘太后的热议风潮 宛如乌云，笼罩京都。宋仁宗心情复杂矛盾，但已觉得脸面无光，又无可奈何，不知怎么处置是好。 范仲淹在此节骨眼上，力拨乌云，独识大体，亲自对宋仁宗进言：太后受先帝嘱托，保佑皇帝十余年 ，功大过小，宜掩其小故而全其大德。宋仁宗亦言：“此朕所不忍闻也。”平心而论，刘太后与杨淑 妃抚养仁宗，关怀备至，如同己出。在临朝称制中，“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 宋史·后妃》），制衡了权臣的势力，确保了仁宗皇位的顺利继承。尽管刘太后怀有权欲野心，且不 断膨胀，有许多僭越行为，但在王曾、张知白、鲁宗道、范仲淹等臣属的大力抵制下，终究没有突破 垂帘听政的底线，“小臣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而程琳亦献《武后临朝图》，后掷 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宋史·后妃》），刘太后没效法武则天。 范仲淹的劝谏，令宋仁宗大感大悟。五月，按范仲淹的建议颁下诏令：“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 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识大体，务诋讦一时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帘日诏命，中外毋辄以 言。” 诏命一下，乌云散去，阳光又照临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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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到来之际，民众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历来是检验官府及为官者是否践行“民为邦本 ”思想的重要试金石。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江淮及京东路遭受大旱，继而蝗虫肆虐，灾情日重一日，州县告急。范仲 淹立即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派遣得力官员去安抚赈灾。可是奏章却被压下，竟没有上报。范仲淹急了 ，又一次冒雷霆之诛，直接去见皇帝，满怀激愤地质问道：“设若宫廷中半天都不进食，将会怎么样 ？现在数路老百姓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不去抚恤呢？”问得皇帝哑口无语。不过，范仲淹 赤诚爱民之心也感动了仁宗。仁宗当即决定，派范仲淹前去江淮安抚赈灾。 八月安抚江淮。所到之处，先解燃眉之急。灾民

集中的州县，打开各县义仓（各县备灾急用所设仓廪 ），分发粮食；义仓不足，再打开设在州府治所的广惠仓（官府救济鳏寡孤独幼疾者所设仓廪）。凡 粮食紧缺、粮商哄抬粮价的地方，责令府州县打开常平仓（官府为调节米价而设的仓廪），贱价出售 粮食，平抑粮价，调剂急需。江淮一带，佛寺道观甚盛，灾害之时，迷信更加盛行，对挣扎在死亡线 上的民众来说，无异于趁火打劫，雪上加霜。范仲淹严令禁绝妖言惑众的淫祀。 江淮稍稍平稳，范仲淹便迅速筹措京东路所急需的粮食。他将粮食富饶的真、楚、泗等州储备的粮食 ，亲自查看粮食品种及质量，审核粮食数量及价格，安排调拨事宜，然后亲自监督纲运。所谓纲运 ，即成批运送大宗货物，以若干车或船为一组，一组为纲，分若干组。三个州向北方装发粳米、大小 麦、豌豆等共五十万石，救济沂、密、徐、兖各州。 九月，范仲淹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淮南州军赊籴百姓的大麦小麦，赊买盐民的食盐，均没有现钱支给 。下年春天州军各处皆缺乏军储粮食，也没有钱去买粮。范仲淹据实上疏申奏朝廷，借钱五十万贯 ，另外加上布帛、香药三五十万，拨至淮南州军。救灾索要香药做什么？北宋有香药局，香药为贵重 物品，此时可高价卖给急需的商人或富豪，折抵现钱。 范仲淹时刻关注的是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实际调查中他了解到，各军州当粮食收获和籴（官府以平价 向民间买粮食称和籴）之时，农民急于出售自己的粮食，粮行跟官府内外勾结，故意压低价格，农民 觉得吃亏太大，便不出售给官府。粮商暗地里再稍稍提高一点价格，将农民粮食收买去，囤积起来。 到深冬，粮商加价出售，官府便需耗费更多的钱方可购到粮食。官府虚废了钱，种粮农民也没得到一 点好处，只肥了奸商。范仲淹申奏实行新法，官府与农民预先议定价格，农民立约作保，限一月内如 数缴纳粮食，届时到官府如数领取钱款。不让粮商从中隔截，农民也免受粮商故意压价的损失，于国 于民皆有利。 十月，苏、常、秀、润各州，也相继遭受旱灾与蝗灾，粮食严重减产，常州知州吴遵路奏请，朝廷原 来摊派这些州所购买粮食数量，已经无法完成，要求免除。范仲淹申报朝廷，批准吴遵路所奏。范仲 淹不断收到各府州县粮食告急的奏报。情况紧急，他从江宁府（今南京），乘上驿站的驿马亲自赶到 润州（今镇江），部署从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各地征调的粮食，发运庐州（今安徽合肥）、寿州 （今安徽寿县）、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等地。与此同时，范仲淹发现江淮州军 因为疾

病瘟疫而造成人员死亡，废弃的田亩甚多，他发文要求州县各级官员，依照灾伤实际情况，减 免原来的赋税。那些孤贫老幼人口多困难大的，税额不多者，予以全免。 十一月，范仲淹发文通知江淮灾伤州军，逃亡外地今又返乡归业者，免除赋税。返乡后因官员逼令纳 税又逃税者，允许归业，减免税赋。 十二月，奏请朝廷免除舒州（今安徽潜山县）、庐州等地的折役茶，减轻民众的负担。发现江宁府上 元县等地每年缴纳丁口盐钱，却不曾领取盐食，乞奏朝廷将丁口盐钱免除。 范仲淹安抚赈济江淮的数月中，调查了解到府州官员中，吴遵路救灾事迹十分突出，有古人之风，建 议朝廷予以表彰，让各府州县官效法。刘太后称制时，吴遵路不畏权势，条奏十余事，违逆太后旨意 ，被贬放常州。到州后，旱蝗肆虐，灾情渐重。他趁民未饥，派人从水路到苏州、秀州（今江苏嘉兴 ）购粮，稳定粮价，又劝民众采集柴薪，官府收买，换购官米，冬日天寒，官府以原价售给州民，民 享其利而官府又不伤财。他建造茅屋百间，供流民居住。自捐俸禄为灾民购买食盐蔬菜，供给茶饭 ，有病者送药医治。愿归乡者，备船送还家乡。这年，邻近各州郡多有饥饿而亡者，唯独常州平安无 事。范仲淹将吴遵路救灾事迹整理成文呈报朝廷，建议交付馆阁收藏。经范仲淹荐举，不久之后，吴 遵路倍受重用，历任三司盐铁判官、转运使、工部郎中、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迁至龙图阁直学士 ，为国为民，竭思尽力，多有善举，史称“循吏”。《宋史·吴遵路传》云：“其为政简易不为声威

x0c，立朝敢言，无所阿倚。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赒其家。” 范仲淹安抚江淮，最后办的一件事是，把灾区百姓充饥吃的乌昧草采集一把，郑重地带回京城，上奏 仁宗皇帝：“窃见贫民多食草子，名曰乌昧；并取蝗虫曝干，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煮食，别无虚妄者 。臣窃思之，东南上供粮米每岁六百万石，至于府库物帛皆出于农。民于饥年艰食如此，国家若不节 俭，生灵何以昭苏？臣今取前件草子封进，伏望宣示六宫、藩戚，庶抑奢侈，以济艰难。”（《封进 草子乞抑奢侈》） 范仲淹心系民生的赈灾行动及其良苦用心，真正践行着古代贤者“民为邦本”的治国大计，明代方孝 孺称赞道：“孰若先生，惟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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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十二月，安抚江淮刚返回京城的范仲淹，便卷入了皇后被废的激烈争斗的漩涡中心。 仁宗郭皇后，是大将郭崇的孙女。郭崇原为后周大将，归顺太祖后，深受赵匡胤的信任和重用。他的 孙女被刘太后

看中，选定为皇后。当时仁宗所中意宠爱的却是张美人，尔后为尚美人、杨美人。刘太 后做主，天圣二年把郭氏立为皇后，强加于仁宗。郭皇后仰仗刘太后撑腰，在宫中骄横跋扈，心怀嫉 妒，与妃嫔争宠夺爱，闹得风波迭起，六宫不安，仁宗由此心生不满，便渐渐萌生废后之意。宰相吕 夷简因为仁宗亲政时郭皇后一句话而导致其罢相，心怀怨恨，寻机报复。内侍阎文应对郭皇后心存不 满，与吕夷简串通一气，背后怂恿仁宗皇帝废除郭皇后。御史中丞范讽，附和吕夷简，也在仁宗面前 说：皇后入宫九年无子，应当废。恰在这时，郭皇后自制把柄，让吕夷简一伙抓住。一天，当着仁宗 的面，尚、杨二位美人顶撞嘲讽郭皇后，郭皇后气愤不过，跳起来就去打尚氏的耳光，仁宗急忙起身 来护尚氏，郭皇后狠力的一掌误打在仁宗的脖颈上，这下子，仁宗震怒。内侍阎文应火上浇油，劝皇 帝以被打的爪痕去让执政大臣看。吕夷简看后，援引汉光武皇帝废郭皇后的故事，坚决主张废后。消 息传出后，引起许多朝臣的反对。 范仲淹本着“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的理念，立即向仁宗皇帝进言，说皇后乃一国之母，况且郭 皇后并无大过，不可随意废后，引起朝野震动，影响社稷安定。对范仲淹的谏言，仁宗皇帝不理不睬 ，于是范便联络御史中丞孙道辅等十名谏官，一起到垂拱殿外，请求皇帝当面理论是非得失。他们伏 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关闭，范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 ：“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大家议定：明天早朝之后，百官统统留下，与吕夷简辩论是非 曲直。仁宗皇帝看谏官们这等咄咄逼人的气势，便派吕夷简出面应对。范仲淹、孔道辅等义正辞严责 问吕夷简，作为臣子，怎么可以顺父而出母，出此乱家乱邦的馊主意呢？吕夷简被问得理屈词穷，尴 尬狼狈，答应汇报皇帝，让皇帝明天上朝时召见。 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回去对仁宗皇帝说：“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之事，请贬逐。”范仲淹等谏官还准 备明日上朝时据理力争，他们哪里知道吕夷简与仁宗已经连夜颁下诏旨，贬孔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 睦州，天明即押出国门。第二天清早，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告他不要去招惹祸灾，他 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范仲淹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内侍传来圣旨，命令范仲淹出知睦州 ，孔道辅出知泰州，必须立即离京赴任。同时申明：谏官和御史今后只能将奏请之事密草呈送，不得 相互结合一起请对。孙祖德等人被罚款，参与其事的谏官还有蒋堂、郭劝、杨偕、马绛、

段少连、宋 祁、刘涣等。郭劝、少连等相继上疏，杨偕自请同贬，皆不报。守父丧刚回京的富弼上疏批评废后是 发泄私愤，不顾公议。指责皇帝失德，在天下灾害严重、盗贼横行之时，废除皇后、贬逐谏臣是一举 而两失，请求恢复范仲淹的谏官之职。吕夷简皆将这些章奏压下不报。这是以范仲淹、孔道辅为首的 台谏集团与宰相吕夷简之间的一次公开较量，吕夷简一方得到仁宗的支持而暂时胜出。 范仲淹一家十口人，匆忙离京赴睦州，他心情沉重，写下《谪守睦州作》一诗：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 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 极谏废后，充分体现了范仲淹据理而言、虽死无悔的忠介天性与人格。有人说：郭皇后不是仁宗心爱 的女人，也不贤惠，一个臣子也应体谅尊重皇帝的感情，范仲淹管得是否太多太过？此说诚然有理 ，但理之小矣。范仲淹从历代无数废后而祸及社稷的教训中，从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从蚁穴溃堤的 忧患出发，杜绝未然之衅，理之大矣。范仲淹到达睦州后，在《睦州谢上表》中，列举了历代废后而 招致祸难的事例，述说了自己极谏废后的良苦用心。皇帝后宫宠衰宠深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至景祐年 间，尚、杨二美人失宠，仁宗又怀念郭皇后，“遣使存问，赐以乐府，后和答之，辞甚怆惋”（《宋 史·后妃上·仁宗郭皇后》）。帝尝密令召入郭后，郭后说：若再召见，必须面对百官重新册封方可 。不久，郭皇后患小疾，皇帝遣阎文应挟医诊视，郭皇后数日内竟暴亡，朝廷内外怀疑阎文应进毒药 。事实证明，阎文应一伙上演的废后闹剧，纯然出于发泄私愤。 皇权时代，口含天宪的皇帝具有绝对权力，批评指责皇帝，被视为逆龙鳞，会招致杀身灭门之祸，这 种事例历代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北宋皇帝比较宽容，对待谏官的严厉指责、过激言辞，仅对为首者 稍示薄责，其余胁从不问。宋仁宗的开明，也应是历代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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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贬谪睦州，不消极，不悲观，不怨天尤人，不以被贬而稍易其志，因为他对宋仁宗仍然充满信 心，因为他是一位心存魏阙的忠臣。范仲淹一家十口人南下之时，在淮河上遇到大风，风急浪高，舟 船颠簸得十分厉害，险些翻覆。《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云：“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 忠信，尽室任风波。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妻子休相咎，劳生险 自多。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范仲 淹不仅没有悲观情绪，反而体现出他终

生一以贯之的由己推人的仁爱精神。 范仲淹一行途径南陵时，夫人李氏染病，卧床旅舍，延误半月，病愈始行。景祐元年（1034）正月初 离京，车船劳顿三千余里，在三月中旬才抵达睦州桐庐郡治所建德城。 睦州当时辖建德、寿昌、淳安、遂安、分水、桐庐六县，州府治所在梅城。睦州古有桐庐郡之称，秀 丽的新安江、富春江穿行境内。到达桐庐郡，范仲淹便被如诗如画的景色所陶醉，全部身心融入了青 山绿水之中，在满目奇胜山水自然中找到了养病怡神的好地方。范仲淹自幼苦读，营养不良，患有肺 病宿疾。《出守桐庐道中十绝》中写道：“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 ”。范仲淹喜不自禁地在给自己的恩师晏尚书书信中云：“……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 目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鹜交下。 有严子陵之钓台，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 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惟 恐逢恩，一日移去。”章、阮二位从事，俱富文能琴，一起游乌龙山，同登承天寺竹阁。兼之常邀林 僧野客，诗酒聚会，品茗斗茶，迭相唱酬，其乐无穷。在此期间，范仲淹写出了《潇洒桐庐郡十绝》 《新定感兴五首》《桐庐郡斋书事》《严先生祠堂记》《留题方干处士旧居》等数十篇诗文，获得了 他人生中一次文学创作的大丰收。 天高皇帝远的睦州，山水虽美，民俗却“躁而无刚”。范仲淹引导教育当地民众懂文明、识礼仪，倡 导移风易俗。“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夺之害，稍稍而息。”（《与晏尚书 书》）要从根本上改变一地的社会风气，首要是兴学办教育。他在梅城庙学原址上拓展，建置学舍 ，树立讲堂，延见众多儒生来此学习。从此奠定了睦州州学的基础。宝元元年（1038年），胡楷来任 知州，又在范仲淹孔庙、学堂合一的格局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完善。尔后，张方平继任知州，奏请州 学名额和建立学田十余顷，最后完成了睦州州学的建设。 范仲淹每到一地做官，必定尽心尽力地缓解民众疾苦。梅城位于新安江与兰江汇合为富春江之处，背 靠乌龙山，面对三江口，常有水患。范仲淹主持修筑南北相连的堤坝，疏浚了梅城西湖等水利工程设 施，受到当地民众由衷的赞许。 睦州最丰厚的人文资源是严子陵与汉光武帝的故事。创建严子陵祠堂并亲自撰写《严先生祠堂记》 ，是范仲淹在睦州任上做的影响

千古教化的一件大事。 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少年时与刘秀一起游学，友谊深厚。后来刘秀做了皇帝，即汉光武帝 ，严子陵改变名姓，隐身不见。刘秀思其贤明，派人天下寻访。有人报告说，一个反穿羊裘的人在大 泽之中垂钓。刘秀认定，披羊裘者就是严光，便派人用最高贵最豪华的车驾去请。连续请了三次，才 勉强将严子陵请到京城，让他住进豪华的馆舍，有专人朝夕服侍进膳。原来与严光是旧交的侯霸，王 莽执政时，出来做了官。王莽失势后，投靠了起义军，一步步爬上了大司徒的宝座，成为光武帝的红 人。侯霸深知皇帝器重严光，便派人投书去问候。严子陵对一味投机钻营的侯霸极为不满，看罢信后 ，不屑回信，只让来人捎回两句话：“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严光的话刺痛了侯的伤 疤，侯深为不悦，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笑了笑说：“子陵还是狂傲的老样子。”刘秀乘车驾亲自到 馆舍去拜见严子陵。严躺在床上不起，假装睡觉，刘秀拍着严的肚子说：“子陵啊子陵，你为啥不肯 出来辅助我治理天下呢？”子陵回答道：“当年唐尧那么有德有能，仍然有许由巢父那样的隐士。士 各有志，你何必苦苦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无可奈何，叹息而去。另一日，刘秀把严子陵请到宫中 ，两人叙旧，促膝长谈，终日不倦。晚上二人共眠，严光把腿脚搭在了刘秀的肚皮上。侯霸得知后 ，让太史官进奏客星犯帝座，刘秀大笑说：“这是我和老朋友严子陵一起睡觉啊！”刘秀想让严子陵 做谏议大夫，严子陵再次拒绝，于是刘秀便将他放归富春江畔。建武十七年（41年），刘秀再次征召 严子陵，子陵不至。年八十，终老于家。刘秀感到很悲伤，很惋惜，颁诏郡县赏赐钱百万、谷千斛 ，恤济他的家人。范仲淹来到桐庐郡富春江畔，思接千载，感慨良多。此时，子陵钓台已为荒草掩没 ，子陵祠也已湮灭而仅存遗迹，汉光武帝与严光的人文传说，在睦州已鲜为人知，一代君臣特有的高

x0c风亮节将泯灭于无人问津之中。严子陵与光武帝“相尚以道”的千古佳话，与范仲淹在现实官场中所 目睹的许多官员追名逐利的龌龊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范仲淹到任之后，亲自寻访严子陵的遗迹及后裔 ，派从事章岷前往主持修建严子陵祠堂，召请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范仲淹“又念非托之以奇人 ，则不足传之后世”，直到移知苏州的十月间，专门给丹阳邵餗修书曰：“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 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派专人到丹阳，为严祠篆额 （范仲淹致《与邵餗先生书》）。为使严

祠世代相传，范仲淹免除严子陵后裔四家的赋税和劳役，让 他们管理好祠堂有关事宜，并亲自撰写了彪炳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唯 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 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 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 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某来守是邦，始构堂 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该记热情礼赞了严子陵与光武帝“相尚以道”的高风亮节。范仲淹此举除意在以此自勉自励以外，也 是对皇帝、对朝廷高官显要的规劝与讽喻。 历经六十四年的人生旅程之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十六字赞语，也恰 恰是范仲淹人格形象的真实写照。 严子陵祠堂竣工以后，范仲淹接到移守苏州的诏命，道出严祠，瞻拜徘徊，忽见东面山岳优雅绝碧 ，询问此为何地，白云徐生说：那是唐朝方干处士的隐居之地。方干，字雄飞，桐庐人。唐宣宗大中 年间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诗名高扬，人们赞他：身无一寸禄，名扬千万里。方干擅长律诗，其诗 清润冰莹，《全唐诗》选其诗六卷三百余首。方干客死镜湖，归葬桐庐。范仲淹立即驱车前往白云访 察，寻到方干的子孙多为读书人，恰巧有一位名方楷的后裔正考中进士返回桑梓。范仲淹《留题方干 处士旧居》诗云：“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范仲 淹请人将方干处士像画于严祠东壁，方楷又请刊范仲淹题诗于左。严先生祠堂内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 桐庐人文景观。 其实，范仲淹在睦州，内心深处并非波平浪静，他在《依韵酬周骙太博同年》一诗中自述胸臆道 ：“不称内朝裨耳目，多惭外补救皮肤。”他的人生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语）。范仲淹的目标是做良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造福普 天下黎民百姓，并非是在某一地方做官，单单治理好一个地方，仅“救皮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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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所撰《出守桐庐道中十绝》云： 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 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又 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 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

荣。 又 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 宁知白日照，犹得虎符归。 又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 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 又 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言。 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 又 天阍变化地，所好必真龙。 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钟。 又 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 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 又 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 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 又 沧浪清可爱，白鸟鉴中飞。 不信有京洛，风尘化客衣。 又 风尘日已远，郡枕子陵溪。 始见神龟乐，优优尾在泥。 诗人用顶针钩连之手法，十首诗一气呵成，倾诉了自己忠心谏君，见逐贬放，自嘲迂阔，进而素心云 水，神龟曳尾涂中亦自得其乐的心理调适转化过程。心理是矛盾的，情绪是激愤的，不平之声，轰响 于诗外。 范仲淹随遇而安、内心克制的理性精神极强。当他一融入到桐庐“满目奇胜”的山水之中，心中块垒 顿然消解，由郁闷不平迅即转向了潇洒，继而热情咏赞出《潇洒桐庐郡十绝》，皆以“潇洒桐庐郡 ”起句，反复咏唱，塑造了“潇洒桐庐”的千古山水品牌： 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 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又

x0c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 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又 潇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 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又 潇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 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又 潇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 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又 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 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又 潇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又 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余。 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又 潇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 降真香一烛，欲老悟黄庭。 又 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 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x0cx0c杨景敏书范仲淹《春日游湖》诗 潇洒的是桐庐山水的奇胜与灵动，潇洒的是范仲淹生活状态的闲适与清明。 潇洒是一种飘逸，潇洒是一种品格，潇洒是一种境界。 潇洒源自范仲淹终生以道自乐的精、气、神。 潇洒的是天天开轩面对青山，白云缭绕飘逸，青山忽隐忽现，宛如仙境，如梦如幻。 潇洒的是家家泉水叮咚，清脆悦耳，篱舍宅院，翠竹万竿。绿竹、白石、清泉，深情相伴，阖家团圆 ，享尽天伦之乐，胜过人间歌舞。此情此景，令人回忆起当年杜牧守睦州，曾有《睦州四韵》： 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 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 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 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潇洒的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心闲梦亦闲，“公余午睡浓”，正可祛病养身。 潇洒的是好事的新雷声声，催开春山半

是茶，采茶女成群结伴，晓露采春芽。 潇洒的是千家画楼人相呼，芳龄妙女相约荡兰舟，一串银铃笑声采莲去。 潇洒的是湖畔江渚上，白发渔翁钓鱼情，鱼少不为憾，嘉鱼美味不厌精。 潇洒的是闲适宁静中渐悟性灵，过上“静坐诵《黄庭》”的生活，修炼吐纳导引之功，求得神清气朗 、益寿延年的理想生命状态。 十首诗营造了云雾山中、开轩面山、绕舍清泉、公余小憩、翠竹隐泉、茶山春芽、泛舟采莲、清潭垂 钓、焚香读经、严陵钓台等十幅桐庐山水画面，相映成趣，潇洒宜人。 潇洒的是当年光武帝不是因为桐庐山水奇胜，怎么能让严子陵来这里垂钓归隐呢？言外之意，期望当 今的宋仁宗，也能像光武帝一样，有包容天地之外的胸襟气量。自然也是自我勉励，希望自己能像严 子陵那样有高尚的操守气节。 光武帝与严子陵，“相尚以道”。道也者，终生的信仰追求，潇洒的精、气、神。这里所说的道，是 儒学之道。 另外，唐宋时期，道教的人生哲学，也汇入了一般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之中。一方面，恪守着儒家入世 、做官、成大事业，尽忠尽孝，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的追求；另一方面，又私心倾慕在有限的生存岁 月里充分享受自由、乐趣，摆脱任何羁绊与束缚，使精神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精神的永恒境界。 士大夫常常处在两种心理的扭结之中。时而入世的冲动使他们很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恨 不得“乘长风破万里浪”，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时而出世隐退的欲望又使他们去追寻“未 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嵇康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自然恬淡、少私寡欲的 生活情趣和“焚香独看经”式的内心清净虚明、无思无忧的心理境界。至范仲淹时代，士大夫逐渐改 变了过去那种用外在礼法约束的方式，而转向依靠自觉理性追寻人格完善的新途径，要求人们在内在 心性中“去欲”、“律己”。故恬淡闲适、清静寡欲、随遇而安、内向克制成为士大夫的普遍性格追 求。在北宋理学的开创发展道路上，范仲淹的人生轨迹，有着典型的示范意义。一黜河中府，便出名 ；二黜睦州，便潇洒；三黜之后，便光彩照人，人格形象顿时高大起来，巍然屹立在北宋吏治腐败的 历史舞台上。 逆境造就了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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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陆羽语）古人普遍饮茶，兴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朝。宋 朝是个追求生活精致化和艺术化的社会，士大夫十分讲究生活的情趣和精细。饮茶之道亦推向极致 ，“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赵佶语）。 范仲淹知睦

州期间，做了一件繁荣茶文化的雅事：他撰写了一首反映北宋斗茶风俗的斗茶歌。斗茶 ，唐朝曰“茗战”，就是评比茶叶品质的高下优劣，以定胜负，既是茶叶质量评比会，也是茶艺综合 大赛。唐宋时期，斗茶一般有三类：一是民间茶山或御焙园，每年春天对制作新茶进行品尝评比，排 出等级名次；二是贩茶者、嗜茶者在市井街巷开展招揽生意的斗茶活动，相当于广告推销；三是文人 雅士或朝廷命官，闲适茗饮的一种高雅的品茗方式。 范仲淹初到睦州，恰是春暖花开的采茶季节。睦州是产茶盛地，处处是茶山。范仲淹《潇洒桐庐十绝 》中就写道：“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勾勒出一幅春雨江南茶山画 图。该诗采用拟人手法，说好事的春雷，竟然把茗芽催生出来，有声有色，意趣盎然。沐浴沉浸在睦 州采茶、制茶、品茶、斗茶等民俗活动中的范仲淹，与僚属们深入民间采风，好不惬意！恰好，福建 浦城人章岷从事，对闽北武夷斗茶习俗活动十分熟悉，写了一首武夷斗茶歌，呈与范仲淹。仲淹阅后 ，禁不住击节叹赏，异常激动。他虽然未曾到过武夷山，但面对着遍地是茶山的睦州及斗茶习俗，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凝虑动容，欣然命笔，写出了《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零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翠涛起。 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 赢得珠玑满斗归。 武夷山茶，唐代陆羽撰《茶经》尚不载，北宋时声名渐渐凸显。咸平年间丁谓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 造北苑贡茶。他抓住北苑茶早、快、新的特点，别出心裁地用模具在茶团上印出龙凤花纹，饰以金箔 ，创出“凤饼龙团”贡茶，誉满京师，追捧“凤饼龙团”茶成为时尚。后丁谓又写出图文并茂的三卷 《北苑茶录》，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又突出了自己创制的功劳，得到宋真宗

宠幸，升至参知政事 ，封为晋国公。庆历年间，蔡襄任福建转运使，监选贡茶，他烹茶造诣颇深，又仿效丁谓，自采自制 ，改丁谓龙凤团饼一斤八饼为一斤二十饼，精选更加鲜嫩的茶芽炮制，仅成茶十斤，贡于宋仁宗。仁

x0c宗大悦，因为量少而秘而不出，直至南郊大礼，仁宗才赐给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一饼。两府八家将 茶饼分割以后，珍藏家中，每有贵客，出示传玩。蔡襄亦著有《茶录》，从此建（武夷）茶以色、香 、味、形俱佳，夺冠天下，成为茶中极品。苏轼《咏茶》诗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贡茶……”福建建安首开宋代斗茶之风，很快风靡朝野，形成一种风 俗。 范仲淹斗茶歌开头部分描述了建溪水边、武夷山下珍奇仙茗的采制过程。昨夜第一声春雷，催生了漫 山遍野的茶芽，惊醒了千家万户茶农的春梦。黎明时分，家家采茶女呼唤着，结伴成群，欢声笑语 ，穿云破雾，奔向茶山。雾气露珠沾满了粟粒般细密的茶芽，遍野的茶树（嘉木、嘉树）宛如缀玉含 珠，高低错落，惹人珍爱。精心挑选那奇绝极品的露芽，纤纤素指细心地一一掐下。采摘了一大清早 ，即将“日出东方”之时，围裙（襜）里依旧没有盛满。不是没有茶芽，而是标准极高极严，“唯求 精粹”，宁肯少而精，也不敢贪多充数，确保原茶质料的上乘。茶芽采回后，根据一定的制式工序 ，严格进行炮制。出产龙凤团饼茶的北苑（福建建安境内）准备将当年最好的春茶敬献给天子，斗茶 的场面宏大壮观，斗茶的内容与技术精彩非凡，招引来各色人等成千上万，人山人海。 诗的中间部分描写热烈的斗茶场面。斗茶，茶品要好，泉水要好，器皿要好。正式斗茶，斗茶者先将 饼茶碾成细粉，置于茶碗中，然后用沸水冲入，使茶与水融合到最佳程度。比斗过程中，首先看茶末 是否浮在水面上，若茶末浮而不沉，不能与水相融，则表明茶末碾得不细。地方官吏和茶农们，为了 争宠讨好皇帝，费尽了苦心，磨制贡茶的鼎，使用的是当年黄帝铸鼎的首山铜，瓶中装的是天下第一 泉中泠泉的泉水。用的是黄金碾、紫玉瓯。金灿灿的碾畔，是翠绿的茶粉；紫盈盈的玉瓯中泛着翠绿 的茶汤，晶莹剔透。比茶色，各色种，越纯越好，品级越高；品一品，味道要胜过醍醐（酥酪中提炼 出的油），悠长绝佳；嗅一嗅，香气要胜过兰芷，馥郁扑鼻。无论是斗形、斗色、斗味、斗香，既有 评茶师，又有茶客、茶农，各色人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众目睽睽之下，优劣高下，判然明断 ，难以欺骗作假。谁若斗茶获胜，那真可谓像高

不可攀的登仙一样，荣耀无比；输者就像大战失败受 降的将领一样，耻辱无穷。 斗茶歌的结尾部分最为生动，诗人以高度夸张的笔法，用一气呵成的一组排比典故，把对茶的赞美推 向极致。茶，这真是天然出产在山石之上的神瑞，可与当年唐尧观蓂（míng）荚以知月日的瑞草一样 ，功勋卓著。其功效神奇，“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茶清心神，可招屈原之魂魄；茶 可醒酒，把刘伶从醉乡中唤回，让他勃发雷霆之怒。唐代诗人卢仝，好茶成癖，他的《走笔谢孟谏议 寄新茶》一诗，传唱四海之内，其中“七碗茶”之吟唱，最为脍炙人口：“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世人称卢仝为“茶仙”，他著有《茶谱》，与撰写首部 《茶经》的“茶圣”陆羽，共享盛名于茶坛。森然万象之中，怎么能知道茶中就没有高人明星呢？商 山四皓不必吃灵芝，而应喝茶；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先生也不应采薇而食，而应改吃茶才好。茶使长安 酒价大跌，茶使成都的药市萧条。一切都不如到武夷仙山啜一杯仙茗，凭虚御风，飘飘乎羽化而登仙 。请君不要羡慕，花间女郎在端午时节采摘奇花异草（所谓斗草簪花的游戏习俗）而赢得珠玑满斗归 来。其实，斗草斗花哪如今日斗茶更有意义呢？ 范仲淹凭着他对武夷茶的钟爱与感悟，一曲斗茶歌便把武夷斗茶风俗民情描绘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 。武夷斗茶一幅幅生动而经典的画面就这样定格在一行行优美的诗句中，它镌刻了武夷茶诗的一座丰 碑，谱写了中国茶史上璀璨夺目的一页！“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两句诗成为武夷山 茶历史悠久而又权威经典的诠释，评判了武夷山茶在中国茶史上不可替代的至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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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技术在中国，历史悠久。相传春秋时陶朱公范蠡弃官经商，曾运用嫁接技术培育多种果树品种 ，受到欢迎，赢得了市场。古代嫁接技术大抵源自“连理枝”。树木在自然环境下，枝干彼此摩擦损 伤后，两枝干发生自然愈合连结生长在一起。此种现象，汉代已有记载，并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汉代 农书《汜胜之书》中有大葫芦靠嫁接成功的最早记载。南北朝时，嫁接术已达到相当精湛的地步，广 泛应用于改造果树、花木的形状、颜色、品质。通过嫁接这一人力回天的神奇技术，同一棵树，可以 开出两种花，结出两样果。花可由小变大，红色变紫色，酸苦变甜，恶臭变香。宋代，开封、洛阳、 杭州、苏州等地都以花木嫁接而闻名于世

。 古代把“嫁接”称为“接”或“插”，具有专门嫁接技术的人称“花户”、“花工”。这些人“批红 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范仲淹贬守睦州时，桐庐郡中有一名叫陶旻的郡卒，原本是琼林苑中御用的花吏，后因犯错，被发配 到这里。建德人葛闳有感而发，撰写了一首《接花歌》，章岷从事也做了一首，交给范仲淹看，范仲 淹颇感兴趣，遂撰写了脍炙人口的《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与《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成为珠联璧合的 姊妹篇。葛与章的作品已散佚，唯独留存下范仲淹的作品。这篇宋代人物纪传类歌行中的佳作，既具 有研究北宋嫁接技术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研究范仲淹诗歌创作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可以从中透视范仲 淹思想感情发展的真实轨迹。 《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云：

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众中忽闻语声好，知是北来京洛人。我试问云何至是，欲语 澜 堕双泪。斯须收泪始能言，生自东都富贵地。 家有城南锦绣园，少年止以花为事。黄金用尽无他能，却作琼林苑中吏。年年中使先春来，晓宣口敕 修花台。奇芬异卉百余品，求新换旧争栽培。犹恐君王厌颜色，群芳只似寻常开。幸有神仙接花术 ，更向都城求绝匹。梁王苑里索妍姿，石氏园中搜淑质。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腻壤弥缝密。回得东 皇造化工，五色敷华异平日。一朝宠爱归牡丹，千花相笑妖饶难。窃药常娥新换骨，婵娟不似人间看 。太平天子春游好，金明柳色笼黄道。道南楼殿五云高，钧天捧上蓬莱岛。四边桃李不胜春，何况花 王对玉宸。国色晶明动韶景，天香旖旎飘芳尘。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献寿罗星辰。兑悦临轩逾数刻 ，花吏此时方得色。白银红锦满牙床，拜赐仗前生羽翼。惟观风景不忧身，一心岁岁供春职。中途得 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诉。窜来江外知几年，骨肉无音雁空度。北人情况异南人，萧洒溪山苦无趣 。子规啼处血为花，黄梅熟时雨如雾。多愁多恨信伤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减，复有乡 心难具陈。 我闻此语聊悒悒，近曾侍从班中立。朝违日下暮天涯，不学尔曹向隅泣。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 胡能执？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我无一事逮古人 ，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接花之技尔则奇，江乡卑湿何能施。吾皇又 诏还淳朴，组绣文章皆弃遗。上林将议赐民亩，似昔繁华徒尔为。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 。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 诗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事情的缘起。江城有一位守门的老卒，面容憔悴，异常愁苦。听声音，知道是北来的京洛 人。我试探着询问他为何来到这里，他老泪纵横，呜咽难言。等他擦干眼泪，述说其悲惨的身世。 第二部分，述说老卒的身世。他原是汴京人，家在城南有一座锦绣花园，他从小喜欢赏花、育花、接 花等花事，花尽了家中积攒的黄金家财，别无所能，到头来竟做了皇家琼林苑中的一个花吏。年年初 春，皇宫派出的专门使者口头宣布皇帝旨意修建花台，说是需要奇异的花卉一百多个新品种，要替换 去年的新品种。唯恐皇帝不喜欢这些颜色，可各种花卉并不理会，只是照样寻常开放。幸好有神仙般

x0c的接花技术，献给京都的品种那是绝对天下无匹比的。培育的新品种，是从梁王苑里索取的妍丽的姿 色，从石氏园中搜寻的品质最好的。用最好的工具“金刀玉尺”恰到好处地进行剪裁嫁接，用“香膏 腻壤”严丝合缝地包裹好。结果得到了春神造化之工，培育出不同平日的五彩缤纷的花。各种花玩腻 了，看厌了，皇宫突然独独宠爱起牡丹，其他千花万卉受到冷遇，要想妖娆就难了。牡丹恰似窃药奔 月的嫦娥，脱胎换骨，再也不像人间寻常的美女婵娟了。太平天子春游皇家牡丹园林，金明柳色笼罩 着御道，楼阁殿宇高耸入云，宛如天宫建上了蓬莱仙岛。周围的桃李哪里领受过这般春光，更何况是 当今皇帝来欣赏牡丹花王呢？牡丹晶明的倾国之色轰动了美景，牡丹旖旎的天然之香飘洒在花的大地 。特地奏起《霓裳羽衣曲》，献寿的千官像星辰拱卫着皇帝的车驾。皇帝凭轩愉悦地观看牡丹的数刻 时间，恰恰是花吏最为得意的眉飞色舞的时刻。皇帝奖赏的大批白银红锦堆满了一床。花吏在仪仗前 拜谢，宛如腋下生出双翼似的。这时刻，他只看到这无限美好的光景，只想到一心一意地年年做好花 吏的工作。后来谁知不小心竟然得罪了皇帝，被判了罪，狱吏在面前怎么敢诉说冤情呢？把我发配流 放到江外若干年了，春去秋来南雁空飞，骨肉亲人连点讯息都没有。北方人不同于南方人，对南方的 山水不感兴趣。子规啼血染红了杜鹃花，黄梅成熟时节阴雨如雾。如此多的愁和恨伤害了人的身心 ，身体一年比一年更差。眼花耳聋精力衰退，加之思念家乡的苦痛难以陈述。 第三部分，诗人述说自己的感慨。我闻听了老卒的悲苦身世的倾诉，心里也感到有些闷闷不乐，联想 到自己近下也曾在皇帝近旁侍奉，清晨违背了圣意，晚上就被贬到了天涯，但我不会学习一般人向隅 而泣。人生荣辱宛如天上浮云一样，飘忽不定，悠悠天地之大，谁又能掌握呢？当年贾谊文采

惊动整 个汉家朝廷，还是免不了被贬到长沙来。唐朝的刘幽求一夜之间草拟了一百道敕令，镇压了叛乱，功 盖开元盛世，还不是被流放到梅岭以外。才能功业我不及古人，皇帝竟把我贬到这有神仙般境界的睦 州来，我完全可以修身保持名节，以道自乐，并不感到孤独悲苦。像花吏老卒这样一身接花绝技，在 这荒僻低湿的地方怎么施展呢？更何况皇帝又颁诏要讲究淳朴，舍弃那些花里胡哨的园林之类，据说 要将皇家园林赐给农民耕种，这样的话，像花吏接花搞的那些奇花异卉的技术还有啥用呢？不必灰心 ，西都洛阳还有许多名园，我真想像当年白居易（白傅，白居易作过太子少傅的官）那样去洛阳当 “香山居士”，有朝一日皇帝开恩让我们回去，咱们一块到洛阳栽花去！ 花是大自然造化的精英，是美的象征。花吏老卒育花、接花，培育出那么多姹紫嫣红的色彩、婀娜多 姿的造型、沁人心脾的芳香、柔媚动人的韵味，给人们带来多少愉悦与温馨！本应是接花喜歌笑歌 ，却成了接花悲歌。面对老卒的不幸身世，联想到自己的遭际，尽管内心深处也有些怨愤不平，但不 会像当年白居易听罢琵琶女自述后，“江州司马青衫湿”，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范仲淹却认为，“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因而他“不学尔曹向隅泣”。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进退唯道，以道自乐，笑对贬谪，这就是范仲淹独有的风范。故曰：接花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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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改调苏州任知州。苏州是范仲淹的祖籍，它坐落在太湖北岸，地势 平坦低洼，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沟渠河网纵横交错。范仲淹四岁随母徙居淄州长山以后，一晃四十年 过去，这一次是以苏州知州的特殊身份与使命回到生父的桑梓之地。可迎接他的不是富饶如画的江南 鱼米之乡，而是暴雨如注、汪洋一片的洪涝大灾。田野稻谷、村庄庐舍，皆被淹没。十万户灾民，流 离失所，扶老携幼，嗷嗷待哺。“及观民患，不忍自安”的范仲淹到任后，忧心如焚，立即组织赈灾 ，招募一批游闲之徒到海边疏浚河道，先解燃眉之急，疾苦纷沓，夙夜营救。继而带领长子纯祐和差 役亲临灾区诸条河道实地勘察，全面了解苏州水系河网的来龙去脉。在实地考察和吸取当地民众历代 治水经验后，摸清了苏州水灾的成因，理出了治水的整体方略。苏州地势低洼，雨后积水主要靠河道 沟渠排入太湖，再由太湖通过娄江、东江、松江等三条干道排入长江，注入大海。长时期以来，由于 潮汐进退，将泥沙带入，五代时娄江、东江就已经淤塞，太湖泄水，仅有“湖东一派

”，“谓之松江 ”。北宋时，通江入海的浦港也大都淤塞。一遇暴雨，只是临时救急，加高圩堤，只管堵，极少疏浚 ，河床越淤越高，排泄不畅，积水成灾，造成恶性循环，饥馑频仍。于是范仲淹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 湖水入东海的治水方案。将过去的以“堵”为主，改为以“疏”为主。根据“水之为物，蓄而停之 ，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的特点规律，提出“今疏导下，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 西北入于扬子与海也，其利在此”。（《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方案中提出“修围、浚河、置闸 ，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全方位治水理念，做到涝能排，旱能浇，确保年年水稻丰收的战略构想 。并提出以官粮募饥民兴修水利的以工代赈之新措施。 范仲淹制定的苏州治水方案出台以后，引起了朝野各种不同的议论与质疑。他将方案上呈宰相吕夷简 ，以期得到朝廷的支持。吕夷简看罢，心中暗暗称奇，联想到范仲淹泰州筑堤、江淮赈灾的赫赫政绩 ，唯恐范仲淹这次再建功立业震撼朝廷，再被皇帝起用，便与宦官阎文应密谋，假借皇帝谕旨，八月 把范仲淹调往明州（今宁波）。消息传出，时任江南东路转运使的蒋堂上疏朝廷，称赞范仲淹治水谋 略高明过人，赈灾恤民有功，请求范仲淹留任苏州继续治水救灾。仁宗皇帝闻奏后，询问此事的根由 ，吕夷简怕暴露真相，便以苏州官民有不同意见为借口，搪塞仁宗皇帝，继续隐瞒其真实用心。但此 时也只好把范仲淹的治水方案呈给仁宗皇帝。仁宗皇帝看罢，连声称赞，九月下诏范仲淹留任苏州 ，并批准了他的治水方案。吕夷简见事不妙，随风转舵，景祐二年春天给范仲淹写信，以特别关切的 语气询问疏导积水的有关问题，显出谦恭爱民的样子。范仲淹接到吕夷简的信后，觉得宰相的态度有 些异样的改变，“何岩廊之上而意及畎亩”？岩廊，高峻的廊庑，此指朝廷中枢的宰相府；畎亩，田 野，民间百姓。意思是，宰相为何突然关心起民间百姓的事情呢？不管宰相府高官的真实用意如何 ，能够关心一下，就“天下幸甚”。于是范仲淹便借此机会给吕相认真回信，这便是《上吕相公并呈 中丞谘目》。该信实事求是地阐述苏州治水方案的科学依据，并据理一一批驳了六种反对派意见： 其一，长江水位已经很高，难以再容纳太湖、松江之水。范仲淹说，百谷之水最终必然流入大海，故 大海称为百谷之王，为什么唯独苏州之积水就不能下泄江海呢？凡是疏浚了河道的地方，积水很快下 泄，就是明验。 其二，海潮天天上涨回涌，陆地的积水根本无法下泄。范仲淹说，长江淮河入

海之处，皆有潮水，但 最终都归之大海。原因是上潮时间短，退潮时间长，这是常识。 其三，清淤只是暂时的，沙因潮至，几年工夫又会淤塞，人力怎么与天力相抗衡呢？范仲淹说，新疏 导的河流，设置闸门，平时关闸，抵御海潮，沙不能进。每年春天清理闸外的淤沙即可，工减数倍。 置闸，旱可蓄水灌溉，涝可排水泄洪。 其四，田野开挖沟渠，加重农民劳动负担。范仲淹说，苏州一带全是稻田，大水一来，收成无望。水 灾之后，瘟疫接踵而至，临时赈济，十不救一，名为天灾，根本是饥饿所致。倘若让民众适时地开挖 沟渠，疏浚河道，保证稻米生产，百姓就不会因饥饿而死。“民勤而生，不亦愈于惰而死者乎”！ 其五，用官粮役民兴修水利，会大大消耗军用粮食。范仲淹说，请算一笔账：苏州一带每年缴纳稻米 三十四万斛，再加上官私买粮，不下数百万斛；可是去年秋天水灾，官府免除田赋三十万斛，官私之 籴一点没有了。假如丰年，每年春天用工一万人，每人每日吃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仅九千石；荒年 ，每天每人五升，招民为役，因而赈济，一月仅用米一万五千斛。“量此之出，较彼之入，孰为费军 食哉”！

x0c其六，苏州一带全是低洼沼泽，开挖沟渠根本无益。范仲淹说，苏州稻田，无水不长。水减少了，可 以播种，不必将水全部泄干。去年疏浚五河，泄去积水，今年秋收有望。还有少量积水没有排除，再 疏浚几条河流，以分其水，就不会壅塞。若再遇大雨，排水迅速，就不会再造成大的灾害。今年“苏 、秀间有秋之半，利已大矣”。 该信最后指出：“然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非朝廷主之，则无功而有毁。”建议今后朝廷 ，以忧天下之心，全力支持郡县官员做好兴修水利等惠民利国的工程。 范仲淹亲临治水第一线指挥，经过一冬一春的艰苦治理，太湖水利工程终于圆满完成，治水与治田结 合，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关系，保障了苏、湖、常、秀等江南四州的稻米生产，改善了 民众的生活，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粮食供应和赋税收入。民众感其恩德，将浦闸称为“范公闸”。范 仲淹“修围、浚河、置闸”的治水方略，一千多年来，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介书生出身的范仲淹，怎么又能够成为水利方面的行家呢？《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中云：“然 初未甚晓，惑于群说；及按而视之，究而思之，则了然可照。”“按而视之，究而思之”便是经验之 谈。“按而视之”，到实地亲自察看，调查研究，访问民众，吸取民众的实践经验，然后“究而思之 ”，分析对比，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综合概括，就会寻找到治水的可行性方案。调查研究，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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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知苏州后，一直被救灾治水的繁忙公务缠身，直到景祐二年（1035年）春天，最紧迫的阶段过 去，他才稍有余暇回到自己在高平里的祖居。古代吴国都城姑苏，有大城小城，小城又称内城、子城 ，即吴国的宫城。据《文选·吴都赋》李善注引《越绝书》云：“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 陆门，皆阖闾宫，在高平里。”范仲淹这次回到祖居地高平里，已不是天禧元年回到苏州要求复姓归 宗时受到冷遇排斥的情形。范仲淹同父异母的兄弟三人，大哥早年夭亡，二哥仲温出生于京师，父亲 去世后跟着叔伯兄弟们一块长大。这年春天四月十四日，是宋仁宗赵祯的生日乾元节，按惯例要赏赐 百官官爵及财物。范仲淹因赈灾治水有功，也得到赏赐，他便借此机会，把皇帝恩赏的将作监主簿一 官赠给仲温。将作监是负责宫室、宗庙、陵寝等土木营造的官署。主簿为掌管文书之类的属官。范仲 淹与二哥在祖居的西斋促膝相谈，商议如何振兴祖业。“少长北地，近还平江”的范仲淹审视着百载 的故庐西斋，感慨万千，欣然命笔，写下了《岁寒堂三题并序》，将西斋命名“岁寒堂”，斋中两株 松树命名为“君子树”，松树旁的阁楼命名为“松风阁”，昭示范氏子孙“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 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勉励范氏 子孙，同时也是自我勉励，为国为民，甘愿“化为补天石”。 补天就要靠人才，补天之举首要的是兴学办教育，崇尚和效法“万世师表”的孔子那样培养人才。姑 苏郡城之东南有夫子庙，范仲淹亲自去查看了一番，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满目疮痍，荒败不堪，并且 所处的地方也太小太简陋。他想重新寻找一块好地方重建文庙，同时创建州学。他四处勘察访问，终 于寻到一块花木扶疏、风景秀丽的所在——南园。南园原是钱氏所修建，如今只是一个遗址。范仲淹 花钱买下了苏州南园这块地方。当时一位阴阳先生对范仲淹说：“南园是块鲤鱼跳龙门的风水宝地 ，倘若选在这里建房居住，子孙后代会科甲蝉联，世世代代富贵昌盛。”范仲淹笑了笑说：“一家富 贵昌盛，哪里比得上在这里建设学府，招揽天下学子在这里读书成才，让千家万户世世代代富贵昌盛 啊！”阴阳先生听罢，连连称赞说高义之见。 范仲淹一面上疏朝廷，奏请苏州设置州学，一面实际谋划营建州学。他改革旧制，首创官学与祭孔庙 堂合为一体的左庙右学新格局。这种庙学合一的格局，很快被效仿普及，元、明、

清三代，沿袭不变 ，现今北京始建于元代的国子监，就是左庙右学的建筑格局。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苏州历史上第一所州学兴建起来。苏州原为吴郡，故又称郡学。苏州又为平 江府所在地，故又称府学。苏州州学兴建后，最初来学习的生徒刚二十多人，有人便对范仲淹说 ：“州学是不是建得太大了，房舍太多了？哪有那么多生徒来学习呢？”范仲淹胸有成竹地说：“我 担心过不了多久，这州学就显得太小，学舍太少了啊！”范仲淹为了提高州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出德 才兼备的有用人才，亲自聘请名闻天下的儒学大师“安定先生”胡瑗来执教。胡瑗教学有方，对生徒 要求极为严格，许多生徒一时难以适应。范仲淹便把儿子纯祐送入州学，让他尊师好学，做出表率 ，带动影响了众多生徒，迅速形成了良好的学风。胡瑗首先在苏州，继而在湖州创造了“分斋教学法 ”，不拘一格培养各种人才。其他郡县的生徒闻风而至，生员日众，蔚然一时之盛。宋哲宗元祐年间 范仲淹的儿子纯礼制置江淮发运事，来到苏州瞻仰先父创建的州学，与知州王觌共同商议，扩建了州 学。斋室从10斋扩建为212斋，房屋也从初建的50间扩为150楹。苏州州学规模之盛，在江南首屈一指 。南宋初，苏州城毁于兵火，绍兴十一年（1141年），平江府知府梁汝嘉重建苏州州学，据同治《苏 州府志》载，从南宋到清末，有碑记可考的重建、扩建共30余次之多。州学极盛时期占地达到十万平 方米，而原址始终没有改变。时至今日，苏州中学及碑刻博物馆即当年州学原址。保存至今的重要南 宋建筑还有大成殿、明伦堂、棂星门等。州学培养的人才，宋代50余年间登科者已超过百人。明清两 代，苏州出的进士、状元居全国之冠。范仲淹创建苏州州学，桃李布满天下，被后世誉为“郡甲天下 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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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圣德，莫大于求贤。”（《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纵观范仲淹一 生所言所行之忠，非仅忠于皇帝一人之忠，而是忠于君国社稷，忠于泽生惠民，忠于致天下太平之业 。 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在泰州监西溪盐仓时，同年滕宗谅任海陵从事，创建以文会友的文会堂 ，滕宗谅邀范仲淹、富弼、胡瑗、周孟阳等文人学士聚会其中，诗酒唱和，琴瑟友声，成为泰州一段 文坛佳话。范仲淹撰写下《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的华丽诗章：“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诗书对 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赞扬滕子京做了一件 流芳后世的盛事。在文会堂，范仲淹与

胡瑗相识相知，结为终生君子之交，帮助成就了胡瑗“始于苏 湖，终于太学”的辉煌人生事业。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今陕西子长县），故世称“安定先生 ”。祖父胡修任泰州司寇参事，举家迁来海陵。父亲胡讷有才学，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胡瑗颖敏 ，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诗书，立下了“以圣贤自期许”的宏大志向。但后来家贫难以自给，没有好 的机会拜师求学。几次科考，皆未及第，便辞别家人，北上泰山，与孙复、石介一起潜心治学，十年 不归。相传，胡瑗每次接到家书，只要看见信封上写有“平安”二字，他便投入山涧中，不再拆开展 读，颇有十年面壁之意。胡瑗返回泰州后，便设立私塾，教授生徒。当范仲淹上书朝廷创建苏州州学 时，他慧眼识珠，诚心聘请胡瑗担当州学首任教席，为胡瑗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极好机会。 景祐二年（1035年）冬十月，范仲淹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京师兼职国子监。此时 ，朝廷决定更定雅乐。所谓雅乐，就是宫廷中祭祀、朝会、宴饮、庆典等所奏之乐。在此以前，雅乐 更定过两次，一次五代时期，一次仁宗本朝，但这两次都不令人满意。这是第三次，皇帝颁旨选拔精 通音律的人，共选了两个人，一位是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位就是范仲淹亲自推荐的胡瑗。胡瑗以 草泽布衣身份入对崇政殿，受到宋仁宗的召见。仁宗看到胡瑗举止文雅，合乎古礼，在他与阮逸修定 音律、制作钟磬以后，破例授予他秘书省校书郎的职衔，一时震动了朝野上下许多士人。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初赴陕西守边，急需参谋人才，举荐征召胡瑗任丹州（今陕西宜川）军 事推官，让胡瑗考察军事要塞，让他参谋退敌戍边之策。二人常促膝深谈，彻夜不眠。起初许多武士 疑惑不解，在这边塞危急之秋，范仲淹召一位只知古书的教学先生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何用？事实教育 了这群武士。胡瑗在丹州，提出了更兵法、治兵器、开垦废弃土地为营田、招募土人为兵，给钱让其 自购战马、替代那些东兵（来自中原一带的守边士卒）之中老弱病残不能作战者等等建议，范仲淹一 一采纳了这些建议，认真实行之，迅速巩固了边防，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群武士，从胡瑗的所言 所为中，更加敬佩范仲淹识人用人的远见卓识。 宝元元年（1038年），滕子京调江宁府通判，不久徙湖州（即吴兴郡）知州。第二年，滕子京上疏朝 廷创办湖州州学。朝廷批准后，划拨土地建设馆舍，历时两个月而竣工。州学开办以后，生徒并不多 ，州学要办好，关键是要有好的教师。让谁

来执教呢？滕想到了在泰州文会堂相识的胡瑗，范仲淹聘 胡为苏州州学首任教席，胡已闻名吴郡。尔后范仲淹又举荐他到朝廷更定雅乐，征召丹州军事判官 ，胡瑗更加名震朝野。于是滕子京诚心诚意地聘请胡瑗来湖州州学主教。庆历二年（1042年），胡瑗 以保宁军（今四川理县）节度推官的身份赴湖州任教，先后达九年之久，开创了始于苏州、成于湖州 的“苏湖教学法”，其核心内容即分斋教学法。学校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是所有生徒必修必 学的课程，即经学，也就是当时的理论及伦理道德，这是治国安邦的经典，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治事斋包括讲武、水利、政事、数算、文学等，生徒每人各治一事，也可以再兼学一事。治事斋根 据生徒的爱好特长，因材施教，培养生徒的实际才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胡瑗创造的 以分斋教学为核心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实践活动，首次全面贯彻了范仲淹的政治教育理想。在此期间 ，胡瑗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湖 州州学迅即名扬天下，四方学士不远千里而至。 庆历四年，推行新政，兴办太学，范仲淹首先向仁宗皇帝举荐胡瑗和李觏。《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 》中云：“……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 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服，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慈 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在范仲淹的举荐倡议下，朝廷派员到苏州、湖州调查总结胡瑗 的教学经验与方法，著为令，颁布太学施行。胡瑗从此由苏湖州学，终于走上了太学的最高讲坛。皇 祐四年（1052年），仁宗皇帝任命胡瑗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与阮逸又被召“典作乐事

x0c”，“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宋史》），全面主持太学。是年五月，范仲淹走完了他 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徐州，而他所忠心举荐的胡瑗，此时则成就了北宋太学教育的巅峰。据《宋史 ·胡瑗传》载：“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 四五，随才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他与孙复、 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胡瑗所教授的生徒最多，约一千七百余人。胡瑗太学弟子程颐《回礼部 取问状》中记载：“胡太常瑗……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 ……往年胡博士瑗讲《易》，常有外来请听者，多或至千数人

。”嘉祐初年，胡瑗擢为太子中允，天 章阁侍讲，仍治太学。后因病以太常博士致仕，终老于家。当胡瑗离开京城之时，他的众多弟子和朝 中人士闻讯纷纷齐聚在京都东门外，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饯行仪式——祖饯，即先祭祀路神，请路 神护佑先生一路平安，然后设宴送行。凡是参加这次送行的，都感到特别自豪与荣幸，《宋史》云 “时以为荣”。 朱熹认为胡瑗一生的教学，可为“百世之法”；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尊他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欧 阳修盛赞“其教学之法最备”；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嘉 靖年间以胡瑗从祀文庙，尊称“先儒胡子”。 范仲淹《赠胡瑗教授》有云：“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弟子皆贤才。”尊胡瑗为“孔孟衣钵，苏湖领 袖”。至忠荐士，光被四海千秋，范仲淹完美实践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先师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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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苏州治水、创建州学的显赫政绩，闻名朝野。景祐二年冬十月，除授范仲淹礼部员外郎之职 ，并授予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天章阁主要收藏宋真宗图籍、符瑞、宝玩之物。因为真宗在位受天书祥 符，故名天章阁。待制，位在学士、直学士以下，出入侍从，以备顾问。范仲淹在《苏州谢就除礼部 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中表达心志云：“敢不内守朴忠，外修景行，进退惟道，尊圣贤视履之方 ，始终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旋即，范仲淹被召还京师署理国子监。 范仲淹一回到京师，他与宰相吕夷简的矛盾冲突骤然发生了新的变化。范仲淹一向危言危行的秉性非 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议论朝政更加激昂峻急。吕夷简面对咄咄逼人的范仲淹，暗地里派人去奉劝他 说：“待制，待命之臣，不是口舌之任专提意见的谏官。”言外之意，少提意见，少说为佳。范仲淹 义正辞严地对来人说：“议论思考朝政，正是侍臣要做的事，我怎么敢不以此勉励自己呢！”吕夷简 诱劝无效，知道范仲淹是个直言直行、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只好另寻别的办法对付他。深于谋算的吕 夷简，最终想出了一条不露声色的老辣之计：你范仲淹不是很有才能吗，让你代掌京师开封府知府。 开封府人多事繁，情况复杂，治安难度大，让你范仲淹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难以有余暇时间和精力再 管朝廷其他的事情。假如忙中有失，忙中出错，京师就在皇帝眼皮底下，一有消息就会迅速传遍朝廷 。到那时，就借机抓住不放，再次将其罢免。吕夷简的如意算盘不是单靠他自己来拨动的。范仲淹一 上任开封府知府，立即整顿官僚机构，果断革除积弊，裁汰冗员，不畏权贵，廉明执

法，对扰乱京城 秩序的豪猾之徒、害群之马及其政治靠山，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与打击。数月之间，范仲淹便把开封 府治理得井然有序，号称繁剧的京师“肃然称治”。京都民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 文。” 是年十二月，郭皇后偶染小疾，仁宗派内侍阎文应带领御医前去探视诊治。出乎人们的意料，几天后 郭皇后竟猝然死亡。郭皇后暴死的消息，宛如平地一声雷，震动了朝野，掀起了轩然大波，朝野内外 怀疑内侍阎文应药中放毒，纷纷要求严加查处。昔日围绕郭皇后的政治角逐迅即白热化。身陷其中深 知内里的范仲淹认为，权臣如此丧心病狂，威胁动摇了仁宗朝的江山社稷，非事关郭皇后一人。他一 不做，二不休，亲自向仁宗皇帝上奏弹劾内侍阎文应的种种劣迹，并以绝食表示抗议，誓与内侍阎文 应不共戴天！出门时将家事全部嘱咐给长子纯祐：“这次如果我不能取得胜利，我就不活着回来了 ！”抱定了舍家许国的决心。宋仁宗迫于范仲淹等人的浩然正气和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接受了范仲 淹的意见，将阎文应流放岭南，阎文应最后死于流放途中。这场风波的结局，让朝野忠直之士拍手称 快；可与阎文应沆瀣一气的宰相吕夷简却捏着一把汗，心存畏惧，同时打算伺机报复。 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三十日，纠察刑狱胥偃依附吕夷简，又向范仲淹发难，奏称范仲淹在开封府 治狱“立异不循法”。范仲淹立即给予回应，将太宗皇帝当年做开封府尹所判案牍呈上，仁宗派词臣 搜集资料，编了一部狱事汇编，七百余卷，可惜这部案例巨编已佚。 是年，范仲淹四十八岁。春，契丹又在幽州、蓟州一带聚集兵力，声言再次南侵，弄得朝廷君臣惶恐 不安。景德初年澶渊之役的情景，人们还记忆犹新。此时，迁都之事成为群臣议论的核心。是年五月 ，范仲淹给宋仁宗呈上《论西京事宜劄子》，建议修建西京洛阳。洛阳空虚日久，毫无储备，以朝陵 的名义先去修建粮仓。陕西有粮，可运而下，东面有粮，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就可有储备。太平之 日居东京通达之地，以便天下；危难之时则居西洛险固之地，以守中原。内修仁德，外设险要，此为 长久安全之策。宰相吕夷简则认为：契丹欺软怕硬，修建洛阳，不能产生威慑作用，不如扬言修建大 名府，暗示皇帝将御驾亲征讨伐。有人反驳说：“此虚张声势，不如实实在在地修建洛阳城。”吕夷 简则说：“此为当年楚国令尹子囊临死遗言修筑郢城之计，图个忠心的名声而已，假如契丹大兵渡过 黄河，就是高城深池，又有何用？” 宋仁宗以迁都之事征求吕夷简的意见，吕讥讽

范仲淹的建议是迂阔之论，务名无实。范仲淹听说以后 ，连上四论呈给仁宗皇帝，一是《帝王好尚论》，二是《选任贤能论》，三是《近名论》，四是《推 委臣下论》，论论切中时弊，告诫皇帝“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相权不可超越君权。 宰相吕夷简原靠讨好刘太后起家，刘太后一死，他又见风转舵，数说太后坏话。郭皇后曾对仁宗说 ：“吕夷简是攀附太后上来的，只不过他比别人会耍权术，善于应变罢了。”他的狡诈行为被郭皇后 揭穿后，其宰相之职一度被罢免。但吕夷简在宫中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他通过内侍阎文应刺探到自己 被罢相的真情，旋即通过关系和权谋，又重登相位。为报私仇，他与阎文应串通，导演了一场废掉郭 皇后的政治丑剧。范仲淹对吕夷简善玩权术的为官之道，大为不满。废掉郭皇后，吕夷简得到仁宗的 倚重，他广开后门，滥用私人，致使朝中吏治腐败不堪。范仲淹经过周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

x0c》，呈奏给仁宗皇帝。他指出图中列出的众官员升迁序进情况，如何是为公，如何是为私，升迁贬降 皆出于吕夷简一人之意。如此下去，皇恩何在？君威何在？西汉末期汉成帝过分倚重张禹，致使外戚 专权，最后酿成王莽之乱。范仲淹对仁宗皇帝说：“我认为今日朝廷中就有张禹这样的人，败坏法度 ，不可不早辨。”范仲淹如此公开果敢地挑战吕夷简的相权，彻底激怒了吕夷简。吕夷简在仁宗面前 一一辩解范仲淹对他的批评，天天向皇帝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 罪行，而且威胁皇帝说：“宰相就是管理百官的，现在范仲淹想按他的想法升迁官员，还要宰相干什 么？老臣乞求皇帝罢免了我。”范仲淹毫不示弱，连续奏疏争辩，言词激烈。这场斗争，是非曲直 ，多数官员心中明白，但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利用已经拥有的相权，推动君权向自己一方倾斜。二十七 岁的仁宗皇帝终于站在了吕夷简一方，赤胆忠心的范仲淹被打败了。五月九日，仁宗下令夺去范仲淹 天章阁待制职衔，贬往饶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因为忠直谏言，三次被黜，贬出京城。天圣七年，四十一岁的范仲淹任秘阁校理，因建言章献 太后还政仁宗而贬河中府通制。离开京城之时，送行的僚友很多，在都门饯别时，有人说：“范君此 行，极为荣光！”明道二年，四十五岁的范仲淹任右司谏，因为极谏废后，而得罪宰相吕夷简与内侍 阎文应，一家十口贬谪睦州，而且押解出城。这次僚友送行的人依然不少，在长亭饯别时，有人说 ：“范君此行，愈加荣光！”范仲淹第三次贬谪饶州，以“朋

党”论处，并被禁军抄家，即日逐出京 城。朝中官员大多畏惧宰相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敢公开出面送行范仲淹。送别的人，仅有龙图阁直学 士李纮，还有在家养病的集贤校理王质，闻讯后扶病携酒而来，在郊外饯别时说：“范君此行，尤为 荣光！”范仲淹笑笑说：“仲淹前后已经三光了，以后诸君若再送行，就请备一只全羊，作为祭祀吧 ！”监视范仲淹的大臣对王质的言行很不理解：“你有病完全可以不来送行，为何要自陷朋党呢 ？”王质明明白白地回答说：“范公是天下贤者，王质怎么能忘呢？倘若我能成为范公的党人，那是 范公对我王质厚厚的恩赐啊！”闻者为之缩颈。范仲淹被贬以后，御史台韩凟迎合吕夷简旨意，把范 仲淹的所谓“朋党”名单，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之上。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站出来，仗义执言 ，上疏批评皇帝“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速改前命”。余靖被降职监筠州酒税。太子中允 、馆阁校勘尹洙上疏，自称与范仲淹义兼师友，属于“朋党”，甘愿坐罪，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 书记、监郢州酒税。馆阁校勘欧阳修，看到谏官高若讷不发一言，反而大肆诋毁范仲淹，便写下了千 古名篇《与高司谏书》，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坐罪被贬为夷陵令。五月十一日，欧 阳修宴别范仲淹赴贬所。五月十二日，亲朋好友饯行郊外，王质扶病送行。五月十八日，余靖离京。 五月二十日，欧阳修等送尹洙。五月二十二日，欧阳修被台院催逼离京。二十五日泊舟待发，险遭覆 舟。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众亲友送别。西京留守蔡襄愤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余、尹、欧为四 贤，高若讷为不肖。该诗在京城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写，书商以此赚钱。契丹使者来访，购买一份 回去，后来发现在燕山馆舍的墙壁上抄有此诗。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父亲刚去世，也冒哀上书，以 “大臣持禄而不敢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使下情不能上通”，乃国家之大患，为范仲淹等人被撵出 京城，愤然写诗道： 伊人秉直节，许国有深谋。 大议摇岩石，危言犯采旒。 苍黄出京府，憔悴谪南州。 诗友梅圣俞作《灵乌赋》寄给范仲淹，告诉他，几次直言朝政，人们都视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诫范 仲淹从此拴住舌头，锁紧嘴巴，缄默不语，以免再遭灾祸。范仲淹立即写《灵乌赋》，以明心志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三黜三光”的故事，集中反映出范仲淹“发必危言，立必危行”，谏则必黜，黜则益谏，陈 善闭邪，宁以身蹈不测而不悔的刚直不阿精神，打破了当时“以宽厚沉默为德”（《宋史·张洞传

》 ）的官僚积习，开启了宋代士大夫议政之风，所以朱熹称赞范仲淹“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 为多”，“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而三次为相的吕夷简，尽管做过许多好事 ，《宋史·吕夷简传》中，对吕打压贬斥范仲淹等人之事，也不得不评价道：“时论以此少之。”少 者，鄙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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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第三次贬官饶州，是以“朋党”论处，被禁军抄了家，当日逐出京城，妻子李氏身心受到的摧 残，比第二次贬官睦州更大、更重，日夜担惊受怕，心神恍惚。从汴京到饶州，当时陆路难行，取水 路，中间要经过十几个州县，除扬州外，无一地方官员敢出面接待范仲淹。长途跋涉的坎坷艰辛，人 情世态的炎凉，使李氏更加疲惫不堪，途中竟染上了重病。边诊治，边赶路，走走停停，景祐三年 （1036年）八月三日终于到达饶州。但没过多久，李氏便含恨死去，为范仲淹留下了三男两女，大者 十三岁，小者四、五岁。厮守了十三年的妻子过早去世，范仲淹悲痛至极，三日不食，七天不眠，天 天以泪洗面。在邻近任建德县令的诗人梅尧臣作《范饶州夫人挽词二首》写道：“君子丧良偶，拊棺 哀有余。庄生惭击缶，潘岳感游鱼。夕苑凋朱槿，秋江落晚蕖。犹应思所历，入室泪涟如。”尔后范 仲淹《苏幕遮·怀旧》词中“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御街行·秋日怀旧》词 中“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 计相回避”等词句，都凝聚着他当年亡妻之哀、思念之苦。 范仲淹将李氏暂时先安葬在饶州芝山，把孩子的抚养做了一些必要的安顿，迅即调整心态转入了繁剧 的政务。 范仲淹是位像孔夫子那样十分理性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宦海风险，依然泰然 淡定，《饶州谢上表》云：“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他坚信自己所言所为是 对的。他依然表示决心：“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节。”优优，宽和 之貌。蹇蹇匪躬，意即为君国之事而忠直谏诤。在饶州任上，我要以宽和的施政之方，实行礼乐教化 ；要是再入朝廷，我要更加为君国之事而忠直谏诤。历经“朋党”之灾、亡妻之痛之后，范仲淹不悲 观，不消极，不怨天尤人，忠信自许，依然直道而行。 在睦州，范仲淹为使“贪夫廉，懦夫立”，有益于教化，修建了严子陵祠堂；在天高皇帝远的荆蛮之 地饶州则是创建了立意高远的庆朔堂。 历朝历代影响江山社稷统一稳固而酿成战乱的一个核心是“尾大不掉”之患。州

郡官吏，就是一些古 代的诸侯王，倘若各自为政，不听从中央王室的调度指挥，就威胁着中央政权。《左传·昭公十一年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周朝的礼制，天子每年季冬把第二年的历书与政令颁发诸侯，诸侯将 历书与政令藏之祖庙，每逢每月初一，即朔日，便会杀一只活羊隆重地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堂听政 ，这叫“告朔”，或云“朔政”。在农业文明的古代社会，一部历书就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适时播种 ”、“适时收获”等基本问题。“告朔”的意义重大，它象征着天下一统，政令畅通，礼仪教化，协 和亲睦。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许多诸侯各自为政，割据称雄，不再用周天子的历书。《论语 ·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女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打算省掉向祖庙 告朔所用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这只羊，我爱惜这些礼仪。”当时，鲁国告朔礼已不再举 行，但依然分配给祖庙告朔礼用的牲羊。子贡从节约出发，想省下活羊。孔子认为，如果连这项礼仪 的牲羊也去掉了，这项礼仪岂不彻底消失了？ “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范仲淹在饶州郑重地创建庆朔 堂，就是要以身示范，郡县牧守要为天子分忧，为君国社稷分忧，“陈优优布政之方”。范仲淹离开 饶州后仍十分怀念，作有《怀庆朔堂》诗。当时与范仲淹极为心投意合的度支员外郎、提点铸钱魏兼 作有和诗，其他还有另外三人的和诗，俱刻石嵌于庆朔堂壁间。后收入《范文正公鄱阳遗事录》，诗 前有序，诗后有跋，对庆朔堂的格局形制、创建的主旨深意、创建后的形胜影响，都写得明明白白。 序曰： 庆朔堂，公之所创也。在州圃之北偏。左瞰“蜀锦”，右连“流杯”，前占“春香”、“虚静”，傍 对“湖光”、“四望”，直见“清心”、“退思”，以正设厅、仪门之道，基平而栋隆，势威而气壮 。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将以承宣天子之教，而发施于政令，仪乎古诸侯藏朔焉，所以题之曰 “庆朔”。而且亲植花卉，栏为二坛。公即移润，是以作诗而记之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 未曾开。年年忆著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勾来。”后人观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之诗，来而争和之 ，以刊于石壁。 跋曰： 噫，世之人常以绛之园亭为最，而邓之百花洲却为其冠。若钱塘“有美”，乌程“碧澜”，琅琊“醉 翁”，贵池“弄水”，率为士大夫矜爱者。然以公之“庆朔”，名著乎建康、广信，虽愚夫稚子莫不

x0c知，尚颂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泽流播于风俗间，安及于此哉！ 北宋

时期，世人认为天下园林佳美者，北国胜境绛州“居园池”为最早，邓州的“百花洲”大抵可为 冠首。至于像士大夫喜爱的钱塘“有美堂”、湖州乌程县的“碧澜堂”等等，以上所有这些园林，与 饶州范仲淹创建的“庆朔堂”相比，知名度与美誉度皆不如。南至建康（今南京），北至广信（今河 北徐水西），即便是愚夫稚子，没有不知道“庆朔堂”的，都赞颂怀念。若不是范仲淹仁德惠泽广泛 流传于民间，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据《范文正公鄱阳遗事录》记载，魏兼提点铸钱司的厅堂就在 饶州衙署内，旁边有一亭，魏兼爱菊，在亭的周围全栽上菊花。魏兼与范仲淹“剧相得”，十分情投 意合，把该亭命名为“秋香亭”，范仲淹特意撰写了《秋香亭赋》。魏兼序跋的记载应当是翔实可信 的。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所载《怀庆朔堂》诗是范仲淹为某歌妓小鬟所写的绯闻，可谓黑白天壤之 别，不可不辨！魏兼《和范公希文怀庆朔堂》诗云：“使君去后堪思处，庆朔堂前独到来。桃李无言 争不怨，满园红白为谁开。”“堪思处”、“独到来”，非游玩逸乐，而是心仪向往古代诸侯告朔之 礼仪。供备库副使、同提点江东刑狱公事曹泾和诗云：“池馆名花旧日栽，几番零落又春开。谁人解 识红芳意，犹有多情五马来。”身处江湖之远的饶州，范仲淹的回答是：“意君成大舜，千古闻膻香 。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希望辅佐当今皇帝成为古代圣君大舜 ，千古都能闻到五谷的香气，我小小的心怀如一缕青风，愿意吹绽百花献给天下一点芳菲。 庆朔堂非一般园林亭池可比，它是范仲淹高远心志和高尚人格的寄托和外化。范仲淹是宋代理学的开 山者，他将儒学体用一源、仁民爱物之道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格至诚正、修齐治平之功 夫，推己及人、成人成物之理想，总其成于一身。“礼以成之，乐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 ”（《明堂赋》）在饶州，他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此道果迂阔，陶陶吾醉乡”（《鄱阳酬泉州曹使 君见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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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忘身，三黜三光，景祐三年远斥饶州，打击最为严重，范仲淹内心深处，没有怨言，没有牢骚 ，没有怨怒，没有不平之言，那是不现实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如何调适，如何理性地把握 自己。范仲淹在政治逆境中，总以欣赏山水之美、弹琴赋诗之乐调适心态，以追思古代先贤哲人砥砺 名节，汲取坚持信仰操守的精神动力。创庆朔堂，向世人表明：我虽被贬谪，但我仍然要像古代诸侯 一样遵从告朔之礼，忠于天子，忠于国家社稷。“今之刺

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范仲淹作《 鸣琴》诗云： 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 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 范仲淹坚持礼乐治国的信仰，他向往的是《吕氏春秋·察贤》中描绘的境界：“宓子贱治单父，弹鸣 琴，身不下堂，而单父（古地名）治。”而巫马期披星戴月，早起晚归，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 务，也把单父治理好了。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其中缘故。宓子贱告诉他：“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 ；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举贤授能，使用人才，是治理好一个地方的上策，这是琴道的魔力。 “乐由中出”，“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记》），琴道乐治，匡正人心，治本之道。 琴为尧舜时代的太古遗音，理想王国治平之世的标志。《礼记·曲礼》：“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 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自古文人士大夫钟情琴弦，酷爱琴艺。五代时期，儒学式微，琴乐不 闻。至北宋，范仲淹以复兴儒学为己任，自然也以琴道自任，倡导教化，正人心，挽时运，终生酷爱 琴道。司马迁云：“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史记·乐书》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 琴道昌盛于宋，范仲淹为倡导者、践行者。 青少年时期，范仲淹曾亲自到徙居淄川的大音乐家崔遵度处学过琴艺。《宋史》云：“遵度与物无竞 ，口不言是非，淳淡清素，于势利泊如也。掌右史十余岁，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间，虑上之见。善鼓 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阁，手植竹数本，朝退，默坐其上，弹琴独酌，翛然自适。”他 尝著《琴笺》，宣传琴道。崔认为：“颐天地之和，莫先于乐；穷乐之趣，莫近于琴。”范仲淹非常 敬重古琴家崔遵度，曾请教：“琴何为是？”崔答：“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进一步阐发说 ：“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既要 求美妙的音调，又要有高雅的情趣，这就是范仲淹所推崇的“中和之道”。范仲淹还曾向崔遵度请教 ：“今之能琴，谁可与先生和者？”崔答：“唐处士可矣。”范自书道：“某拜而退，美而歌曰 ：‘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闻听唐处士琴足可与崔相和，简直高兴得如赤子孩童一般 欢呼雀跃。崔公去世后，范仲淹又向唐处士学习琴道，建立了“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 ，琴之道大乎哉”的琴道观念。 远在祥符初年，范仲淹佩带琴剑，游学关中，长安小秀才王镐、道士周德宝及屈元应三人，都酷爱弹 琴，仲淹与他们

相互切磋琴艺，并且曾在风月之夕，如醉如痴地聆听过隐君子之乐。 祥符四年，“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琴心剑胆，文武全备，决心担当 天下兴亡之重任。 《老学庵笔记》云：“范文正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范仲淹除作《与唐处士书》论辩琴道乐治外，还撰写了《今乐犹古乐赋》，指出“古之乐兮所以化人 ，今之乐兮亦以和民”，乐治“理心”、“导和”，“春诵夏弦”、“移风易俗”。但范仲淹明确提 出“无求于独乐”，他追求向往的是与天下庶民同乐。其《和杨畋孤琴咏》表达了不独乐的同一主旨 。诗云： 爱此千年器，如见古人面。 欲弹换朱丝，明月当秋汉。 我愿宫商弦，相应声无间。 自然《召南》风，莫起孤琴叹。 儒学倡导乐与仁的统一，其最高境界即“尽善尽美”的化境。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描绘出了琴 艺卓绝，兴亡尽在其中：

x0c银潢耿耿霜棱棱，西轩月色寒如冰。上人一叩朱丝绳，万籁不起秋光凝。伏牺归天忽千古，我闻遗音 泪如雨。嗟嗟不及郑卫儿，北里南邻竞歌舞。竞歌舞，何时休，师襄堂上心悠悠。击浮金，戛鸣玉 ，老龙秋啼沧海底，幼猿暮啸寒山曲。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此声感物何太灵，十二衔 珠下仙鹄。为予再奏《南风》诗，神人和畅舜无为。为予试弹《广陵散》，鬼物悲哀晋方乱。乃知圣 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兴亡哀乐不我遁，坐中可见天下心。感公遗我正始音，何以报之千黄金 。 范仲淹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以乐道自任的人，在饶州（今江西鄱阳）任上却冒出了一段颇为浪漫的故 事。这个故事有几种版本，也多解读为偎红倚翠的桃色新闻。姚宽《西溪丛语》记载：“范文正守鄱 阳，悦乐籍一小妓。召还，作诗寄后任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著成离恨 ，只讬春风管领来。’到京以胭脂寄其人，题诗曰：‘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寄汝 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吴曾《能改斋漫录》把后任指为魏介，魏介得诗把该女妓买 下来送给了范仲淹。徐度《却埽编》将“春风”解为天庆观道士，不是指的后任知州。俞文豹《吹剑 录》记载最为典型：“范文正公守饶，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 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讬春风干当来。’介买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以范公而不能免。慧远曰：‘顺境如磁石遇针，不觉合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况我终日在情里作 活计耶！’” 首先应该指出的

是，“庆朔堂”，前面已述，是一种政治范畴的概念，在饶州时任度支员外郎提点铸 钱的魏兼在《范文正公鄱阳遗事录》中序云：“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将以承宣天子风教，而发施 于政令，仪乎古诸侯藏朔焉，所以题之曰：‘庆朔’。”怎么能将范仲淹《怀庆朔堂》这样一首关乎 政治风教的诗解读成男欢女爱之意呢？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个王衍与慧远不 知何许人也，也真是地道的声色犬马之流，竟然以己之苟且心态去评判范仲淹！ 其次，尽管在宋代官员士大夫出入歌舞伎馆、偎红倚翠是其生活的常态，范仲淹也不是不食人家烟火 的神人，但从范仲淹划粥断齑、窖金捐寺、睢阳苦读、筮仕广德、三黜三光等为人为事看，其修养 ，其名节，其品格，其情操，确实已超越乎世俗流俗之外，已不被尘俗所累。一向崇拜范仲淹的苏轼 说得好：“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 ，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范仲淹 自幼有高度的道德自觉，人生之可贵，在于以道德责任，担当人间苦难，成就人间德业。全祖望称之 曰：“高平一生，粹然无疵。”“粹然无疵”就是生命的高度理性化，进退出处，皆能遵道循理而行 。 笔者认为，范仲淹与鄱阳乐籍小妓一事，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但笔者的解读是：抓住“乐籍”二字。 这位小妓是搞音乐的，定然是有音乐的特殊天赋，尽管年纪小，却才艺超绝，她弹奏的乐曲，有神奇 的艺术魅力，引起了范仲淹强烈的共鸣。再加之这位小妓，妩媚动人，艺绝貌美。范仲淹欣赏喜欢这 样一位艺绝貌美的乐籍小妓，并且关心其成长，有些来往，是完全自然的事情。有道是：欣赏美是一 种境界，善待美是一种胸怀。至于魏介买妓送公云云，纯属流俗的虚拟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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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棠，棠梨树。《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 ，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 ，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后遂以“甘棠”称颂良吏的美政和遗爱。范仲淹知饶州十八个月，效 法前贤，爱民如子，大有甘棠遗风。范仲淹在饶州到底做了哪些利国惠民的事情呢？ 饶州，三国吴时为鄱阳郡，隋改为饶州，下辖六县：鄱阳、乐平、余干、浮梁、德兴、安仁。这里是 远离京都的边远地区，文化教育很不发达，风俗比较落后愚昧，有些民众冥顽好斗，社会秩序比较混 乱，当地有些官吏狡诈不实，

常常从中作梗，祸害一方。面对公务繁剧之郡，范仲淹总是先走访当地 百姓和贤达，把州县民情弄个心中有数，从而做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州郡 父母官的纲，即孔子所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政务，就是端正，你用端正 来作表率，谁敢不端正呢？也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自己公正廉明，就是抓住了纲。范仲淹有筮 仕广德的公正廉明，有整肃京师开封府的绝招，有治理泰州、睦州、苏州等地的方略。到饶州上任之 时，范仲淹治理地方州郡的经验才干已经达到了圆熟的境界。 第一要事，创建庆朔堂，宣传实施大宋王朝的政令，表明虽被错误贬官到饶州，范仲淹却依然一身浩 然正气，忠于君主社稷。北宋神宗时曾因直言谏诤而被罢官的李深在饶州撰有《题范文正公祠堂二首 》，其一云：“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一说 ，该诗为范仲淹的诗。） 第二，关注民生。饶州种植茶树，坡坡岭岭遍是茶园。浮梁县茶叶生产数量大，质量上乘，是茶叶的 重要集散地。宋代茶叶消费兴盛，茶叶又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从宋太宗开始实行“榷茶”法 ，官府对茶叶实行征税、管制、专卖的措施。到仁宗之时，对茶叶实行更加严格的专卖制，成为官府 的重要财政收入渠道。范仲淹走访民间时，得知广大茶农对朝廷强行索要大量御茶怨声载道。价格极 不合理，官府低价收入，高价售出，中间利润巨大。各级官吏又借机敲诈勒索，更使茶农不堪重负。 浮梁一带乌御茶贡额巨大，使得许多茶农遍采春芽，搜尽深山也难以如数缴纳。有的到其他茶山购茶 充当，有的竟至逃亡。茶叶生产不仅不能为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了罪。“茶罪黎元”成为饶州一 带的重大民生问题。自称“三黜人”的范仲淹，毅然决然地履行州郡职守，向皇帝上疏，奏请减免饶 州乌御茶。宋仁宗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比较仁慈的君主，批准了范仲淹的奏疏。熙宁进士在饶州撰 写的《题范文正公祠二首》其二云：“一章奏免乌御茶，惠及饶民几万家。遗老至今怀德政，为余谈 此屡咨嗟。” 饶州城池，地处湖泊泽地，河渠纵横，淤塞不畅，污水横溢，杂草丛生，桥梁道路破旧不堪，垃圾遍 地，人畜所饮之水难以找到洁净水源。范仲淹一到任，便安排有关得力官员，疏浚河道，整修城池 ，开挖水井，使饶州城在极短时间内面貌焕然。这方面缺乏文字记载，只有民间口耳相传的零散信息 。 第三，迁建州学，培育人才。 饶州教育远在晋朝有过短暂兴盛的历史，以后渐趋败落

，执政者极少有人关心重视。饶州锦山绣水 ，俊拔出众，然而庠序不兴，人才缺乏。地灵而不人杰，范仲淹觉得实在遗憾。 范仲淹考察饶州城时发现，州城东南有妙果禅院的高塔，耸立云天千尺，宛如饶州的一支巨笔。俯瞰 城下，湖泊相连，宛如能饱蘸笔墨的砚池。范仲淹将妙果寺浮屠命名为“文笔峰”，将东湖命名为 “砚池”。文笔峰与砚池之间，烟柳长堤，碧波粼粼，花木扶疏，景色秀丽。此地正当饶州巽地，即 东南方位，是一方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范仲淹将州学地址选在这里，商议谋划迁建饶州州学。州学 尚未建成，范仲淹便调往润州。继任饶州者，按照范仲淹的设计，终于完成了州学的迁建工程。州学 生徒逐年增多，人才不断涌现。治平二年（1065年），饶州学子彭汝砺状元及第，胞弟彭汝霖进士及 第，饶州教育逐渐走向兴盛。 第四，穷古尚德，教化后人。 彪炳鄱阳千年史册的先贤圣哲首推长沙王吴芮，他是饶州乃至江西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人杰。吴 芮，吴国始祖泰伯之后，秦朝任鄱阳令，仁德宽厚，爱民如子。秦末，苛政如虎，荼毒天下，各地官 吏也趁机祸害百姓。走投无路者，都想推翻秦朝统治，杀死贪官酷吏。这时，天下官吏唯独鄱阳令吴 芮体恤百姓，饥者赈之，寒者恤之，老者养之，强者抑之，弱者扶之，深得江湖民心，人们尊敬地称 他“番君”。陈胜、吴广揭竿之时，鄱阳人拥戴吴芮带领部将山童梅鋗参加义军，助刘邦入关卓立功

x0c勋。项羽封芮为衡山王。项羽兵败后，刘邦封芮为长沙王，殁后谥“文王”。吴芮故里是鄱阳郡余干 县（一说浮梁县），所以鄱阳人曾修庙祭祀。沧桑巨变，长沙王庙早已荡然无存。范仲淹知饶州时 ，番君爱民的事迹依然享誉饶州民间，但吴芮在推翻暴秦建立汉朝时的卓越功勋，鄱阳并无人知晓。 为了弘扬先贤仁德，激励后人，范仲淹新建了长沙王庙，并亲自撰写了《番君传》，命提点铸钱魏兼 篆额，让长子纯祐书丹。六十年后，绍圣乙亥（1095年）六月，饶州守陈贻范撰写《范公鄱阳遗事录 》中云：“……饶之为国殆千余年，而庙不立，公之守饶，始建焉。然公之穷古尚德、好贤乐善之心 岂寻常人也！” 饶州芝山顶上旧有宝福侯庙，叫鹿头大王，是祭祀汉朝名将樊哙的，民众信奉十分虔诚。樊哙是汉朝 开国功臣、保国忠臣，一生急君主所急，忧君主所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是“忠勇佐主”的典范 ，可谓有口皆碑。旧庙已经破败，又十分狭小，不适宜人们祭祀与褒扬。范仲淹想移到一个新的地方 重建，他选择的地址，恰巧是州城之民邵都院占卜下的一块地方

，要建生坟。范仲淹找到这位姓邵的 ，问他为什么选在这里建生坟，姓邵的说：“建在此处，我家五十年后必当出侯伯大官，不能卖给他 人。”范仲淹说明原委，姓邵的最终同意把宝福侯庙移建在这里。到了元丰庚申（1080年），太守马 渊因久旱不雨而祷于宝福侯庙，结果甘霖沛然，十分灵验，他上奏朝廷，乞加旌奖。朝廷让掌管祭祀 礼仪的太常卿，封赠樊哙为宝福侯。从景祐到元丰，前后恰好五十年，人们说范仲淹把庙移在这里 ，有先见之明。其实，范仲淹之初衷乃是选块风水宝地，让人们崇敬和弘扬樊哙“忠勇佐主”的精神 ，而民间却常常以迷信附会之。 第五，吟诗作赋，提升文化。 范仲淹知睦州，是他诗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知饶州，为第二个高潮期。他与饶州内外的文人雅士 诗赋唱和，宣传贯彻自己“文辞贯道”、“意淳语真”的文学主张，创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提升了 饶州的文化品位，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范仲淹贬饶州，谢绛寄诗表示同情，范即作《和谢希深学士见寄》，表白“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的心志，“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自己虽然被贬斥江湖，但依然期望直言谏诤的路畅通无阻 。其耿耿忠心，难能可贵。《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全方位剖白了自己“意君成大舜，千古闻膻 香。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的理想追求。“此道果迂阔，陶陶吾醉乡”，范仲淹尽管诗中多次自 嘲自责“迂阔”，但他却“不可为而为之”，期冀以自己的直言直行、危言危行，开辟出一条谏诤之 路，即便牺牲也在所不惜。“心存阙下还忧畏，身在樽前且笑歌”（《同年魏介之会上作》），在悲 苦焦虑的矛盾心情下，则借助山水歌咏来排解调适。这时期他还写了《芝山寺》《昇上人碧云轩》《 怀庆朔堂》《赠钟道士》《道士程用之为余传神因题》《依韵酬黄灏秀才》等篇什。《郡斋即事》一 诗，为范仲淹在饶州的代表作。 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过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专城，指主宰一城的州牧太守等地方长官。“塞上衰翁”典出《淮南子·人间训》，指忘身物外、乐 天知命、不以得失为怀的人。妻子李氏去世，自己也染上肺疾，在此处境下，范仲淹以塞翁自比，过 着“斋中潇洒过禅师”的知州生涯。陈贻范《范公鄱阳遗事录》云：“公下车，兴庠序，晓教令，待 贤爱物，壹以恺悌……后之为守者，以饶之繁剧，虽穷日力，常惧其不治，公处之有方，而民乐于恺 悌。每阅公《郡斋即事》之诗，必跂仰

而谈公之优游于政也。” 范仲淹留给了饶州太多千年不泯的遗迹与记忆，其仁德惠泽非同寻常可以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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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四年（1037年），李觏去饶州拜见范仲淹，志趣相契，心心相印，成为范仲淹交游圈中的布素之 交。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资溪县）人，人称“盱江先生”，北宋著名的思 想家与教育家。李觏出身贫寒，14岁父亲去世，依靠母亲郑氏昼耕夜织，勤俭持家，才使全家免于冻 馁，才能使李觏外出求师访友。22岁返回家乡，著书立说，以求康国济民，他自述道：“觏，邑外草 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 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 ，腹饥渴，颠倒而不变。”（《上孙寺丞书》）“纂成文章”指著《潜书》十五篇。24岁著《礼论》 七篇。28岁著《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等。29岁，学富五车的李觏满怀信心地赴京参加科考 ，竟然落选不中。他在京城期间，拜访了许多文宗儒师，但他最想拜访的却是范仲淹。他早已听闻范 仲淹有知人之明，又有荐贤之德，不问贵贱，唯才是举，一介布衣被他荐举后，竟能被召用。在李觏 千方百计寻访前辈范仲淹之时，谁知范仲淹早已被贬出京城，赴任饶州。李觏在京师卒无所遇，彷徨 而归。这是景祐三年的事情。 回归南城，李觏乡举不利，此时身衰力竭，孤愤无依，在百般无奈的情景中，他不惜冒着风雨寒苦 ，不远五百里，专程奔赴鄱阳郡，终于拜见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前辈范仲淹。两人促膝相谈，谈读经 ，谈科考，论人才；两人纵论天下大事，论富国，论强兵，论安民。谈得情投意合，论得切中时弊。 两人都以天下兴衰、民生祸福为己任，可谓志同道合，因心而友。 范仲淹将桐庐所写《严先生祠堂记》交与李觏看。李觏看后，赞叹不已，说：“范公此文一出，必将 垂名后世，但尚有一字欠稳妥。”范问：“哪个字？”李云：“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 溥，以‘德’承上，未免实且板，不如换成‘风’字，怎么样？”范听罢，默默吟诵道：“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果然意趣大不相同。范仲淹连忙称谢，拜小于自己20岁的李泰 伯为“一字师”。据说，范仲淹以一千两银子作为酬谢。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贪夫廉，懦 夫立”，源本于《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故闻柳下惠之风 者，鄙夫宽，薄夫敦”。李觏建议以“风”改“德”字，亦源本于

此。 二人在饶州相见相识，后来范仲淹给李觏的信中说及：“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阳劳惠访，寻以改郡 ，不敢奉邀。”是年十二月，仲淹改知润州。到润州不久，他把州学“新而广之”，方致书邀请李觏 到润州郡学教授。书信云：“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又虑远来，难为将家。苏州掌学胡瑗 秘校见《明堂图》，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经画，请先生示音为幸，保爱保爱！不宣。仲淹上李 君奇士足下，八月十九日。”此指宝元元年（1038年）八月。但李觏此时正忙于著录《潜书》，意不 在庠序（古代地方学校）之间，收到信后并没有应约前往。宝元元年十一月，范仲淹改知越州，到任 后仍念念不忘李觏这位饱学多识、胸怀大略的“奇士”，很快就写信再次邀请他来越州讲学，态度十 分诚恳，《与李泰伯书》云：“某顿首秀才仁弟，别来倾渴无已，想至仙乡，拜庆外无恙。此中佳山 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阙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必不奉误，诚于礼中大有请益处 ，至愿，至愿！不宣。仲淹上秀才仁弟，十月十九日。”又云：“此地比丹阳又似闲暇，可以卜居 ，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诚众望也！儿子在苏州，足下可能早来？今冬欲行乡饮，俟先 生讲求也。”这是李觏第二次受到范仲淹的邀请。这次，李觏应邀前往，但从他写的《登越山》一诗 中，流露出一种不愿久留的思归情绪。此时，李觏已著述《富国策》10篇、《强兵策》10篇、《安民 策》10篇，详尽阐明了自己富国、强兵、安民的政治主张，其忧国之心、救民之意，如月朗朗，如日 昭昭，强烈激荡着这位“江南贱夫”瘦弱的身躯。到越州执教不久，李觏就返回了南城，继续过着著 书立说的清贫生活。 康定二年（1041年），范仲淹已去陕西戍边，李觏再次入京参加制科考试。这位“讲贯六经，莫不赡 通”的鸿儒硕学，又有富国安民宏图大计的奇才，竟然名落孙山。李觏返回途中，路过南康，拜见郡 守祖无择，表示从此不再科考仕进，决心竭力养亲，走著文治世之路。祖无择对李觏的才学道统赞誉 有加，十分敬佩。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皇帝下诏州县 普遍兴办学宫，朝廷大办太学，范仲淹向皇帝宋仁宗举荐胡瑗与李觏。《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云 ：“建昌军应茂才异等李觏，丘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儒硕学，见之钦 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搜贤之日，可遗于草泽，无补风化，伏望圣慈特令

x0c敦遣，延于庠序，

仍索所著文字进呈，则见非常儒之学。”这时，李觏在南城创办了盱江书院，广招 生徒，讲经传道，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四日，李觏将《庆历民言》30篇呈于范仲淹与富弼。《庆 历民言》，祖无择称赞为“真医国之书”，为庆历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造势。《庆历 民言》，字字药石，句句规戒，它把“开讳”作为改革的前提，要求皇帝要除去忌讳，广开言路，正 视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出“讳死则速死”、“讳亡则速亡”的警告，并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改 革主张，这是李觏以一介布衣身份支持改革并参与改革的实际行动。这份上书与《寄上范参政书》一 同呈给范仲淹。在这封书信中，李觏希望范仲淹立天下之功，又担心范仲淹失天下之名，指出“患更 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的残酷现实。李觏对朝廷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尖锐复杂 的斗争知之甚少，他以草泽布衣的视野对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李觏这样的观念 与语言并没有得罪范仲淹，反而得到了范仲淹的理解。这也可见二人相交之深，友情之厚。是年六月 二十一日，范仲淹已被任命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了朝廷，预示了新政失败的命运。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邀李觏到杭州，两人再次纵论天下大事。是年十一月二十日 ，范仲淹再次向朝廷推荐李觏，《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云：“臣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 ，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乡曲俊异，从而师之。善讲论六经，辩博 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识 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将李觏所写《礼论》7篇、《明堂定制图序》1篇、《平土书》3篇、《易 论》13篇，共编为10卷呈上。第二年三月，朝廷决定九月中大祭于明堂，借此机会，范仲淹在六月再 次上书指出李觏对明堂制度深有研究，又一次将《明堂定制图序》呈了上去。这一次，很快得到了消 息。七月，李觏被授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李觏对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的举荐充满了 感激，作《谢范资政启》以答谢。范仲淹在杭州任上转尚书户部侍郎，李觏写信祝贺，皇祐二年 （1050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范仲淹回信说，李觏“德业雅远”，而朝廷的恩命都“未称人望 ”，嘱咐李觏“千万自爱自爱”，并告知自己已被任命青州，正准备上路，这大抵是范仲淹与李觏最 后的书信往来。 嘉祐三年（1058年），范仲淹去世后六年，根据国子监奏请，李觏才被召为海门主簿，太子

说书，时 年已50岁。翌年，掌教太学的胡瑗因病请假，朝廷任命李觏掌管太学。是年八月，李觏卒于家。李觏 一生，家境贫寒，但贫而好学，潜心著书，《自遣》诗云： 富贵浮云毕竟空，大都仁义最无穷。 一千八百周时国，谁及颜回陋巷中？ 他有弟子千余人，名弟子38人，道统学问，为世称颂。一生著述丰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 《皇祐续稿》8卷，门生邓润甫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3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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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贬谪饶州以后，朝廷的朋党之议并未平息，凡是为范仲淹等人说话的人，皆指为朋党，对江山 社稷的危害正在蔓延凸显，忠直之士无不扼腕叹息。 景祐四年（1037年）冬天，先是京师地震，继而忻、代、并三州地震，吏民死亡32306人，伤5600人 ，牲畜死亡5万。按照古代天人感应的观念，直史馆叶清臣上疏皇帝：陛下勤政忧民，华夏康泰；近 下天灾频发，必定有下失民望、上违天意的做法。范仲淹、余靖仅仅因为言事而被废黜，天下人再也 不敢议论朝政，事情已过去二年，愿陛下自我反省一下，还是鼓励敢言直谏为好。疏奏数日，范仲淹 等人皆从边远的地方调到距离京都较近的州郡。范仲淹徙知润州，即镇江府，古丹阳郡（今江苏镇江 市）。朝中那些心术不正的谗佞之徒，闻听范仲淹迁徙润州，唯恐仁宗再度重用他，马上编造罪名诬 告范仲淹。仁宗皇帝一听，真生气了，急切命令把范仲淹远放到岺南去。时任参知政事的程琳不怕被 扣上朋党罪名而勇敢站出来，到皇帝那里为范仲淹一一辩解，方解除了皇帝的疑虑，这场徙知润州的 风波才算平息。 处在人生低谷逆境中的范仲淹，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儒家弟子，讲究“修齐治平”，修身为始。修 身从政的最高境界即“内圣外王”，即内备圣人之至德，施之于外，方为王者之政。 宝元元年（1038年）春正月，范仲淹从饶州赴润州，在路途之中必经之地——彭泽，他想起了天授年 间狄仁杰被来俊臣诬陷谋反下狱，后幸免于死，贬为彭泽县令的旧事，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慨慕狄 仁杰这位被史学家称为再造唐室的功臣义士、精忠报国之臣。他亲自去拜谒了狄梁公庙。狄仁杰为官 ，以百姓心为心，为拯救无辜敢拂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贵的本色。凡任一职，皆心 系民生，政绩卓著。武则天时，狄公任最高司法官职务，判积案、疑案，纠正冤、假、错案无数。任 大理丞一年，判大量积案，涉及1.7万余人，其中无一人上诉申冤，处事之公、之正、之勤、之廉 ，有口皆碑，四海叹服。居相位，辅国安邦，对武则天的弊政多所匡正，是推动唐朝走向

繁荣的重要 功臣。范仲淹倾慕狄公名节，慨然命笔，撰写了《唐狄梁公碑记》：“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 ，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唯梁公之伟欤！”碑文以 大气磅礴的历史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发端，壮人心志，激人奋起。碑文称颂“公为子极于孝，为臣极 于忠”，历述狄公的丰功伟业。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武则天闻讯泣言之：“朝堂空也 。”碑记末云：“某贬守鄱阳，移丹徒郡，道过彭泽，谒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 其灭。汉有四皓，正于未夺。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 亡。逆长风而孤骞，诉大川以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一朝感通，群阴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发灵，万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诚 ，其孰能当！”这是一篇范仲淹慨慕狄公、砥砺名节的自白与宣言。 范仲淹视察人文古迹，发现甘露寺中的李卫公祠，地势低下，又十分狭窄，心里不安。李靖才兼文武 ，出将入相，是为唐朝江山的建立与稳定立下赫赫功勋的凌烟阁功臣之一。但因他才谋超绝，遭人忌 恨，屡屡被诬告谋反，晚年主动退休，闭门不出，杜绝宾客，即便是亲戚也不得随便进门。唐太宗赞 他是“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的“一代楷模”。范仲淹将李卫公祠迁建于南楼，并以李靖本传镌刻 于祠下。 润州城东关河两岸行人往来不便，范仲淹主持劈山磨石，建了一座桥，命名为“清风桥”，勉励为官 者清风两袖，明月一轮，清廉勤政，施惠于民。润州人后称此桥为“范公桥”。诗人梅尧臣对范仲淹 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作《范公桥》诗云： 谓公天下才，非专一方惠。 及此作舆梁，力行无巨细。 既异国侨为，将同傅岩济。 砻石亘长川，宁须伐山桂。 舆梁，可通车马的桥。国侨指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即子产，执掌国柄四十余年，晋楚不敢加兵。 将死时，对其儿子太叔说：“吾死，汝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 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听说后，流着泪说：“古之遗爱 也。”傅岩为商代傅说做奴隶时版筑之地。武丁在这里访得傅说，任用为相，使殷商得以中兴。诗末 说，砻（lóng，磨光的意思）石筑就的桥梁长久横亘在川流之上，就不必要到山中伐桂树了。

x0c顺境中奋发有为容易，逆境中砥砺名节难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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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朝廷内部围绕范仲淹的争斗趋向缓和，范仲淹又

被调到山清水秀风光秀 美的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属会稽郡，曾是春秋时越国的都城。范仲淹《越上闻子规》诗云 ：“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子规鸟儿，夜啼翠烟，昼飞芳树，如此 美好的春山，怎么还说“不如归去”呢？范仲淹到越州，首先去拜谒自己崇拜的先祖越相在会稽的旧 宅翠峰院。《题翠峰院》诗云：“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 青山。”范蠡（鸱夷子皮、陶朱公）是被司马迁誉为“三迁皆有荣名”的大智者。只有懂得富贵如云 ，才能懂得急流勇退，回归自然。何时退与止呢？司马迁云：“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 ，所止必成名。”这大抵是此时此地范仲淹的所思所想吧。范氏先祖的家风对范仲淹的影响十分深刻 ，范仲淹决心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再为范氏家风增添新的光彩元素，做到更高层次的光宗耀祖。 范仲淹每到一地做官，兴教办学是他的第一要务。到越州后，依然是热心兴办州学，延请名师李觏来 任教。某日，在会稽府署卧龙山蓬莱阁西面发现一口废井，经过清理开挖，成为佳泉，井旁筑亭，命 名“清白亭”，井东原有的一座凉堂改名为“清白堂”，范仲淹满怀热情地撰写了《清白堂记》： 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莱阁，阁之西有凉堂，堂之西有岩焉。岩之下有地方数丈，密 蔓深丛，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辟之，中获废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观其好恶，曰：“嘉泉也。 ”择高年吏问废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 渊然丈余，绠不可竭。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 ，温如也。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于名源矣。又引嘉宾，以建溪、日铸、卧龙、 云门之茗试之，则甘液华滋，说人襟灵。 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 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 ，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 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宝元二年月日记。 范仲淹作记，并非小题大做，借筑亭，易名，作记，皆以“清白”名之，在“清白”二字上大做文章 ，借井德喻官德。井之象“所守不迁”，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天下为民，井养不穷 。高度赞美井德为“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

之规”，要求为官者以井为镜，养人养物，汲之不尽，用 之不穷。文末循循善诱，劝勉来“清白堂”的人、登“清白亭”的人、饮“清白”泉水的人，不要有 辱于“清白”二字。《清白堂》是对后来为官者的忠告：清白做人，清白为官，人生永恒的经典！ 范仲淹在越州一年有余，越州人为他在州学前建了“希范亭”，亭前立了“百代师表”石牌坊，修了 “范文正公祠堂”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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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二年（1039年），范仲淹知越州，越州户曹（掌管户籍、田赋、财政收支的官）孙居中患病死于 任上，抛下两个孩子和年轻的妻子。孙居中为官清廉，家中毫无积蓄，无力料理丧事。范仲淹觉得十 分可怜，即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钱百缗（一缗一千文）周济孙居中一家。其他官员看到范大人如此慷 慨地体恤孤寡，纷纷效法解囊，不到半日，其他官员捐助的总钱数就已是范仲淹捐款的数倍。一家有 难大家帮，众人拾柴火焰高。范仲淹进行了一番周密安排，嘱咐有关人员：所有丧葬棺木衣物，既要 置办得全备而又要节省，能节省一文算一文，尽量多节省下一些钱，全部交给孙居中的妻子抚养两个 孩子，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孙居中的祖籍距离越州有很长的水路。范仲淹专门租用了一条大船，将孙居中灵柩和全家人安顿妥当 ，选了一位责任心强的年老衙吏，让他负责船的管理和全程护送。临走，范仲淹唯恐途中渡口关卡节 外生枝，遇到什么麻烦，耽搁延误时日，便专门撰写了一首诗，告诫年长衙吏说：“凡路过渡口关卡 ，你就将这诗拿出来让他们看看。”诗曰： 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 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此诚仁者之言！仅仅二十八字，宦海炎凉，世态冷暖，尽在其中矣。这诗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 ，给予孤儿寡妇特别的关照。 泛爱众而亲仁，终生行大善积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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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初年，范仲淹在开封，派他的次子纯仁跟随老仆人负责运送一船麦子到苏州老家，五百斛（北宋 一斛为十斗）麦子装了满满一船。仅十二三岁的纯仁按照父亲的嘱托，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和 迟误。一天傍晚，麦船停靠在丹阳城岸边，纯仁忽然听见有十分凄惨的哭泣声从邻近一只船上传来。 纯仁立即派人去询问有何苦难之事。原来是父亲的好友、诗人石曼卿遭遇丧亲之灾，要将亲人一并送 回河南宋城（今商丘）老家安葬。但船到丹阳，钱尽粮绝，借贷无门，走投无路。纯仁早听父言，石 曼卿名延年，当代大诗人，承继诗圣杜甫，诗中有大爱，气韵雄奇。虽官至光禄寺、大理寺丞，但为 官廉洁自律，一以贯之，家境很清贫。曼卿虽有大才，

却难得施展，唯有对酒，与天地一醉。纯仁面 对如此人生惨境，毅然将五百斛小麦全部卖掉，将钱款全部送给石曼卿。石曼卿千恩万谢后，仍悲叹 地说：“难啊，三丧既葬，还有二女未嫁……”意思是说，这些钱即便把丧葬办完，但两个女儿出嫁 的嫁妆又怎么办呢？纯仁一听一船麦款仍解救不了石曼卿的困难，便毫不犹豫地将船也送给了石曼卿 ，自己与仆役空手返回开封府。 返回途中，如何向父亲交差，纯仁心中也有些顾虑。回到开封府家中，他向父亲如实地一一汇报事情 的原委。当他说到将全部麦款送给石曼卿，石曼卿仍愁眉不展，因为还有“二女未嫁”的难处，父亲 急忙插话说：“怎么不把船也送给他？”纯仁兴奋地即刻回答说：“我已经把船也送给了他。”父亲 异常兴奋地赞许说：“好啊！”言外之意，这才像我的儿子。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个“好”字道出了 范氏父子一心同德，谱写了范氏父子济危救困的千古佳话。所以，后世范氏子孙，常常以“麦舟堂 ”作为范氏堂号，与“后乐堂”号一样，熠熠生辉。所谓堂号，即同一族姓人的共同徽号，它是宗族 文化中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中国人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譬如，东汉太尉杨震 ，做东莱太守，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以黄金十斤相送。杨震拒收说：作为故人知交，我对 您是了解的，而您怎么对我的为人不了解呢？王密说：深夜而来，无人知晓。杨震回答说：这事天知 、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无人知晓呢？王密羞愧而退。后来杨氏子孙，怀念拒腐蚀、不受贿的先 祖，便以“四知堂”、“清白堂”为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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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西北边境的党项族，一直依附宋朝，拥有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两代党项族首领渐生不臣之心 ，企图独立建国，到元昊掌权后，改革官制，创制文字，厉兵秣马，东征西讨，迅速征服周围各个部 落。运用铁血政策，巩固了内部统治，成为拥有东至黄河、西界玉门、中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两 万余里的势力版图。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派使臣上表宋廷，请求 予以承认。北宋朝廷震怒，下诏削夺元昊所有封赠的官爵。此时朝中大臣并没有意识到西夏威胁的严 重性，认为区区小丑，若出师征讨，定会旋即诛灭。 此时，只有谏官吴育一人忧思深远，他认为：再让元昊不称帝已无可能，当今之计是暂且答应其请求 ，使元昊暂无借口兴兵伐宋，同时严命西北各路边塞紧急备战，争取时间应变对敌。宰相张士逊认为 此为迂腐之见，不予理会。宋廷进而宣布与西夏断绝互市贸易，又在边境四处张贴告

示，悬赏有斩元 昊之首者授予节度使一职。元昊再次派使臣将昔日宋廷的旌节诰敕等一一封匣送回，言辞更加傲慢无 礼，激怒宋廷。而宋廷，从仁宗皇帝到执政大臣，依然认为边塞固若金汤，不足为虑。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经过周密策划，亲率西夏十万大军，以延州为目标，大举进犯。进攻 前，派人送信给延州知州范雍，诈称要与宋议和，范雍竟然轻信，毫不防备。结果，西夏军突然猛攻 延州外围的李士彬所率各部，元昊运用各种“诡道”，终于攻占了延州以北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东 ），李士彬父子被俘。继而击败事前去救援的范雍所率军队，兵临延州城下。范雍吓得肝胆俱裂，一 面命令紧守城池，一面派人去庆州（今甘肃庆阳）请刘平、石元孙驰援。元昊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 ）设下埋伏，刘平、石元孙被生擒，猛将郭遵身亡，宋军多半战死。西夏军围困延州七天七夜，终因 苍天突降大雪，元昊粮草难继，无奈之下而撤军。仅有几百人守备的延州，幸能保全。 十几万宋军惨败三川口，消息传到汴京，仁宗皇帝和执政大臣们目瞪口呆，恐慌万状。边患如黑云压 顶，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范雍难辞其咎，左迁户部侍郎，降知安州。张士逊被罢相，再度起用 老谋深算的吕夷简为宰相，急调在四川赈灾的韩琦任陕西安抚使。吕夷简认为韩琦有武相，建议仁宗 改为副安抚使，协助陕西经略安抚使守卫边防。 韩琦接到任命诏书，回京城述职，分析了陕西防务形势，极力推荐范仲淹有经天纬地之才，希望让他 同自己一起镇守边关。为消除仁宗皇帝关于“朋党”的疑虑，韩琦表示誓不结党，并以全家合族性命 担保。此时，吕夷简来了个顺水推舟，同意起用范仲淹。一来国家危难，急切用人之际，干好则解除 国家危难，自己博得捐弃前嫌的宽宏大度的名声；倘若干不好，你范仲淹则落个徒有虚名、并无实才 ，或更惨的下场。 是年三月，范仲淹恢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西安市）。未至永兴，又改陕西都转运使。五月 ，范仲淹除龙图阁直学士，并与韩琦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负责鄜延路（西北军事 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安），韩琦负责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天禧二年 曾漫游燕赵、以张良李牧期许的范仲淹，22年后终于以讲诗书仁义的儒臣身份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战争 舞台，而且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语）。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要指挥战争，首先要对敌我双方客 观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对战争胜负做

出正确的估量，并据此制定自己的战略决策，从而把握战争全局 。范仲淹到达延州，经过一番实地考察，根据自己多年对宋朝军备情况的深切了解与把握，提出持久 防御为主的战略决策，五月二十一日写出《论西事札子》，提出了守边城、实关中之计。 缘边城寨仅有五七分之备，关中仅有二三分之备，这种形势十分危险。倘元昊乘关中之虚，东阻潼关 ，把两川贡赋截住，缘边将领不能坚守，朝廷就不得安宁了。为今之计，应迅速加强边城战备，做到 长久可守。同时，调兵遣将，迅速充实关中战备，使敌人无虚可乘。敌人进犯，边城坚壁清野，不与 敌大战。关中戒备森严，敌不敢深入。三二年间，把敌人拖垮困弱，静观其变，抓住良机，便可出兵 征讨。范仲淹不同意五路征讨之策。太宗时期有宿将精兵，北伐西征，终不能恢复，如今承平日久 ，将不知战，冗兵素无训练，毫无战斗力。若深入敌境，胜算无多，国家安危不保。札子最后提出 ：“如李牧之守边，可谓善破虏矣。”范仲淹守边数年，始终坚守了当年李牧持久防御、择机征讨的 守边破虏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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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口之败，延州一带破坏严重。金明寨距延安四十里，举目望去，不见人烟。金明寨以北百里之地 ，原有城堡几十座，尽皆被毁。蕃汉之民，死伤逃亡殆尽。延州，一座荒凉破败的孤城，只有一些老 弱病残的士卒戍守。范仲淹《上枢密尚书书》云：“将帅无谋，不务训练，坐困粮道，唯请益兵。兵 聚城中，无舍可泊，人马暴露，时苦寒凛。库缗空虚，不议营构，守御之术，寂寥无闻”，“秋霖弗 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忧如割”。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康定二年（1041年）八月，朝廷同意 范仲淹兼任延州知州。 范仲淹赴任延州后，便马不停蹄地视察延州一带的山川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并了 解当地羌汉民众的风俗人情，视察回来，便废寝忘食谋划抵御西夏的战略方针。范仲淹认为，宋 数虽多，但缺乏精兵强将，战斗力差；西夏数虽少，但兵强马壮，善于骑射奔袭，战斗力极强 ，加之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都城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若兴兵深入，粮 草辎重绵延百里，极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危险，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 攻的方针。但西夏国力单薄，粮食极少，布帛、瓷器、茶叶等皆需从宋朝输入，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 野，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扼险坚守，西夏军则无隙可乘。待其经济匮乏 ，斗志消沉，内部矛盾激化，就可以迫使其讲和。据此，范仲淹提出了

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敌方针 。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决策，但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无能的表现，就连鼎力举荐范仲 淹戍边的韩琦也暂时不能理解。 整改军制，选将练兵。北宋许多不合理的军事编制和用兵制度，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部署统兵 万人，钤辖统兵五千人，都监统兵三千人，职位有高有低，都互相独立，没有上下统辖关系，“虽有 主将，不专号令”，造成战场上下级不服从上级调遣，以致贻误战机的情况。典型的事例是，三川口 之战，正在两军相持阶段，后军黄德和居然率兵扬长而去，刘平派儿子劝也劝不回来，直接导致了全 军崩溃。更不符合实战情况的规定是：遇敌来犯，按官职高低依次出战，职位最低的先出阵迎敌；可 论功行赏之时，官职高的则排在前面，致使许多将帅不愿为国效力。对此，范仲淹深恶痛绝，认为这 是自取失败之道。范仲淹首先打破论资排辈的编制，淘汰了一批腐败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有军事 才干的将校接替他们。范仲淹先后荐举选拔的军事人才有种世衡、狄青等人。当时守边士卒，来自中 原一带，俗称东兵，属禁军。因承平日久，缺乏训练，生活腐化，素质较差。加之长期戍守，思乡心 切，无心战守。鉴于此，范仲淹淘汰老弱病残者，拣选勇猛敢战者。同时，公开招募当地羌汉民众中 善于骑射者，扩充军队。新招募的当地士卒，俗称土兵。为长久之计，用土兵逐渐替代东兵。土兵 ，擅长骑射，熟悉当地山川地形及沿边风俗民情，又无远戍之苦。再将士卒家属迁来边塞，帮他们新 建村舍，分给土地，让他们垦荒务农，既得田亩之利，又能享全家团圆之乐。如此这般，卫国与保家 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亦兵亦农的方式，深受当地百姓拥护。 范仲淹将延州的士卒一万八千人，分成六部，每部由一将帅统领。各部选择武艺高超和有勇有谋之人 ，集中对士卒进行军事技能和战阵训练。范仲淹亲自到各部训练场地进行督察。倘遇敌人来犯，根据 敌情实际，各部轮流出战。这样既练了兵又练了将，大大提高了实战能力。战场上有功必赏，有罪必 罚，赏罚分明。当时边兵供给严重不足，柴油醋盐难以为继，吃得十分粗劣，一年到头，沾不到一点 肉味。行军之时，有的士卒身体虚弱得连兵甲都扛不动，就将其扔掉埋起来逃跑。范仲淹对克扣军饷 的害群之马，核对确凿罪证以后，斩首示众，严肃法纪，震慑了极少数坏人。又千方百计调运粮草 ，改善供给，并与士卒同甘共苦。“臣闻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 ”，因此，他严格自律，“士未饮而不

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朝廷赏赐他的所有钱物，他都 全部赐给部下，自己不留一丝一毫。皇帝召他进京，要为他封官晋爵，他婉言谢绝，只要了一匹骏马 、一杆银枪、一坛美酒，带回边塞，奖赏给英勇杀敌的将士。 筑城屯田，招抚属羌。在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坚固的城堡历来是防御外敌入侵的重要保障。边境 辽远千里，边兵几十万，粮草物资消耗巨大，运输困难，历代长久之策，皆采取士卒屯田垦荒。鄜州 从事种世衡，建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宽州故城，地处战略要冲，右可为延安之屏障，左可以输送河 东之粮，北可远图银、夏之中心巢穴。有此三利，可依托废垒马上兴建。范仲淹报请朝廷批准，让他 总管修城。种世衡“胆勇过人，虽俯逼戎落，曾不畏惮，与兵民暴露数月，且战且城”（范仲淹《东 染院使种君墓志铭》）。城堡建成后，城中无泉水，一旦敌人围困，难以坚守。种世衡命令凿井，入 地一百五十尺，凿到石头层，仍不见水。种世衡说：“穿过石层，还无泉水吗？谁凿出碎石一筐，赏 钱一百。”结果，穿石数重，泉水涌发，万众欢呼。连凿数井，兵民牛马供水充足。皇帝命名“青涧

x0c城”（今陕西清涧县），种世衡知城事，“建营田二千顷，岁取其利，募商贾使通其货，或先贷之本 ，速其流转，岁时间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刍粮钱币暨军须城守之具，不烦外计，一请自给”。种 世衡做得最好的是，善于恩惠招抚属羌，得到属羌民众的拥戴。西北边境，少数民族羌人，分熟户、 生户两类。凡是靠近边境、归依宋朝、缴纳赋税的羌民称熟户，即属羌；凡远离边境住在深山老林、 不归顺宋朝的羌民称生户。交战期间，属羌多持观望态度，成为宋夏双方争取的对象。因此，属羌向 背关系边寨安危大计。种世衡亲自深入属羌部落，像对待家人一样嘘寒问暖，凡有困难者，皆给予周 济照顾，经常解下随身佩戴送给那些部落首领。凡有得到敌人信息来报告者，皆以酒招待，并当即以 席中金器给予奖赏，“属羌爱服，皆愿效死”。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延州，范仲淹全面推广种世 衡的做法与经验，筑城修寨，屯田垦荒，招抚属羌等，各项事宜，全面推进，卓有成效。

范仲淹手书“嘉岭山”（范铭摄） 范仲淹主持在嘉岭山（今名宝塔山）最高处，筑起一个瞭望台，观察边寨敌情，举烽火可以报警。延 州各城寨陆续修复，各建烽火台，倘遇敌情，各寨呼应，相互支援，同心御敌，众志成城，形成了完 整而坚固的防御体系。瞭望台下，延水河畔，范仲淹专为嘉岭山守军用水而凿出了一眼通河井，后人 称“范

公井”，历时千年，古井尚存。范仲淹一面筑城修寨，加强军备，一面大兴学风，修建嘉岭书 院，广招三军子弟，学文习武，培训急需的文武人才。当延州稳定之时，范仲淹豪情满怀，挥毫泼墨 ，书写下“嘉岭山”三个刚健沉雄、力透纸背的大字。巍巍榜书，凛凛生威，自有“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仅数月时间，民心安定，士气大振，西夏将士相互诫曰：“无以延州 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指范雍。从此，西夏诸将再也 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沿边诸路，也陆续仿效范仲淹的守边之策。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云 ：“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属羌归业者数万 户。”其实，范仲淹延州御敌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得军心，顺民意，即“得人心”也。 范仲淹知延州一年有余，后来同年进士庞籍知延州，继续遵循范仲淹的守边之策进一步治理，旧貌换 新颜，与三川口战后的破败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有范仲淹《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为证：

x0c种柳穿湖后，延安盛可游。远怀忘泽国，真赏即瀛洲。江景来秦塞，风情属庾楼。刘琨增坐啸，王粲 斗销忧。秀发千丝堕，光摇匹练柔。双双翔乳燕，两两睡驯鸥。折翠赠归客，濯清招隐流。宴回银烛 夜，吟度玉关秋。胜处千场醉，劳生万事浮。主公多雅故，思去共仙舟。 延安变成了塞北江南，宛如庾信喜作《春赋》，令人陶醉。当年西晋坐啸愁城晋阳的刘琨，三国哀吟 《登楼赋》的建安文才王粲，面对今日延安愁何在？忧何在？眼前是柳飘金丝，波光如练，乳燕双飞 ，驯鸥共眠，折柳送归客，清幽招隐者，银烛夜宴醉意浓，玉关吟秋雅兴多。一旦劳生万事浮云去 ，愿与君乘仙舟以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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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戍守延州，亲眼目睹了三川口之战后边塞孤城延州一带的萧索荒凉，亲身体验了戍守边塞将士 的劳苦及内心苦闷，践行自己“意必以淳，语必以真”的诗歌创作主张，作《渔家傲》边塞词数首 ，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现仅存一首，但脍炙人口，冠绝边塞词坛。 《渔家傲》云：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首句点出时空坐标，渲染塞外秋天之特异景色。天上雁群，结队匆匆南飞，绝无留恋之意，因为西风 烈烈，秋气袭人，四面皆为边声。这边声，恰如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说：“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

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这是边塞特有的环境和特有 的气氛。目标集中到“孤城”。这孤城，包围在千山万峰之中，黄昏落日，大漠孤烟。一个“闭”字 ，道出了荒古苍凉之貌，令人感到一片衰飒孤寂。 而远戍的将士，正是在这样一座孤城里艰难地守卫着边疆。离去的是雁群，离不去的是将士；忍受的 是离家万里之愁，难以忍受的是四面惨烈的“边声”，搅得“人不寐”。“羌管悠悠霜满地”，令人 感到更加凄冷，浊酒一杯怎么能敌得住这一切呢？“将军白发征夫泪”，叫人联想到“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得归”的岁月沧桑悲苦。为什么这般劳苦而无奈呢？一切苦痛皆源自“燕然未勒归无计”。 戍守之苦还将继续绵延。为什么不会像当年车骑将军窦宪那样，挥师北进，将匈奴彻底击溃，在燕然 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勒石纪功呢？其实，范仲淹早在天禧年间漫游燕赵之时，就热切渴望 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张子房，能够成为战国时代赵国的良将李牧。可为 何如今自己真的成为身负一方安危的主帅，却又如此地不昂扬奋发，反而如此地衰飒而低沉呢？ 时空舞台界定了范仲淹。仁宗朝，在北方辽与西夏的双重威胁下，丝毫没有改变苟且偷安的基本国策 ，将怯懦不知战，兵羸弱不能战，连真宗朝都不如。它绝对不同于国力充沛武力雄厚的汉唐时期，也 不像民族矛盾特别尖锐、民族意识普遍高涨的南北宋交替之际，而是一个沉闷得令人窒息的阴暗时代 。历史舞台提供给范仲淹的，只能是防御，整改编制，选将练兵，筑堡建寨，屯兵营田，招抚边民等 等，不仅不是“燕然未勒”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存在“勒燕然”的可能性，后来与西夏两次大战皆连 遭惨败的现实也证明了北宋军队没有北伐取胜的条件。“勒燕然”只能是空喊空想而已。就范仲淹本 人来说，从他儒家“仁者爱人”的仁爱理念，佛家救苦救难的慈悲胸怀来看，他不希望宋与西夏的战 争打下去。对天下生民来说，战争只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结局，带给民众的只是苦难。他认为 “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他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共享安居乐业的生活 。因此，范仲淹词中充溢的是悲天悯人的基调，化干戈为玉帛是其主旨归依。 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 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 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

此真元帅之事也。” 欧阳修确实说对了一部分，从《渔家傲》看，范仲淹确实是个“穷塞主”，毫无“不破楼兰终不还 ”、“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昂扬活力，但欧阳修所谓的“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 ”式“富塞主”、“真元帅”之类，只能是纸上谈兵，说说大话而已。欧阳修由于没有亲临边塞做统 帅，没有深刻的体验感受，还有几分书生气。他的批评既不中肯，也有违文学的真实。从文学艺术的 角度看，范仲淹的《渔家傲》不仅写出了边塞的典型环境，也真实再现了典型环境中将军与征夫的典 型感情。景与情浑然一体，没有造作，没有粉饰，至真至纯，至诚至美。只有深知将士甘苦哀乐的统 帅，才能与将士有同样深切的感受，也才能写得如此摇人心旌，感人肺腑！这正是范仲淹《渔家傲》 一词的过人之处，可贵之处。在范仲淹之前，还不曾有文人词中反映过边塞将士之苦，此后也不多见 ，故该词特别值得珍视。 《渔家傲》一词，形象密集逼真，情景浑然交融，气度荒古苍凉、慷慨悲壮，一反五代以来浅吟低唱 、柔靡纤弱的词风，开启了苏轼豪放词派的先河。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词，除了《渔家傲》这首风格豪放的作品之外，还有境界开阔的婉约词两首，即《 苏幕遮》《御街行》。

x0c《苏幕遮》是一首高秋望远怀人之作。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不愧是融景入情的能手。上阕，大笔濡染，天、地、波、烟，寒烟外的山，斜阳外的天接水 ，展现出一幅浓烈鲜艳的秋景图，内含一股强烈的感情扑面而来，景中含情，情因景现，“一切景语 皆情语也”。开头“碧云天，黄叶地”两句，后来被杂剧高手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巧妙化用：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第四本第三折 层层推进的系列景语，到“芳草无情”的“情”字，全盘鲜活起来。“芳草”化用了《楚辞》中“王 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诗句。“芳草”代指“王孙”，代指出外游子。芳草无情，人更无情 ，一去不归，走得又是那么遥远，远在重重秋色之外。 下阕全为写情。远方游子无时无刻不在相思之中。“明月楼高休独倚”，明月高楼的美好境界，因 “独倚”凸显出离人的孤单寂寞。最后逼出末句：“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酒本可消愁，而如今 却化作泪水，极写怀念愁苦之深。 《御街行》亦是秋日怀人之作。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

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 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 回避。 上阕先写秋深夜静。“年年今夜”，由景转到情，顺畅自然，不事雕琢。下阕写情，“愁肠已断”比 “酒入愁肠”更深入一层。末句“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心头永远思念，心外又添眉 间，离情竟呈现于外貌了。“无计相回避”，用词奇崛，前人所未有。后来李清照词有“此情无计可 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是从此句脱化而来，由此可见范词影响之深。 范仲淹除以上三首词外，还有一首《剔银灯》，又是另一种风格。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 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 回避？ 该词通俗明白，全是常人所说的大实话。表层意思看，不像范仲淹一贯的入世进取、济世泽民的思想 风貌。深层旨意是全篇在说“反语”，讽刺庸人俗见。从他终生以民本思想为生命价值追求来看，也 兴许是范仲淹对三国时代征战不已、荼毒生民的社会现状的愤激之辞。“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王粲诗句），“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蔡文姬诗句），“中野 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诗句），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对推行仁政的政治家来说，是难以认同 的。 范仲淹传世的词仅五、六首，但已呈现出三种不同风格。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他的成就和影响，应该 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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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延州御敌期间，有一位21岁的青年投书拜谒，且献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御敌意见，表 示自己决心投笔从戎，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按说自己临危受命，主持西北防务，西北边防又 急需军事人才，对这位主动找上门来有志军功的青年，一定会欣然接纳，谁知范仲淹竟然反其意而劝 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奉劝这位青年弃武从文，并亲自将《中庸》一编授予他 ，让他认真学习，有志于名教之道。范仲淹认为，国家的治乱兴亡，关键在于教化之道。改造颓靡的 社会风气，挽救浅薄的世道人心，有赖于先知先觉者倡导名教，即需要引领人心的人，引领思想灵魂 的人，需要精神旗帜。“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 ，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

畏恶名而慎矣”。范仲淹深知这位青年有“远器”，让他钻 研学问，探求圣人之道、古仁人之心，认为立言于世更适宜、更重要，将来的作为及贡献会更大。孟 子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贤者之“昭昭”，乃其自觉；“使人昭昭”，即是觉人。以天 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劝这位青年弃武从文，可谓“自觉觉人”之举。这位志向远大的青年就是关学学 派的创始人、北宋理学的先驱之一张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上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父亲张迪卒于涪州（今四川涪陵县）知 州任上，家议归葬开封。15岁的张载与5岁的弟弟张戬和母亲，护送父亲灵柩越巴山赴汉中，出斜谷 至眉县横渠，因路费不足，加以前方发生战乱，无力返回开封，遂将父亲安葬在横渠，全家也定居于 此，故人称张载“横渠先生”。 张载少年丧父，成熟较早。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对张载刺激较大，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兵书，谈 兵道。邠人焦寅精于兵术，张载与之游，康定元年西夏大举入侵之时，他拟与焦寅联合组织民间武装 去夺回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建不世之功。范仲淹劝他弃武从文，他于是真的走上研究学术的人生之 路。张载回家苦读《中庸》，仍感到不足，于是又遍读释、道诸书，觉得这些也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 抱负，最后又回到儒学“六经”上来。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庆州筑完大顺城以后，特请张载到庆州，让他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 》，以资纪念，也透出范仲淹对张载的殷切期许与厚望。 嘉祐四年（1059年），38岁的张载入京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两兄弟同登进士。 在待诏之际，他在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一天晚上，表侄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来到，他虚心听取 两位晚辈对《易》的理解，觉得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对听讲者云：“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 不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议论道学之要，焕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 是尽弃异学，专门研究道学。中进士后，神宗授予他崇文院校书，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宋史 ·张载传》云：“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 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诫子弟之意。”弟弟因上书批评王安石而被贬官，张载怕受牵 连，辞官回乡隐居读书，“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 ，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 、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

”“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 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宋史·张载传》）张载终于从哲学的高度探究了人的 世俗存在的终极意义，创立了秦文化的关学学派，连同二程的洛学，构成北宋理学的主要学派。他与 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等五人被誉为北宋理学五子，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到南宋，朱熹成为 理学的集大成者。 张载《西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人皆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天地万物与人的 本性是一致的，统归于“天理”。张载有四句名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要继承复兴中华文明，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意识，被后世的许 多仁人志士奉为座右铭。 张载没有辜负范仲淹的知人之明和殷殷厚望，终于成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闪耀在中华文明 的万里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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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抵御西夏的夏竦、韩琦、范仲淹等三大首领，攻守意见并不一致。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进攻讨 伐，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倾国来犯，总共也不过四五万人 ，宋军五路合并一道，鼓行而前，乘敌骄惰，必定破敌。总揽陕西军务的夏竦在攻守二策面前，不置 可否，派韩琦、尹洙到汴京进呈攻守二策，让仁宗皇帝定夺。仁宗年方三十二岁，年轻气盛，幻想一 举解决西北边患，决定采用韩琦之策，下令鄜延、泾原两路会师，于庆历元年正月发起征讨。范仲淹 上疏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荒野，我师可忧，万一有失，噬脐何及？春深渐暖，敌人马 瘦人饥，可得天时，又可以扰其耕作。元昊如此骄横，是因为国家太平忘战，边城无备。范仲淹深知 此事重大，连上三表，说明出击的危险，但都无效，只好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作为牵制和招抚西夏之用 。否则，阻绝情意，怨仇相报，休兵无期。倘若招抚无效，则据守要害，屯兵营田，以为持久之计 ，时机成熟，举兵征伐。仁宗皇帝勉强同意范仲淹择机出兵。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六日，韩琦派经略安抚判官尹洙亲自到达延州会见范仲淹，动员说服范 仲淹支持五路征讨。可范仲淹依然坚持严防死守之策，认为主动征讨的时机尚不成熟，此时兴兵深入 ，难以取胜。尹洙在延州逗留近二十日，范仲淹竟毫无所动。尹洙叹气说：“韩公曾说：用兵当置胜 负于度外。范公太过小心谨慎，在这方面就不如韩公了。”尽管韩琦、尹洙都是范仲淹的至交好友 ，但他还是当即反驳说：“大军一动，万命所悬，岂能置胜负

于度外？”再加上范仲淹早已请示仁宗 ，留延州一路，以示招抚。意见难合，尹洙只好返回，二月二十二日回到庆州（今甘肃庆阳），好水 川之战正在进行之中。 在北宋一方进兵未决之际，元昊一方经过周密策划，以小股兵马南下，骚扰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 城），宋军上钩，元昊则率十万主力南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另一说西吉县兴隆镇一带 ）一线设伏。是年二月，韩琦巡视军务，接到元昊派兵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现已兵临怀远城 下的战报。韩琦驰马至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尽出其兵，又仓促集结一万八千人，交由环庆路副 总管任福统帅，以桑怿、朱观、武英、王珪等为副将，从镇戎军出发，解怀远之围，然后向得胜寨 （今西吉县硝河）和羊牧隆城（今西吉县将台）进发，巡视宋军各寨，发现敌兵，能打则打，不能打 则据险设伏。临行，韩琦一再嘱咐，并发布檄文告诫：违反统一指挥者斩无赦。 任福与桑怿与敌交锋，打败西夏军，斩首数百，敌人丢弃的辎重牛羊甚多。南逃的敌人兵分两路，一 路朝笼络川（今西吉县东南）西进，一路朝好水川南下。二月二十二日，任福也相应兵分两路，朱观 一路屯军笼络川，任福一路屯兵好水川。二月二十五日晨，元昊以五万优势兵力包围仅有八千人的任 福一路，笼络川一路围而不打。宋军发现道中有若干银色泥盒，摇晃一下，内有咕咕之声，任福等人 打开泥盒，数百信鸽腾空而飞，这是元昊预设的总攻信号。任福一路来不及布阵，陷入泰山压顶般的 西夏军包围之中。桑怿首先冲锋陷阵，众将各自指挥兵马，分头冲杀。西夏兵马，凭高而下，不到两 个时辰，宋军多数被杀或坠山崖而死。先锋桑怿阵亡，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箭，士卒劝他突围，他说 ：“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挥动四刃铁锏，壮烈战死。主将任福一路被歼后，中午时分西 夏军又发起对朱观一路的总攻。武英、王珪等战将先后战死，黄昏时分，独有朱观身边一千余人，依 托一处民宅，射箭坚持到深夜，得以生还。此战，宋军阵亡一万余人，任福等十几员将领牺牲。 好水川之战，元昊运筹周密，预先设伏，诱宋军就范，发挥骑兵优势，突然袭击，分割包围，一举取 胜，是一次成功的伏击战。而宋军则是一次仓促应战，敌情不明，判断失误，胸无全局，指挥不当而 惨败的遭遇战。 韩琦率领人马接援部分生还者归来的途中，遇上阵亡士卒父母妻子数千人号啕痛哭于道旁，他们手中 拿着死者旧衣和纸钱，招魂哭泣说：“昔日你们跟随韩招讨使出征，今天韩招讨使归来你们却死了 ，你们

的魂灵也能随着韩招讨使回来吗？”哀恸之声，撕心裂肺，震天动地。韩琦禁不住悲愤掩泣 ，驻马不能前行。范仲淹听闻好水川战败的惨状，悲痛惋惜地说：“此时此景，怎么能置胜负于度外 呢？”《六韬》云：“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要懂得爱民爱人，不 可以拿万千将士生命当儿戏。战争中总要有牺牲，但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尽量减 少将士伤亡，做到：持重慎战。 好水川战败后，韩琦上章自劾，反思自己“年壮气锐，虑不及远，幸而求胜，以误国家”，免除经略 安抚副使之职，降官知秦州，从此再未提出过主动进攻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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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劳民之力，伤民之财，毁民之家，杀民之命，制造苦难与仇恨。因此，古往今来的圣贤哲人 ，渴望铸剑戟为农器，化干戈为玉帛，生民安乐康宁，天下熙然同春。和平永远是人类的美好期待与 不懈追求。范仲淹面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宋与西夏，纵观历朝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史 ，他清醒地认识到：“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对付游牧民族的侵犯和掳掠，“如欲与戎狄 理曲直，决胜负，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语之则易，行之实难”，上策不是征讨消灭，而是选将练兵 ，筑堡屯田，持久为计。对当时敌强我弱的北宋王朝来说，争取议和，虽为权宜之计，但只要有一线 之希望，必须尽百倍的努力，无他，为天下苍生着想。范仲淹认为，睦邻之道，首在自强。争取时间 备战自强，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和好之后，“然后重议边事，退移兵马，减省粮草，安我 生民，勤我稼穑，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此帝王有道之术，社稷无穷之庆也”，即 以守求和之战略构想。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范仲淹向朝廷建议：鄜延一路一向是西夏向宋朝进贡的必由之路，希望朝 廷允许鄜延一路备战严防，不出兵征讨，敞开一扇“和议”之门，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通过外交 手段，实现议和。仁宗皇帝同意了范仲淹的建议。 好水川战役之前，元昊派人到泾原路试探议和，又派高延德到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求见范仲淹。 高延德原是塞门寨的寨主，塞门陷落后被俘，归顺西夏。范仲淹接见了高延德，高延德转达了元昊求 和之意。其实，此时西夏并无求和诚意，只是想利用朝廷战守不决之际，施放烟幕，麻痹宋军，趁机 大举进攻。在西夏连战连胜的时候，范仲淹明知其中有诈，但为了不堵死议和这条路，还是亲自给元 昊写信，派韩周为特使，与高延德一同去见元昊。范仲淹为何不上疏朝廷请示，而敢悖“人臣无外交

”的天律呢？据其后来《耀州谢上表》讲，其一，朝廷刚刚下令征讨元昊称帝背叛，元昊又以僭伪求 和，名不正言不顺；其二，送达朝廷，朝廷左右为难，回答则降礼太甚，有损大宋王朝的尊严与形象 ，不回答则阻断了议和之路；其三，诸路正准备用兵，唯恐轻信而中元昊之计；其四，宝元元年正月 八日，朝廷有旨，凡属西夏僭伪文字，一律不得收接。再者，范仲淹已别奉朝旨，允许他示以恩意 ，以便招纳。最终范仲淹认为：他这么做，“于臣为耻，于朝廷无损”。 范仲淹《答赵元昊书》指出，和好之时：“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 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 ”可是和好遭到破坏之后呢：“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 劳弊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虎，竞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 ” 答书又云：“锋刃之交，相伤必众，且蕃兵战死，非有罪也，忠于主耳；汉兵战死，非有罪也，忠于 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脑涂地，积累怨魄，为妖为灾，大王其可忽诸！”“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 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 答书又向元昊条陈了八条逆顺之利弊，让其深思而选择。 答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恩威并重，不亢不卑，阐明了战争给两国人民尤其是边界蕃汉民众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答书申明大义，警示邪恶，可谓合情合理合体。 韩周等人带着答书初入西夏境地，迎接之人，叩头为贺。可是前行两天后，便获悉任福等好水川之败 ，感到十分沮丧。西夏接待之人突然变了另一副嘴脸，骄横无礼起来。到达西夏，元昊不见，滞留四 十余日，元昊方令亲信回书，自然更是措辞强硬，悖慢无礼。接到元昊回书，范仲淹开始有所犹豫 ，不敢开封，拟呈送朝廷。在场的都钤辖张亢言辞恳切地说：昔日早有朝旨，若得外界书信，须先开 视，内有僭伪文字，辞涉悖慢者，须随处焚毁，不使传播出去。范仲淹听罢，思虑良久，觉得应该按 张亢说的处理。又想到，这是元昊直接写给范仲淹的信，于是就与张亢当场开封。看后觉得原样上呈 朝廷，“有损无益”，断然决定在西夏使者面前焚毁元昊的回信。元昊回信二十六页纸，其中不堪入 目者二十页纸，全部焚毁，其余通好文字，略加删改，抄录副本呈给枢密院。范仲淹内心深处明白 ，在宋朝军队连连遭到失败的情势下，远离边陲的朝廷大臣复仇心切，急于出兵征讨，收到如此文字 ，十有九成是断

然拒绝议和，定会否决他一贯主张的以守致和的战略方针，堵塞议和之路。 副本送达朝廷，一些官员认为“人臣无外交”，范仲淹不应该与元昊通信，更不应该焚毁西夏来信。 这时，表面支持范仲淹复职守边的宰相吕夷简也私下放风说范仲淹把事情办砸了。上朝时，参知政事 宋庠弹劾范仲淹私自遣使西夏、与元昊通信、焚毁西夏回信、不全文上报朝廷等，乃是无视皇帝，罪

x0c当斩首。枢密副使杜衍等多数人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说范仲淹一向忠心耿耿，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 维护大宋王朝的尊严，招降西夏，不可治罪。这时，吕夷简又见风转舵，出来为范仲淹打圆场。继而 知谏院孙沔又上疏为范仲淹辩解。是年四月，宋仁宗给了范仲淹较轻的处分，由龙图阁直学士、户部 郎中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 范仲淹忠勤体国的良苦用心，践行了他“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信条，但又一次遇到非议，引 起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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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守边之日，皇帝多有金银之类奖赏，他用皇帝奖的黄金，委派金匠铸造了一个笺筒，周围镶嵌 装饰着珍珠宝石之类，十分金贵高雅，摆放在厅堂正中的几案之上。每当收到朝廷送来的皇帝之诏旨 敕命，他都郑重而恭敬地盛于金筒之中。 范仲淹身边侍奉的吏役中，有一个两鬓已白的老卒，守边已经数十年。忽然有一天，范仲淹发现金筒 不见了，皇帝的诏旨敕命全摆放在书案上。范仲淹心里明白，是老卒在某一夜深人睡之时盗去，暗地 里传递出去，让人送到他的家中。差役们纷纷要求查找，严惩敢于盗金筒者。范仲淹宣布：即日起 ，不准再议此事，更不准再查此事。 一年过去，范仲淹不动声色地以年老难以再胜任公务的名义，让盗金筒的老卒归乡与家人团聚。 范仲淹为何对盗金筒的老卒知而不究呢？老卒守边数十年，不仅有守边之苦，还有思家之痛、顾家之 难、晚年生活之困。守边将卒，自古苦情难申，怨情难诉。汉乐府有诗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 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那是何等的悲惨凄绝啊！诗中无一字 抨击战争，却没有一个字不是反对战争。 盗金筒老卒的具体身世家境不得而知，但定然有他难言的苦衷。仁慈的范仲淹对老卒不究不罪，对其 家庭窘困也定然有所了解。 范仲淹对盗金筒老卒不究不罪，其用心已经不止于儒家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而已达到佛家以 慈悲为怀的地步。范仲淹自幼至老，与佛寺名僧高徒关系密切，多为深交，他对佛学深有研究。他在 《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中云：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

之理……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余一句一叹 ，一颂一悟；以至终卷，胸腑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 对以酒肉犒赏所谓盗匪张海等的州县地方官晁仲约等，范仲淹主张不杀不罪，亦是同一心迹的体现。 元代翰林侍讲学士袁桷，撰《题范文正公像》诗： 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 宽恕可成天下事，从他老卒盗金筒。 明代俞弁《逸老堂诗话》云：“范文正公尝在边庭，以黄金铸一笺筒，饰以七宝，每得朝廷诏旨敕命 ，贮之筒中，后为一老卒夜间盗去，潜递于家。公知之勿究。明年，以老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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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原来患有肺疾，贬知饶州时，因为练习气功失当，又患上眩晕病。在延州，繁忙的军政事务缠 身，连续犯过几次，但“戎事方急，虽死难言，及降罢之后，犹乞专领边城，盖欲竭心，岂敢避事。 无何赴任耀州，以炎热之期，历涉山险，旧疾遂作，近日颇加，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 强稍难”（《乞小郡表》）。最后只好暂到永兴军请医官治疗，耀州公事，交由通判代为处理。范仲 淹自守边陕西，长子纯祐便一直跟随父亲身边，细心地服侍照料。年仅十六岁的范纯祐，自幼聪明好 学，刻苦习文练武，随父漂泊各地，经受种种磨难，此时已成为明达事理、处事果断有谋的青年，深 受范仲淹的赏识与喜爱。范仲淹让他深入将士之中，与他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了解各种实际情况 ，及时且原原本本地告知父亲。纯祐还将一些有才能，在军队中又享有威信的将士，举荐给父亲，为 范仲淹拣选良将和做到知己知彼、正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独特作用。 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降知耀州，范仲淹身体稍有好转，五月便调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兼环 庆路都部署司事。庆州是北宋防御西夏中路入侵的军事重地。范仲淹与长子纯祐巡视庆州辖区，发现 庆州城西北华池境内的马铺寨，在后桥川口，突出于西夏境内，是一个战略要地。倘若在这里筑城修 寨，就可以切断西夏与北宋边境各少数民族部落的往来，扼守住西夏军入侵的咽喉通道。范仲淹瞄准 了这个战略要地，秘密侦察了马铺寨西夏守军的情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筑城与战守的周密方案，严 密封锁一切消息。他首先派长子纯祐和蕃将赵明率领一部人马，出其不意地攻占马铺寨。范仲淹随后 率大队人马神速跟进。出发之前，诸将谁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当全部人马赶到马铺寨的时候，范 仲淹才突然发布筑城的紧急命令。筑城所用的全部材料和工具早已秘密备齐，随军带来。一部分人马 负责严密防卫，阻断通向西夏的一切人员往来与

信息。大部分人马，昼夜不停地轮班筑城修堡。兵贵 神速，仅用十来天时间，一座边塞新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拔地而起，伸入到西夏腹内。元昊得知消息 后，亲自率领三万人马前来争夺。范仲淹利用以新城为中心而构筑的整体防御工事，亲自指挥作战 ，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弄得元昊处处被动挨打。无可奈何，元昊便使出调虎离山的惯伎，突然 率兵撤退。范仲淹胸有成竹地命令诸路将士切勿追赶，收兵回城，结果使元昊曾一再得逞的诱兵之计 彻底落空。马铺城寨修成之后，仁宗皇帝十分高兴，将马铺寨赐名“大顺城”，将一切有功人员皆予 以嘉奖。范仲淹在筑城回师路上口占一诗：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 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张载欣然撰写《庆州大顺城记》，赞颂范仲淹的功绩，曰：“劳不累日（旬），池陴以完，深矣如泉 ，高焉如山，百万雄师，莫可以前。” 范仲淹率长子纯祐等将士，相继修复了槐安城、白豹城等28座城池，烽火台44座，形成了坚固的防御 体系，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边防的战局。 子承父业。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范仲淹次子纯仁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时年48岁。他上 任庆州，途经京城，神宗皇帝对他说：“你父亲在庆州威名卓著，今日你知庆州，应是世职了。你跟 随父亲多年，必然精通兵法，对边事也很熟悉，希望你要像父亲一样建功立业！”纯仁深知神宗有开 拓疆土的意图，于是便回答说：“我是学孔孟之道的儒生，没学过兵法。跟随父亲守边之时，我年纪 尚幼，记不得那时的事情。叫我修城筑墙，爱护百姓，这我不敢推辞。但叫我开拓疆域，侵占土地 ，那还是请圣上另选良将吧！”神宗听后，很不高兴地说：“依你的才干，什么干不了？你不过不肯 为朕尽心罢了。”这说明范纯仁对宋夏形势也像父亲一样清醒，主张以防守为主，安定边疆。到任后 ，他像父亲一样，对民众慈爱有加。当时庆州正闹饥荒，来不及上奏朝廷，范纯仁便自作主张，将国 库的钱粮下发赈灾，救助急难中的百姓，同僚和属下都提醒他请示批准后再办。纯仁说：“奏报朝廷 往返需要很长时间，老百姓已经等不及了，朝廷追查此事，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他采取果断措施 ，拯救了庆州百姓，无一人饿死。后来有人诽谤他虚报全活庆州百姓的不实之罪，朝廷派人追查。这 年秋天大丰收，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议论说：“范公救了我们，我们不能连累他啊！”于是，百姓昼夜 不停地缴还钱粮，朝廷使者到达之时，国库里已不差任何钱粮了。使者最终也没查出饿死人的现象。 范纯仁后因种古诬告熟羌为盗一

案牵连而被逮捕，民众数万人痛哭流涕遮挡囚车前行，甚至有人投河 自尽表示抗议，可见纯仁施恩于民有多么深重！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范纯仁第二次知庆州，仅 半年被调回朝中任职，由弟纯粹代知庆州。

x0c弟承父兄之业。范仲淹四子纯粹，神宗元丰年间任陕西转运判官，经常往来于庆州，后又代兄知庆州 。他沉着有才干，善于应对复杂的形势。当时，五路兵马出师西夏，知庆州统帅高遵裕出兵环庆，刘 昌祚出兵泾原，李宪从熙河出发，种谔出兵鄜延，王中正出兵河东。泾原兵马因故未能按时到达指定 地点，高遵裕怒其拖延，欲诛杀刘昌祚。刘积忧成疾，卧床不起，其部下愤愤不平。纯粹为避免两军 矛盾激化，出现内讧，劝高遵裕息怒，前往刘昌祚处探问。高遵裕权衡利弊，亲往探视，化解了矛盾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神宗意欲再次兴兵，纯粹上奏说：“陕西军力单薄，举兵征讨，对国家和人民 都不利，不能再劳民伤财了，否则会动摇国本。我现在不劝告皇上，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追究我不进 言的失职行为。我现在宁愿违背你的意愿而承受责罚，也不愿意沉默不语、不进忠言而后悔一辈子。 ”由此可见，范纯粹继承了父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忠直品格。宋神宗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晋他为副使。 元祐元年十月，纯粹代兄知庆州，正值朝廷与西夏谈判，划分疆界。他建议放弃夺走西夏的土地，否 则战争永无休止，边境永无安宁。并上奏恢复诸路互相策应、共同防御的安边策略。当西夏举兵侵犯 泾原路时，他立即派大将屈珍去救援，并告诫说：“我们为首倡议应援牵制之策，做臣子的使命就是 舍身为国，不要说邻路被侵犯，那不是我们的职责。”屈珍即日疾驰三百里，破敌人于曲律，直捣横 山，从西向东横跨了三路。这种驰援策应、联合行动的策略，使西夏无隙可乘，只得向北遁去。范纯 粹后又两次知延州，知永兴军。 范仲淹及长子纯祐、次子纯仁、四子纯粹戍边的故事，真可谓：文经武纬传青史，忠义高风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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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范仲淹登上北宋政治舞台以后，一 向关注武将的选拔与培育。出仕边帅以前，他曾多次上书仁宗恢复武举，选拔培养将才，以备不时之 用。出任边帅以后，范仲淹为解决北宋朝廷将才匮乏的弊端，确保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江山社稷的安全 稳定，根据他多年的研究与经验，确立了忠勤事君、智勇兼备的选将标准。“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 风者，可备将帅”，在勇与谋之间，他更偏重于智谋。为将者，要具备知己知彼、统揽全局、

战略决 策的高度理智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应变能力。匹夫之勇，为士卒者，尚可取；为将者，则不可取。 范仲淹初知延州，一见到状貌奇伟的狄青，惊喜异常，断定此人以后必定能成为一员名将，誉为“国 器”。狄青世代为农，元昊叛宋，应召入伍。在宋军经常吃败仗士气低落的情况下，狄青每次作战都 身先士卒，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所向披靡，大大鼓舞了士气。四年中，狄青 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8处伤痕。狄青原为殿前司拱圣军的士卒，属禁军中的下军，后来任延州指 使（将帅或州县属下供差遣的低级军官）。狄青作战英勇，深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尹将其推荐给 了主持边事的经略副使韩琦与范仲淹。范仲淹特意亲自授予他一部《春秋》云：“将不知古今，匹夫 之勇尔。”劝勉他认真读些书。狄青异常感动，从此之后，极力克制自己，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废 寝忘食地博览历史，通究古今。他将春秋战国到秦汉及以后历代名将用兵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入研讨 ，融会贯通，全面提升了自己的人格素养与军事素养。一个儒士的涵养加上武将固有的勇猛，勾勒出 范仲淹心目中理想的军事人才，即具备儒者风范的“儒将”。在范仲淹、韩琦的荐举引导下，狄青一 路高升，从指挥使晋升为西路巡检使，升至鄜延路兵马都监。皇祐年间，南方侬智高叛乱，攻陷宋朝 数州，围困广州两个月之久，增援部队屡出屡败，仁宗极度失望。此时，狄青主动请缨，亲率大军 ，赴南方平叛。狄青凭借仁宗授予他的指挥大权，施展了他高超的军事智慧和大无畏的勇气，终于彻 底平息了叛乱凯旋。仁宗力排众议，晋升狄青为枢密使。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 轻武的北宋王朝，文臣掌握枢密院为惯例，狄青作为武臣掌控枢密院是有违祖宗之法的破例。《宋史 ·狄青传》评云：“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沈有智略”，“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 ”，“尤喜推功与将佐”，凡与之共事的将佐，“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 范仲淹举荐的种世衡，筑青涧城，招抚羌人，垦荒营田，并巧施计谋剪除元昊心腹大将野利旺荣、遇 乞兄弟，立下赫赫战功。当环州诸羌问题严重，事关大局时，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荐“善抚驭 ，得蕃汉人情”的种世衡知环州，镇抚诸羌，最终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奏请。羌族部落酋长牛奴讹 ，平时高傲倔强，听说种世衡来了，竟跑出很远去迎接。种世衡与他约定，第二天一定要到他的帐篷 中去，慰问部落百姓。这天晚上，竟下起鹅毛大雪，积雪足有三尺厚，北风呼啸，

寒冷刺骨。左右侍 从说：“牛奴讹凶狠狡诈，难以信任，况且道路险阻，不易行走，还是别去了吧。”种世衡说：“我 正是以信义结交羌人，怎么能错过约定的日期？”于是，他冒着大雪前往，到达以后，牛奴讹大吃一 惊：“我世世代代住在这山上，汉人的官吏没有敢到这里来的，你一点都不疑心呀？”于是率领全部 落的人向种世衡行礼，众人感动得口服心服，愿意为种世衡效命。诚信的效果往往要比锐利的武器还 好。种世衡祖孙三代皆有将才，时称“种家军”。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时，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边 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一次就保举了15人，全文录下： 臣等在边上体量得材武可用将佐人数如后： 第一等： 泾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 鄜延路部署王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 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 环庆路钤辖范全，武力过人，临战有勇。 第二等： 鄜延路都监周美，谙练边情，及有武勇。其人累有功劳，欲乞特加遥郡刺史。 知保安州军刘拯，有机智胆勇，性亦沉审。 秦凤路都监谢云行，勇力有机，今之骁将。

x0c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弓马精强，复有胆勇。其人近闻本路有贼私事发，断遣日，乞别取圣旨。 鄜延路都监谭嘉震，勇而有知，战守可用。 泾原路都监黄士宁，刚而有勇，可当一队。 鄜延路钤辖任守信，能训练，有机智。 泾原路都监许迁，训练严整，能得众情。 秦凤路钤辖安俊，勇而有辩，仓卒可使。 环庆路都监张建侯，知书戢下，可当军阵。 鄜延路都监张宗武，精于训练，可备偏裨。 数内刘拯、张建侯、张宗武，虽曾改转一资，比诸将未至优异。臣等今同罪举保此三人，乞各转两资 及移易差遣。 从这份举荐名单中，足可以看出范仲淹出自公心，时刻留心发现人才，考查人才，准确把握人才的个 性特点，做到知人善任，举荐得当。 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二十日，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中就指出“人不知战，国不虑危”的危 险性，要求朝廷“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 ，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康定元年九月，范仲淹上《奏乞督责管军臣寮举智勇之人》，未雨绸缪 ，超前培养。将才要“忠义有谋，胆略出众”，士卒要“壮勇出群”，并深刻指出：“自古兵不得帅 ，鱼肉无殊。”没有高明的将帅，广大士兵与供人吞食的鱼肉没有什么区别。宋与西夏三川口、好水 川之战的惨败，关键是将帅指挥失误，既无成竹在胸的战略眼光，

又无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第三次 定川寨之败，可以让我们再次从反面认识范仲淹关于选拔良将至关重要的论断。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采纳中书令张元之策，趁秋高兵强马壮之际，再次大举攻宋，一路 出刘璠堡（今宁夏固原西北），一路出彭阳城（今固原东南），包围镇戎军（今固原），企图诱宋军 出击，聚而歼之，乘虚深入关中，东阻潼关，隔绝两川，占领长安。 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闻夏来犯，命副使葛怀敏率兵自渭州（今甘肃平凉）至瓦亭寨（今宁夏 隆德东北）截击。葛怀敏违命北进至瓦亭寨北，王沿遣使持书戒其切勿深入，葛怀敏不从，会曹英、 赵珣诸将，继续北进抵安边寨（今固原开城镇南），补充粮草未毕，葛怀敏又进至开远堡（今开城镇 ）北宿营，第二天又继续北进，走马承受赵正认为距夏军已近，不可轻进。赵珣认为夏军远来，意在 速战速决，我宜固守镇戎军，保卫粮道，扼守夏军归路，待其兵疲而击。葛怀敏再次不听劝告，命令 诸将分四路直趋定川寨。夏军早在定川寨设下埋伏，烧毁河上木桥，截断粮道，堵住宋军突围必经之 路。葛怀敏与诸将会合于定川寨，四周便涌出无数人马，四围合击，夏军又阻断定川水泉上流，截断 水源，逼迫宋军出寨应战。双方列阵厮杀中，突然东北风大作，刮得昏天黑地（即今沙尘暴），宋军 阵势大乱，士卒纷纷奔逃定川寨，宋将曹英面中流失，葛怀敏被溃兵挤下马，险些被踩踏而死。当晚 ，寨外四面举火，葛怀敏与诸将商议，决定向镇戎军方向突围，赵珣力主出其不意，迂回行军。关键 时刻，葛怀敏不听劝告，执意回平凉。结果，中了夏军埋伏，归路被阻断，葛怀敏、曹英、赵珣、李 知和、王保、王文、许思纯、李良臣等16员战将被杀，丧师9400余人，走马承受赵正、王昭明等退保 定川寨，幸免于灾。西夏军乘胜南下，直达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元 昊听闻范仲淹率兵由邠泾来援，未敢再深入便出塞北归。这次，幸亏陕西诸路大军的牵制，范仲淹亲 自率兵支援，以及诸羌部落在西夏背后的伏击，元昊才没有上演翻天覆地的大戏。当定川败绩传到朝 廷之时，仁宗皇帝焦急万分，按图谓左右说：“假若范仲淹出兵援助的话，我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继而，边塞报来范仲淹率兵出援、敌军退去的消息，仁宗皇帝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范仲淹此 人可用，赶快给他加职进官。” 定川寨之战，很显然是元昊占据有利地形，诱宋军出战，尔后断其粮道及归路，集中兵力围歼，一举 而胜；而宋将葛怀敏，不谙兵法，轻敌冒进，

又屡屡拒绝来自部将好的建议，招致惨败。葛怀敏是名 将葛霸的儿子，范仲淹早就奏称其人“猾懦不知兵”，而《宋史》称葛怀敏“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荐 之。及用为将，而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太平时节，这个“高干子弟”似乎还是个人才，真到 危急时刻，绣花枕头就不行了。定川寨大败以后，宋廷上上下下，连范仲淹的反对派也不敢再打深入 夏境、主动进攻的主意，而一致同意积极防御、专心守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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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一直是关系社稷安危的治国大计。《尚书·尧典》 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各族明白和睦之礼，就会使诸侯万国协调和睦，天下 民众因此就变得和谐友好起来。范仲淹承继儒家仁民爱物、社会和合之道统，他撰《尧舜帅天下以仁 赋》云：“伊二圣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饶”，“协和万邦，盖安人而为理”，“内睦九族，善邻之志 咸和”。范仲淹所言“四海”、“万邦”、“天下”，并非仅指宋朝版图域内，并非仅指宋朝黎民百 姓。他所作《王者无外赋》云：“王者天下，何外之有”，“普天率土，尽关宵旰之忧；九夷八蛮 ，无非臣妾之者”，“万邦同式，孰谓乎限蛮隔夷；四海为家，莫闻其彼众我寡”。《答赵元昊书》 亦云：“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范仲淹这种“王 者无外”的大天下观，通过它的想象张力，与今人所说的“世界”、“全球”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范 仲淹正是以这种历史的博大胸怀与视野审视处理民族关系，成为古代践行民族睦邻友好关系的典范。 很显然，范仲淹在具体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时，是从维护宋朝利益出发的，是受为大宋江山御敌的目 标所制约的。 环庆路一带是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区域，有六百多个部落，相互间关系复杂，矛盾重重，争斗不已。 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向背，在宋夏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元昊称帝反宋，六百余部落酋长 为向导，其他部落也纷纷倒戈反宋，形势岌岌可危，宋朝镇边诸将束手无策。他们不是采取安抚之策 ，而是用刑罚杀戮的高压手段，激起更大的仇恨，驱使他们依附西夏而合力侵掠。范仲淹任陕西环庆 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处理属羌问题，是防御西夏的当务之急。为此，他采取了善待羌人、睦族安邦的 一系列举措。 其一，奏请巡边，检阅属羌人马，以朝廷皇帝的名义设宴，犒赏熟户羌酋。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 十一日，范仲淹巡边到达环州，召集熟户、蕃官一千七十二人，以朝廷皇帝的名义举办空前盛大的宴 会招待

他们。根据熟户、蕃官的表现情况，划分奖赏等级，赏赐给他们彩绢、角茶、银器、衣饰等贵 重物品，让他们望阙谢恩。物质奖励的办法立竿见影，很有成效，以后他也多次使用。同时，奏请朝 廷准许枢密院及宣徽院给宣头空名者各百道，根据战争急缓分填，用以劝赏战功及招降蕃部。 其二，订文立约，约束属羌。为化解各部落之间的矛盾争斗，使之和睦相处，避免被西夏利用，条约 规定：凡部落已经和解，有人私下报复伤人者，罚交羊一百只、马两匹；杀人者斩首；因债务引起争 端，到宋朝官府申告，由官员判处，若不经官府而私自绑缚对方人员做人质，罚羊五十只、马一匹。 针对西夏入侵后的向背表现，条约规定：西夏军小股入境，有人私自追随而不回本部落，该部落每户 罚羊两只，并将部落首领送交宋军做人质；西夏大举入侵，各部落男女老幼全部入保本寨，官府可供 给食物，如果一人不入保本寨，该户罚羊两只，如果全部人员不入保本寨，要将该部落首领扣押作为 人质。这些条约针对性明确，简易有理，属羌民众愿意遵守。从此环庆路内六百多部落多数为宋朝所 用，极大地削弱了西夏入侵的势力，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边防的被动局面。 其三，树立榜样，招抚属羌。范仲淹知延州之时，支持鼓励种世衡修建和治理青涧城，熟悉羌民之情 ，倾听羌民之声，纾羌民之忧，深得羌民之心，“属羌爱服，皆愿效死”。宋仁宗褒奖说：“边臣若 此，朕复何忧！”范仲淹就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一再上奏，请求调种世衡知环州，最终朝廷 批准了范仲淹的奏请。种世衡不负众望，“乃周行境内，入属羌聚落，抚以恩意，如青涧焉”。在冷 兵器时代，谁最野蛮落后往往谁最强大。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单靠仁慈感化的一手不行，还必须要有 武力的一手做后盾，文武齐备，恩威并施。当地有一个兀二族，投靠了元昊，接受了西夏官署的任命 ，种世衡多方派人招抚，他们仍死心塌地，拒不归顺，种世衡便坚决派蕃将慕恩领兵征讨，将其顽抗 者诛杀，归顺者收纳，把获得的土地牛羊，赏赐给有功将士。其他像兀二族一样接受西夏官署任命的 百余帐头头，闻讯后吓得战战兢兢地拿着西夏的任命文书及袍带交给宋军，纷纷归顺，表示对大宋朝 廷忠心不二。种世衡又劝属羌各族各置烽火，“夏戎时来抄掠，则举烽相告，众必介马而待之，破贼 者数四”，还教育鼓励属羌民众练习骑射以佐官军，“繇是缘边诸城，独环不求增兵，不烦益粮，而 武力自振。夏戎闻属羌不可诱，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无日不备，乃不复以环为意”（范仲淹

《东 染院使种君墓志铭》）。 其四，妥善安置降羌，使其安居乐业。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羌户及愿意归顺的降羌，一部分安置他们回 原地归业，一部分在修筑的城寨中腾挤出一部分房舍，予以安置。邻近官府所辖的空闲土地，拨给他 们耕种，没有耕具者，官府借粮帮他们购置。无粮缺粮的饥民，唯恐他们再逃亡他地，范仲淹让种世 衡逐一登记，应急救济，按每户十口以上支借官粮一石，十口以下支借五斗，妥善安顿，勿令失所。

x0c金明寨蕃民三百二十八户，虽拨给土地，但无力耕种，范仲淹让延州通判按每家十口以下支借二石 ，十口以上支借三石，由寨仓中支给。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以北七十里处，筑城一座，专门收纳安置 内附的羌民，并帮助他们解决耕牛、种子、农具，使其安居乐业，故城命名曰“业乐”，后俗呼为 “悦乐”城，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 其五，一视同仁，招募选拔将士。招募有勇力的羌人充当守边的弓箭手，选拔诸羌有勇有谋的优秀人 才担当将领，并对他们施之以教，大胆使用。范全、赵明、慕恩都是从羌人中选拔培养出来的将领。 秘密修筑大顺城，范仲淹让蕃将赵明参加，可见对其信任之深。范仲淹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 姓名事》中，不但将狄青、王信、种世衡列为第一等，而且将蕃将范全也列入第一等，请求朝廷予以 褒奖。 其六，修建镇朔楼，威慑北方来犯之敌。范仲淹在庆州北门之上修建镇朔楼，楼为七楹，高五十尺 ，深四十尺，气势雄伟，夺人心魄。朔指北方，镇朔楼，镇守北方的城楼。镇朔楼是一种文化形象的 载体，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震慑一切来犯者。实则是一种精神战术，以文化感染取代血腥 屠杀。范仲淹还拟修庆州帅府，因另有调用而作罢。尔后纯仁、纯粹相继知庆州，继承先父遗志而告 成。晁补之《庆州新修帅府记》中云：“其精神气象，已足以折冲而御侮矣！” 儒家倡守“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对以儒术而起家的范仲淹来说，屠戮生灵的战争是他深恶 而痛绝的。他临危受命戍边以来，审时度势，知己知彼，采取加强戒备、着眼长久防守，并实行善待 羌人、睦邻友好的民族方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逼迫元昊议和。范仲淹的睦族安邦之策，赢得了 羌人的拥戴，“皆画像立生祠事之”，称呼他为“龙图老子”。当后来范仲淹病逝徐州，消息传到环 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由此可见，范仲淹的人格形象是多么受羌人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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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豹城（今陕西省吴起县白豹镇）在延州西北一百九十里，处在宋与西夏的要冲地带，地理位置很重 要

。范仲淹建议寻找有利时机，做好充分准备，集中宋军优势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役策略，攻夺 白豹城，然后派重兵扼守，对巩固边境防守意义重大。韩琦经过周密策划，东西南北四路一起发动进 攻，另外一路兵马攻入城门斗敌，任福为大将在城下策应。结果大获全胜，迅速攻克了白豹城，西夏 守城首领逃跑而去。 宋军攻下白豹城，俘虏了未能逃走的西夏首领的李家妹，随便送给了庆州一位官员家里做奴婢。范仲 淹听闻了这件事，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他想到，一旦蕃界首领知道了这个消息，岂不转生怨毒？若以 此为借口，别生奸谋，挑起新的事端，后果难以设想。于是，范仲淹立即差遣属下军官侍禁石斌亲自 到庆州，专门办理此事。范仲淹嘱咐石斌到庆州寻找到李家妹，把她交给延州通判马端和本路都监朱 青，详细询问事情的原委经过，写成一纸文状，然后再去打探庆州淮安镇有位来投宋军的是这位 李家妹亲叔的信息是否属实。 石斌办妥两件事以后，范仲淹便差遣他带领几个人把李家妹护送到庆州淮安镇，把李家妹亲手交付给 其亲叔岁奴，让亲叔为她择人出嫁。岁奴明白了事情原委以后，异常感动，翌日带领侄女及骨肉一家 人一块来到石斌面前，号啕大哭，感谢范公大人的大仁大义，诚恳表示对范公大人的大恩大德没齿不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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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城内，原有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龙图阁直学士庆州知州周沆立的《范文正公祠堂记碑》 ，碑文载有范仲淹庆阳五事： 一、驱逐贪官酷吏 。边事吃紧以后，庆州粮食储备不足。凤翔府天兴令手持监司的命令到庆州暂时 代理政务。他一到庆州，便横征暴敛，逼迫庆州民众限期缴纳数百万计的粮食，以达到取悦上级、升 官发财的目的。此时，庆州正遭受旱灾，秋粮颗粒无收，民众自己都无米可炊，哪来的余粮缴纳？民 怨一片沸腾，百姓有的相率逃往他乡，有的被迫自杀。有人听闻范仲淹是好官，于是相约一起奔到延 州向范仲淹申诉。范仲淹身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职责所在，当机立断，迅速派专人驰奔庆州，命令 天兴令回凤翔府，一切苛捐杂税一律免除。不久，范仲淹徙知庆州，通过一系列安民措施，终于使庆 州民众“窜者还，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时之乐”。 二、自费掩埋无主骸骨 。宋与西夏战事以来，庆州城短时间内拥进数万军队。民众房舍，佛寺庙宇 ，一切可居住的场所，人满为患。范仲淹视此情况，为了不骚扰民众，决定在庆州城北空旷地带新建 营寨。在营建过程中，刨到一片古代的墓地，刨出大量无主骸骨。范仲淹用自己的俸银买下一块墓地 ，派人将无主骸

骨仔细而认真地一一埋葬。一个平凡的生命在人世间走过，即便死去，也理应得到尊 重，这是对生命的敬畏。范仲淹这一义举，好像感动了上苍，当地久旱不雨而突降甘霖，百姓称庆 ，说范仲淹积了阴德。 三、改黥面为刺手 。北宋禁军为终生制，为防止士卒逃跑，凡入军籍者，一律在面部刺字为标记 ，即黥面。凡黥面的人，地位比平民低贱。范仲淹首开一代恩典善政，改黥面为刺手。战争结束后 ，数十万守边士卒，独有范仲淹新招募的士卒能够以平民身份，归乡继续为农。 四、三年戍期缩短为一年 。士卒守边，原来戍期三年。守边极其艰苦，时间一长，劳累过度，疲惫 不堪，士卒往往心生怨恨，加之思乡之苦，常常消极懒惰，厌战误事。鉴于此，范仲淹报请朝廷批准 ，把戍期缩短为一年，届时轮流更换，确保士气旺盛。 五、凿井百眼 。庆州地势高，水源少，人畜饮水困难，长期困扰着庆州民众。范仲淹知庆州后，亲 自带领富有经验的有关人员实地勘察地形水脉，最后选址确定在庆州城西北部，组织众多工匠，试凿 水井，终于掘到涌流不止的甘泉。凿井初获成功以后，组织守边士卒，集中力量，突击凿井，连续凿 出了一百多眼水井，从根本上解决了庆州民众日常生活饮水困难，也解除了敌军围城切断水源的危险 。 《易·井》云：“井养而不穷也。”孔颖达疏：“叹美井德，愈汲愈生，给养于人，无有穷已也。 ”井水供养于人，源源不尽。范仲淹终生崇尚井德，以利泽生民为人生宗旨，他无论到哪里做官，总 是热心寻找水源，寻找甘泉，浚井，凿井，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打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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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宋仁宗颁诏，以知秦州韩琦为秦州观察使，知渭州王沿为泾州观察使，知 延州庞籍为鄜州观察使，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观察使。范仲淹、韩琦等均是以龙图阁直学士任边帅 ，改为观察使，朝廷认为可“正其名总其戎”，又大大增加了俸禄。范仲淹接到这项任命之后，连上 《让观察使表》第一表、第二表、第三表，坚辞不受。最终说服皇帝，同意他仍守旧官，他上《谢许 让观察使守旧官表》。范仲淹何以如此坚辞不受观察使呢？ 刺史、防御使、团练使、观察使、节度留后、节度使，构成宋代武官品位序列的最高层次。观察使职 位仅次于节度留后，最高为节度使。武官在武阶之外，兼领观察使，增加俸禄，不到本州赴任，叫 “遥郡”，是虚衔，即寄禄官，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级别，确定待遇高低。宋代观察使除遥郡（虚衔 ）外，落去武阶之后，到本州赴任，即为“正任”（实衔）。显然，范仲淹的观察使任命是虚衔

。与 文官相比，观察使相当于文官的秘书监，但俸禄悬殊极大。秘书监四十五千，观察使二百千，后者是 前者的四倍多。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申述自己辞让任命的理由云：“今用兵之际，事系 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倘默默而受，一则失朝廷之重势，二则减议论之风采，三则发将佐之 怒，四则鼓军旅之怨，五则取夷狄之轻，六则贻国家之患。”在重文轻武的北宋语境下，“以学士之 职，行都统之权”，内朝廷臣统帅军队，则显示朝廷之重视，威望高，权势重，指挥能力强。再者 ，朝廷有关边事诏命，倘有不切实际的缺失，近臣则可以上疏议论抗争，外帅则不可，岂不“减议论 之风采”？军事诏命的阙漏，减少了一道议论修正的程序。三则，臣“自至边上，常责将佐当图实效 ，上报国家，勿树虚声，妄求恩奖，故得岁年以来，所奏边效，稍稍得实，不至矫诬”。可一年之中 ，我接连三次受到褒奖晋升，“将何面目责诸将之实效”？我接受观察使的褒奖，岂不激发将佐之怒 ！最重要的理由是，“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故士未饮而不敢言 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四则，守边士卒，生活极苦，一年吃不到一次肉。有病不能打仗，走不动 便被丢弃，死了掩埋了事，犯罪逃亡，抓到就杀，心不忍也不敢慢法，如此下去，怎么能使他们为国 效死？倘若我接受了朝廷“千金之赐”、“千钟之禄”，那就更引起他们的嫉恨，岂不是“鼓军旅之 怒”！五则，“臣自到边上，其熟户蕃部皆呼臣为‘龙图老子’，至于贼界，亦传而呼之”。可观察 使之名，少数民族的小首领都冠名观察使、团练使之名，与之相混，岂不让蕃部羌人所轻视笑话，最 终导致国家之患？ 一向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做官不是为了俸禄，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故“上为国体而辞 之”。范仲淹又申述另一层理由，“下为私心而辞之”。他所言之“私心”，是自知之明，最终还是 为了公，不致误事而已。他自言是一个读书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他危言危行，三次被贬斥 。“前春延安之战，主将不利，大挫国威，朝廷有使愚使过之议，遂及于臣”。范仲淹对自己在文武 朝臣中的地位处境一清二楚，他并非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不斩楼兰誓不还”、“不教胡马度阴山”的 叱咤风云式的将帅，临危受命，朝廷有“使愚使过”之议，或可有所补救之益。倘若招致失败，那可 别说不重用你范仲淹，那可是你自己身败名裂了。范仲淹并没有战阵的经历和磨炼，也没有高超的武 艺，自言“非将相之才”，因为“

国家急难之际，边鄙乏人”，才临时调他守边应急。他个人期望 “俟将帅得才”，“臣即引退丘园”。“况臣懦尪之质，宿患风眩，近加疾毒，复多鼻衄，肤发衰变 ，精力减竭，岂堪专为武帅？”实话实说，言辞恳切，一片公心，日月可鉴。最后，他表示心志，这 次宁肯冒犯天威而死，也不“贪此厚禄，败名速祸，死于寇乱之手”。 在连上三表的同时，范仲淹又给宰相吕夷简写信，申明辞让观察使的理由，“自以无功，受国重赏 ，于己安乎”？在西北边防大局极不稳定的情势下，范仲淹的处境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忧心 忡忡，自言“无出奇之策，惟知守御而已，日常自讼，以待来者”。朝廷最终同意了范仲淹仍以龙图 阁直学士之职任边事的请求，范仲淹谢表云：“上得其体，足以宁家邦；下兴其行，可以导风俗。臣 亲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与天下称庆哉！”这就是范仲淹异乎常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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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宋与西夏军事较量的形势渐趋明朗，范仲淹关于积极防御、慎重持战、战守与招抚并 举的方针普遍被人们所认可和实行，仁宗皇帝对范仲淹的忠勤与谋略越来越欣赏，内心深处越来越佩 服。故，不断地给他加官晋爵，慷慨赏赐，以示尊宠与信任。皇帝的做法与范仲淹的所思所忧却迥然 不同，范仲淹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辞让不受。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范仲淹辞让观察使后，仁宗皇帝派人传达密旨：待边事稍宁，诏卿用在两 地（京城与边塞）。这不是打算，也不是朝臣的奏举，是皇帝自己的意思，并让他秘密地荐举臣僚替 代他的边帅之职。皇帝又派入内西头供奉官麦知微亲自到前线慰问范仲淹，并赐凤茶一盒。范仲淹《 谢赐凤茶表》云：“异恩一临，群疑尽决。”至诚许国的范仲淹表示：“思苦口以进言，励清心而守 道。” 十月辛亥（十一日），皇帝颁诏授范仲淹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仍领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 讨使。范仲淹撰《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云：“在物之情，向荣必喜；自天之命，过宠则惊。 ”皇帝的诏命，过分尊宠则令人吃惊。“二年于兹，一功未定”，“今边略未固，兵力未强，威令不 扬，战斗多覆，因循以甚，平定无期”，何况葛怀敏新败，“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 首，日夜悲忧”，此时“荣耀何心”！我有什么心情接受如此荣耀呢？西事以来，“杀者伤者前后近 二十万人”，“死者为鱼肉，生者为犬羊……而天下莫知，但见爵赏颁行，疑朝廷高枕，负兹生灵 ”。他向皇帝建议：一、降诏罪己；二、诸将讨伐不利，皆左降一

官。 十一月，朝廷罢陕西都部署，分四路部署、经略安抚使兼沿边招讨使，令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 。韩琦、范仲淹同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设府，指挥作战，抵御西夏，使西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 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辛卯（二月二十日），皇帝颁旨：韩琦、范仲淹、庞籍，凡军期申覆来不及 的情况，皆可便宜从事。 二月丙午（初八日），皇帝赐陕西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每人各百万。如此巨额的赏赐，范仲淹 皆以皇帝的名义分赐给属下的将佐，让诸将各自向皇帝表示谢恩。他在《让观察使》第二表中早已说 明：“今以边鄙方艰，承乏在此，御寇之力，赖诸将佐。” 四月甲辰（初七日），五十五岁的范仲淹与韩琦奉诏进京任枢密院副使。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关，佐 皇帝执掌兵权。副使，正二品。范仲淹诚惶诚恐，与韩琦连上《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第一状、第 二状、第三状、第四状、第五状。理由是： 一、边事未定，防秋在近，现正“奏选将佐，促治城寨，阅习军马，完备器械”，不宜离任赴阙。 二、西夏虽已请和，但一向诈谋百端，反覆无常，不得不严防。 三、在边数年，边事已详悉，一旦有事，可以审料敌情，便于处理，不致有大误。边功未济，移患后 人。不可再有边帅数易之弊。 四、愿留任数年，待条件具备，决策计谋夺取横山，收复灵武（今宁夏灵武），使西北边防得以巩固 。 范仲淹《与朱校理书》云：“十六日被旨赴阙，至二十二日与韩公同上五章，为边事未宁，防秋在近 ，乞且留任，必得谕旨。入则功远而未济，后有边患，咎归何人？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 ？” 范仲淹五上辞状，“非敢饰让近名，频烦天听”，实则“志在分忧”，志在为朝廷分忧，志在为国分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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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将范仲淹、韩琦任命为枢密副使，急召入京，是借范、韩在抵御西夏中的声望（边境歌谣曰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组建新的中枢班底，更新 朝政，力挽危机。在范、韩五次奏请留任之时，京东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杀掉巡检使，造反起义。王 伦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朝野震动，以欧阳修为首的年轻官员 ，纷纷上书要求改革。仁宗皇帝亦有志改革，起用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为谏官。四大谏官相互 配合，吁请范、韩执掌朝政，抨击吕夷简等保守无为。皇帝采纳谏言，罢吕夷简、王举正首相，罢夏 竦枢密使。新的中枢班子为：章得象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晏殊为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 范仲淹为参知

政事（副宰相）、韩琦为枢密副使、富弼为枢密副使。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十二日，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固辞不受，愿与韩琦巡边。继而加 任范仲淹陕西宣抚使。 八月十三日，再次授范仲淹参知政事，留任朝廷，让韩琦代范仲淹宣抚陕西。 九月三日，仁宗皇帝特意打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入内。皇帝亲自赐座，并亲自赐予纸笔，以 最高的礼遇，要求他们俩条陈当前急务。皇帝手诏是：“今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 ，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 得象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列闻奏，副朕拔擢之意。”面对皇帝 如此深切的信任，一向忧患社稷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改革的大旗。 范仲淹倡导改革由来已久。天圣三年（1025年），他向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进《奏上时务书》，提出改 革意见：厚风化，救文弊；重武备，防边患；重馆选，授贤俊；赏谏官，开言路；慎赏延，正官风 ；戒百官，行德政；杜奸邪，进忠臣等。第二次鼓吹改革是天圣五年（1027年），他向宰相王曾上《 上执政书》，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十八字改革方针。 以上两次改革主张，未被执政者采纳，但范仲淹在居庙堂、在州县的仕宦生涯中，年年月月，事事处 处，均执著地践行着他改革的主张。庆历三年这第三次倡导改革，他经过深思熟虑，向仁宗皇帝呈上 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长于《易》，终生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理，审 时度势，引领他改革的宏图大计。他在“十事疏”中曰： 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何哉？纲纪寖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 。人情惨怨，天祸暴起。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 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 变通之道，即改革之道，革故鼎新，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条陈十事，便是庆历改革的纲领： 一曰明黜陟 ，改革官吏进退升迁制度。官员升迁，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将政绩呈京师考课院等复 核，无大过，例行升迁，谓之磨勘。但考课形同虚设，例行公事，年资成为官员升迁的唯一根据 ，“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范认为，这种制度极不合理，凡兴利除弊、有所作为的官 员，往往被指责为生事，遭到非议，不得升迁；而那些庸碌无为之人，尸位素餐之人，照例升官 ，“虽愚

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 ，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建议“两地臣僚，有大功大善，特加爵命；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 秩”。在京任官，经保举的任三年磨勘，自己申请的五年方可。如此，“权势子弟，肯就外任，各知 艰难”。俊明之士在地方任职，有政绩者，方可进用。进退升迁，赏罚公平，方能达到“人人自劝 ，天下兴治”。 二曰抑侥幸 ，改革现行恩荫任子制度。自真宗以来，赏延渐广，每逢南郊大典及皇帝诞辰，两省要 员及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均可申请恩荫子侄任官。如有任学士以上官20年，则一家子孙兄弟就有20人 充任京官。范认为，这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原因。“今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 禄既广，刻剥不暇，审官院常患充塞，无阙可补。”他建议，两府及两省官员，遇大礼只准奏一子充 京官，若弟侄，需考试录用；转运使及边任文官须到任二年方许奏荫子弟。限制内外官位由权势子弟 充塞，给孤寒之士以竞争的空间。馆阁重要职位，两府、两省子弟不得陈乞进入，应由考核进士录用 。 三曰精贡举 ，改革贡举取士及学校教育。现行贡举，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举子皆不习治 国做人之道，大多缺乏真才实学。要改革现状，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经济者，经邦济世 之谓也。首先，各地学校要聘通经有道之士教学，务在实用；其次，进士考试先策论后词赋，诸科考

x0c试除考经典章句，主要应考对经书要旨的理解与把握。 四曰择官长 。州县长官关系社稷民生，而不称职者十之八九。范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员到各路检 查地方官员的政绩，奖励贤能，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员通过认真推荐和审查，防止冗滥。 五曰均公田 。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极为不均。范认为，供给不均 ，无法要求官员尽职尽责。建议朝廷均衡职田收入；没有职田的，按级别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 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督责他们廉隅为政，违法者予以惩处。 六曰厚农桑 ，重视农业生产。“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建议朝廷下令，要 求地方官员及民众，研究农田利害，大兴农田之利，大除农田之弊，筑堤开渠，防御旱涝，并制定相 应的制度长期施行。 七曰修武备 ，整治军备。范建议在京城附近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以辅助正规军。这些 卫士，每年三季务农，一季教练战事，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节省给养之费。京城取得经验 ，再由地方仿效施行。 八

曰减徭役 。合并县邑，缩减公人，使之归农，“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九曰覃恩信 ，落实朝廷惠政和信义。凡主管部门拖延或违反敕令执行，依法从重处理。向各路派遣 使臣，巡察各种惠民政令是否施行，确保政令畅通无阻，民众得到实惠。 十曰重命令 ，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认为，法令繁而无信，朝令夕改，失信于民。朝廷 对长久推行的条令，慎重讨论议定，删繁就简，颁布天下，坚决执行，不可轻易更改，确保法治的严 肃性。 范仲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十项改革方案，切中了仁宗继位二十年来形成的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积 弊，是解决边患不息、内乱频繁的可行而有效之宏图大计。旋即，范仲淹上《再进前所陈十事》，劝 皇帝详览，一一行之。 富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倖、去宿弊为本，渐易监司之不才 者，使澄汰所部吏”。天章阁问策后不久，韩琦先上七条：一、清政本；二、念边计；三、擢材贤 ；四、备河北；五、固河东；六、收民心；七、营洛邑。继而又上救弊八条，即选将帅、明按察、奉 财利、遏侥倖、进能吏、退不才、去冗食、谨入官。 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改革派的齐心策划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改革终于拉开了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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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的绝大部分改革建议 ，陆续颁布诏令，开始在全国实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十月丙午（十二日），根据范仲淹“择官长”和欧阳修的建议，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选拔张昷 之、王素、沈邈等一批精明强干的按察使，派往各地视察官吏的情况。按察使可大胆揭发各级官吏的 不法行为，要求朝廷罢免他们。 十月壬戌（二十八日），根据范仲淹“明黜陟”的建议，颁布磨勘新制的诏令。京朝官磨勘年限与差 迁任期相关联，须任满三年无过失犯罪记录，并有清望官五人保任，方可磨勘。改变了只循年资的旧 规，确立了以考核政绩为主要根据的磨勘新法。 范仲淹的“抑侥幸”，是通过两道诏命而颁行的。十一月癸未（十九日），颁布《诫约两府两省不得 陈乞子弟亲戚馆阁职任诏》，严格馆阁之选。 十一月丁亥（二十三日），颁布《任子诏》，规定除长子外，其他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须年满20岁 才得恩荫，恩荫出身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方可补官，限制高官特权，遏制恩荫过滥。 范仲淹的“精贡举”，由两道诏令颁行。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乙亥（十三日），其一，贡举新制诏。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规定士子须在校 学习三百

天以上才能应举，科举取士则“先履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选拔培养德才兼备、 治国安邦之才。其二，为天下州县立学诏。规定州县立学的规模，校舍的筹措或过渡办法，教授的来 源、聘请及奖酬，学生入学的条件等。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这是北宋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 模兴学高潮的动员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八日），颁行《定职田诏》，落实范仲淹“均公田”的改革方案。重新规定职 田从二顷到二十顷的等级，并对职田调配、招租作了明确规定。 庆历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北宋朝廷颁布《劝农诏》，要求兴水利、植农桑、增户口，这是改革诏令中 的精粹之作，条款详明，颇具操作性。这是对范仲淹吁请“厚农桑”的改革回应。 庆历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诏令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并为镇，减少徭役，以宽 民力。 范仲淹提出的“覃恩信”“重命令”也皆用不同形式的诏敕予以颁行。《宋史·范仲淹传》云：“悉 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划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范仲淹条陈十事，除了“修 武备”外，均有诏令颁行。试想一下，作为一名臣子，中国历史上有哪几个政治家能够做到让专制帝 王几乎全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革呢？除了宋仁宗比较宽厚仁慈 ，急于挽救危机等环境因素外，还在于范仲淹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政治家。 庆历新政除范仲淹所建十策以外，还有范仲淹所奏议的其他几项内容得以颁行。 一、教训医工 对医者进行教育、培训，使游医得到正规训练，提高医疗水平。《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其事云： 先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言：“乞于翰林院选医师三、五人，于武成王庙召京城习医者，教以诊脉，并 修合药饵。至于针灸，亦别立科，候及三年，选试高等者入院充学生；仍自今不由师学者不得入院 ……其诸道州府，已有医学博士，亦令所在教习，选官专管，委监司提点。其生徒精通两部医书，与 免户下诸色差配；累有功效，保明以闻，与助教安排。所贵天下医道，各有源流。”诏宣徽院并依奏 施行。 二、行赎法 范仲淹上《奏乞于陕西河东沿边行赎法》，又上《奏赎法等三事》，庆历三年九月癸 巳（二十五日），颁行《律外条贯别定赎法诏》。对茶盐酒税违禁，施法繁重苛刻，重新别定条贯 ，别定赎法：乡人以谷麦，市人以钱帛。 三、弛茶盐之禁 官府与商人争夺茶盐之利，弊端日重。范仲淹有《奏灾异后合行四事》，其四即 言茶盐之利，建议“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

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 由于范仲淹的倡导，盐法通商、茶法通商皆先后施行。 四、改进常平仓法 常平仓本用于救灾赈济，但已形同虚设。常平仓的本钱常借作他用，一遇灾荒 ，无所赈发。范仲淹建议“选辅臣一员兼领司农寺，力主天下常平仓，使时聚籴，以防灾沴”，又建

x0c议常平仓钱本不得挪用。庆历四年八月辛卯（二日）诏命前后任移交，要由提刑司、司农寺监察，以 保常平仓本不被挪用。范仲淹的建议，成为以后奉行的成法。 五、宰臣分领政事 范仲淹连上《乞两府兼判》、《再奏乞两府兼判》两疏，意在用于任责，以求 政令畅通。 凡关乎社稷民生之事，范仲淹几乎无一事不关注，不议论，不建言，不力求有所成效。 庆历新政自庆历三年十月始，到庆历五年元月范仲淹罢参政时废罢，前后共一年零三个月。在短短四 百五十多天里，庆历改革紧锣密鼓，新政诏敕连连颁下，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改革浪潮，给积贫积弱 的北宋政局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和亮色：官僚机构开始精简，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官员，有特殊才能 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行政效率有所提高；凭权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单凭年资晋升的官员 ，增加了业绩品德等内容的考查；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论述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兴办学校。毫无 疑问，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中坚和领物，他提出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可 操作性，成为以澄清吏治、培育人才、富国强兵、强化法制等为重要内容的庆历改革的纲领。尽管庆 历新政昙花一现，遭遇夭折，但其改革的变通理念及一系列实际行动，却铭刻于历史，功不可没，永 远昭示着后来人：变革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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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触犯了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者。如施行限制官僚的恩荫特权，考核官 员的政绩，裁汰和降黜一些贪贿、无能、老病等不称职的官员等。被考核的官员，既有京官，也有地 方官；既有高官，也有中下层官吏。当时，范仲淹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将不称职官员的名字一笔 笔划掉。在场的富弼，不无忧虑地劝说：“您一笔划掉很容易，但这一笔可要他一家人痛哭啊！”范 仲淹用笔点着不称职官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 了改革是利益再分割的残酷斗争。当时北宋官场的实际情况是：不称职的官员占官僚队伍的绝大多数 。欧阳修认为“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范仲淹认为其中良吏“百无一二”。吏治腐败到如此程 度，要改革整顿，必然要引起百分之八

十以上官员的反对，真正赞同支持改革者处于少数派地位。在 改革诏书一道道颁行之时，受到严重威胁的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网罗一批保守势力，疯狂地向改革 派反扑过来。他们内外勾结，上下串通，呼风唤雨，兴风作浪，造谣诽谤，栽赃诬陷，指人为妖，无 所不用其极，霎时间京都汴梁，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治国戍边无为无功而陷害忠良却诡计多端的夏竦是反对派的主将。他在陕西任主帅时一味自保，被解 除帅职。回京后欲谋权位，因范仲淹等人反对而落空，调任亳州。庆历三年春，范、富、韩等被提拔 重用，夏竦、吕夷简、王举正相继罢去，国子监直讲石介认为政治贤明的春天到了，激情撰述《庆历 圣德颂》，轰动朝廷，为改革派广造舆论，指斥夏竦等为“大奸”，夏竦怀恨在心，恨之入骨。当时 范仲淹对韩琦说：“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后来竟不幸被言中。还有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三度 为相，朝野上下培植了一大批亲信。吕夷简尤其善于在宦官群中结交同伙，内外勾结，左右皇帝。他 们把恼怒和怨恨都归结到改革派身上，首先又祭起嘉祐年间所用的“朋党”这把斩杀忠良的屠刀，串 通指使蓝元震在内廷广造“朋党”舆论，天天在皇帝身边吹风，诽谤范仲淹等改革派是荐引“朋党 ”。后来，蓝元震竟然公开上疏攻击范仲淹等。他说，当年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即指范、欧、 尹、余。现四贤得势，就把蔡襄作为知己，用国家的爵禄回报当年歌颂之恩。一人结党，只十几人 ，如今五六人，就有五六十人。若这五六十人，相互提携，不过二三年，其党就要布满朝廷，占据要 位，到那时谁敢说话？你皇帝何由察觉？一向胸无主见、耳根子软的宋仁宗，渐渐怀疑并疏远范仲淹 等人。任何皇帝都害怕有人威胁到他的家天下。最后，仁宗颁诏明确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仁宗对改革派失去了信任。 庆历三年十月十二日，由范仲淹选拔提议的三位能吏张昷之、王素、沈邈，不畏权贵，仗义执言，在 考察地方官吏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得罪了一批尸位素餐的人。反对派便让御史台上疏，攻击诽谤 这些正直无私的按察使，说他们是“江东三虎”，还有“山东四伥”，使他们受到调查，连范仲淹在 边防上的几员部将，也受到牵连，遭到调查，惹出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与麻烦。 庆历四年夏天，一起废立草诏的谋逆大案横空出世，震撼朝野。夏竦瞄准了自己的心头之恨石介，命 令使女暗自摹拟石介的笔迹，最后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将石介信中 一句“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

”。伊尹、周公，是古代辅佐天子的贤相忠臣。而霍光，却 是西汉几立几废皇帝、权倾朝野的大臣。“行伊周之事”，是指忠心辅佐皇帝，“行伊霍之事”则成 了行废立之事。一字之差，信的内容变成了要废皇帝的谋逆之事，夏竦蓄意传出这一消息，京城上下 一片哗然。石介矢口否认，富弼觉得莫名其妙，祸从何来？台官声言有石介写给富弼的亲笔信。仁宗 起初不信，后又将信将疑。此案一出，蜚声四起，黑白颠倒，人妖难辨。这是夏竦一手制造的弥天大 谎，阴谋除掉石介，扳倒富弼，动摇晏殊（富弼的岳父）和范仲淹。石介成为众矢之的，不安于朝 ，要求为外官，通判濮州，未赴任而病死。夏竦又诬陷石介诈死，北走契丹，勾结金人起兵，富弼为 内应。朝廷两次下令开棺验证，幸亏杜衍等数百人保全，才免于发棺之祸，石介妻子被羁流亡数年 ，生活冻馁，仅赖富弼、韩琦拿出俸禄购买田亩，勉强维持生计。范仲淹、富弼自知前面布满了荆棘 陷阱，要求外出巡边。庆历四年六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出任河北宣抚 使。二人相继被迫离开朝廷，庆历新政陷入了夭折的困境。 当宋仁宗心血来潮，急欲改革之时，朝廷首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随声附和。当反对派甚嚣尘上，仁 宗皇帝疏远冷淡改革派之时，他们见风使舵，甚至落井下石，通过台官制造了“奏邸之狱”，将革新 派人物一网打尽，统统撵出朝廷。 苏舜钦因为文章深得范仲淹赏识推荐，升为进奏院监官，时为次相杜衍的女婿。每年秋季，京师各个 府衙都要聚敛财物，举办赛神会，据说是为了纪念造字神仓颉。赛神会时，用仪仗、器乐、杂戏迎出 神像，官员集体拜祭，然后列座入席，同僚聚会，饮酒赋诗，觥筹交错，合欢终日。宋代官员聚会召

x0c妓侑觞助兴，这是律令许可的惯例，宋代官场中司空见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监官苏舜钦主持 举办赛神会，按照惯例，卖了一些故旧纸钱做会费，自己又出十千赞助，参加聚会的同僚也醵金有差 。这时有个太子中舍李定愿拿上点钱参加，苏舜钦因其人品有疵，拒绝接纳，致使李定怀恨在心。当 时参加的尽是文人名士，如王洙、王益柔、梅尧臣、章岷等。赛神会的钱财来源，哪些人参加以及召 妓作乐、赋诗饮酒等详情，李定都搞了个一清二楚。会后，李定即刻造谣诽谤。王拱辰得知后，立即 让御史刘元瑜弹奏其事，告发苏舜钦卖故纸（档案），监守自盗，而且还告发了王益柔酒后作《傲歌 》，其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说苏、王等人诽谤周公孔子，犯下对圣贤 大不敬

之罪，要求处以极刑。仁宗连夜派宦官逮捕了所有参会者，命令开封府严加审讯。苏舜钦被削 职为民，永不录用，其他坐客皆被斥逐。梅尧臣有诗云：“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 ，覆鼎伤众宾。”“一客”即指李定。其实，“奏邸之狱”是改革的反对派贾昌朝、王拱辰等人导演 的一桩大冤案。王拱辰自供曰：“吾一举网，尽矣。”刘元瑜见宰相曰：“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欧 阳修后来说及此事曾云：“一时俊彦，举网而尽矣。”此时，朝中只有韩琦一人孤军奋战，为苏舜钦 等人的冤案仗义执言，但已经是难驱压顶的乌云。凡范仲淹等人举荐的文人名士，尽皆逐出京师。 范仲淹面对黑云压城之势，已知改革之志难伸，仁宗皇帝已经投向了反对派，庆历新政已经走到了尽 头，他上表乞罢参政。宰相章得象认为范仲淹素具“虚名”，倘若一请便罢去参政，会使皇帝落个轻 黜贤臣的名声，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范仲淹上谢表，即表明范仲淹要挟皇上，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 计，见朝廷久无回应，还以为仁宗皇帝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更加相信宰相章得象言之不虚 。老奸巨猾的章得象，这一招可谓阴险歹毒。谏官钱明逸，上疏弹劾富弼和仲淹，说他们更张纲纪 ，纷扰国经，多挟朋党，请早废黜，以安天下。 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罢去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免去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 次日又免去杜衍宰相职务，出知兖州。同年三月五日，韩琦罢去枢密副使，出知扬州。欧阳修势单力 孤地坚持为新政辩护，尽管他文名誉满天下，还是被贬到滁州，写《醉翁亭记》去了。 庆历改革，何以昙花一现，惨遭夭折？粗略看来，论者认为以夏竦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太大，守 旧派扼杀改革派的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形成黑云压城之势。富弼归纳总结人生经验云：“君子与 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歧万辙，必 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宋史·富弼传》）其实，改革 能否进行，皇帝说了算，改革夭折，根子在皇帝。仁宗此人，虽然宽厚仁慈，不轻易诛杀臣下，但他 耳不辨忠告与谗言，目不分贤良与奸佞，身有软骨，胸无主见，随风转舵，反复无常。开始，仁宗求 治心切，似如心血来潮，对范、富、韩等人的信任，也达到极致。可对改革既无通盘规划，也无预谋 设计如何排除阻力。当反对派摇唇鼓舌群起攻击，暗设机关陷阱时，仁宗则猜疑退缩，改弦更张，最 终投向了反对派，不再支持改革。

再深究一下，范仲淹等人主持的庆历改革，之所以树敌太多，反对 派如此疯狂报复，是因为这次改革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是伤筋动骨性命攸关 的大手术，当真的动摇皇帝家天下的统治基础之时，皇帝就断然不会接受了，改革夭折短命是必然性 的结局。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庆历改革中这样全国规模地进行审查考核黜陟各级官吏，是中国改革史 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其改革的深刻性、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无与伦比。它充分展 示了范仲淹一代杰出政治家的深远眼光和宏大胆略。吏治改革永远是社会改革的难点和重点。穿过千 年时光隧道，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庆历改革是熙宁王安石变法的前奏，并为后者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教训与经验。 从更深层面上分析，拯救黎民于水火的社会改革，不直接依靠黎民百姓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皇帝 及其官僚集团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失败的结局是早已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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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抵制反对新政的保守派不断制造事端，谣言满天飞，庆历新政已经难以为 继，范仲淹也已经难以自安于朝廷。恰在这时，宋、辽、西夏三方鼎立的边境发生新情况，辽与西夏 重兵屯集，兵戎相向。与夏辽交兵主战场仅一河之隔的河东路陡然形势吃紧。范仲淹认为，河东路必 须严防辽夏突然袭击，要积极备战，因此自请巡边。六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 ，富弼被任命为河北宣抚使。 七月初，范仲淹开始宣抚河东之行，视察河东路各边塞军事要地，其行程大致如下： 绛州（今山西省新绛）。范仲淹有《绛州园池》诗，赞赏太守官舍花园。从“静境合通仙，清阴不知 暑”诗句看，说明到绛州时为盛夏暑热之期。 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宋史·张焘传》云：“焘才智敏，常从范仲淹使河东，至汾州，民遮道数 百趋诉，仲淹以付。焘方与客弈，局未终，处决已竟。”到汾州，遇上数百名老百姓遮道拦截告状 ，范仲淹一一给予处理答复。张焘在一旁与一个客人下棋，一局棋未完，范仲淹已把数百人上访事宜 处理完了。由此可见，范仲淹有超常的才干，令人佩服。 并州（今山西省太原），这是河东路的首府。范仲淹《晋祠泉》诗云： 神哉叔虞庙，地胜出嘉泉。一源甚澄静，数步忽潺湲。此异孰可穷，观者增恭虔。锦鳞无敢钓，长生 同水仙。千家灌禾稻，满目江乡田。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皆如晋祠 下，生民无旱年。 该诗赞颂晋祠嘉泉之美、之惠，赞颂周成王之弟唐叔虞到晋以后，兴修水利，使民众安居乐业，“千 家灌

禾稻，满目江乡田”，一片北国江南风光。诗中透露出宣抚河东时范仲淹思想矛盾苦闷的心情。 对照先贤，觉得有愧，庆历新政半途而废，但又十分疑惑：既然行的道是致天下太平的大道，“时雨 ”理应如晋祠嘉泉这样给予佑助，为何却阻力重重，时不佑人呢？他所期望的是天下皆如晋祠之下 ，“生民无旱年”，永远享受人寿年丰的太平日子。从诗句“灌禾稻”看，到并州依然是盛夏。 忻州（今山西省忻州）。仲淹与朱氏家书称：“某到忻、代，病嗽”；边塞宣抚，异常辛苦，因服药 过凉，“淋痔并作，日夜苦楚”。又有纪行诗《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上作》，诗中透露了范仲 淹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自己早日到“满楼苍翠”的南国安度晚年的想法。范仲淹在极度病痛折磨中产 生了退休之念。 代州（今山西省代县）。《宋史·张亢传》记载，张亢知代州，正在主持增广堡砦。范仲淹至此，奏 请由张亢总管修堡扩寨的工程。但当时河东经略安抚使明镐认为“劳民伤财”，连连下文制止。张亢 在范的支持下，冒着违节度的风险，抢修堡砦，结果“蕃汉归者数千户，岁减戍兵万人，河外遂为并 、汾屏蔽”。到皇祐年间，韩琦经略河东，见张亢修置堡砦处，多为宋初名将杨业旧寨，“益知亢有 远略”。 宪州（今山西省静乐）。仲淹在致韩琦一封信中谈到他宣抚河东到过宪州、岢岚军、火山军、麟州的 情况，对数城的防务薄弱，极表担心。信云：“宪州、岢岚，城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绝，城中 无水。” 岢岚军（今山西省岢岚）。规划修筑东关大城，预计土木工程约费工52万多。他支持欧阳修关于在岢 岚、火山、宁化军、代州等四州军屯兵营田的主张。当地有可耕之废地两三万顷，如尽耕之，岁可得 三五百万石，可省转输之劳，岁籴之费。他奏请朝廷，先在岢岚军进行试种。后来还请韩琦关注一下 已卒于岢岚的军使米光濬之子，称他贫而无以养亲，能否为他谋一指使差缺。 保德军（今山西省保德）。范仲淹在保德，住在水谷之驿舍，偶然之间在堂屋檐罅间得到古经一卷 ，曰《因果识见颂》。范仲淹当即判定，此卷为《大藏经》所未收之遗经。庆历八年（1048年），遇 到江陵老僧慧喆才知道此经传之于武陵普焕处，即使在佛教界，也是“世所希闻”。他在到达府州后 ，命令承天寺僧归依别录副本以收藏，为弘扬佛学做了一件保存经卷的善举。 府州（今陕西省府谷）。他在府州，对于麟府路兵马都监张岊提出的招抚西界七族蕃部一事，根据宋 夏和议已成，辽夏交战已结束的新形势，审时度势，决定上疏停止招诱。范之决策

颇有远见，若墨守 陈规，继续进行招抚，可能会引起新的边界纠纷和冲突，酿成新的战争。范的上疏于十一月二十八日 到达朝廷。这说明，他在府州已是十一月，时令寒冬。

x0c火山军（今山西省河曲东南）。“火山孤绝，城中无水”，是他的亲身体验。 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北）。这是范仲淹宣抚河东的最后一站。原来传闻麟州已被西夏劫掠一空，故范 仲淹和欧阳修等都主张遗弃废掉麟州。现经实地考察，发现当时“百姓属户皆东渡，多免，今存八分 ，在河内旅居，惟俟修城寨，即来复业”，已登记1400户。据此，主张招抚蕃汉人户，修葺城寨及附 近城堡，坚固边防。 庆历四年七月至十二月，范仲淹从酷暑炎夏到寒冬腊月，马不停蹄地连续视察了十几个州军，视察时 间安排之紧凑、视察地方密度之高、视察效果之显著，是北宋高级京官宣抚边寨所罕见的。在京城黑 云压城的政治态势下，范仲淹宣抚河东的实际行动，是他心存社稷、舍身许国的最有力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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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邠州谢上表》：“愿解贰于黄枢，请分忧于紫塞。”黄枢，指门下省。门下省汉时为黄门 ，位居枢要，故称黄枢。解贰，解除辅佐之职，此指副相参政。紫塞，北方边塞。晋崔豹《古今注 ·都邑》：“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范仲淹对庆历改革的遭遇与结局，已 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与预料。他的人生信条：为所当为，一以自信。欧阳修所撰《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云：“其所有为，必尽其方，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 岂苟哉！’”面对反对派造成的滚滚乌云，“心虽无愧，迹已难安”，为避嫌，他上表乞罢参政，愿 守邠州，自言：“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他志愿要“分国忧于千里”之紫塞。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宋仁宗下诏，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 。五十七岁的范仲淹对邠州情有独钟，一则邠州是平江府范氏的先祖之地；二则邠州是周朝文化的发 祥地，也是后稷、公刘的故里。范仲淹一到任，就立即投入到惠民生、固邦本的政务中去。 建郡学。上任的第三天，他就率领属下去拜谒孔夫子庙。通守太常博士王稷告诉范仲淹：“我们接到 圣旨建学，学生已经齐备了，但今夫子庙房舍窄狭低矮，学生拥挤，难以安心学习。”范仲淹当即勘 察选址，府衙东南隅有一块高地，宽敞明亮，决定在此新建郡学，并把夫子庙一并迁建于此。范仲淹 委派兵马监押刘保、节度推官杨承两人专职主持建筑施工，指令王稷博士朝夕视察，确保工程质量和 进度。

到第二年夏天，新郡学和夫子庙全部竣工。“谈经于堂，藏书于库，长廊四回，室从而周，总 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显明，士人洋洋，其来如归。”新建郡学，轰动邠州，享誉西北。范仲 淹早在庆历五年十一月，解除边帅之任，改知邓州。郡学建成以后，博士王稷派人到邓州，请范仲淹 写记，勒石以垂久远。范仲淹撰写了《邠州建学记》，倡导兴庠序，育俊乂（yì，有才能之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诗句）。 劝农桑。范仲淹《稼穑惟宝赋》云：“王者崇本，民食为贵。”《答手诏条陈十事》云：“善政之要 ，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范仲淹来到周民先祖后稷、公刘创业的豳地，抚今追昔，感慨 颇多。邠州（今陕西彬县），后稷曾孙公刘建国的地方，曰豳国，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邠州 。后稷，中国的农业之神，周民的始祖，自幼喜欢植麻播谷，长大以后，土地耕作、谷物种植等技艺 卓然出众，粮食收获特好，周围的老百姓都效法他。帝尧把后稷封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建了大功勋 。帝舜表扬他教民播种百谷，解除了老百姓的饥饿问题，封地在邰（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后稷死 后，儿子失去职位，曾孙公刘迁徙到豳地，营建都邑，拓荒垦田，继承后稷稼穑之业，积德行义，爱 抚百姓，使豳地黎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公刘也便成了周人先祖中承前启后的英雄，《诗经·大雅 》中有《公刘》篇歌颂他。范仲淹到邠州，带领属下深入村寨田野，访问老农，了解农情，劝导农桑 。他与百姓研究如何开挖水渠，修塘筑堤，凿井浚泉，防旱防涝，兴利去害。他与属下研究如何奖赏 勤者，劝诫惰者；如何减轻繁重的徭役与赋税，让农民不违农时，适时播种耕作。春华秋实，丰收在 望，范仲淹与属下满怀激情地吟诵《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 眉寿”，创建“眉寿堂”。眉寿，人老了，眉上长毫毛，叫秀眉，故称长寿为眉寿。眉寿堂意在劝勉 邠州人永远务农为本，期望邠州人永远人寿年丰。眉寿堂建成以后，范仲淹作记云： 公刘以农事开国，邠风葵枣之化流浃至今。凿井耕田，野无惰农，岁有高廩。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斯民熙熙然跻和气之域，因以名堂。 范仲淹并作《题眉寿堂劝农》诗一首： 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 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咏豳风。 恤寒困。范仲淹出身寒苦，崇尚仁政，终生以慈悲为怀，好善乐施。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 载，范仲淹镇守邠州之时，有一次公务余暇，带领属下登上酒楼准备宴饮，还没有举杯，

突然看见几 个穿丧服的人正在准备装殓之物。范仲淹立刻派人下楼询问情况，原来是寄居此处的一位读书人病死 在邠州，准备将他葬在近郊，但是棺木等物都还没有齐备。范仲淹听罢很伤感，一副失意的样子，立 即撤掉宴席，身上带的钱全部救济了他们，让他们顺利置办棺椁，装殓埋葬。当时在座的所有客人既 伤心又感动，有的人竟当场哭泣起来。 范仲淹在邠州不到一年，其甘棠惠政，邠州人永志不忘。在他离邠赴邓之时，百姓拦路哭送，天地为 之感动！当他病逝徐州后，邠州的汉羌各族老百姓都为之斋戒三日，哭之若父，日月为之同哀。邠州 人建立了范文正公祠，千秋永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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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知邠州，本有打算收复横山、灵武的宏图，但半年以后，宋与西夏自庆历三年开始的拉锯式的 和谈使和局逐渐明朗，朝廷已决定“不欲修威，恐成生事”，加之朝廷内造谣诽谤范、富守边的风波 彼伏此起，故范仲淹上表求解边任，从冱寒之地的邠州改知政简事约的邓州，近访良医，疗治肺疾 ，得养天年。范仲淹为何选邓州呢？ 《山海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 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英雄夸父，敢与太阳竞走，灼热干渴，喝黄河渭水的水还不解渴 ，要到北方大泽去饮水，没有到达，半道而渴死。夸父死后，还把他的手杖化作邓林（据清代毕沅考 证，邓、桃古音相同，邓林即桃林），造福后人。相传夸父弃杖所化邓林就在邓州境内。邓州，古称 邓林。位于伏牛山脉南部，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平原沃野，风俗淳厚。夏、商、周为诸侯国，因农 业富饶，称穰邑，秦设穰县，隋开皇三年（583年）置邓州，又叫南阳郡，北宋时辖穰、南阳、内乡 、顺阳、淅川五县。 庆历五年（1045年）十一月十四日，五十七岁的范仲淹，以疾请知邓州被仁宗批准，保留资政殿学士 馆阁职称，转给事中知邓州。范仲淹带上病残的长子纯祐，从邠州南下。到任后，看到邓州“风俗旧 淳，政事绝简，心方少泰，病宜有瘳”（《邓州谢上表》），于是把寄养在京城内兄李纮家的二儿纯 仁、三儿纯礼及女儿接到邓州一起生活。翌年，范仲淹新娶的曹氏夫人，为其生下第四个儿子纯粹。 范仲淹大半生宦海奔波，无暇照顾家室。到邓州后，合家团圆，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在众多文 朋诗友幕僚下的照料下，度过了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三年惬意时光。 范仲淹知邓州后，尽管朝野政治环境险恶，庆历改革失败后心情比较复杂，但他依然是孜孜以善，解 救一方民疾；崇文重教，利泽生民。庆历六年二月

，他首先去祭奠前任知州谢绛。谢绛与范仲淹是同 年进士，又有家世之旧交。仲淹与绛父谢涛、儿子谢景初祖孙三代相交游，友谊深厚。仲淹曾表彰绛 父“能久泽于吾民”。谢绛仕宦所至，大兴学宫，在河南，修国子学，亲为执教，远道来学者数百人 。谢绛长于文学，破五代以来浮艳之风，杨亿誉其为“文中虎”。宝元二年（1039年）二月知邓州 ，整理百花洲，创建览秀亭，调集民工修建堤堰，疏浚河塘，壅水灌田三万顷，工未成而卒于任，年 仅四十六岁。死后葬于邓州五垅山南，后代定居邓州。范仲淹《祭谢舍人文》云：“某同年之中，切 磋游泳，今此于藩，复仰前政。”邓州任上，范仲淹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奉献出自己的心血与智慧。以 堂堂宰相之才治理邓州，如老子所言“如烹小鲜尔”。由于他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邓 州百业兴旺，民众安居乐业。他在诗中写道：“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对邓州他确有 深深的留恋，赋诗自况“卧龙乡曲多贤达，愿预逍遥九老中”。当朝廷命范仲淹移守荆南府时，邓州 百姓因感其恩德，跪道挽留，绵延数里。范仲淹为民情所感动，遂上书皇帝，恳请继续留邓，皇帝只 好应允。范仲淹知邓三载，嘉靖《邓州志》评价八个字“孜孜民事，政平讼理”。 一、饮食为天 ， 凿井耕田厚农桑 《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 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咏唱的是自给自足农耕文明的理想境界。邓州风 俗崇本，黎民百姓一向不违农时，艰苦耕作，仲淹有诗云“南阳风俗常苦耕，太守忧民敢不诚”，只 要没有大的天灾人祸，“穰下故都今善藩，沃衍千里多丰年”。范仲淹每任一方，必亲自体察民情 ，了解民俗，把准民疾，顺民心而为政。他认为若要农业丰收，一是劝勤戒惰，二是不违农时，三是 兴修水利，防旱排涝。邓州任上，范仲淹每年都亲自带领属下和百姓到田间耕田植禾，研究如何精耕 细作，提高产量。尽量减少徭役差遣，确保农民适时播种耕耘。范仲淹终生崇尚井德，是个典型的掘 井人，据方勺《泊宅编》记载：“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纳青术数斤于其中，以辟温气。”在 邓州，他亲自考察规划，寻找旺水甘泉，发动凿井，一是使民众有清洁的食用水，二是用于灌溉农田 。当年在览秀亭上俯瞰百花洲，“焰焰众卉明，衮衮新泉流”（《览秀亭诗》）的景象令人鼓舞，令 人赏心悦目。范仲淹以众心为心，邓州百姓的苦乐系在他的心上。“孟春祭风师，刺史敢有二，

斋戒 升于坛，拜手首至地”（《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斋戒沐浴，稽首跪拜，虔诚通神明，祈祷 风调雨顺。邓州任上第二年，“今秋与冬数月旱，二麦无望愁编氓。龙遁云藏不肯起，荒祠巫鼓徒轰 轰”（《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百姓心急如焚，呼天喊地，荒祠野庙，求神拜佛弄得昏天黑地 ，到头来也是白折腾。范仲淹则心如汤煮，愁肠百结，每十天就上疏奏报一次旱情。当天意回转，突 降瑞雪之时，忧民太守与百姓真是喜从天降，狂欢起舞：“当年此乐不可得，与雪对舞摅平生。共君 学取雪好处，平施万物如权衡。”范仲淹自云他期冀的是“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耕田与凿井

x0c，熙熙千万春”（《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当年“尝新酝”的井，后人命名为“范公井”。 二、育人为先 ， 创建花洲书院 邓州任上，范仲淹应邀撰完《邠州建学记》后，谋划创办学院，地址选在风景优美的新建百花洲园林 内，命名为“花洲书院”。书院的讲堂取名“春风堂”，取自“宣圣春风”的典故。宣圣，即孔子。 据《尚友录》记载：“汉武帝谓东方朔曰：‘孔颜之道德何胜？’方朔曰：‘颜渊如桂馨一山，孔如 春风，至则万物生。’”颜回之德行好比桂花香气飘满一山，孔子之德行则像春风化雨，能令万物滋 长。仲淹期望教授讲课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学子听讲如坐春风，心花绽放。范仲淹公务之暇，亲 自到书院执经讲学。此时，他的二儿子、后官至宰相的范纯仁，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元祐时 的邓州知州韩维，均师从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据邓州人明朝宰相李贤主持纂修的《大明一统志》记 载，范仲淹曾赋有“春风堂下红香满”的诗句，可以想见当年花洲书院人文蔚然之盛的情景。邓州人 贾黯在花洲书院开办的这一年高中状元，学院学子受到莫大的鼓舞与激励。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邓州知州徐柱臣《重修春风阁碑记》云：“贾直孺大魁天下，固证人文之蔚起，要非公之善教 ，不及此。一时沾化雨、坐春风，接踵而来者，蒸蒸日上。迄今虽人远代隔，而‘春风堂下红香满 ’之咏，犹啧啧人口于不衰。”子承父业，薪火相传。绍圣二年（1095年），生于邓州的范仲淹四子 纯粹，任邓州知州，整修花洲遗迹，使书院重现勃勃生机。元代曾一度废于兵燹，明朝得以恢复，并 改名春风书院，嘉靖年间重修三次。清代达到鼎盛，有记载的修复达15次之多。宋至清末，邓州出了 2名状元，56名进士，202名举人。 三、与民同乐 ， 营造百花洲园林 邓州外城东南隅的百花洲，创始无考。原来有一水面甚广的东湖

，湖中建岛，岛上遍植百花，因名百 花洲。宝元二年（1039年），谢绛任邓州时，简单整修了一下，并在百花洲畔的城墙上创建了览秀亭 ，供人观赏百花洲景色。欧阳修、梅尧臣到邓州拜访谢绛，泛舟登亭，赋诗唱和。范仲淹到邓州任上 之时，百花洲已荒凉破败，览秀亭已坍塌，瓦砾杂陈，荆棘遍地。范仲淹带头捐献银两，多方筹措资 金，置办物料。召集能工巧匠，按照家乡苏州园林的格局，全面而空前规模地营建百花洲。清代邓州 人廖掞（shàn）所撰《百花洲赋》云：（范公）“以制西夏之法治圃，留佳葩而去毒卉；以置义田之 心植木，若其性而全其天。”他亲自栽花种竹，搜尽奇花异卉，荟萃于此。邓州西郊有菊花潭，因而 有菊潭门、菊潭镇之名。范仲淹把西郊菊花潭的各种菊花，移栽到百花洲上，洲上建台，命名为菊台 。洲上有绿竹万竿，湖中有红荷万点。秋来，采菊东篱，金粟飘香；冬至，六出寒英，早梅报春。范 仲淹又重修了览秀亭，在百花洲上新建嘉赏亭。为大兴洙泗之风，在城上创建了春风阁、文昌阁。范 仲淹曾撰有五首《渔家傲》，赞美百花洲胜景，可惜早已失传。他在《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 花洲亲制》词中写道：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繁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 人同百鸟蜂蝶一样，上天赋予了他懂得欢乐、享受欢乐的天性与权利，我们这些终生为天下社稷忧心 操劳的人，怎么能没有欢乐呢？ 百花洲风光如画，置身其间，恍如世外桃源，范仲淹与邓州百姓寻芳踏青。襄、邓一带民间风俗，正 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寻找小石头中间有孔者用丝线穿起来，佩戴在身上，以祈吉祥，名曰穿石节。 范仲淹将百花洲绘制成图，并作《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诗一首，诗中写道： 穰下胜游少，此洲聊入诗。百花争窈窕，一水自涟漪。 洁白怜翘鹭，优游羡戏龟。阑干红屈曲，亭宇碧参差。 倒影澄波底，横烟落照时。月明鱼竞跃，春静柳闲垂。 万竹排霜杖，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梅比汉南迟。 岸鹊依人喜，汀鸥不我疑。彩丝穿石节，罗袜踏青期。 素发频来醉，沧浪减去思。步随芳草远，歌逐画船移。 绘写求真赏，缄藏献己知。相君那肯爱，家有凤凰池。 诗末说，那些在相位的诸君们，哪里会爱这百花洲呢？因为他们家里有私家园林。范仲淹大规模营建 百花洲园林，并非为自己及少数亲友游赏，而是面向邓州百姓，对外开放，成为公园式的公众园林 ，它与皇家苑林、王公贵族的私家园林

，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里，范仲淹超越了一般士大夫的

x0c娱乐观。黄庭坚游百花洲诗十首中云：“公有一杯酒，与人同醉醒。遗民能记忆，欲语涕飘零。”廖 掞认为百花洲的营造“盖由其先忧后乐，如古仁人之用心”，“庶几媲美乎南国之甘棠”。清代易良 俶《邓州八景·花洲霖雨》诗句云：“姑苏人去三千里，宛邓惠沾百万家。”清代姚之琅《登春风阁 》诗云：“宋时范刺史，暇豫同民乐。”清代花洲书院山长陆钟渭《咏百花洲三十韵》诗句云：“径 容樵牧同欢乐，士被弦歌此束修。”当年百花洲条条路径上，走着的是砍柴、放牧的人，是劳作中的 普通百姓；莘莘学子在花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飘落在邓州城内外。 与民同乐，为官者谁能做到？范仲淹知邓州任上真正做到了。清代姚之琅诗句“淳俗轻游观”，深刻 点破了范仲淹营建百花洲园林的革新意义。民众为衣食劳作奔波，没有条件（钱财、时间等）享受游 赏之乐，故形成了轻视游览观光的习俗观念。其实，黎民百姓在辛苦劳作之余，也很愿意游玩娱乐 ，故为官者应当创造条件让百姓享受。 范仲淹不仅在百花洲上与民同乐，还在此宴请诗友宾客。有姓名可查的就有致仕宰相张士逊、河东提 刑张焘、襄州知州王洙、襄州通判贾黯等人。他们游湖泛舟，踏雪赏梅，置酒高会，赋诗唱和，极一 时之盛。现今保存下来的范仲淹诗词中，咏百花洲的有14首之作，如《览秀亭诗》《中元夜百花洲作 》《依韵答王源叔忆百花洲见寄》《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等名作。使百花洲万古流芳的是，庆 历六年九月五日，范仲淹在花洲书院春风堂应云霞之交滕子京的邀请撰写出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奏响了中华民族人格形象的主旋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吁嗟乎，有宋至今越千年，花洲盛事范公而后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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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与滕宗谅（字子京），同科进士及第，成为同年之交。两人初见如 故，灵犀相通，揭开了两个人斑斓多彩的友谊画卷。 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滕宗谅任泰州军事推官。滕在府署内建了一个会堂 ，曰“文会堂”，以文会友。当时，范仲淹、滕子京、随父来泰州的富弼、泰州人胡瑗、周孟阳等五 人经常来此聚会，砥砺名节，切磋学问，弹琴赋诗，志在天下。五人之中范仲淹年龄最大，他欣然撰 写了《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 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皇。 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言兰一相接，岂特十步香。 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载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 笙磬

得同声，精色皆激扬。栽培尽桃李，栖止皆鸾皇。 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君子不独乐”，取自《孟子》的“独乐乐”，孰若“与人乐乐”、“与众乐乐”，即“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与乐同体共生的是忧。这些有志者，深知民众疾苦，国事艰难。范仲淹初到西溪，目 睹沿海涛患之害，为解民众倒悬之苦，冲破层层阻力，克服重重困难，修筑捍海大堤，滕子京作为副 指挥，与范仲淹日夜奋战在工地，深通水利的胡瑗也参与其事。秋冬之交的一天夜晚，雨雪交加，海 潮骤涨，怒浪排空卷来，数万民工惊恐万状，四散逃避。危急时刻，滕子京临危不惧，神色镇定，晓 之利害，果断指挥，迅速稳定了局面，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亡。范仲淹暗自叹服这位同年是“非常之 才”。这也是范仲淹、滕子京“君子不独乐”利泽生民的一次实践行动。诗中贯穿了儒家礼乐教化思 想和积极进取精神。“栽培尽桃李，栖止皆鸾皇。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很显然，文会堂不仅 是以文会友的地方，也是范仲淹、滕子京等五人传播儒学的讲堂，吸引了一批有志学子。他们希望培 养出一批栋梁之才，为国所用。范、滕二人终生不渝地大兴洙泗之风，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兴学办教 育。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建州学，请胡瑗执教；滕子京任湖州知州时，紧随其后，创办 州学，三番五次请胡瑗执教，从而创出“苏湖教学法”。其后，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将其定为 “太学法”，颁行天下。追本溯源的话，这一切皆起步于泰州文会堂。大教育家、大音乐家胡瑗，经 范仲淹推荐，以布衣入朝，主讲太学十余载，凡进士出身的官员一半为其弟子。周孟阳官至天章阁待 制，在泰州做了许多公益事业。 对滕子京创办的文会堂，当年范仲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诗末脱口赞美“猗哉滕子京”，滕子京真 行、真棒、真有见地啊！“此意久而芳”，其意存高远，定然长久留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滕子 京创建文会堂是后来他谪守巴陵郡重建岳阳楼的前奏，范仲淹《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是花洲书院挥 写《岳阳楼记》的序曲。 天圣六年（1028年）十二月，经晏殊推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走到皇帝身边。这时，他趁此机会 ，鼎力推荐有“非常之才”的同年滕子京，召试学士院，寻改大理寺丞。天圣七年六月，京城大雷雨 ，引起大火，一夜之间将3610间房舍化为灰烬，玉清昭应宫变成一片废墟。灾后，范仲淹、滕子京等 人认为刘太后主政管理不利，奏请刘太后还政。太后大怒，将他们逐出京城。明道二年（1033年 ），滕

子京被召入京，升殿中丞。仁宗行宫遭雷击引发火灾，仁宗下令严查。滕在内府，唯恐牵连太 多内府官员蒙受不白之冤，与刘越上疏：这是天灾非人祸，不应兴师动众，搞得人人自危。仁宗罢除 诏狱。滕与刘借大火再次上疏要求太后还政。太后卒后，刘越已死，滕升为左司谏，心直口快，上朝 当面责备仁宗皇帝“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得罪仁宗，仁宗 怒斥他乱言宫禁之事不实，贬出京城知信州。后又自求改任池州酒税，没有被批准，滕子京干脆辞官 为父守孝数年。庐墓期间，手植松柏数万株，封山造林。大抵在此时，直言危行的滕子京邀范仲淹到 池州青阳县浏览绚丽多姿的九华山。范仲淹所撰滕子京墓志铭中云：“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以 降，干戈弗加，树之松楸，蔽于云霞……”大抵缘于此故，淄州长山朱氏后人有迁居池州青阳者。 宝元元年（1038年），滕子京和魏介之两位同年相邀共同去拜访刚刚调到润州（丹阳郡）的范仲淹。 滕、魏两人渡江之时，正遇上长江风急浪险，令人十分担心，可他俩却安然如坦途。一见面，范仲淹 就说：“好险啊！不是风波不险恶，而是你们坚守忠信，有苍天在保佑。”三位同年相见，开怀大笑 。范仲淹为两位同年接风洗尘，立即摆下薄酒，举杯畅饮。同年挚交，话如泉涌，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谈中。回首汴京进士及第的意气风发，回首二十五年的宦海沉浮，感慨太多太多。当年同年三百多

x0c人，如今多数已不在人世了，活着的人也已经年老了，难与当年相比。滕子京说：“假若一个人功名 事业穷通荣辱全是苍天主宰，命运早已注定的话，每个人就不必操心奔波，那也无须竞争官的高低大 小，自然也就更没有必要提防谗佞嫉妒之小人了。”范仲淹说：“仕途坎坷，不仅我辈如此，古往今 来皆如此。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忠孝礼义治国，还不是四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孟轲宣传实施王 道仁政，那些打得昏天黑地的诸侯王还不是嘲笑他是迂腐可笑的书呆子？”魏介之说：“算了，不去 探究这些事了，还是继续喝酒吧，我们不喝酒，还不笑杀高阳酒徒！”当年刘邦瞧不起读书人，其实 高阳酒徒郦食其恰恰是有大智慧大才能堪可治理天下之人，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郦食其见 刘邦时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 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谁让天下老百姓吃饱饭，谁就能成王事。 范仲淹《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一诗真实记录了这次三同年

聚会。不久，滕子京任江宁府 通判，旋即徙湖州。康定元年（1040年），西北边境战事吃紧，滕子京请缨报国，除刑部员外郎，直 集贤院，知泾州。庆历二年秋，葛怀敏军惨遭失败，元昊骑兵抢掠至潘原，边境诸郡一片惊恐慌乱。 泾州地处要冲，原先守城的士兵大都由葛怀敏带走，城中剩下的仅有极少守兵，滕子京临危不惧，果 断随机应变，立即集合数千农民穿上军服登城御敌，又招募有胆有识之人，迅速潜入敌境，刺探侦察 敌人的远近虚实，然后将情报火速传送给附近州郡，让各州郡做好一切准备。因此，在敌强我弱大军 压境的情况下，泾州迅速稳住了阵脚。这时，正遇上范仲淹带领一支蕃汉精锐部队从环庆一路赶来支 援。将士长途奔袭，饥饿疲劳，自不待言，恰恰又遇上十几天阴雨天气，寒风呼啸，道路泥泞，士卒 情绪低沉沮丧。滕子京立即拿出公用钱，组织泾州民众宰牛沽酒，大摆宴席，欢迎犒赏士卒。另一方 面，登记定川战役中阵亡士卒，在佛寺中举行祭奠，较丰厚地抚恤阵亡将士的妻子儿女，使他们很快 有了生活保障，各得其所，安定下来。元昊得知范仲淹领兵出援，各州郡又都严阵以待，无虚可乘 ，便撤军北归，西北边境稳定了下来。泾州保卫战，滕子京再次展露出他非凡的胆识与才干。当宋仁 宗急切调范仲淹回京时，范仲淹与韩琦商议，让滕子京担当更为繁重的边防任务，代他知庆州。范仲 淹升为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改革之时，滕子京擢为天章阁待制，徙知庆州。滕子京一面在庆州大搞边 防工程，一面大力声援支持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等人领导的改革运动。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 ，首先瞄准了范仲淹的同年好友滕子京。礼部侍郎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枉费公用钱”，监察御史 梁坚弹劾滕子京枉费公用钱十六万贯。皇帝一听大怒，立即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查勘此案。滕子京唯 恐株连更多无辜，将账簿名册统统烧掉，一人做事一人当，准备一人承担全部责任。范仲淹知根知底 ，又亲眼目睹过泾州犒赏将士的实情实景，对滕子京遭此无端诬陷，连续三次极力为其辩白，冒死相 救，欧阳修等也参与其中，上疏为滕子京辩护。一时间，审查拘押之人与日俱增，牢狱已人满为患。 可查来查去，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于犒赏招抚的费用仅三千贯，并且是按规定惯例行 事。最后皇帝宣布对滕子京只降一官，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可当时的御史中丞、相当于今日监 察部长的王拱辰论奏不已，要求严惩重责，“未听，即家居，求自贬”，以“罢朝”要挟宋仁宗，皇 帝批评了一下，还是给了他个面

子，将滕子京贬放岳州，这是庆历四年春天的事。司马光的《涑水纪 闻》有关滕子京在泾州、岳州的记载文字，皆是范、滕等当事人去世以后，那位制造罪案“一网打尽 ”庆历改革派人士的黑客王拱辰口述的。司马光写道：事情均是他听“君贶云”（君贶，王拱辰的字 ）。司马光并未评价一字，他真实记录了这个传言是“君贶”说的。《宋史·王拱辰传》：“时杜衍 、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连续策划制造了滕子京案、苏舜钦案，“由此为公议所 薄”。《宋史》的点评颇为实际中肯。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朝中反对改革派甚嚣尘上，颇知进退的范仲淹自请巡边，在宣抚岢岚军（今山 西岢岚县）时，撰《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 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 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炮缩项鳊。 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 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岂信忧边处，胡兵隔一川。 诗中劝勉滕子京面对洞庭湖如此壮丽的山水，要把宦海沉浮看得淡薄一些，自然就会诗意连绵。僻远 的地方似乎是偷安之地，但也要努力为国为民多做点事。我们只应该以“天下乐”为乐，不要计较个 人得失荣辱“日高眠”。你能相信吗？我此时站的地方，敌寇就在一川之隔的对面，虎视眈眈，岂能 不令人忧虑呢？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天下己任。可以说，该诗是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及时雨，《岳 阳楼记》“先忧后乐”的千古绝唱，已经呼之欲出！

x0c灵犀相通，同心同行，滕子京不负范仲淹所望，在谪守巴陵郡这个人生最低谷的节点上，三件大 事：一是扩建州学，二是修筑防洪长堤“偃虹堤”，三是重建岳阳楼。当朝司马光称赞其在岳州“治 为天下第一”。如此庞大的建设工程，钱从何来？滕子京接受泾州教训，改变了策略与方法，一不动 用官库，二不向民众摊派集资。他出示一榜，凡民间长期拖欠的呆账死账，让债主将借据献给官府 ，支援官府的公益建设，然后由官府负责讨债。负债者一听，纷纷将钱款奉献给官府，“所得近万缗 ”。滕子京在庆历五年就大兴土木，重修岳阳楼。滕子京办事，胆大气魄大，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他在湖州建州学，规模极其宏大，学者倾江淮之间，成为东南州学之最。重修岳阳楼，搞就搞出一 个样子来，搞就要搞成天下奇观！修成的岳阳楼，极其宏伟壮丽，成为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 ！中华大地上，就是靠滕子京这样一些文化精英，才建造出了无数光灿夺目的人文景观！他们要比那 些尸位素餐的庸官要强之

十倍，要比那些只知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奸官要强之百倍，要比那些贪赃枉 法鱼肉百姓的贪官强之千倍万倍！ 岳阳楼落成之时，范仲淹所守邓州，也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气象，创建了花洲书院 ，重建了与民同乐的百花洲园林游览胜地。庆历六年六月，滕子京满怀激情与热望，向范仲淹发出《 求记书》，并附上绘制的《洞庭晚秋图》。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公历1046年10月17日，一曲千古绝 唱《岳阳楼记》，把范仲淹这位中华人格形象的典范定格在历史的天空，震惊了大千世界，唤醒了亿 万众生。 范仲淹与滕子京共同成就了“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千古美誉，也将两人云霞之交的绚丽挥写 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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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最初是三国时代吴国大都督鲁肃训练检阅水军的阅兵台。唐开元四年（716年），中书令张 说谪守岳州，在古阅兵台旧址修建楼阁，以观烟波浩渺八百里洞庭景色，取名“岳阳楼”。李白、杜 甫、韩愈、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等唐代诗人均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岳阳楼渐渐成了文人 墨客登临观光的文化胜地，与南昌滕王阁、武昌黄鹤楼合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岳阳楼（范铭摄）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空前雄伟壮丽，结构造型独特，风格奇异，整个建筑未用一钉一铆，纯靠木制构 件榫头衔接，相互咬合勾连，稳如磐石，坚固一体，令人叹为观止。基本构架四根楠木立柱，从一楼 直达三楼，称通天柱。斗拱对挑出的房檐进行承托，结构复杂，工艺精湛，几非人力所能为，故有当 地人相传乃鲁班亲手制造云云。三层皆有飞檐，形成大鹏展翅欲飞之张扬气势。后又经过历代能工巧 匠的不断修改，楼顶变为层叠相衬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建筑风格归纳为木制、三层、 四柱、飞檐、斗拱、盔顶，成为古代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 岳阳楼内，刻有唐贤及北宋名家诗词，还有琳琅满目的楹联、匾额和雕屏，与土木建筑珠联璧合，构 成了一座内涵丰富的艺术殿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达到了完美结合。站在岳阳楼上，俯瞰八百里洞 庭，遥对宛如翠屏的君山，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气吞长江，视野开阔，创造出“湖—山—楼”三美 融为一体的天下奇观。滕子京认为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岳阳楼若没有千古美文记述，就如一个人只有 肢体而无灵魂。事实上，他事先早有完整的谋划：请尹洙撰“岳州学记”，请欧阳修撰写当时尚未动 工的“偃虹堤记”，请同年挚交名垂朝野的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他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云 ：“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瑰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

，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 ，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滕子京道出了千真万确的规律性真理。很明显，他期望范仲淹千 古奇文横空出世，斯文与斯楼，斯楼与斯人，三美合一，亘古流传。滕子京与范仲淹皆为宋代名教的 倡导者、践行者。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云：“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经曰‘立身扬名 ’，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称’，又曰‘荣名以为宝’。是则教化之道 无先以名，三古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范仲淹看罢《求记书》，观赏着滕子京专门请人绘制的《洞

x0c庭晚秋图》，忆前贤思宋世，梳理自己五十八年的人生历程，洞见“吾人之英，文词高妙，志意坦明 ”（《祭同年滕待制文》）的滕宗谅一腔热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 勰语），终于挥写出金石千声、云霞万色的人生宣言《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 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 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 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 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 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 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 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乎。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368字，分为六段。 第一段，作记的缘起，“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特请作记。 第二段，概描岳阳楼宏观景象，过渡到观景者之情。 第三、四段，设想两种“览物之情”，第三段悲景悲情，第四段喜景喜情，景移情迁。 第五段，引出“古仁人”的人生信仰与追求，与上面两种一悲一喜的情况迥然不同，“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在朝做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君国，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快乐 呢？

设问导向了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在天下人之先，乐在天下人 之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做官要做这样的官。这是古仁人的人生信仰，这是 古仁人的人格境界。这是我们的向往，这是我们的楷模啊！ 第六段，书写个人感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不是这样的人（先忧后乐的人，有古仁人之心 的人），我能与谁一道呢！范仲淹为己为友塑造和树立起一个高尚楷模——古仁人，借以自勉和规劝 朋友。 凡伟人皆凡人。范仲淹是凡人，滕子京也是凡人。切莫解读为范仲淹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古仁人之心 ，而去教训滕子京。范公偁撰的《过庭录》中转述曾祖纯仁的叙述：“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 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 ，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这段史料文字是切合实际的，与《岳 阳楼记》的文气旨意相吻合，故而是可信的。 作为滕子京的同年至交，同时也是诤友的范仲淹，规劝滕子京：作为顶天立地并懂得忧患的士大夫 ，在任何挫折面前，都必须调适心态，做到宠辱皆忘，追随“先忧后乐”的古仁人，具有天下为公的 至美大爱！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由对滕子京的一片良苦用心，成就了《岳阳楼记》这一千古绝唱 。 《岳阳楼记》问世以后，范仲淹先忧后乐的人生价值观，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他的言行 及其内心世界得到了世人全面而透彻的理解。故时人及后人评价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真实的人 生写照，是他伟大人格的形象展示。 黄庭坚云：“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 言者也。” 韩琦云：“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固有良史直 书，海内公说，亘亿万世，不可磨灭。”

x0c王安石云：“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硕人今亡，邦国之忧。” 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超越了时空，超越了阶级，具有普遍而先进的人生价值意义，是中华 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我们说：范仲淹在千古绝唱《岳阳楼记》中获得了永生！ 滕子京收到范仲淹《岳阳楼记》，喜出望外，请大书法家苏舜钦书写，请著名雕刻家邵餗将它雕刻在 木匾上。于是，楼、记、书法、雕刻合称岳阳楼“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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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六年（1

046年），两篇谪宦的散文极品呈现在北宋文坛上，一篇是范仲淹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一篇是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扛鼎之作《醉翁亭记》，都展示了作者忧政爱民、乐观豁达的思想情怀 。前者思想境界及品位比后者更光灿、更高远！前者写忧，忧中写乐，以道自乐，将“心忧天下”视 为天下最大快乐；后者写乐，以“与民同乐”为乐，但乐中有忧。欧阳修年仅四十岁，就自称“翁 ”，其中之苦涩，其中之忧愤，自不待言。欧阳修谪知滁州，范仲淹谪知邓州，其根本原因是庆历新 政反对派的政治报复行为。使欧阳修内心难以平静的是他的人格又被泼了一身脏水。 欧阳修有一个妹妹，出嫁时丈夫前妻有一女。不久，丈夫去世，孤女寡母难以生存，便由欧阳修照顾 抚养。法律意义上的外甥女张氏，年长后嫁给欧阳修一个远房侄子，不知何故兮，外甥女与欧阳修的 一个男仆有私情，被告到开封府。审讯过程中，不知何故兮，又传出张氏与欧阳修有不伦之情。这件 爆炸性绯闻不胫而走，轰动朝野。欧阳修上疏辩白，仁宗皇帝派人再三查勘，结论为“虚妄”。欧阳 修的不白之冤虽然得以澄清，但最终还是降职贬知滁州。欧阳修谙尽宦海险恶的况味，“饮少辄醉 ，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 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翁亭记》）此时，欧阳修深层次 思考的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社会命题，思考的是庆历改革的反对派当道得势，江山社稷能持 久吗？滁州“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不绝者”的太平安乐能持 久吗？不从这个层面上解读《醉翁亭记》，仅仅停留在“与民同乐”的层面上，是难以把握“醉翁 ”的良苦用心的。欧阳修《赠沈博士歌》云：“颜催鬓改真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 欧阳修前半生的宦海浮沉与忧乐，与范仲淹紧紧联结在一起。范仲淹比欧阳修大十八岁，二人是忘年 之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在个人交往中，他们又彼此欣赏推重，是心心相印的 好朋友。欧阳修与范仲淹身世相似，都是出身寒微而自学成才、崛起于天下的典范。 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生于贫苦之家，但知书达理，毅力过人，从小引导欧阳修如何做人，如何 读书。欧阳修到了快上学的时候，没有钱买纸笔，母亲突发奇想，以房前池塘的荻草秆作笔，以沙土 当纸，教欧阳修练字，成为千古佳话。欧阳修聪慧过人，刻苦自学，过目不忘，借书阅读。他游随州 时，在废书箱中得到

了韩愈的遗稿，读而心慕焉，对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年方 二十，欧阳修已是北宋文坛上的著名人物了。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二十二岁的欧阳修随未来 的岳父胥偃到东京汴梁，参加国子监考试，考了第一；同年国学解试，又考了第一；第二年正月参加 晏殊主持的礼部省试，再次名列第一。三月，崇文殿御试，名列十四，中甲科进士，被特授将士郎、 试秘书省校书郎，西京洛阳留守推官。 欧阳修与范仲淹交往的开始，富有传奇性。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去世，仁宗开始亲政 ，裁抑侥幸之徒。四月，范仲淹被召赴京，升为右司谏，士大夫普遍反应强烈，认为朝纲重振有望。 此时欧阳修正在西京洛阳，与范仲淹虽素不相识，但心仪已久。他以对社稷民生的高度责任感，毫不 犹豫地写了《上范司谏书》给范仲淹，希望范仲淹直言敢谏，革除时弊。欧阳修信中说，七品官的司 谏，对您来说，本没有什么可喜的，可我们大宋朝廷，能与皇帝随时议论国家大事的，只有宰相和司 谏。谏官的作用，非同小可。信中云：“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 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 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宰相与司谏能与 天子争是非，纠正天子错误，这是极为重要的职务，谏官的言论若被采纳，结果是不但“言行，道亦 行也”。欧阳修在信中告诉范仲淹：“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 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 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议者，非他人，必范君也。’”一向倡导说真话的欧阳修，对尚 未谋面的范仲淹，提出了十分诚挚而殷切的期望：“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 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 言也，可不惜哉！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 大夫之惑，幸甚！幸甚！”范仲淹看罢欧阳修的书信，深受感动，倍受鼓舞，并把欧阳修引以为知己 。遗憾的是两人未能晤面，是年八月，范仲淹就赴江淮赈灾去了。返回京城正遇上吕夷简等人策划废 后，范仲淹毅然站出来，与孔道辅等人伏阙请对，极谏废后，结果是忠臣被黜，全家十口人贬放睦州 。

x0c范仲淹贬放睦州，欧阳修并没用惧怕罹

祸而疏远范仲淹，恰恰相反，在范仲淹知苏州时，又写了一封 《与范希文书》，书云：“……自去岁在洛阳，闻以言事出睦州，及来京师，又知移常州，寻复得苏 州，迁延南方，岁且终矣。南方美江山，水国富鱼与稻，世之仕宦者举善地，称东南。然窃惟希文登 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 ？……”对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危言危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赏，并提出了“有忧天下之心者乐 ”的命题。景祐二年冬十月，范仲淹升为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京城判国子监，终于与欧阳 修会面，畅谈人生追求，纵论天下大事，结成终生不渝的金石之交、忘年之交。 景祐三年（1036年），范、欧阳二人同在朝廷，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欧阳修任馆阁校勘。 范仲淹挑战权相吕夷简的斗争，步步升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吕夷简使出浑身解数，打压范仲淹 ；范仲淹不仅没有丝毫退让，反而步步进逼。吕夷简指斥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连 上《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据理驳斥，又呈《百官图》给 仁宗皇帝，揭露官员升迁大权，全操于吕夷简一人之手，直至把吕夷简比喻成汉成帝时的张禹。这一 下彻底激怒了吕夷简。吕夷简在皇帝面前给范仲淹扣上“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 ，并以辞职威胁仁宗皇帝。软弱的仁宗皇帝又一次倒向了权相吕夷简，五月九日下诏，范仲淹以“朋 党”论处，夺去天章阁待制，远贬饶州，即日出京。满朝文武，畏惧吕夷简炙手可热的权势，唯恐沾 “朋党”之边，人人缄口躲避。五月十二日，范仲淹离京时，唯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 送行。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奏曰：“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速改前 命。”朝廷当即下令余靖贬职监筠州酒税。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自言与范仲淹义兼师友，愿以朋 党从坐，朝廷下令尹洙贬放监郢州酒税。五月十四日，欧阳修到余靖家，遇见谏官高若讷，谈到范仲 淹与吕夷简之争，高若讷竟混淆是非，斥责范仲淹任性使气，触怒宰相，惹下大祸，完全是咎由自取 。欧阳修闻言，火冒三丈，怒发冲冠，但有其他客人在场，不便当场发作。两天后，欧阳修满腔怒火 终于喷发而出，挥毫写出《与高司谏书》。这封书信如万钧雷霆，呼啸天下，直令朝野士大夫的良心 震颤不已：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 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

卓可道说者 ，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师鲁说足下“正直 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 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 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 ，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 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 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 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 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 ，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 朝廷君子，亦得悯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 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 ……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 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 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 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 犹以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 ……亦谏臣之一效也。 ……

x0c该书犀利如刀，层层剥下高若讷伪君子的画皮；该书如离弦之箭，箭箭刺穿高若讷助纣为虐的黑心！ 高若讷读罢，宛如五雷轰顶，心惊肉跳，头晕目眩，气个半死。高若讷心一横，将此书真的上奏皇帝 ，欧阳修最终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令，受到仕宦以来第一次严重打击。 两上司谏书（《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

），书写了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 ，触发之不顾”的高风亮节，书写了他与范仲淹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其实，欧阳修早曾上一奏章《 论吕夷简札子》，指名道姓地批评吕夷简云：“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 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 。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这也难怪《宋史》评断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吕夷简怎 么能不对他恨之入骨，将其逐出朝堂之上呢！ 欧阳修坐贬夷陵令，又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长期困顿于野。对此，范仲淹常常于心不安。康定 元年（1040年），范仲淹担任西北边防副统帅，向皇帝举荐欧阳修充任经略掌书记。照一般人看来 ，这是一次升迁的机会，可欧阳修却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 ”公心昭昭，君子之风，掷地有金石之声！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夭折。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 都转运使任上，听说后极其愤慨，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疏《论杜衍范仲淹等 罢政事状》，全力论救改革者，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 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状中指出：“今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 内，四夷相贺于外。”在此黑云压顶之时，他高扬不屈的人格精神，依然把大权在握的保守势力称为 “群邪”。“群邪”更加痛恨他，借其甥女张氏犯法，将欧阳修牵连诬陷下狱。后虽查明纯属诬枉 ，还是被贬放滁州。在滁州，《与尹师鲁书》中云：“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 ，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 免此累。”又说：“用此戒安道（余靖），慎勿作戚戚之文。”欧阳修在滁州，不作“戚戚之文 ”，作《醉翁亭记》而盛赞“山水之乐”，正是他为人大节所在。 范仲淹与欧阳修是浩然正气薄云天的伟丈夫，但他们也是凡人。凡人的常情俗见，他们心知肚明，但 他们跳出了这个窠臼。范仲淹有《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全篇模似常人发牢骚：笑那曹 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智谋，徒劳心力，到头来还不是只得了三分天下，哪里比得上那晋朝的刘 伶一醉终生。人生不过百岁，少不懂事，老年痴呆，只有短暂的青壮年时期，还天天生活在追名逐利 的迷惘之中。就是做了一品大员，手握千金，谁又能躲避得

了满头白发生？实则，范仲淹全词在说 “反语”，讽刺庸人俗见，与欧阳修灵犀相通，“勿作戚戚之文”，不作戚戚之人！范仲淹这样的深 层次内心表白，只有向“唯德是依，因心而友”的欧阳修倾诉，也只有向忘年金石之交的欧阳修倾诉 。 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忘年之交，可谓千古君子之交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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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府（今洛阳市）人，世称河南先生。尹洙与苏舜钦是庆历革新派 人士中最不幸者，十年间三贬官，“终以贬死”。他小范仲淹十三岁，两人自相识后，情同手足，志 同道合，是范仲淹庆历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始终与范仲淹共进退。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指斥吕夷简，吕夷简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 间君臣”，宋仁宗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时任太子中允、馆阁校勘的尹洙上《乞坐范天章贬状》 ，奏云：“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当 时朝中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尹洙却偏偏自己找上门来，承认是范仲淹一党的，愿与范仲淹同受贬黜 。宰相吕夷简十分生气，立即落尹洙校勘之职，贬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蔡襄作《四贤一 不肖》诗，尹洙列入“四贤”之中，此事轰动朝野，对吕夷简的声望打击甚大。 元昊反宋，陕西用兵，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一生喜谈兵事的尹洙被起用为经略判官，对西夏战事 出谋划策，竭忠尽力。后迁至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与韩琦、范仲淹共同守边御敌 。范仲淹擢为参知政事，尹洙改任潞州知军州事，不断写信给范仲淹，支持庆历新政。庆历四年，新 政遭受保守势力围攻，尹洙撰《论朋党疏》，痛斥保守势力诽谤攻击新政的种种谬论。新政失败后 ，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均州（今湖北丹江市均县镇）监管酒税。十年间三贬官，他秉性刚直，宁 折不弯，忧念国事，言不及私，急赴国难，敢作敢为，忠义之节，尤为韩琦、欧阳修等人所敬仰。 一向投机钻营的均州太守赵可度，迎合朝野掌权势者围剿改革派的黑风，趁机对尹洙百般刁难，落井 下石，致使尹洙心情郁闷，身患重病。在河南邓州的范仲淹，闻听尹洙病重，坐卧不安，心急如焚 ，立即派人带上药前往均州探视，并上书朝廷，均州地处偏僻，医疗条件较差，请允许尹洙到邓州治 病。范仲淹的奏疏一拖数月，才获得批准。庆历七年（1047年）夏，尹洙到达邓州，已经病入膏肓 ，气息奄奄。但其神志十分清醒，见到范仲淹，无一句话说到身后事，家人询问他有何交代托付之事 ，他依然闭

口无言。范仲淹深知老朋友心中极度痛苦，最痛苦的自然是名节被玷污。范仲淹眼见得尹 洙病势渐危，不谈后事，便深夜到他驿舍探望，郑重地承诺说：“你生平大节，忠义行事，我将请韩 琦、欧阳修执笔书写，可以永垂青史，传之不朽。”师鲁激动得举手叩头。仲淹又承诺说：“你家中 贫困，我和韩琦、欧阳修等一定分出一部分俸禄抚养照顾，绝不会让他们流离失所。”师鲁又举手叩 头说：“渭州有两个儿子。”说罢，师鲁躺下，再也不说一句话。第二天范与赵学士去看望，师鲁说 ：“昨天夜里我不是表示，我们已经告别了？”又看看家人说：“我自己去了，不再管你们了。”脸 上没有一丝忧戚的神色，十分坦然。又过了两天，师鲁精神很好，家人搀扶着他还能行走。与赵学士 相见时说：“人死，是自然变化，像睡觉一样，别惊动他。”与韩倅相见时说：“人在少年时期要树 立德行。”与贾状元相别时说：“人死并没有鬼神，也没有烦恼。”官员们又询问他家事，他回答说 ：“这时再说人事，就没有什么乐趣了。”最终也没有再说到别的。突然，师鲁告诉家人为他沐浴盥 漱，一切办妥后，他安坐在椅子上，凭案而逝。众人无不悲泣，无不赞叹他：“精明如是，刚决如是 ，死生不能乱其心，可不谓正乎！”庄老释氏齐生死之说，师鲁都学到了，奇异啊奇异！平常人们看 见尹洙对儿女怜爱有加，不相信他到死时竟能做到了无牵挂，安然而去。范仲淹的倾心安排及关护 ，使内心最痛苦的老朋友尹洙得以无苦而终，寿仅四十六岁。 尹洙去世后，范仲淹请最了解尹洙的孙甫作行状，欧阳修作墓志，嘱咐韩琦说志文“词意高妙”，可 以传世，但事实写得不充分，要韩琦作墓表时加以补充。 尹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健将，范仲淹评价说：“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 ，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 。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他是承前（柳开、穆修 ）启后（欧阳修）的人物。范仲淹一向敬重尹洙，有一次，范仲淹写完一篇墓志铭，将要封好寄送 ，忽然想到不能不给尹洙看看。尹洙看完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因 此不可不谨慎啊。现在你将转运使写成都刺史，知州写成太守（汉代官名），虽然属于清雅古隽之说 法，但现在无此官职名称，后人必然会产生疑惑，容易引起后世庸俗文人争论不休。”范仲淹听罢说 ：“幸亏请你再看看，不然，我几将失误。” 尹洙一

生写了许多文章，范仲淹主持将其编辑成《河南先生文集》，并亲自撰写了序言，以期传留后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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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朝廷降旨调范仲淹任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一带）。邓州老百姓闻讯后，拦 住朝廷使者的车马，拥满道路，要求范仲淹留任邓州。范仲淹十分感激邓州人的一片厚爱，也愿再留 任邓州。于是邓州派出使者，去京城上表，皇帝批准了邓州人的请求，范仲淹有《谢依所乞依旧知邓 州表》。邓州使者谓谁，贾黯是也。 贾黯（1022—1065），邓州穰县人，字直孺。范仲淹创办花洲书院，贾黯为第一批在春风堂听范仲淹 讲经者。从此，贾黯对范仲淹异常崇拜，成为范仲淹地道的粉丝。庆历六年（1046年），贾黯状元及 第，成为花洲书院一大盛事，誉满邓州。不久，贾黯任通州通判，不到半年时间，连续三次回邓州拜 见恩师范仲淹，求教为官做人之道。前两次，范仲淹皆为礼节性接见。当贾黯第三次回邓州拜访范仲 淹时，范仲淹深深为贾黯的诚意所感动，便与之深谈良久，最后嘱之曰：“君不忧不显，惟‘不欺 ’二字，可终身行之。”并亲自书写“不欺”二字相赠。不久，贾黯入朝至集贤院，为左正言。首论 韩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引起了朝廷官员的格外关注，影响了宋仁宗，为其晚年重新起用三人奠 定了基础。自然，庆历改革反对派的一些人，又诬贾黯为范仲淹的“朋党”，贾黯奋起反击，干脆将 “不欺”二字制成腰牌，日夜佩带身边，一来以此自勉，二来借以向反对派示威，并常常对人讲 ：“吾得于范公者，平生用之不尽也。”从此，贾黯行事，上不欺君，下不欺民，更不自欺欺人。这 事传入朝廷，仁宗皇帝赞之“介直”。由是贾黯平步青云，36岁就成了翰林学士，知审官院，累迁尚 书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42岁任给事中兼御史中丞。

在邓州，范仲淹与贾黯来往密切，经常赋诗唱和，相互鼓励。当秋冬大旱突降瑞雪之时，贾黯赋诗于 范仲淹，范仲淹作《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诗云：“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自秋徂冬 渴雨雪，旬奏空文惭转邮。得非郡国政未洽，刺史闭 当自尤。”在邓州为官，范仲淹一直认为应当 为天子分忧，要尽职尽责，为一方百姓排忧解难。诗末云：“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 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地方官要与百姓同忧乐，造福一方百姓，也就是为国家社稷尽了 心、出了力。范仲淹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贾黯十分钦佩。 备位谏官左正言时，杜枢复查张彦方下狱案，将予驳正，因不符合仁宗心意，仁宗便将杜枢罢官。朝 中官员皆知杜枢秉

公办案而被罢官是冤屈，可谁也不敢说话，贾黯独自站出来上疏力救。 权知开封府时，两军监狱的管理者懒于看视，极不负责任，致使囚犯因受刑、冻饿、疫病而死者很多 。贾黯请求朝廷每年统计犯人死亡人数，根据死亡多少对狱吏进行赏罚。其中七百多人以渎职罪免职 ，监狱犯人待遇有所改善。 贾黯因变革人事任用的弊端受到吕诲、司马光等人的弹劾。英宗即位后，贾黯升为中书舍人，受诏撰 《仁宗实录》，权知审刑院，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不久，吕诲知杂事，在贾黯手下任职。吕诲因弹 劾过贾黯，心中不安，处处有意回避。贾黯上疏说吕诲为人方正谨厚，把他推荐为御史，过去吕诲为 了公事而上言，并没有个人恩怨，愿意与吕诲一块共事。吕诲终于打消了顾虑，大胆做事。 贾黯因病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未及赴任而卒，年仅44岁。贾黯死后，皇帝亲赐黄金，将其归葬邓 州。贾黯首论韩、富、范三人可大用，皇祐四年范仲淹病逝，仁宗亲撰额“褒贤之碑”，谥“文正 ”，这在当时是皇帝给予大臣的最高的谥号，这也预示着韩、富再登庙堂之高，已经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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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道德文章，深受世人所崇拜，因而他一生为人撰写了许多碑铭、墓志、序文等。依照时俗 ，撰写墓志一类文字，要收取酬金和礼品。范仲淹凡是承诺撰写铭文者，一律拒收礼金。但他有自己 的原则，铭文的主人不论官位高低，必须是忠孝高义之人、廉洁奉公之人、受他尊敬之人。反之，一 律不写，绝不屈从。 庆历六年（1046年），曾任延州知州的范雍在洛阳病逝。范雍的儿子给范仲淹送来了许多贵重的礼物 ，范仲淹坚辞不受。范仲淹认为，范雍是自己的同宗，又是延州知州的前任，勤劳为国四十七载，仁 德忠义，邦之伟人，为忠献范公撰写铭文，是他应尽的职责。范雍的儿子过意不去，又把其父收藏多 年的名贵书画拿来，请求范仲淹一定收下。范仲淹左右为难，只好选取了一本《道德经》留下，并谆 谆嘱咐道：“你父亲一生收藏书画甚多，都是稀世珍品，希望你们后代妥为保存，万不可丢失损坏。 ” 早在庆历初年，范仲淹知庆州，有人请托范仲淹为其父撰写墓志铭，送来许多金银财宝。范仲淹眼见 送如此丰厚的酬金，料想其中定有其他原因。范仲淹经过明查暗访知道，死者生前享有好名，但曾做 过一件恶事，极少为人所知，请托之人意欲范仲淹曲笔隐恶。范仲淹告诉请托之人，财宝分文不收 ，铭文必须秉笔直书，否则，坚决不为徇私之文。此事传开，好事之人添枝加叶，说死者夜间托梦给 范仲淹，倘若秉笔直书，儿子性命难保。范仲淹说“

死生之数自由天定”。不久，范仲淹次子纯仁果 然病了，死者再次托梦，范仲淹无所畏惧，坚决不枉写一字，纯仁的病也好了。 托梦相威胁之事是假，范仲淹撰铭拒礼、秉笔直书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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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人格及道德高度，无不彰显于利己与利他的抉择中。 天禧年间，为照顾母亲，范仲淹在应天府宁陵安家立门，将同母朱氏兄弟从山东长山接来，一块与母 亲居住。母亲去世以后，宁陵的房舍田产完全交给了朱氏兄弟。从此，他随仕宦的频繁变更，居住地 漂泊不定。妻子儿女有时伴随自己迁徙不定，有时则借居在亲友处，如曾在李纮家借居不少时日。 景祐二年范仲淹知苏州时，族人劝他在苏州建造宅第，以作长久之计。范仲淹购得南园一块地，意欲 建宅，阴阳先生占卜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在此建房，子孙后代要出大官。”范仲淹转而一想 ：“我一家富贵，何如让天下学子都在这里接受教育成才，富贵将无穷啊。”于是，范仲淹毅然捐出 这块宝地，创建了苏州郡学，享名于江南。 从此，范仲淹依然居无定所，在哪里做官，哪里就是家，可谓四海为家。 他守边五年，功勋卓著，推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受仁宗皇帝的极度信任，主持了庆历新政。在既 得利益的权贵势力反对下，仁宗被迫放弃改革，自知进退的范仲淹主动要求罢去参政，为皇帝分忧于 州郡之地。按说，辉煌已经过去，更兼年老病重，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养老之地，家归何处。北宋政 权积贫积弱，而绝大多数官员却孜孜追求荣华富贵，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单就府第来讲，京城汴京 随处可见“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郑太宰宅”、“刘廉访宅”、“邓枢密宅”、“张驸马宅”、“蔡太师宅”等勋臣贵戚府第遍及全 城，而马行街北去的官员宅舍之多，令撰《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也到了“不欲遍记”的地步。各地 的遗老遗少，富商巨贾，荟萃京都。真宗时，王旦曾言：“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家，徭役不及，坐 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许多高官显贵，纷纷在西京洛阳大建园林府 第。洛阳园林宅第之盛，非其他城市可比。在洛阳兴建园林，宅园结合，相互攀比，形成了一种时尚 ，洛阳成了北宋典型的园林城市，成了官员的安乐窝、逸老之地。穆修有诗句云“西京自古帝王宫 ，无限名园水竹中”。长期居住洛阳的司马光有诗句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官员 在洛阳安家者，满目皆是。从善坊有故相赵普园第、太子太师王溥宅；睦仁坊有张齐贤宅、李迪

宅 ；归仁坊有丁度园；福善坊有张知白宰相宅；延福坊有寇莱公宅；集贤坊有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宅等 。富弼晚年退居洛阳，园第之大，在当时堪称一流。向拱为河南尹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伎 ，纵酒为乐”。御史中丞王拱辰，在洛阳营造府第十分奢侈，中堂三层，上曰朝元阁，被人们戏称为 “巢居”。 在北宋官僚阶层这样一股营造园第的汹涌澎湃潮流中，范仲淹砥柱中流，是个特例。 范仲淹知杭州后，杭州的子弟、亲朋故旧，认为范仲淹有退出官场之志，便趁机恳切地劝他在洛阳治 府第，树园圃，作为逸老之地。也有的朋友建议他在杭州建别墅。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拖延等待了 ！范仲淹则郑重地告诉大家：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 ？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 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 范仲淹需要和追求的是“道义之乐”，身躯都可以不考虑，何况是居住的房舍呢！他对自己的现实处 境心里很清楚，这年他已六十一岁，重病缠身，来日无多，还谋划什么营造府第园林，待何时居住呢 ？他所忧虑的是身居高位而难以退下来，而不是担心退下来有没有居住的地方。况且，西都洛阳士大 夫的园林一个挨着一个，作为园林主人都不能常去游玩，我范仲淹要去游玩，有谁会阻挡呢？这些园 林何必非要属于自己以后才会游玩快乐呢？他一生的俸禄和皇帝赏赐的钱财余下来的，最好的用途是 周济宗族有困难的那些人。最后嘱咐子弟说：你们要遵从我说的话，不要再考虑治府第园林的事情。 这一番言论，中肯而实在。但在是否为个人、为一己家庭谋利益上，范仲淹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为 ，绝对超乎寻常，超乎众人。不用说在范仲淹的时空坐标上，就是其他任何时代，也是难能可贵，堪 称楷模。 根据《程氏遗书》记载，张载（横渠先生）曾经说，有人想要为范仲淹买下洛阳的绿野堂，范仲淹坚 决不让。他说：“在唐如晋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宁使耕壤及他人有之 ，己则不可取也。”这里，范仲淹除了表明自己不能与唐裴度相比，绝对不能买下裴度的绿野堂以外 ，也进一步透示出其在政治逆境中的所思所为，非常人所可比拟。

x0c中唐以后，政局变幻，党争加剧，连裴度这样被人高度敬重的将相全才，都一意追求“壶天”的生活 境界。《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汝南人费长房曾任市场管理的官

员。有一位卖药的老翁，总是悬 一壶在街头，等市场散罢，他就跳入壶中，人们谁也看不见，唯长房在楼上看见了，觉得很神奇。第 二天他便带上酒肉去拜访卖药的老翁。老者已解长房之意，便对他说：“明天你再来。”长房第二天 一大早就又来拜见老翁，老翁就与他一起进入壶中。长房只见得富丽堂皇的厅堂中，满摆美酒佳肴 ，便与老翁痛饮，然后又从壶中出来。这个置身世外的故事后被葛洪编入《神仙传》中，“壶天”便 成了道家仙境的代称。

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封晋国公，也称裴晋公，死后赠太傅。裴 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为显官，三次为相，五次被排挤出朝廷。宪宗朝，裴度事君“唯忠 与义，大则以 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大有作为，时人称之为 “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可后三朝，由于奸人当道，则无大作为。晚年避祸洛阳，“立第于集 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 ，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 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旧唐书·裴度 传》）。这时，裴度实际过的是吏隐生活，醉心于园林的构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诗酒的唱 和。所谓中晚唐文人士大夫追求的“壶天”境界，就是看破红尘，淡化政治，抽身退出，置身世外 ，逍遥自在。 范仲淹晚年处境与裴度晚年处境极其相似，但他绝对不去营造绿野堂那种狭小的壶天境界，依然要屹 立于北宋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追求“道义之乐”的大爱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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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慈善史上，范仲淹是一位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他首创的范氏义庄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无与伦比的 典范。 范仲淹两岁失怙（丧父曰失怙）后，在世俗观念的背景下，为姑苏范氏宗族所排斥，母子孤贫，无所 依傍，只有随母改嫁迁徙北国长山。在“少长北地”的过程中，他又备尝了随母改嫁后遭受世俗眼光 鄙视以及长山朱氏宗族排斥的酸辛。这段经历，使他深切体味到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后家族无人抚恤的 巨大痛苦。范仲淹做官后，决心对此要有所作为，正如钱公辅在《义田记》中所说，为使族之人“日 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初，公之未贵显也，常有志于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 而为西帅，及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皇祐元年（1049年），61岁的范仲淹，历经风 霜磨难、宦海浮

沉，已是疾病缠身的垂垂老者。这年正月，他由邓州调知杭州。杭州距其祖籍苏州很 近。他派人请来同父异母的兄长范仲温，仲温比他大四岁，做过黄岩知县，五十多岁便解组归田了。 兄弟二人商议购置义田的诸多事宜。范仲淹献出全部俸赐积蓄，由仲温回苏州，购田一千亩，着手创 办义庄。范仲温完成购田建房等繁重任务后，范仲淹专程回苏州，广泛征询族人意见，同族中长辈们 共同议定了义庄管理办法，同时选定了族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具体掌管义庄。后来，次子宰相纯仁、 三子尚书右丞纯礼，又续扩了义庄规模，义庄章程也更加周密。范氏父子的义庄章程主要内容有： （一）口粮。凡族人，每日领白米一升，一月一领，每月三斗。糙米加领二成。每房可加领一个奴婢 的口粮。奴婢有子女，在范姓人家服役15年，年龄50岁以上，也按人领粮。范姓子弟在外做官，不领 口粮。如丁忧、候选在家或在边疆做官而家属留在家乡者，照常领口粮。 （二）衣料。每年冬天，一人领绢一匹，五至十岁的孩童减半。 （三）嫁娶费。嫁女30贯，此女二次出嫁20贯。娶妻20贯，第二次娶妻，不再领。 （四）丧葬费。族人去世，尊长25贯，次长15贯，19岁以下7贯，15岁以下3贯，10岁以下2贯，7岁以 下及奴婢不领。 （五）科举费。族人取得大比资格，路费10贯。第二次参加大比，再领5贯。若无故不试，已领钱退 回。中举和补入太学者均有补助。后因物价上涨，补助增加钱数，以使子弟知读书之重要。义庄设义 学，族人子弟免费入学。聘请本族有功名者教育子弟，并给教授者束修。 （六）借房。义庄设义宅，供族人借住。修理自行支付，确无能力者，可从义庄领钱修葺。 （七）借钱。族人一时急用，可向义庄借贷，但不得经常借。所借钱款，如期归还。若不能归还，不 扣其月米，以保证其基本生活。 另，乡里、外姻、亲戚若遭遇急难或荒年不能度日，诸房共同核实困难情况，可在义田米内量力救助 。 若遇荒年，地租收不上来，义庄仅以存粮供给月米，其他一律不发。生子女后，即时到义庄登记户口 。族人无田耕种，不得租义庄土地。义庄凡有纠纷，皆由阖族人议决。族人有权告发义庄管理人等等 。 义庄从皇祐二年（1050年）十月起开始运行。 作为范氏血统的后代，范仲淹创办义庄，赡养族人，使族内贫苦之家有基本生活保障，这实际上是范 仲淹告慰祖先在天之灵，向列祖列宗恪尽孝道的一种形式，孝义双全之举。自然，范氏义庄也包含了 儒家倡导的大同社会的某些萌芽元素。 范仲淹为义庄所定规矩，实际上是有相当约束力的族规，范仲淹本

人是终裁。范仲淹去世后，族人认 为义庄难以坚持，于是其次子范纯仁在治平元年（1064年）上奏朝廷，请求官府协助义庄规矩执行。 宋英宗准奏施行，如有损害义庄行为，官府可依法处理。从此，范氏义庄得到了官府的认可、支持与 保护。纯仁将义田千亩扩为三千亩，《宋史》云：“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 广义庄。” 宋金战争中义庄遭到严重破坏，难以为继，五世孙范良器、范之柔兄弟于庆元二年（1196年），恢复 重建义庄，范良器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世法。左司谏兼侍讲的范之柔学习范纯仁，再次上奏朝廷 ，获得敕旨，义庄再次得到官府的支持与保护，保证了新规旧约的执行。此时，又获得免除义庄赋役 的特权。在南宋朝野人士的特殊关照下，义庄经历了社会动乱的考验，获得了复兴新生。义庄初创时

x0c族人90人，此时已达450人。元朝初年，范仲淹直系后裔范士贵“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 勾当”。明末范允临，书画家，官至福建参议，与董其昌齐名，他捐田一千亩。清初大同知府范遥增 置义田一千亩。到宣统年间，义庄有田5300亩。 范氏义庄，范仲淹首创，子孙世守，历经两宋、元、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运行长达 九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管理最周密、影响最广泛的宗族义庄，也是泱泱 华夏绝无仅有的个例。 范仲淹首创义庄后，世人争相效法，明清义庄遍及各地。清代乾隆以后，仅苏州一地，就有大小义庄 60多家。 楼钥在《范氏复义宅记》中云：“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 之恩。”赵善璙《自警篇》云：范文正公“尝语诸子弟曰：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 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故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 ，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范仲淹由孝心扩 为仁心，复由仁心回归孝心，如此之孝乃为大孝，如此之仁乃为真仁。所以仲淹“自政府出，归乡 ”，曾为“搜外库，惟有绢三千匹，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自小及大，散之皆尽，曰：宗族乡党 ，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由宗族而扩为“亲 戚及闾里知旧”，不独为告慰祖宗，而且为祖宗“广结因缘”，复为后“广积阴德”。范氏父子至孝 至仁之心，足可为百世楷模，正如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孙应时所云：“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 ，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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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二年

（1050年），范仲淹知杭州的第二年，两浙发生严重的灾荒，饥民四处乞讨流亡，杭州更是 涌满了各地的灾民。范仲淹全力以赴组织救灾，首先是打开官府专门用以备荒赈济的常平仓，救济挣 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其次是发动社会各界民众，各自出钱捐米，实行广泛的社会救济。采取应急措 施，单靠官府发粟赈济和募民存饷，难以支撑较长时间。范仲淹采取了三项难以为常人理解，但都效 益极佳的措施，可谓荒政奇策。荒政，即赈济灾荒的政令与措施。 一、纵民竞渡 ， 大兴旅游业 吴地民俗普遍喜欢泅渡游泳，搞竞技比赛。范仲淹鼓励民众组织泅渡、划船、游湖、观潮等水上活动 。自己亲自组织和带领官府大小官员，天天到西湖游玩宴饮。在灾民遍地的特殊背景下，这位一向 “及观民患，不忍自安”的太守范仲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违心地去游览，去饮宴？有几人能 洞悉其良苦用心？在官府的倡导带领下，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纷纷加入到竞渡游览的行列中，人数 与日俱增。 杭州民众喜好佛事的习俗特盛。一向反对佞佛过滥的范仲淹，一反常态，支持鼓励杭州大小佛寺，举 办各种佛寺活动，众多信男信女，纷纷到寺院烧香磕头，祈福许愿。佛寺终日烟雾缭绕，诵经之声不 绝于耳。 由于范仲淹带头，由春至夏，杭州居民几乎空巷出游，以此刺激消费，拉动了饮食服务业等旅游经济 的发展。 二、大兴土木 ， 掀起建筑热 范仲淹召集大小佛寺的方丈住持，晓谕借荒年工价至贱的机会，大兴土木之役，该修缮的修缮，该新 建的新建。 又召集官署衙司有关官员，晓谕借荒年工价至贱的机会，扩建仓库吏舍。 加大建设投入，拉动了经济增长。 旅游热的兴起，范仲淹认为可用富人的“有余之财，以惠贫者”，既可解决募民兴利的一部分经费 ，又可直接拉动“饮食贸易”等旅游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周济灾民。建筑热的兴起，利用“饥岁工 钱至贱”，进行经济建设，同时也解决了饥民的失业及流离失所等相关社会问题。以上两项措施，使 杭州“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在此期间，那些头脑简单的昏 庸官员，对范仲淹的作为说三道四，流言蜚语，监司竟上疏弹劾范仲淹知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 ，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 三、提高谷价 ， 保障供应 由于杭州粮食紧缺，谷价暴涨，斗钱一百二十。范仲淹提出增加到斗钱一百八十，命令官员沿江张榜 ，广而告之，让大家知道杭州缺粮及谷价增加之数。无需官府动员组织，远近大小粮商，昼夜抢先争 进，唯恐落人之后，数日之内，粮食

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运集杭州。粮食供应大大超出了市场需求 ，谷价又迅速降到斗钱一百二十。此举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既平抑了粮价，也解 决了粮食的运输问题，还保证了杭州地区的粮食供应。增谷价以救荒，堪称荒政一绝。范仲淹用经济 手段救荒和寓赈济于经济建设的荒政奇策，沈括十分钦佩，称之为“其术甚备”，“荒政之施，莫此 为大”，并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是岁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以工代赈 和寓赈济于经济恢复与建设的奇策，也为后世所效法。沈括云：“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 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 中国救荒历史上，消极被动救荒者多，积极主动救荒者少，变被动为主动救荒者更少。范仲淹寓救荒 于经济恢复和建设的荒政思想，是中国荒政史上极为亮丽的一页，穿越千年时空，依然有救治今日经 济危机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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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知杭州的时候，治下有一位钱塘县令叫韩汝玉，眷恋着一个妓女，经常宿在妓女家，不回衙署 。县衙的下属官吏大多都知道韩令的这件事。 有一天，韩汝玉宿在妓女家，清晨起得很晚，延误了县衙办公的时间。一伙县吏在县衙门前，左等不 开门，右等不来人，便约集了几个人，赶往妓女家门外，吵吵嚷嚷，一字儿摆开，叉手拱立，煞有介 事似的等候县令升堂议事。在这伙县吏的要挟下，韩汝玉无可奈何，只好以妓女家中堂作为办公地点 ，升堂听取属下禀报，草草应付了过去。这消息迅速传遍钱塘县城。 第二天，韩汝玉早早赶到县衙大堂，升堂议事。谁知，在众多县吏面前，韩汝玉宣布自己有罪，命令 属下衙役杖打自己一百下，并自我弹劾道：“韩汝玉作为一县之长，行为不端，违犯公务礼仪，耽误 公务，被下属所羞辱，已经无面目再面对钱塘百姓，从今日起，自愿解下官印绶带。”说罢，韩汝玉 谢罪而去。钱塘县令自动解印谢罪的消息，轰动了钱塘县城。 范仲淹听到韩汝玉的事以后，觉得十分惊奇，并异常感慨地说：“这是个杰出的人才，但愿他能够自 爱自重。”范仲淹以杭州知州的名义，下令韩汝玉恢复钱塘县令的职务。范仲淹超乎常规的做法，不 仅轰动了钱塘县，而且也轰动了整个杭州。 后来韩汝玉钱塘县令届满，调任他处。韩汝玉是一个痴情的男子，这时，他又携带着这位妓女天天游 览西湖，足足一个月，缠绵眷恋，不肯离开钱塘。 范仲淹既赞赏韩汝玉的痴情，又痛惜韩汝玉自律精神薄弱。于是，他在钱塘江的船上摆好一桌酒宴 ，召请这位妓女作陪，宴请韩汝玉。在妓女的热情

劝酒服侍下，在范仲淹意味深长的劝导下，韩汝玉 畅怀痛饮。等到韩汝玉酩酊大醉之时，范仲淹命令船工解开缆绳，摇橹离开杭州钱塘江口。 韩汝玉酒醒之处，已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舟船已在钱塘江口数十里路之外。韩汝玉明白了范仲淹的 良苦用心，方理智地割舍了与钱塘妓女这段缠绵之情。 后来，韩汝玉步步高升，做了大官，颇有政声。 范仲淹对人从来不求全苛责，而是真诚地呵护人才，善规其短，善扬其长。另外，从这件事也完全可 以证明，范仲淹关于饶州乐妓的绯闻，纯属某些人的杜撰，是故意玷污。一个规劝属下自爱自重，不 要因恋妓女而误前程的范仲淹，自己怎么会不自爱自重，而去让饶州后任为他买下乐妓呢？（事见《 思古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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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道，是做人讲爱心的根本。 悌（tì），指敬爱兄长。《说文新附》：“善兄弟也。”汉贾谊《新书·道术》：“弟敬爱兄谓之悌 ，反悌为敖。”范墉有五个儿子，原配陈氏，生四子，其中三个先后早亡，唯存仲温。继配谢氏，生 一子仲淹。范仲淹长大成人以后，苏州范氏本家唯一的同父异母的兄长便是仲温。自复姓归宗以后 ，他对兄长仲温敬爱有加，恪尽悌道。 范仲温（985—1050），字伯玉。景祐二年，范仲淹知苏州，四月十四日是仁宗的生日，曰乾元节 ，按照惯例，够资格的官员可以恩荫补官，范仲淹将首次荫补给予了兄长范仲温。范仲温补将作监主 簿。将作监是负责宫室、宗庙、陵寝等土木营造的官署。主簿为文书类属官。在范仲淹敢言直谏、清 廉为官的影响激励下，仲温调任越州新昌尉，“以诚接物，民用知劝，在邑三年，盗不及境”。调任 杭州余杭县市征，“能宽其利，商旅便之”，“三载以绩闻，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荐，除宁海军节度 推官，知台州黄岩县”。 庆历七年，黄岩洪潮泛滥，冲毁城墙，百姓溺水者无数。范仲温紧急组织民众用竹木扎排，率领官吏 日夜抢救，数千人得以存活。洪水过后，上官要求仲温组织民众修城墙。众人主张筑土为城，外贴一 层砖。他认为，单靠人力筑，劳民过甚，贴一层砖也不牢固。他提出，积土成山，用几百头牛将泥土 踩实，形成土城，外面用长条石互相接榫，构成墙面。泥心石面，抗御洪水，坚固耐用。为了便民 ，为了便于排涝、防洪、防盗，开八扇城门，每门设计城门闸，随时启闭，设计得周密完善，得到百 姓称赞。大灾之年，他带头捐俸，劝说富户平价出谷济民。可灾民连平价粮也买不起，他便动员富户 借贷救济，又动员灾民出工筑城，渡过难

关。仲温坚持仁爱执政，大行恕道，感化了“讼争盈庭”的 黄岩数万户，根本扭转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秩序，民享太平，“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荐之”。范仲温以 太子中舍致仕。仲淹皇祐初知杭州，与兄弟商议在苏州建义庄，“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 馁之忧”。仲温对弟弟的大义大德之举，倾心支持，竭尽全力亲自筹办，义田、义宅、义学相继建设 齐备，成就了泽被族人乡党的范氏义庄。 范仲淹与兄长相聚时间极少，“某从事四方，与府君别，动逾千里”。兄弟之间，书信往来不断。现 存仲淹致兄长的信十六封，致兄弟二子的信两封，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心心相印，胜过同父同母所 生。现存书信中，时间最早的是仲淹擢升为枢密副使、继而任参知政事后写的，信云： 某拜上三哥监簿：伏惟尊体起居万福。某近蒙制恩，擢贰枢府，此盖祖宗之庆，下及家世。累让不允 ，今月二日已签署勾当。至十二日，蒙恩改参大政，寻面陈利害，已得旨依让，且在西府。相次必出 巡边，不知甚日入京相见。小三郎已就圣节奏得试监簿。诸骨肉各安吉，相次专差人去存问也。互相 戒约，勿烦州县。如辄兴词讼，必奏乞深行。请三哥指挥儿侄知委。保重保重！ 从信中知道，仲淹渴望与兄长在京城相见，并又在为兄长的儿子“小三郎”上奏皇帝请恩荫监簿官。 此时，仲淹身居副相要职，诚恳嘱托“互相戒约，勿烦州县”，如有争执申诉，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深中笃行，即内心廉洁，行为淳厚。言外之意，今后要约束子女，自律自重。 仲温致仕居家后，操办义庄事宜，更加疾病缠身，仲淹给兄长的现存书信，多为这个时期的。苏州家 中诸多事宜，皆系于仲淹心上。对兄长的病，更是关心备至，真像一位良医善待一位年长疾病患者 ，首书“中舍三哥”的信，可为代表：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张祠部书，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来，见精神不耗，其日晚吃粥数匙，并 下药两服，必然是实。缘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烦恼，遂成咽塞，更多酒伤着脾胃，复可吃食，致此吐逆 。今既病深，又忧家及顾儿女，转更生气，何由得安？但请思之，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 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 了，即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 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将息。今送关都官服火丹砂并橘 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如此这般文字的家书，字字是真情，句句皆暖

意，和盘托出范仲淹一颗赤诚火热的心。范仲淹一生愿 为“良相良医”，在为政之余，对医道颇多留心研究。给兄长的诸多书信中，多涉医道与保健，如 “宜调饮食，不得吃湿面，脾恶湿。亦少吃羹汤，宜食焦饼蒸饼软饭。道书云，宜食轻干物，盖益脾 也”，如“水灾人疫，奈何奈何！家中用术入井中或水瓮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篮子盛之 ，以篾钓却，贵不沉也。但传与人，甚妙”，再如“气海著灸三百壮即安。某在南阳，灸得五百，至

x0c今得力”，再如“脾气曾伤，宜加意将息……医人看候，皆言客风在表耳”，俨然是一位医生。 范仲淹与兄长信中谈得更多的是对后辈的教育与济困恤贫的思想交流沟通，这是更高层面的兄弟情谊 。如“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更在慎末防微，如 今易得谤议，但固穷而前，不销预图。须过得，惟省俭是妙”；如“六屯田宅上哀苦，切与照烛。又 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马太博家表亲。言被水灾后，饥寒所逼，更无所归，人在患难中，又须与救 ”；再如“更知诸亲属，岁荒不易，旋籴米二十石去，请便俵散”等等。给兄长两个儿子的书信更是 言语恳切，循循善诱，“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汝守官 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即与同官商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 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 ”。 范仲淹晚年想距家乡苏州稍近一些，以便多与兄长及亲属相聚，多享点天伦之乐，便上表请知杭州 ，“及余杭得请，一获其愿，相会未几，而有死生之诀”。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兄长仲温以疾不起 ，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亲莫不过哀，里人无老少皆涕下，其遗爱感人如是之深”。范仲淹亲自主 持丧葬事宜，亲自撰写《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呜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与 我，为家栋梁。兄又逝焉，我独徨徨。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从义方。积善不诬，厥后 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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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二年（1050年）九月十三日，范仲淹的兄长仲温病逝，十一月十三日葬兄长于苏州天平山。同月 ，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奉命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 隆冬腊月，他一面忙于杭州公务的交割，一面忙于苏州家务的料理。翌年正月初八日，撰写完《续家 谱序》后，便冒着风雪严寒，水陆兼程北上。由于道路难行，年老多病，途中多有耽搁。不过，走章 丘，奔邹平，迤逦东来。巍巍长

白山在望，40年前借读醴泉的情景宛然在目。长山，是他成长的故乡 ，他经常怀念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更加怀念这里的父老乡亲和同窗学友。他从27岁回长山迎 母奉养后，一直保持着与朱氏兄弟子侄们的书信联系。今日重归长山，36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阳春三月，柳飘金丝，桃吐丹霞，喜雨霏霏，二麦青青。长山父老乡亲，闻听范仲淹即将来到长山的 讯息，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迎至城西十里处，锣鼓喧天的欢迎人群，排列大路两旁。轻车简从的范 仲淹，异常感动，早早走下车来，走向欢迎的人群，与父老乡亲一一亲切相见，并依大礼参拜。那嘘 寒问暖、畅叙别情的场景，令范仲淹感慨万千；那感人肺腑、刻骨铭心的乡情亲情，让范仲淹激动不 已。他即兴写下了一首情意真挚的《留别乡人》诗： 长白一寒儒，荣归三纪余。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 鼓吹罗前部，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范仲淹礼参长山父老，传为千古佳话。礼参长山父老的地方，后人取名“礼参坡”，即今礼参店村。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王渔洋曾祖父开封太守王之都，在此创建“三贤祠”，奉祀桑梓先贤范 仲淹、伏生、陈仲子。 治平二年（1065年）长山人韩泽知县事，创建范公祠时，将范仲淹《留别乡人》一诗镌刻于碑。40多 年后的绍圣年间，青州人王辟之将《留别乡人》一诗采录入《渑水燕谈录》中。不知何故兮，后来这 首诗竟被改为登第诗，最早见于南宋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诗云： 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百花春满路，二月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读书。

x0cx0c李伟篆刻『长白寒儒』 明显的改动是“荣归三纪余”，改为“名登二纪余”，将三纪改为二纪，为了凑近范仲淹考中进士时 的年龄。“二麦”改为“二月”。试问，“百花”对“二麦”，怎么能对“二月”呢？“迎前道”、 “苦读书”与“罗前部”、“读诗书”等句，意思大致相同。风马牛不相及的是，范仲淹登第是在京 城开封，这里哪来的“旧庐”和“乡人”呢？他的“旧庐”与“乡人”指的是苏州还是长山？从首句 “长白一寒儒”来看，自然是长山，与苏州毫不相干。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拙劣篡改，许多专 家学者不假思索，顺手引用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实在令人不解。如此张冠李戴令人笑掉牙的篡改 ，又常常出现在苏州范氏后人所编的史料中，也实在令人深思。窃以为，说到家，说白了，还是那个 自两宋以来逐渐强化的旧礼教旧观念在作祟，总有些人不愿承认或有意回避范仲淹随母改嫁淄州长山 一事。范

仲淹自己都坦言“少长北地”，自称“长白一寒儒”，你又何必不尊重历史呢？ 1991年，邹平召开全国范仲淹研究会成立大会，范仲淹第二十八代孙范敬宜先生在大会发言中说 ：“邹平是我先祖文正公青少年成长的地方，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拜谒长山范公祠赋诗云 ：“故乡留得岁寒堂，齑粥家风第一良。今日齐鲁寻祖泽，方知源头是古梁。”邹平又称古梁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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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生于真定，长于长山；生于范氏，长于朱氏。范仲淹出仕之后，常思厚报继父朱文翰“长育之 恩”。 朱文翰，字苑文，端拱二年（989年）进士，江南平江府推官，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真宗即位 ，拜户部郎中，会有中伤者，出为淄州长史，历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摄河中府事，迁平江府刺史 （知府），辞官归长山。（以上据长山《朱氏族谱》）朱氏为礼教之家，文翰与谢氏对范仲淹厚爱有 加，从小给予了特别的呵护和良好的启蒙教育。早在天圣九年（1031年），范仲淹即上疏将磨勘转官 的恩泽移赠考妣。 文翰与原配初氏生一子，即长子，名失讳，后侨寓洛阳。继父为范仲淹取名朱说（同悦）。与继配谢 氏生二子，一人名愃，一人“徙居平江”。又云：“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县署书禀子九夏先生云 ：随范文正公徙居平江者，讳长文，有长文集可证。” 文翰有孙三：延之、献之、因之。 文翰有曾孙三：自强、自牧、自警。 据《范文正言行拾遗事录》：“朱氏兄弟，以公荫得补官者三人。”再据《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 公之手帖与博士之孙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至丹阳时，犹称延之为秀才，而待以子侄礼。又一帖 在庆历五年者，则称之为官人，盖已受公奏补，而帖中颇及延之兄之子求异姓恩泽事。由此观之，公 留止往来长山历史最久，其亲爱顾念朱氏情义最笃，皆以母故也。 可以看出，仲淹对朱氏兄弟的恩泽已及于继父文翰之孙延之，可谓岁月长久；并且“颇及延之兄之子 ”，那么则是恩及文翰之曾孙，其厚报之心，可谓异乎常人。从族谱看，文翰四代官衔为： 朱文瀚，太常博士。 朱愃，中散大夫。 朱延之，著作郎兼郑州酒税；献之，万山镇务都监；因之，太理寺直。 朱自强，太常少卿；自牧，光禄军事判官；自警，应天宁陵尉。 以范仲淹荫补官者三人，极有可能是继父朱文翰的嫡长子、嫡长孙、嫡长曾孙。长山朱氏家族，因范 仲淹而显贵，则是毫无疑问的。文翰曾孙以下几代，官衔有史馆校勘、赞善大夫、集贤修撰、国子监 直讲、朔州观察使等。范仲淹直接荫补及由他劝教训导、示范激励的朱氏子弟，仕宦绵延若干代。 庆历五年四

月四日，范仲淹《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中云： 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 。此而或忘，己将安处？伏遇礼成郊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授功臣阶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 赠继父朱文翰太常博士，原配初氏赠恭人，继配谢氏赠太夫人。 朱文翰丧葬以及朱氏诸兄弟丧葬，范仲淹皆精心予以料理，并且每年对继父特别予以祭祀。他拿出俸 赐积蓄在长山购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436亩），赡养朱氏一族贫寒者，与吴县义庄相同。二子纯仁 巡按山东时，又亲临长山，拿出俸禄购置祭田一顷三十亩（130亩），作为世代守护朱文翰茔墓之费 用。

x0c范仲淹《与秀才帖》 范仲淹迎母归养以后，与长山朱氏兄弟亲如骨肉，书信往来不断，人员往来不断，现仅就其存留于世 的几封与朱氏书，摘录一二：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计想平善。刑部志文已撰得，请星夜差人先赍去上石亦可……某相次受外任差 迁，必径去与足下同送五娘儿往杜宅……五娘子衣装不要典卖……十四郎将来且依王宅姐姐处，足下 则须有修学处也，宽心宽心……五学究并乞伸恳，不及书……并五哥、大娘宅中骨肉，刘师姨计安。 某顿首秀才三哥：……八员外、五学究、大郎宅上各计安吉，不及一一修染。贤子庄上如何……韩员 外归来未？在此甚好修学，见有讲习并文会，久望不至，未知厥由，亦甚忧。彼中十四郎长进，切好 看承…… 某蒙恩改郡……六婶神榇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计安，甚时来得相见？骨肉聚会 ，此最幸也幸也……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更防儿男不识好恶 ，多爱多爱。 范仲淹常居官在外，公务繁杂，对朱家事作为自家事办，对朱家人视为骨肉血亲，渴望“骨肉聚会 ”。对朱氏子弟函教叮嘱，诚如家书：“秋凉希多爱多爱，四郎看恤伊，早令读书”，“惟勤学奉公 ，勿忧前路”。除关注学业外，更多的是对品德多所关切与开导明示。 朱氏兄弟身体有恙，范仲淹惦念之情宛如同胞手足。 得儿子书，知体理爽和，云曾诣问，即不见宾客。或闻神思惊悸。近日调摄渐安否？屡曾咨闻，以足 下起发衰门，宜爱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 范仲淹自己身体违和，也向朱氏兄弟函告倾吐为快。 某到忻、代病嗽，医药过凉，伤及下脏，淋痔并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间而未止，远承诲问，为慰极 多。 从与朱氏现存书札中看，提及的朱氏子弟及长山乡亲等人员就有三哥、五哥、七哥、大郎、四郎、九 郎、十四郎、大娘、五娘子

、六婶、五学究、八叔员外、学士仁侄及王郎、吕秀才、韩员外、刘师姨

x0c、王宅姐姐、许家弟兄、孙先生、蔡十四、滕七等二十余人，其诚挚的亲情、浓烈的乡情，跃然纸上 ，感人肺腑。范仲淹爱朱家而复范姓，复范姓而尤爱朱家，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正是范仲淹思想道 德崇高感人之处，其修养境界非世俗之人可以理解。 “长山视先生，情比桑梓，宋治平二年邑人韩泽知县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张临《增修范公祠 记》）据嘉庆六年《长山县志》载：“宋有主祭博士官一名，太祝官二名，奉祀生四名，后历七世 ，范氏子孙归吴不返，文正公同母弟之子孙朱姓者缘以代补承祀。”这充分证明，范仲淹及其子孙确 确实实将长山朱氏视为自己的骨肉亲人，将长山视为自己的真正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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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皇祐三年（1051年）春三月三日，接替富弼知青州剧藩重镇，这是他仕宦生涯的最后一站。 富弼知青州二年，河北灾民数十万涌向青州。过去一般赈灾做法是，将灾民集中城镇，临时搭建棚舍 ，大锅煮粥，发放灾民。灾民聚集一起，容易引发瘟疫横行。也常常因为粥少人多，其中一些老弱病 残者几天抢不上粥而死亡。富弼开创新法，简便易行，周密可靠。他动员州县腾出公私房舍十万余间 ，将灾民分散安置，让官吏分区管理，全权负责。一方面，官府开仓赈济，一方面，动员富户捐粮救 灾。山泽河塘所生，凡可食用的，允许灾民自行采集。翌年，青州小麦丰收，组织灾民返乡，发给灾 民返乡途中所需食品，又从灾民中选拔了一万名青壮年招募当兵。由于富弼对灾民安置妥善，河北灾 民纷纷涌向青州，竟达数十万之众。 范仲淹上任后，河朔又闹水灾，大批灾民仍滞留青州，给青州造成极大压力，粮食价格上涨。范仲淹 两线作战，既要赈济外地灾民，又要解决青州当地民众的疾苦。范仲淹申奏官府批准，将青州军需粮 食留足一年所用，其余全部拿出来赈济灾民。他不顾年老体弱，微服私访民间疾苦。当时青州皇粮要 到博州（今聊城）去缴纳。宋代凡甲地税赋运送到乙地缴纳，统名之曰“支移”。凡支移均按路程远 近支付地里脚钱，常常在原赋税上加十之二三，民众不堪重负。从青州到博州四百多里，中间还要渡 黄河，车运谷物，往返十数日，或者经月不返，风餐露宿，车马劳顿，延误农时，真是苦不堪言。范 仲淹体量民悬之苦，修书给博州知州，派专人去商议在博州现场购买粮食，缴纳青州的皇粮。征得博 州知州同意支持以后，在博州周边张榜若干道，用高出一倍的钱购买粮食。然后告诉青州百姓按正常 年景的粮价，把应缴的皇

粮折成钱款缴给官府。官府派官员携带钱款前去博州购买粮食。临行，范仲 淹嘱咐：不要借用博州仓库，暂时寄在僧舍即可。四面八方的粮商闻讯，争先恐后运粮到博州。不到 五天，博州的粮食就足够青州购买之数了。因为粮食供大于求，价格也降了下来。青州官府不费多少 人力与时间，就圆满完成了全州缴纳皇粮的任务，钱款还剩余数千缗。范仲淹将结余钱款按等差折算 清楚，逐一还给青州百姓。北宋许多地方官，往往在收税时多取于民，以求结余，名曰“羡余”，积 至一个相当数目，便呈献朝廷，博取皇帝奖赏，以利早日迁转升官。仲淹能体谅民困，用输钱代替 ，以恤民力，已属爱民如赤子的循吏良官，而将剩余之款分还给纳粮人，尤属难能可贵。范仲淹有如 此民胞物与的仁德情怀，青州民众感恩戴德，《东斋记事》云：“青民因立像祠焉！”民心是衡量古 今官员的一杆秤，诚哉斯言！ 范仲淹每到一地，总要先凿井，寻找清洁的水源。到青州后，南阳河边醴泉涌出，范仲淹为了便民用 水，挖泉为井，构亭其上。据传，当时青州流行一种“红眼病”，范仲淹搜集民间验方，向当地悬壶 济世的良医请教，用醴泉的水调制成一种丸药，疗治民众的痼疾，有奇效。这眼醴泉井，后人称范公 井。范公井亭东，后人建范公祠，后将富弼祠、欧阳修祠合为三贤祠。越千年岁月，范公井至今依然 水清如镜。亭柱对联曰： 井养无穷兆民允赖，泉源不竭奕世流芳。 井附近有唐楸宋槐，至今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见证着青州人对先贤圣哲的缅怀与景仰。树之北 有冯玉祥将军隶书碑联： 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 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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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青州任上，救灾御寇，尽心竭力，“而年高气衰，日增疾患，去冬以来，顿成羸老，精神减 耗，形体尪弱，事多遗忘，力不支持”，应对异常繁重的军政公务日益困难，希望在颍、亳二州，选 择一处，“所贵闲慢少事，可以养疾，庶安朽质，少保残年”（《陈乞颍亳一郡状》）。范仲淹历经 三十六年的宦海生涯，忠义报国，赤心为民，确实已经精疲力竭，几近夕阳残照之时。皇祐三年的十 月，青州已经十分寒冷。一天，范仲淹接到京西转运使苏舜元的信札，苏舜元叹服他的楷书之妙，请 他楷书《乾卦》。苏舜元（1006—1054），字才翁，笔法绝妙天下，不肯许一世之人，唯独赞扬希文 得王羲之《乐毅论》之法度。范仲淹养精蓄锐数日，在十一月一日（戊申）傍晚，备好笔墨，展开黄 素娟，凝视窗外亘古不移的青山，沉思良久，霎时间万般霞

光，朗照青山，映红天际，他神情自若 ，欣然书写韩愈《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 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 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圣也 ，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 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 明也。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 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 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书。

《颂夷伯》书手淹仲范 范仲淹书完《伯夷颂》，附书给苏舜元：“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 》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见教。” 范仲淹将手书的《伯夷颂》寄给许昌郡工于书法的原宰相文彦博，品评裁鉴。文彦博开卷一看，不禁 竦然起敬，小楷书艺高绝，韩文文意高远，经范仲淹书写后，不仅范墨韩文永传不朽，更重要的是首 阳山下伯夷、叔齐的忠义高风亮节，愈加“孤高”，愈加令人高山仰止。文彦博在《伯夷颂》末尾题 诗曰： 书从北海寄西豪，开卷裁窥竦发毛。 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 戊申后三十有七日，许昌郡斋中题，平阳文彦博宽夫 文彦博题诗“戊申后三十有七日”，即皇祐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皇祐四年（壬辰岁）正月，苏舜元巡视淮西路下蔡，将范书《伯夷颂》呈递富弼，富弼欣然题曰：

x0c夷清韩颂古皆无，更得高平小楷书。 旧相嘉篇题卷后，苏家能事复何如。 壬辰岁正月，才翁按蔡，富弼题 文彦博、富弼题咏后，苏舜元题曰： 青州资政寄示小楷《伯夷颂》，许昌相公以诗跋尾，因作诗谢二公，兼呈永兴观文相公。舜元上。 法书遥逐使车还，嘉句新从相府颁。 牢落二贤天地外，风流三绝古今间。 台文竞耀高逾丽，化笔交挥老更闲。 不用悲吟恐飞去，岂无神物护重关。 文坛宿将老丞相晏殊题曰： 转运度支得青州资政黄素书韩吏部《伯夷颂》，许昌相公以诗跋尾，遂为七言，因

而寄及。谨用拙篇 纪咏。殊上。 首阳垂范远，吏部属辞深。 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

褒崇亘千 ，精妙极双金。 题咏益珍秘，用昭贤彦心。 庆历改革的鼎力主持者杜衍，休退已久，接到范书《伯夷颂》后，题曰： 远蒙运使度支以资政范公所寄黄素小字韩文公《伯夷颂》，许昌文公、淮西富公题诗于后，才翁复缀 雅什，兼寄长安晏公，公亦有作。衍久兹休退，人事仅废，不意雅故未移，悉以副本为贶，俾愚继之 。对此怔忪，既感且愧，辄尔牵强课成拙句奉呈。敢言亦骥之乘，聊为续貂之比耳。衍上。 希文健笔钞韩文，文为首阳山下人。 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 颂声益与英声远，事迹还随墨迹新。 当世宗工复题咏，尤宜率土尽书绅。 范仲淹、文彦博、富弼、苏舜元、晏殊、杜衍等庆历新政的策划与参与者，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 了一次心灵的沟通，表达了共同的信念：忠义高洁生生不息，庆历新政虽败犹荣。 范仲淹唯独选择《伯夷颂》而书，其良苦用心与书《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是一脉相 通的。五代时期，干戈兴，学校废，礼义衰，风俗坏，士大夫贪禄无耻，几令人齿冷心寒。譬如冯道 ，以身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为儿戏，“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 ‘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新五代史·冯道传》）。 张全义媚事朱温，甚至妻妾子女为其淫乱，也不以为羞愧。如此人物，已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之事，而 当时论者多不以为非，士风颓败，道德堕落，可想而知。直到赵宋，什么黄袍加身，什么太宗传立 ，也皆难免物议。范仲淹入世，便以扭转天下世风、激励天下士气为己任，《宋史》称：“每感激论 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从政数十年，虽以直言屡遭窜逐 ，然亦以忠正屡被擢用，事业满边陲，忠义满朝廷，声名满天下。其居外任官，为政忠厚，所至有恩 ，尤以敦风俗、兴民利为急务。朱熹评论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尚忠义、 重气节的士风由范仲淹的终生呼吁和身体力行而勃然兴盛起来，有宋一朝形成忠义之风气。岳飞、文 天祥等人的先驱是范仲淹。忠义之所以在宋代特别兴盛，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放弃个人私欲，一心为 公；一方面由于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对抗争斗中，与隋唐相比，北宋君主政治的国家权力相对薄 弱，内忧外患的现实呼吁国民与士大夫发扬忠君为国意识，亟须高扬国家理念。与吕夷简一派广植私 恩相反，范仲淹、富弼等

一派为国为君，不顾己身之利益。两相对比，强烈的国家自觉意识亮丽在人 们的心中。范仲淹终生以身许国，含忠履洁，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所谓“死而不已”，就是要

x0c从自己做起，立一“先忧后乐”的士大夫楷模榜样，昭示千秋万代，薪火相传，这便是范仲淹在即将 走到人生终点之时借书《伯夷颂》所要表达的最后心愿！ 范仲淹手书《伯夷颂》，不仅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难得的艺术财富。宋 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往时苏才翁笔法 妙天下，不肯让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与《乐毅论》同法。”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 人笔意，盖正书易为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书立名于来世，然翰墨乃工于此 ，盖喜多能，虽大贤不免焉。”元代牟应龙称其“楷法谨严，一笔不苟”，“笔法之妙，自足追媲古 人”。清代高士奇题云：“文正公忠贞贯日月，事功炳史册，其正书《伯夷颂》，笔力清挺，世所罕 觏，又有文、富、杜、晏诸公及忠宣昆仲跋尾，聿为巨观。”首阳高节，韩愈奇文，范公墨宝，历代 称誉世之“三绝”。 有人说：范仲淹楷书《伯夷颂》，是他留给世上“夕阳无限好”的辉煌一照！ 笔者却云：夕阳无限，辉煌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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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十一日，范仲淹以疾徙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到徐州后，病势危重，不 能前行。时知徐州的老友孙沔把他安顿在馆舍，请医问药，精心护理。 孙沔（996—1066），越州会稽人，天禧三年进士。宝元二年（1039年），孙沔知楚州，过乡郡扫墓 ，请知越州的范仲淹为其曾祖撰写墓表，二人相见相知。早在景祐元年（1034年），孙擢官待制，黜 守睦州的范仲淹驰书祝贺称“吾道相荣”“足慰素望”，并勉以“为国自爱”。庆历初，孙沔任陕西 都漕，对西线战事军需供应竭心尽力。庆历三年（1043年），韩、范上疏，请孙沔负责措置灾伤，赈 济灾民，对孙信任尤笃。孙沔对范仲淹推崇备至，范与元昊私自通书，引起朝议，孙沔挺身而出，仗 义执言，说范仲淹此举有利无害者三，并且说“仲淹尽诚许国，立义忘躯”。如加罪仲淹，只会导致 “国家一朝失贤，三军无帅”，将自毁长城。还说“仲淹夙负时望，多士归慕”，并坦言与范“故旧 深知”。范仲淹在弥留之际，将后事托付旧友，孙沔全力操办料理。 范仲淹幼孤多难，出身寒微，但少有志操，苦学成才，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筮仕广德，秉公办案 ，兴学育人，离任时贫无路费，鬻马徒步上任亳州。 天圣元

年任兴化县令，总管修筑捍海长堤。 天圣六年，任秘阁校理，一进朝廷。翌年冬上疏反对皇帝率百官为皇太后祝寿，继而奏请太后还政。 通判河中府，一出朝廷。 明道二年（1033年），升为右司谏，二进朝廷，江淮赈灾。是年冬，极谏废后，贬黜睦州，二出朝廷 。徙知苏州，疏浚河道，治理太湖，捐宅营建苏州郡学。 景祐二年冬，除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三进朝廷。治理开封府，数月称治。上《百官图》，批评权 相，远斥饶州，三出朝廷。由饶州，徙知润州、越州。 康定元年，西夏战事吃紧，范仲淹临危受命，戍边三年，稳定大局，逼迫西夏议和。 庆历三年，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四进朝廷。主持庆历改革一年有余，因保守派反对，仁宗动摇而 改革终止。范仲淹自请宣抚陕西河东，四出朝廷。这也是他最后走出朝廷庙堂，然后连知邠州、邓州 、杭州、青州、颍州，鞍马劳顿，席不暇暖，心力交瘁，只好息鞍东徐。仕宦三十六载，四进四出。 进，居庙堂之高，则谋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出，处江湖之远，则利泽生民造福一方，为国分忧。终生 为忧国而操劳，终生为忧民而奔波，而对自己，对妻子儿女，不治第园，不留遗产，清苦俭约，自律 溪刻。《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载： 每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 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 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 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 治家以俭约为准，妻子仅给衣食而已。《宋史》云：“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与朱氏兄弟书 云：“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俸禄及皇帝赏赐用于何处？富弼所撰《范文正公墓志 铭》云： 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 ，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敛无新衣，友人醵资 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奏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卒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 范仲淹病危之时，“辄忍须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恳”，撰写了《遗

表》，共602字。“迫切之恳 ”，弥留之际，最想说的心里话是什么呢？他在《遗表》中简略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游心儒术，决 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涂，不信贱官之能屈”，三黜三光后，忠肝义胆，誉满天下。出将入相，主庆 历新政，“然而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援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 。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导致“请麾上颍，盖遭拙疹之未平；息鞍东徐，益觉灵药之不效 ”（徐州属京东路，在开封府东，故称“东徐”）。范仲淹瞑目以无憾，但念“盛时”“明主”，要

x0c“以竭遗忠”，最后的遗嘱是： 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 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如此，则不独微臣甘从于异物，庶令率土永寖 于淳风。 大臣遗表，惯例是最后提出诸如抚恤窘困、子女安排等个人要求，而范仲淹遗表全“不干私泽”，全 为“公泽”。 最后还是忧君国社稷能否长治久安，忧天下黎民能否生活在安居乐业的淳风之中。这便是范仲淹始终 如一、终生不变的人生信仰及道德操守！ 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1052年6月19日），中国古代士大夫第一人范仲淹病逝于徐州。 范仲淹病重期间，宋仁宗派使者赐药慰问，及卒，嗟悼不已，辍朝一日。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 淹病逝徐州的消息传开，“中外士大夫骇然相吊以泣，至于岩壑处逸，无不痛惜之”（富弼《范文正 公墓志铭》）。《宋史》云：“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好友韩琦，闻得 噩耗，数日不思饮食，祭文中称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富弼当时守蔡州，无法亲自吊 唁，派遣左教练使陈节到徐州，以清酌庶馐，致奠于范仲淹灵前，称许说“人获一善，已谓其难，公 实百之，如无有然”。 是年秋七月，纯仁兄弟请托孙沔、富弼、欧阳修分别为范仲淹撰写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铭。十二月 初一，葬于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伊川县）万安山下母亲谢氏墓旁。神道碑，欧阳修撰文，王洙书丹 ，碑额由宋仁宗亲撰“褒贤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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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有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纯祐、纯仁、纯礼，系原配李氏所生。纯粹，系继配曹氏 所生。 纯祐（1024—1063），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 据《过庭录》记载：一次，富弼家举办葬事，陈设豪华富丽，从葬品五颜六色，看上去尽是金银珠宝 ，令人眼羡。观看者各色人等，里三层，外三层。送丧队伍浩浩荡荡正在行进

中，突然窜将出一位少 年，冲进送丧队伍中，将银晃晃的一件随葬品抢过来，一折两半，高声对众人说：“都说富家豪富 ，你们看这不是烂锡造的吗？”富氏子弟认为这少年讥笑侮辱了他家，冲上去抓住这少年要动手。这 少年一看是富家的孩子，凑近他悄悄说：“我是担心周围缺乏见识的人们以为这些真的全是金银器 ，岂不是要招惹人夜间来盗墓，害了你先人吗？”富家的孩子恍然大悟。这少年正是范纯祐，这年才 十几岁。范仲淹守苏州建郡学，聘胡瑗为师。胡瑗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学规，数百学生，多不遵守。 范仲淹便派长子纯祐入学，虽然此时纯祐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但他却带头遵守学规，其他学生随之 也不敢违犯了，迅速形成良好的学风。仲淹陕西守边时，纯祐跟随左右服侍，抢筑大顺城立功。“纯 祐事父母孝，未尝违左右，不应科第，及仲淹以谗罢，纯祐不得已，荫守将作监主簿，又为司竹监 ，以非所好，即解去。从仲淹之邓，得疾昏废，卧许昌”，“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 太常寺太祝”。（《宋史·范纯祐传》） 纯仁（1027—1101），字尧夫，谥忠宣，人称“布衣宰相”。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及第，以事亲 不赴官，后为父执服毕才开始出仕。“兄纯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贾昌 朝守北都，请他入幕府，他因为兄有病而辞掉。宋庠推荐他试馆职，他谢绝说：“皇帝车驾出行的地 方，不是兄长养病的地方。”富弼责备他说：“台阁之任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最终不就。兄死，葬洛阳，韩琦、富弼写信给洛阳令尹，让帮助纯仁安葬其兄。可是已经埋葬 完了，洛阳令尹还不知道。纯仁说：“自己家里的力量足以办到，不必打扰公家。”他任襄城县知县 ，县里有一处牧场，卫士在那里牧马，马践踏了老百姓的庄稼，范纯仁逮捕了一个卫士处以杖刑。这 牧场本来不隶属于县里，管理牧场的官员发怒说：“这是皇帝的宫廷值宿护卫，你一个县令怎么敢如 此？”就把这事向皇帝禀报，要求予以治罪。范纯仁说：“供养军队的钱物是由农民田税所出，如果 听任他们糟蹋百姓的农田而不予追究，那么税钱从哪里来呢？”皇帝下诏释放了他，并且允许把牧场 交由县里管辖。县管辖牧场，由范纯仁开始。治平中，迁殿中侍御史、知制诰。通判安州，移知蕲州 ，权陕西转运副使，除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改判国 子监。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河中府，移成都路转运使。宋哲宗即位，除给事中，进吏部尚书，同 知枢密院

事。元祐三年升为宰相，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纯仁在位，务以博大开上意，忠笃革 士风。”出知颍昌府，徙知太原、河南三府。元祐八年，再度拜相。晚年双目失明，恬然处之。“纯 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 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尝曰：‘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 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 ，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又戒曰：‘六经，圣人 之事也，知一字则行一字。要须“造次颠沛必于是”，则所谓“有为者亦若是”尔。岂不在人邪 ？’”“亲族有请教者，纯仁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书于坐隅。”纯仁有子正 平、正思。（《宋史·范纯仁传》） 范纯礼（1031—1106），字彝叟，以父荫为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今河 南省巩义市境内）。当时正修建宋仁宗赵祯的陵墓永昭陵，京西转运使将修建陵墓的建筑材料及民工 名额分配到各州县，唯独范纯礼所在的永安县拒不接受。负责王陵建设的韩琦质问纯礼：“你为何不 执行命令？有何说法？”纯礼回答说：“宋朝王陵都在永安境内，平时修缮管理，年无虚日，现在又 要各县平均摊派，永安县民怎么承受得了？还是让永安的钱物劳力放到平时用吧。”元祐中，召为光 禄卿，进给事中。徽宗正式听政，拜纯礼为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副相），当时任右仆射（正相 ）的是曾巩的弟弟曾布，此人聪明好强，心术不正。沉毅刚正的范纯礼，几次叫板曾布，毫不示弱。 最后被诬告罢相，知颍昌府，后又贬为静江节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单州（今山东省单县）。崇宁五 年，调回朝廷，复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是年冬卒，享年七十六，谥恭献。有子五：正民、正平 、正恕、正路、正国。

x0c范纯粹（1046—1117），字德孺，以恩荫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出知滕县，迁提举成都诸路 茶场。元丰中，为陕西转运判官。当时正值五路出师讨伐西夏。高遵裕、刘昌祚、李宪、种谔、王中 正各率一路。刘昌祚没有按约定期限到达，高遵裕怒气冲天，欲按律诛杀刘昌祚。刘昌祚又忧虑又气 馁，卧病在床，其部下也很气愤，对高遵裕的趾高气扬异常不满。纯粹唯恐两军不协，闹出大的变故 ，便速去劝遵裕以大局为重亲自去慰问刘昌祚病情。这场危机终于解除了。吕居厚为京东转运使，为 讨好朝廷，他多

次聚敛额外赋税，献给皇帝。宋神宗特以徐州大钱二十万缗帮助陕西前线，纯粹对同 僚说：“我们这里虽然钱物需求急迫，怎么能忍心收下这样掠夺来的民众的膏血呢？”上疏奏曰 ：“本路得钱诚然很有利，但自徐州至边塞，路途遥远，劳费太大了。”诚恳地辞掉而没有接受这笔 钱。后来，吕居厚之事败露，皇帝命纯粹以直龙图阁前往替代，纯粹尽行革除吕居厚猛于虎的苛政。 元祐元年，入为户部侍郎，出知延安府。绍圣初因元祐党人夺职知均州。党禁解，复徽猷阁待制致仕 ，卒年七十余。《宋史·范纯粹传》云：“纯粹沉毅有干略，才应时须，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 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 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 惜之。’疏上，不听。凡论事剀切类此。” 世言文正公三子，各得其父一字，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又云：纯仁得其德量，纯 礼得其文学，纯粹得其将略。范仲淹没有给后代留下有形的物质遗产，却留下了无形的“先忧后乐 ”的精神矿藏，世世代代开掘不尽，用之不竭。在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范氏后裔，身背范氏宗谱，怀 抱文正公画像，辗转千里，流徙神州各地。虽时光流逝，范氏子孙不忘祖训，忠厚处世，耕读传家 ，秉承着千古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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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辞世未久，好友韩琦、富弼、欧阳修共同商定一个撰写墓志铭文字的基本原则，以免给后世留 下疑问。富弼很快撰完《墓志铭》纳于墓中，而由欧阳修撰写的《神道碑铭》却累年未成。纯仁兄弟 屡屡催促，欧阳修却迟迟不动笔。当时欧阳修丁母忧，哀伤过甚，无心作文。最重要的原因是，欧阳 修顾虑重重，他给纯仁兄弟回信曾云：“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是时，吕夷简 、夏竦党羽遍布朝廷要职，如何写景祐、庆历年间的历史，如何评价，须认真考虑，字字斟酌，以免 引起谤议。再者，欧阳修也可能虑及吕、范的子孙后代，唯恐怨仇相结。富弼与欧阳修在如何撰写吕 、范之间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欧阳修曾自言“大抵某之碑，无情之语平；富之志，嫉恶之心 胜”。欧阳修《神道碑铭》撰完以后，引起纯仁兄弟强烈不满，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竟至在 镌刻入石时擅自删去了这样一段文字：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两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欧阳修见了碑铭拓本后，勃然大怒，声称这不是他的文字，而且斥责范纯仁等：“此吾所

目击，公等 少年，何从知之？”据欧阳修致韩琦信中说，碑文曾经韩琦的修改审定。 范、吕是否解了仇？ 康定元年正月，西夏侵扰，陕西边防危机，仁宗皇帝知道范仲淹有文武之才，于是恢复范仲淹天章阁 待制，知永兴军，寻改知陕西都转运使。五月，吕夷简三度入相。面对着新的边境危险局面，面对着 仁宗皇帝对范仲淹的信任，吕夷简首先考虑的是：我如何对待范仲淹？此时，吕夷简不能不反思十余 年来与范仲淹政治角逐的得与失。他以自己攫取的权利和老谋深算的政治手腕，三次将范仲淹逐出朝 廷，不仅没有使范仲淹有丝毫退缩，不仅没有把他搞臭整垮，反而凸显了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 生”的高尚气节。三黜，表面上每一次都是吕夷简胜出；实际上，真正胜出的都是范仲淹，范仲淹赢 得了天下士大夫的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吕夷简成就了范仲淹的一世清名。吕夷简导演的“三黜 ”，戏剧效果是范仲淹赢得的“三光”。聪明的吕夷简不会不明白，自己的损失太大，太多了。吕夷 简更明白，至关重要的是，范仲淹的忠义及才干，在仁宗心目中一直占有一定的位置。 具有长期执政经验的政治家吕夷简，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他主动对仁宗皇帝云：“范仲 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要求皇帝优渥擢拔加职，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 抚副使。吕夷简这一着棋向皇帝和天下人明示：我吕夷简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与范仲淹通力合作 以图解救国难。 仁宗对吕夷简的表现很满意，当面称赞吕夷简是一位不念旧恶的长者，天下人也以为吕相不念旧恶。 当范仲淹入谢时，仁宗面谕他与吕夷简“尽释前憾”，范仲淹顿首奏道： 臣向所论盖国事，于夷简何憾也。 范仲淹面谢吕夷简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 吕夷简回答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 以上范仲淹的回答，皆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怀。此时范仲淹深知：国家面临危难，吕夷简主政，非 与之通力合作不足以救亡图存。为免吕夷简在朝廷掣肘，在吕夷简有补过之意的情势下，范仲淹特别 地曲己自咎，所以在《上吕相公书》中云： 朝廷方属太平，不喜生事，仲淹于缙绅中，独如妖言，情既龃龉，词乃暌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 ，赖至仁之朝，不下狱以死，而天下指之为狂士……今擢处方面，非朝廷委曲照临，则败辱久之！昔 郭汾阳与李临淮有隙，不交一言，乃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 今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 范仲淹在信中把吕夷简比作唐朝中

兴功臣郭子仪，并引咎自责，很以自己无李光弼之才为憾，深恐有 负朝廷之委任。其言委婉而有深意，盖以国家前途利益为重。范仲淹的推诚相与，吕夷简的立意补过 ，客观上皆大有益于社稷安危之大局。陕西边事能够不再恶化扩大，最终达成和平解决，也确实得益 于范、吕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与合作共事。 关于此事，朱熹的看法较为公正，《朱子语类》云： 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 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

x0c尤可验。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意谓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与之解仇，前 后似不相应，故讳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与周益公书》亦云： ……逮其晚节，知天下之公议不可终拂，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 乱不可如何，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是以宁损故 怨以为收之桑榆之计。盖其虑患之意未必尽出于至公，而其补过之善，天下实被其赐。……至若范公 之心，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拳拳之义，实在国家。固承其善意，既起而乐为之用。其自讼之书 所谓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余矣。此最为范公之盛德 ，而他人之难者。……若摭实而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范、 欧二公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无纤毫之可议。若范公所谓生平无怨恶于一人者，尤足以见 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 朱熹对吕夷简补过之举所做的心理分析，确实坦然明白。朱熹的观点是正确的。庆历四年七月，范仲 淹以参知政事安抚河东，道经郑州，此时吕夷简在家养老，仲淹去拜见他，夷简欣然相与语终日。遂 问道：“参政何为亟去朝廷？”仲淹答道：“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夷简云：“此行正蹈危 机，岂可再入？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为之愕然。后来事实证明，夷简不幸言中了。吕夷 简这种不传之秘也告诉了范仲淹，这也难怪，是年十一月吕夷简病逝，范仲淹有《祭吕相公文》 ：“……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 总之，吕夷简虽有才干智谋，而为人有失忠厚，其权力欲望且极为强烈，排除异己，独专中书事，而 又厌恶谏官的抨击，将攻讦他的人一一放逐，致启北宋朋党之端，而危害后世。

而范仲淹，大节凛然 ，气量恢宏，含忠履洁，公而忘私，无憾于吕公，无憾于天下。正如晁说之所引范仲淹之语：“为官 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晁氏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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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德是依，因心而友”的范仲淹，希望同朝为官的同僚能做到“情深结绶，远思誓带之流；志在弹 冠，潜动濯缨之感”。誓带，指功臣爵禄，世代永传。濯缨，指清除世尘，永远保持高洁。在这里意 思是，同朝做官，相互勉励，忠义为国，清白为官，为后代做出榜样，使子孙后代皆能如此。范仲淹 与韩琦便是真正“结绶弹冠”的僚友，是终生不渝的金石之交。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中进 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是时，范仲淹正在应天府掌教。韩琦来到范仲淹少年成长之 地淄州，听到了许多关于范仲淹少有志操、苦读成才的故事，十分钦慕崇敬范仲淹。 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韩琦任右司谏。是年五月，范仲淹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的罪名，第三次贬出京城，谪守饶州，轰动朝野上下。韩琦对范仲淹危言危行，诤言谠论，心仪已 久，决心效法。他任谏官三年，上七十余疏，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 著名。当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对混乱不堪的社会局势无能为力，无所建明 。韩琦连疏其过，结果四人同日被罢免，名闻京华。《宋史·韩琦传》云：“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 ，每以明得失、正纲纪、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 ，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韩琦到四川赈灾，救活饥民190万，蜀民感激曰：“使者之来，更生我也。”西北战局吃 紧，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陕西，发现使百姓难以承受的苛捐杂税，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 （1040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 调，在此危难之际，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远贬越州的范仲淹，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才 ，堪当大任。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以全家族人的性命担保擢用 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 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韩、范二人意见分歧严重。韩琦持强硬少壮派立场 ，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

众不过四 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力分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 ”。在军事对比中夏强宋弱的总形势下，范仲淹力主守策，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 备的前提下，乘便进讨，更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滑头，说难以定夺，派韩琦、尹洙以攻守 二策呈朝廷，请仁宗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 会师，定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因范仲淹有异议，改为春暖出师。韩琦派尹洙到延州 ，劝说范仲淹与之共同出兵，范仲淹晓之利弊，坚持不能出兵。二月，元昊十万大军进攻渭州，直逼 怀远城。韩琦派大将任福迎击。任福有违节度，贪功冒进，中元昊埋伏，在好水川遭到惨败，六千余 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也死于难。

x0c《赞服道》书手淹仲范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夏竦职务，韩琦与范仲淹也被降职他调。庆历元年十月，宋廷又分陕西 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分别由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主持，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 、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目的在于强化陕西边务。 庆历二年四月，陕西四路统帅皆改武职观察使，范仲淹、庞籍、王沿三人皆不肯拜受。让表三上，坚 辞不受，理由是：“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胡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改观察使 ，则与诸族首领名号相乱，恐为贼所轻；且无功不应更增厚禄。”唯独韩琦受秦州观察使，韩认为时 乃国家用臣之秋，不是臣择官之日。是年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 路军务的王沿降职他调。经过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的惨败，朝廷上下方从事实中醒悟到 ：范仲淹积极持久防御的守策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方略。是年十一月，朝廷采纳范仲淹的建议 ，恢复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旧职，范、韩二人开府泾州，共同防守边陲。按范仲淹的奏请，文彦 博帅秦州，滕宗谅帅庆州。 自好水川全军覆没以后，韩琦对自己的“年壮气锐，虑不及远，幸而求胜”（韩琦《乞坚守攻策奏》 ），已有深刻反省，从此再未提出过主动进攻之策，完全同意范仲淹积极防守的总策略。在开府泾州 就任四路帅守之际，范仲淹谋思深远，马上修书给韩琦曰： 西事之责，在公与走！或各上文字，则虑微有不同，便为人攻击，无以取信。或随众上下，他日谁咎 ？愿公思之。 建议由田况往来协调，议定采取联名上奏的方式，一直持续到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庆历五年正月 ）之际。事实证明，这是范仲淹远见

卓识的一步妙棋，避免了任何授反对派以口实的机会。因此，在 这段时间内，韩、范二人政见基本一致。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稳住了陕西的局势。由于两人守 边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 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 历议和”阶段，边界形势渐趋和缓。庆历三年四月，韩、范同时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杜衍任枢 密使），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闻听韩、范二人擢拔朝中供职，夏竦等人罢去，改革派个个兴高采烈 ，摩拳擦掌，认为正人君子的天下来了，世界太美好了！于是热情撰出《庆历圣德颂》，轰动京城。 诗中对韩、范、富弼等人的重用，称之为“众贤之进”，而将夏竦罢去说成“大奸之去”。头脑清醒 的孙复却告诫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这时，韩、范二人刚刚接到朝廷命令，正在陕西赴 京的路上，闻听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诗，心中很不高兴，认为忠邪说得太直白。当得到石介诗，仔 细一看，范仲淹拍着韩琦的腿说：“事情将让这些怪鬼辈给弄坏了啊！”韩琦也感慨地说：“天下事

x0c不能这样，事情一定要被这些人给弄坏了。”对石介的过激性格，范仲淹早有充分的认识，曾反对石 介充当谏官。据《东轩笔录》卷十三载云： 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 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奇异，若使之谏官，必以难行之事 ，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 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 事实证明，韩、范二人的预见和判断是对的，石介为即将开始的庆历改革和他个人的命运埋下了定时 炸弹。 宋夏转入和议以后，韩、范二人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之间，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 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人，并催促他们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 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条件苛刻，向宋朝提出“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 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想按元昊提 出的条件答应，韩、范二人连上奏章，坚决反对要价过高的和议。庆历三年七月，韩琦上《论备御七 事奏》，认

为当务之急是：“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 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 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了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 改革措施，与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十分切中时弊。 由此，揭开了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加的庆历改革的大幕。是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 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范仲淹一方面主持新政改革措施，一方面关注着西夏的防务。韩、范二人都相继提出巡边。庆历三年 七月十九日，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范请派近臣随同前行，皇帝下诏让知制诰田况为副使。 韩琦为顾全大局，认为自己正在壮年，可备奔走，而范仲淹体弱多病，年龄比他大近二十岁。另一位 任命宣抚河东的任中师年老更不可出行。韩琦先是请代任中师出巡河东，后见河东无边警，继而主动 提出代范仲淹宣抚陕西，出于对老友深情的体谅，另外也是让范仲淹集中精力研究朝政。范提出，今 秋由韩先行，明年春天再去替换韩。韩、范二人考虑问题的着眼点首先是国家利益。翌年范仲淹宣抚 河东之时，担心辽夏数十万大军合并进攻河东路，提出派兵自随以及从陕西出兵增援，余靖在奏疏中 也有同样的担忧。多次出使辽的富弼则认为，辽不会败盟攻宋，杜衍、韩琦也持同样看法，反对范以 兵自随，认为这样反授辽夏口实，不利于边界的稳定。当时，宋夏辽处于一种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关系 中。后来事实证明，范判断有误，辽夏确在十月间发生战争，夏先胜而后败，也促成了十二月间宋夏 和议的最后达成。一向持重谨慎的范仲淹，防患于未然，同样是舍身许国的体现。韩、范的不同意见 ，是出于对敌情不明的不同判断，是正常的意见分歧，是集思广益的讨论。 韩、范二人尽管常常有不同意见，但他们总的目标、方向毫无二致。合作和支持始终贯穿于经略西事 及庆历新政的全过程，韩、范结下至死不渝的亲密情谊，感人至深，韩对范的钦敬推崇也是发自内心 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政治家风度。韩琦《祭文正范公文》曰： 道同气合，千里相符。忝帅于西，乃与公俱。协心毕力，誓翦凶渠。义切王室，情均友于。虽千艰而 万险，仗忠信而如无。仆之望公，公骥仆驽；十驾未逮，敢拟齐驱。人胡弗辨，遂连公呼。自顾无有 ，愧常汗珠。……叛羌来附，一节同趋。与公并命，参翊

万枢。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 言如初。指之为党，岂如是乎！……自公之东，信问时至。爱顾日深，交朋莫二。……公之所存，包 夔蹈高。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云： ……盖杜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 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 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 汉书》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庆历新政遭到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很快动摇了仁宗改革的初衷。庆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 、范仲淹、富弼皆被贬职出朝，为人爽直的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辩析，但毫无结果。三月，韩琦也 被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从此，韩、 范二人以频繁的书信往来，通报情况，交流思想，诚挚勉励，深情关怀。

x0c范仲淹被贬出朝廷以后，已无奢望，正如他给韩琦信中所说：“孤平蹇剥，所得已多，须求便安，以 全衰晚。”但他对韩琦、富弼两位年青人寄予殷切的厚望，希望他们早日再回朝廷，执掌权柄，为国 家生民谋福祉。 范仲淹至南阳，两次接到韩琦的信函，复函云： ……每想松柏之情，金石之论，则心醉神骛，坐越千里，翘望翘望！……公与彦国，青春壮图，宜精 意远略，行复大用，乞自重自重。 庆历七年十二月，韩琦徙知真定府，范仲淹寄信述说自己尽心民事，以保晚节，意在： ……吾道进退，无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彦国与此老无攀缘进取之阶，可无愧于天下。 明公指韩琦。范仲淹所想的是唯恐自己连累了两位有作为的年轻人。此时闻悉西夏内讧，元昊被他儿 子诛杀，信中重提当年欲扫平横山蕃界的宏图，指出此时取攻策乃天赐良机： 西寇天诛，此又与而不取之时也。横山一带，正可行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诚可建白，但虑 不从耳，可惜可惜！ 因老病守邓而力不从心的范仲淹，仍勉励韩琦主动请缨，重展宏图，所虑者，朝廷不从耳。可见收复 横山一线是范仲淹经略西事的战略目标，与韩琦同在泾州时，二人定然有过精心的谋划，投老之年犹 念念不忘。有人片面地认为，范一味地主和，只主张防御，不主张进攻，其实，范仲淹学习的是当年 赵国良将李牧，不到有把握取胜之时，绝不主动进攻出击。范仲淹收复河湟，

恢复汉唐旧疆的雄心壮 志从未泯灭，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实现宏图的舞台与机遇。 范仲淹由邓徙知杭州，书信中念念不忘的仍是： 及领教笔，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遗也，铭著铭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称？矧兹衰晚，未知所报，惶恐 惶恐！惟祝正人早归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范仲淹走到仕宦最后一站青州，给韩琦书信云： ……惟思砥砺名节，以副知己，惶恐惶恐！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继富公之后，庶事有伦，守之弗坠。 但岁饥物贵，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须救济……忧责非轻，岂衰老可当？受国重恩，不忍辞让。拜遇 未卜，日深瞻望，仰祝大拜，为天下福，吾道之至愿。 范仲淹诚心希望韩琦有朝一日能“大拜”，执掌国柄，为天下造福，这是范仲淹终生追求的大道能得 以传承实现的最高愿望。另一信云： 某顿首再拜大资侍郎：伏惟纯德至诚，天下倚望，神灵所护，起居其宁。某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 ，复岁时以来，家多忧苦，以致阙于奏记，徒念念于知己，惶悚惶悚！惟天意在公，早正钧轴，天下 之幸，吾道为光也。不任区区之愿。 别说老朋友韩琦，就是时人读罢此信，谁能不为范仲淹一腔热血的赤诚所感动呢？范仲淹扶病上道赴 颍州的途中，依然书信韩琦“为国倍加自重，至祷至祷”。范仲淹辞世前，最后嘱托韩琦“伏冀倍加 自重，以副天下之望”。什么是金石之交？范仲淹与韩琦之间的友谊是绝好的注释。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誉他“临大事，决大议，垂 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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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与范仲淹二人，从交游到绝交，世称“梅范交恶”，是范仲淹交友圈中一个特例，其间的是非 曲直，时人和后人多有猜测和争议。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安徽宣城人。宣城古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在北宋诗文革 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并称“梅欧”、“苏梅”。诗歌主张：“凡诗，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 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他推崇“作诗无古今 ，惟造平淡难”的平淡之美。他的诗歌创作开宋诗风气之先。欧阳修推他为诗坛盟主，始终称梅尧臣 为“梅老”。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其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司马光曾说：“我得圣俞诗，胜 有千金珠。”当时有“宋文欧公第一，诗梅公第一”的赞誉。 梅尧臣诗艺超群，但仕途却坎坷失意。原名圣俞，后改尧臣，要做一名明君之贤臣，报效国家。可他 早年几次科考，皆未考中。那个时代，

特别重视学历，没有“进士及第”的文凭，做官就很难。到 26岁，他才以叔父梅询的“门荫”，补了一个小官太庙斋郎，后来连续做了几个县的县令，与他在诗 坛的声誉极不相称，他心理极不平衡。 范仲淹长梅尧臣十四岁，他们相识于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范仲淹由河中府通判调任陈州通判 ，途经洛阳，结识了当时任河南主簿的梅尧臣。仲淹殁后，尧臣有挽歌追忆说“京洛同逃酒”。他们 相识极有可能是梅尧臣的内兄谢绛的介绍，因为谢绛与范仲淹是同科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 ），范仲淹因谏废后被贬知睦州，正月到任，尧臣是年八月任睦州属下建德县令。仲淹同年六月改知 苏州，他们见面交往的机会不多。但尧臣有《聚蚊》、《清池》等诗，反映了废后风波，对范仲淹寄 予了深切的同情。尧臣还撰有《读范桐庐述严先生祠堂碑》诗，卒章赞云：“欲以廉贪夫，又以立懦 士。千载名不忘，休哉古君子。”这说明两人政见志趣基本契合。同年，尧臣又有《僧可真东归因谒 范苏州》诗，有云：“谁爱杼山句，使君应姓韦。”（杼山在浙江湖州市，山水绝佳，山上有妙喜寺 ，唐诗僧皎然居杼山，与颜真卿、韦应物相唱和，多有佳作）誉赞仲淹为唐代诗人韦应物，崇慕之情 溢于言表。 景祐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胁迫仁宗皇帝把范 仲淹贬放饶州，举国震惊。时任建德县令的梅尧臣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所谓 “党人”一边，举起了正义之笔，写了许多酣畅淋漓的诗作，赞扬范仲淹像屈原那样是“独醒人 ”，《猛虎行》指斥吕夷简为“当涂食人肉”，赞颂“四贤”是“宁作沉泥玉，无为媚渚兰”。《啄 木》等诗，把范仲淹比喻成专除害虫的啄木鸟。 范仲淹谪知饶州，与梅尧臣相近，二人交往甚多，还曾相约游庐山。范夫人病逝，梅写有挽诗。但梅 尧臣不是政治家，诗人的情感过浓，对范仲淹的政治作风及人格追求不甚理解，两人甚至产生了明显 的裂痕和距离。景祐五年（1038年），尧臣卸任建德县令，在范仲淹款待梅尧臣的宴会上，有一位来 自江南的客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河豚味道如何之佳，引起范仲淹的极大兴趣。梅却认为，为了享用 河豚这道美味，竟要冒生命危险，很不值得。梅即席赋诗《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暗示树党如 吃河豚： …… 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 持问南方人，党护复矜夸！ 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我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 …… 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 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

价该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梅尧臣也 因此得了“梅河豚”的雅号。此乃梅尧臣出于好心的劝诫之语，可后来却真的把范仲淹当作了“树党 ”之人，不自觉地滑到了吕夷简诬陷范仲淹“荐引朋党”的立场上去了。继而梅尧臣又撰写了一篇著 名的《灵乌赋》，所谓好心地劝诫范仲淹：

x0c……凤不时而鸣，乌鸦鸦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 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 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啄，尔饮啄兮尔自 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很显然，梅尧臣郑重其事地劝范仲淹不要批评时政，招来灾祸；更不可树党以自高，“同翱翔兮八九 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傲视一切，招惹天下之怨。为何不学学凤鸟，唱点美妙之声，让人们高兴愉 悦？梅尧臣劝诫说：拴住你的舌头，闭上你的乌鸦嘴，还是用它自由自在地喝水吃饭吧。梅尧臣的人 生政治标杆是：明哲保身，不要树党惹事招灾。但范仲淹却是“发必危言，立必危行”。 面对梅尧臣如此这般的劝诫，范仲淹有《答梅圣俞灵乌赋》诗作答： 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 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卹赋灵乌。 其心迹若高天，若丽日，忠信自许，从不考虑吉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心迹与人格、操守与追求 ，范仲淹也撰写了一篇《灵乌赋并序》，表示理想尚接近，希望能殊途同归：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 躯，徒悔焉而亡路……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 之类……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 ，吾将畴依？……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梅、范两篇《灵乌赋》，其志趣，其品位，高下立现。这才是梅范交恶的真正原因，根底所在。“宁 鸣而死，不默而生”，宛如“不自由，勿宁死”（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 的名言）。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鼓励人们“警于未形，恐于未炽”，大胆言说出来，以取代常 态俗世的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这是一种“自天”的责任。好话谁人不会说，好话谁人

不愿听？不管 天下人如何臧否议论，“儒者救国，以言为先”的范仲淹决心做一只乌鸦嘴！ 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梅尧臣与范仲淹两人社会地位的悬隔，梅尧臣对范仲淹期望值的破灭 ，梅的误会嫌隙，逐步升级为怨怒，发展到公开的人身攻击和诬陷，无所不用其极，乃至范仲淹谢世 以后，梅尧臣依然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这不是范仲淹的过失，只能证明宣扬三缄其口、明哲保身的 诗人自己，没有参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这位超越常人的先辈，一厢情愿酿成的悲剧而已。 早在宝元元年（1038年），梅曾做《袷礼颂圣德诗》等三首投进；康定元年，又注《孙子》十三篇奏 上，可均如石沉大海。此时，年近不惑的梅尧臣，急于报效国家，博取功名，请缨无路，多方投门子 。是年，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相当于西方前线副司令，急需大批人才，为国效劳。其中就 有荐欧阳修为经略府掌书记，相当于秘书长之类。但欧阳修婉言谢绝，表面理由是避谤，坚持“同其 退不同其进”，另一理由是奉亲难离。欧阳修《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有一段耐人寻味 的文字： 今奇怪豪隽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如何尔？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 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 欧阳修谢绝辟命，同时也明确示意希望能考虑辟用像梅尧臣这样的优秀人才。欧阳修与梅尧臣是密友 ，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某些看法，也对梅尧臣产生了很大影响。范仲淹接到欧阳修的书札，没有任何表 示，对文人之间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琐细之事，范仲淹心知肚明，但以沉默应对，淡定处之。 愤怒的诗人梅尧臣发难，写《桓妒妻》诗云：“嫉忌尚服美，伤哉今亦无。”含沙射影指责范仲淹。 康定二年（1041年）秋后，梅尧臣离京赴监湖州盐税任，欧阳修邀请馆阁校勘陆经（字子履）作陪 ，为梅尧臣饯行，席间谈及西线战事和诗人的怀才不遇，尧臣大醉，作《醉中留别永叔子履》诗云 ：“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酒酣耳热试发泄，二子尚乃惊我为。”无奈地自嘲去南方就 任盐税官糊口吧，“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欧阳修即席作《圣俞会饮》诗云：“遗编 最爱孙武说，往往曹杜遭夷芟。关西幕府不能辟，陇山败将死可怜。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 衫。”遗编两句，即指梅注《孙子》十三篇，在曹操、杜牧注释的基础上有所发明。关西句指范仲淹 未辟召诗人梅尧臣。陇山句指任福好水川之败。最后两句指自己力不从心，因为宋制是侍从以上官员 才有举荐之权，欧阳修位卑而不够资格。

末句道出圈中人认为满腹经纶的梅尧臣不为范仲淹们看重 ，年已不惑犹白发青衫。

x0c尹洙与梅尧臣关系极为亲密，他为什么不向范仲淹或韩琦举荐梅尧臣呢？梅与富弼也有交往，富弼也 没有伸手拉梅尧臣一把，终使诗人潦倒穷困，也是难解之谜。从这些信息分析，诗人梅尧臣大抵存在 着某些弱点或性格缺陷，缺乏始终如一的操守。 庆历四年（1044年）发生的震惊朝野的“奏邸之狱”事件中，梅与李定相识，但对李定的行为颇有微 词，《杂兴》诗云：“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说梅介绍李定引起 “奏邸之狱”，属于猜测；说范仲淹怀疑梅与旧党串通一气不太符合史实。梅尧臣与被逐出京城的苏 舜钦、王益柔、宋敏求、王洙等，都有较深的友谊，也均有诗送行。故，“奏邸之狱”并不是梅范交 恶的原因。 范仲淹被解职，梅尧臣的积怨非但未消，对范的攻讦反而愈加升级。《谕乌》诗乃至株连范仲淹的儿 子，称“养子颇似父，又贪噪豺狼”。此纯粹为诬陷之词。《日蚀》诗云：“而今有嘴不能噪，而今 有爪不能攻”，实有落井下石之嫌。其宣告梅范公开决裂的代表作《灵乌后赋》，公然指责范仲淹 “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攻击范仲淹 为结党营私的小人。恼羞成怒的梅尧臣将一生怀才不遇的原因全归咎于范仲淹，视其为恩将仇报的仇 人。失去理智的诗人梅尧臣，个人情绪化的怒火焚毁了自己的操守底线。范仲淹谢世后，梅尧臣有《 述哀感旧》挽词三首，第一首云：“文章与功业，有志不能成。尝以跻高位，终然屈大名。”这是梅 对范的盖棺之论，违背历史的公论。第三首云：“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 无。”这是曲解攻击范仲淹知杭州的救灾奇策，他与同僚日夜宴游于湖上，而且大兴土木。鸿鹄之志 ，燕雀岂能识哉！这里顺便引述范仲淹举荐属下的一则故事，宋俞文豹《清夜录》载：“范文正公镇 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公即荐之。 ”范仲淹一时疏忽，忘记了举荐在外执行任务的苏麟，立即弥补一时的疏忽。对下如此宽厚的范仲淹 ，倘若梅尧臣真的是个人才，范仲淹绝对不会置若罔闻，不投之以援手。嘉祐三年（1058年），范仲 淹去世六年以后，梅尧臣对范仍不能释怀，对当年赞誉范的言行颇感后悔，《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 云：“曩者忤贵势，悔说乌鸟灵。乌灵反见怒，终恨屈此诚。当时语颇错，盍呼为大鹏。于兹傥遇之 ，应解颈颊赪。”

要是今天遇到了像乌鸦一般叫唤的范仲淹，我就应当教这只乌鸦脖颈见红。梅尧臣 还写有《碧云騢》，遍诋当时的名公大臣，似乎得了精神失常病。向已经故世的前贤大泼脏水，不仅 丧失忠厚之旨，而且已经滑向反复无常的小人之辈。范仲淹生前故后享有重名，被公认为开一代士风 的领袖人物。梅对范的攻讦，宋人和后人均难以理解，甚至断为伪作。实则《碧云騢》是梅所撰确凿 无疑。叶梦得的评断应为当时的公论：“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 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世颇以圣俞为隘。”范仲淹对梅的一再攻 讦和诬陷，从未向欧阳修、尹洙、富弼、韩琦等谈及片言只字，或做任何辩解说明，沉默是最有力的 回应，其器量见识迥出俗辈，不愧为士林领袖。“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范仲淹，终生求贤若 渴，见贤必举，他秉政时期，没有举荐一代诗人梅尧臣，说明他荐用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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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矜持自重而不争执，和睦群众而不勾 结。《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郑玄注：“忠信为周，阿党为比。 ”君子与人共处，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不与人共处。“党”在古代是贬义词，指结党营私 ，与君子的道德操守不沾边，不搭界。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有意见之争 ，有利益之争，必然表现为党派之争。 朋党之争，古已有之。《战国策·赵策二》：“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 ……”《晋书·郤诜传》：“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 ……”朋党之争是官本位社会的痼疾，是封建帝王最感头痛的事。东汉的“党锢之祸”及唐代的“牛 李党争”均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北宋王朝，恪守祖宗家法的宋仁宗，对朋党的警惕防范达到了神经 质的地步。景祐、庆历年间的朋党问题成了改革派洗刷不掉的罪名。许多论者将北宋党争归咎于景祐 年间的吕范之争，更有论者认为吕范之争根源于范仲淹个人性格上的缺陷。 范仲淹既不是北宋朋党之争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北宋朋党之争的推波助澜者，他是北宋朋党之争最大 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北宋朋党之争始于真宗时期。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患中风卧床不起，朝中 出现权力之争的两派：一派以宰相寇准、李迪为主，力主权力移交太子赵祯；一派以枢密使丁谓、曹 利用等人为首，力主权归刘皇后。一日，寇准借探视皇帝之机，建议

考虑宗庙之重，传位太子，或由 太子监国，并讲丁谓等人不可用。恍惚中的真宗同意太子监国，寇准拟诏操作过程中不慎在酒宴上透 出信息。丁谓闻之大惊，急忙到皇帝面前追问，精神恍惚中的真宗记不起对寇准的口谕。丁谓立即进 谗言，说寇准假传圣旨，造谣惑众，犯有欺君之罪。丁谓胁迫真宗罢去寇准相位，贬为道州司马。丁 谓与李迪共掌朝政，政见不和，继续争执不已。一日，丁谓愤然进言李迪等人“互为朋党”，李迪愤 然回击，真宗生气，二人同时罢相。不料第二天，丁谓找到皇帝，一番言语后，又官复原职，而李迪 却贬向山东郓州。真宗去世，刘太后秉政，丁谓借机将李迪、寇准诬为“朋党”，株连的人很多。丁 谓开启了北宋历史上第一次朋党之争，范仲淹还曾为寇准鸣不平。 代表中下层士大夫及民众利益的范仲淹崛起天下以后，他特殊的困苦坎坷的个人身世，涵育出他“救 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的伟大抱负，磨炼出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铮铮铁骨，景祐年间与权 贵代表人物吕夷简进行了殊死博弈，三谏三黜，最后以“朋党”的罪名贬放饶州，连夫人也于此时病 故去世。他不怨天，不尤人，兴建庆朔堂，表示忠诚国家社稷，惠一方之民，为天子分忧。 当庆历改革激起宫廷内外的愤懑而朋党之论充斥朝廷之时，懦弱而又惶恐的宋仁宗问大臣：“‘自昔 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 ，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四八）范仲淹在这样咄咄逼人的情势下，也只有这样无可奈何地辩解，与欧阳修上呈皇帝的《 朋党论》，观点完全一致。《朋党论》开门见山指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 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文章继而阐述 了“以同利为朋”的“小人之朋”是不能持久的，因而是“伪朋”；而只有“以同道为朋”的“君子 之朋”，才是经得住考验的“真朋”。因此，君主只要认清了这一点，并且做到“退小人之伪朋，用 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以君子小人来区分朋党，已经不是孔子所说的原来道德意义上的 “君子”“小人”了，而是具有代表和维护不同阶层群体的不同意见、不同利益的政治层面的宗派或 集团的概念了。 但就庆历改革的领袖人物范仲淹来说，“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立朝行事，唯以国家 、民众利益为重，绝无结党营私的丝毫痕迹。最能证

明范仲淹政治胸怀宽广、以国事为忧、以大局为 重的是吕范解仇，共同抵御西夏强敌。今《范仲淹全集》有范摄西事给吕夷简的三封书札，其真实性 无人怀疑。仔细读来，范仲淹表达出国难当头，当同心协力，内外相济，文武同其休戚的赤诚热望。 第三封信写于皇帝诏授其邠州观察使，范连上三表，坚辞不受而未获批准之际。其理由有三：功小赏 重，名不副实；不愿以文职换武职；开启西夏轻视之念（观察使乃一介武夫，不如龙图阁学士享有盛 名）。给吕信的内容与三通辞让表内容完全一致，无非请宰相吕夷简代为说服皇帝，期望有转圜余地 。信尾云：“相公弼谐于内，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让也；某辈奔走于外，经画百事，亦不得而让 也……赖相公坐筹于内，某辈竭力于外，内外协一，奉安宗庙社稷，以报君亲，以庇生灵，岂小节之 谓乎！”这封信实则与吕范子孙争议不一的关于以郭子仪、李光弼作比喻的《上吕相公书》的内容完 全一致。苏辙《龙川别志》论及吕范朋党之争事云：

x0c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许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直，公亦 不喜也。自越州还朝，出镇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其后以参知 政事安抚陕西，许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于是许公欣 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许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 。”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 公。予见张公（方平）言之，乃信。 范仲淹相比吕夷简，政治谋略不仅是略逊一筹的问题，而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倘若可以苛求古人的话 ，范仲淹对当时民生社稷的政治问题，忧患过甚，言之过直，行之过激。倘若他像吕夷简那样世故和 圆熟，那就不是“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的范仲淹了。吕夷简执政期间，欧阳修批评说 ：“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政局败坏，积贫积弱 愈演愈烈。这是当时的社会公论。《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说得公允：“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 。”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范仲淹有《祭吕相公文》，并非是应景的文字，其诚挚哀悼是发自 内心的。就这些历史文字看，景祐年间水火不容的政敌吕夷简与范仲淹，晚年各自检讨了自己，相互 吐露了皇权政治下执政

的许多内心秘密与苦衷。吕夷简生命弥留之际，有写给范的“遗书”，范仲淹 说“得公遗书”，但这遗书已经埋在了历史深处，范仲淹没有保留下来，我们今天就难以在更准确、 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吕范解仇后的内心秘密。 更能佐证范仲淹不为“朋党”的是梅范交恶。梅尧臣的基本政治倾向和言行是支持庆历改革派的，并 且与范仲淹有过一段时间的密切交往，但当他希望范仲淹荐拔擢用他的个人愿望破灭之时，梅尧臣冲 破理智的底线，对范仲淹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人身攻击。范仲淹心如介石，以沉默回应之。梅尧臣此时 拾起了改革反对派惯用的杀手锏，斥责范仲淹结党营私。吕范解仇和梅范交恶是范仲淹不为“朋党 ”的两大铁证。“朋党”是庆历改革中守旧派强加给范仲淹的“恶谥”而已。因此笔者难以苟同“庆 历改革导致朋党之争”之类的说法，朋党之争不是庆历改革的必然产物。 北宋最大的朋党之争是司、王交恶。王安石与司马光原本是生死之交，两个人相处，无话不谈。但王 安石提出变法的主张后，司马光坚决反对，三次致函王安石，劝他重新考量治国大计。王安石的反应 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两人政治上分道扬镳，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终生不再往来。从 熙宁二年（1069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变法执政历时十六年。高太后听政 ，任用司马光为相，废除一切变法，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史称“元祐党”的 保守派。元祐二年（1087年），司马光将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列 为“熙宁奸党”，悉数赶出朝廷。“熙宁”“元祐”两党交替执政，打得昏天黑地，变成“窝里斗 ”，弄得朝廷四分五裂，朝令夕改。下层官员无所适从，官场乱局中让蔡京等投机分子执掌了大权 ，最终把北宋王朝推向了覆灭的深渊，酿成靖康之耻。朋党之争成了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后 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值得思考的是，庆历改革中支持参与改革的许多人，到王安石变法时，大多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特 别是韩琦、富弼、欧阳修、苏轼等名臣，包括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被列入 了三百零九人的“元祐党籍碑”。这是为什么？司马光等人认为，历代的改革没有成功的。他们没有 找到真正的根子在哪。皇权专制下的改革，最终是皇帝说了算，围绕着皇权转，而不是围绕着国计民 生转。王安石试图以法治国，这无疑是进步的。但专制皇权最终不容侵犯。圣旨就是最高的法律。纵 观北宋三次朋党之争，审视一下寇准、丁谓、吕夷简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领袖人物，无论大 节还是人品，其中真正正大光明、不为朋党的只有范仲淹。范仲淹从筮仕广德，为民公正执法而得罪 上司，卖掉仅有的一匹马而徒步上任亳州，历经出将入相的宦海生涯，最后由青州扶病上任颍州，而 半途病逝徐州，依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连丧葬费也是僚友凑集的。他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秉持着“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的一腔浩然正气 ，终生践行着活民、惠民、爱民的民本思想，走向了历史人物的至高巅峰。不是他本人十全十美，性 格上没有缺陷，言行上没有过失，其真正的秘密完全在于他“为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人 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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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早在淄州长山学宫读书之时，便立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宏大抱负，目的只有一个 ：利泽天下生民。历史尽管把范仲淹推向了追求良相的仕宦之路，但他对良医高度认可的初衷没有变 ，终生深究医道，宣传医道，践行医道，医道既是他自我养生健身之法，更是他活人惠民的辅助之术 。照今日的话说，就是当一名业余医生。 一、深究 《 黄帝内经 》， 掌握养生之道 《黄帝内经》为《素问》和《灵枢》的合称，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它奠定了中国天人相应 、阴阳平衡的生命科学理论，成为指导人们养生、康复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内涵博大精深，它追求的 最完美境界是遵循自然规律，以享天年活百岁。《素问》首篇有言：“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 ，不亦晚乎！”范仲淹在青少年时期，对《黄帝内经》下过一番学习功夫，四处游学过程中，又拜访 了许多民间的良医，积累了丰富的养生医疗知识。 范仲淹写给金石之交韩琦的一封书信中，专门论及黄帝医道： 某启：递中累辱荣问，承经武外，起居休宁云。承有微恙，寻以平复。人之生也，分天地之气，不调 则其气不平，气不平则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于十二时中，寝食之外，皆徇外事，无一时调气治 身，安得而不为疾耶？请挪十日之功，看《素问》一遍，则知人之生可贵也，气须甚平也。和自此养 ，疾自此去矣。爱重爱重！《素问》奇书，其精妙处三五篇，恐非医者所能言也。《书序》云“三坟 言大道也”。此必三坟之书。宜少服药，专于惜气养和，此大概养生之说也。道书云“积气成真 ”，是也。惟节慎补气咽津之术可行之，余皆迂怪。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乱，宜无信矣。儿子致 疾，由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