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农业保险条例「推荐」

解读农业保险条例「推荐」

解读农业保险条例「推荐」

　　《保险中介》：虽然这么多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农险业务，但农业保险的96%还是主要由6家保险公司在经营，即4家专业农险公司(安信农险、安华农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国元农险)和2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您怎么看待当前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

　　黄英君：这种现状的根源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1982年农业保险复业，中国人保是当时唯一的一家保险公司，承担了具有最初财政性质的农业保险业务。直至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前身)1986年7月成立，第二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成立。兵团保险成立初期一直以农业保险业务为主，且为一家区域性公司，主要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服务。2002年9月，兵团保险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并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相关分公司继承公司传统，依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直至今日。2004年起，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逐步推进，4家专业农险公司——安信农险、安华农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国元农险陆续成立，并以区域性农业保险业务为主。

　　目前，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东到上海，西达新疆，当地保监局大都将本辖区内的农业保险试点当成头等大事，中国保监会系统会同各级地方政府在全国积极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此时，作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保险，保障品种已经从主要粮食作物扩展到奶牛、生猪、烟叶、果树、西瓜等多种牲畜和农作物。初步显现了保监会起初秉承“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理念的预期效果。

　　“兼有政策性和商业性”

　　《保险中介》：《意见稿》表明：鼓励金融机构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业生产组织和个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黄英君：从农业保险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这绝对是一个长期利好的举措。承前所述，《意见稿》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而非“政策性保险”，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如此，作为兼有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它仍然有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对于农业保险产品，特别是多重风险或一切险保险产品，虽然也要通过交费获得保障，但并不完全具有私人产品性质，存在较多的“搭便车”现象，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效应十分明显。

　　首先，农业保险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灾后的经济补偿管理，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功能，不乏公共品的特征，而且更多地倾向于公共物品特性。其次，农业保险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农民不购买保险就不可能获得发生灾害损失后的经济补偿。而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这又说明，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最终的受益者是保险标的的最终消费者。其正的外部性体现在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两方面，是农业保险需求不足、供给有限的直接原因。故而，笔者曾经多次论证，仍将农业保险的属性界定为准公共物品，并应给予足够的财政税收支持，且可以采取多种供给形式。

　　鼓励金融机构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业生产组织和个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可以引导更多农户参与投保红海行动演员表农业保险。甚至可以进一步引导农户投保，规定农户只有投保了相关险种，才可以获得相关信贷支持。事实上，这也是国外农业保险实践比较常用的做法，使得自愿性农业保险演变成为“变相”的强制性保险，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业风险具有较强的可保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条例》有望出台且有待完善”

　　《保险中介》：《意见稿》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可预测性的困难?该如何解决?

　　黄英君：《意见稿》初步确立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涉及很多制度要素。譬如，风险分散决策、特殊经营规则、财政支持模式名胜、部委协调机制、监管体制、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等，这些都属于农业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但更多是一些原则性设计，有些内容还不够细化。这也就可能给以后的执行带来一些困难。当然，我们也很有必要对这些可预期的困难提出相关的解决方向和方法。

　　首先，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有效运行机制。立法的有效性有赖于由该法确定的利益诱导机制，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组织制度，决不能照搬国外模式或其他地区模式。因此，很有必要基于农业保险运行机理，构建包含农业保险发展的风险管理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政府诱导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再保险机制等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其次，部委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行问题。尽管《意见稿》中，关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的规制是很大突破，而且也明确了中央(部委)及地方相关部门职责。但农业保险经营运作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一个部门推进不力，极易可能导致运行不良，甚至满盘皆输。这也是《农业保险条例》能否真正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所在。

　　第三，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规定模糊。应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界定农业保险的业务范围、操作办法、机构建制、资金投入、保障水平和管理规则等与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相关的事宜，并辅之以必要的实施细则。

　　第四，农业保险业务的独立核算和税收优惠问题。我国的农业保险要想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应将农业险保费独立核算，国家不但对农业险免收营业税和所得税，还应给予适当的财力支持和政策扶持，即首先应在核算体制上理顺。

　　最后，关于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不是一个单一的制度，而是一个制度体系;其次，在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时应更多考虑路径依赖问题;最后，在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时，应更多关注制度创新的原则。因此，对于农业大灾风险分散，可以分而论之。

　　《保险中介》：目前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您认为该从哪些方面去解决?

　　黄英君：我国农业保险试点难以获得政府可持续的支持，是目前农业保险发展始终受限的最大瓶颈。而这个瓶颈的根源就在于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缺失。

　　《农业保险条例》不出意外将会很快出台，在此既定背景下，农业保险发展的长期瓶颈初见端倪。而农业保险短期内的优化方案只有在现行背景下，解决农业保险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政府层面，必须对各级政府行为进行规制，实行问责机制，倒逼基层财政补贴的跟进;保险公司层面，应多开发适宜不同地区的创新型险种，为农户提供具有潜在需求的农业保险产品，这应成为一种责任。同时，要做好理赔服务工作;投保农户层面，在自身意识的约束和收入水平限制逐步改变的情况下，在补贴支持的前提下提升保险意识，积极参与农业保险。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应加强合作，宣导保险知识和理念，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金融服务政策(如信贷优惠等)，引导农户投保，扩大农业保险的广覆盖面。

　　《保险中介》：《意见稿》中还有哪些待完善和未确定的地方?

　　黄英君：前面大致提及了《意见稿》中一些有待完善和未确定的地方。譬如，农业保险合同的细则、财政补贴模式、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以及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等内容，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整体而言，《意见稿》不应在很多方面仅仅对农业保险进行一些原则性规定的制度安排，还应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能够细化的就尽可能细化，尽可能避免“另行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等情形。如果从改革开放后复业(即1982年)算来，大家期盼了30年的农业保险立法终于有了眉目，如果再进行“另行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等不知又要等多少年。农业发展需要农业保险支持，农户也迫切需要农业保险这种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等不及，也等不起。

　　最后，在既定框架的前提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财政补贴模式问题。对于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涉及“如何补?补给谁?补多少?”等实施细节以及营业税、所得税等减免问题，需要尽快出台配套措施，以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