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守仁“知行合一”论

浅析王守仁“知行合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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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守仁“知行合一”论

　　摘要：“知行合一”是王明心学的主要观点。本文把知行合一论问题放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并结合王明致良知学说来探讨知行问题，同时揭示出知行合一论对于朱熹理学的修正。

　　论文关键词：王明,知行合一,致良知

　　
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谥文成，浙江余姚人。他是继朱熹之后，宋明理学又一影响深远的思想巨匠。王明的学问宗旨是“致良知”，其学问的主要特色即体现为知行合一。

　　
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知一般被认为是道德知识，行则是道德践履，是以知行问题是绾结着道德来论及的。最早论及知行问题应为《尚书》：“非知之艰，惟行之艰”。朱熹在其哲学体系中大量讨论知行问题，此问题遂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大体上来说，朱熹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知行的，即先后与轻重：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朱熹讲知先行后，是就道德上来说，即致知与力行的先后关系，他认为一个人首先应该知晓道德原则，才能够在行为上合乎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成为道德的人。这是就先后来说，落实在行上，则有轻重之分，只有真正去践履孝弟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他是孝弟的。客观地来说，朱熹的知行观是圆融周备的，他既看到了主体认知与力行方面的内在关系，又从效果方面揭示出力行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朱熹的学说蕴含着二元的机制，其后学在申说朱学宗旨时，往往偏重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难免造成支离的弊病。随着朱子学成为官方哲学，并逐渐当成士人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该学说本身内蕴的批判精神与开放精神日益消失殆尽。再加上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功利主义渐成泛滥之势，整个社会出现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王明知行合一之论正是切中时弊，充分揭示了当时士人知与行割裂的状况，以期从根本上纠正当时的学风士风。知行合一是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的第一个命题。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明于贵州龙场驿悟得圣人之道，次年，阳明于贵阳始论知行合一之旨。知行合一之论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震动，但这一观点是阳明一生坚持的观点，即便在他提出致良知之后，他还多次重申这一观点。

　　
王明的知行观首先针对的是光知晓道德原则，比如孝弟，却不行孝弟的人，阳明说：

　　
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这里所说的知行本体，是指知已逻辑地包含了必能行，说行即逻辑地内蕴了知。正如说一个人知孝弟，是说此人已行了孝弟的事，而不是指该人天狼读后感只知说些孝弟的话;换言之，说一个人行了孝弟，则此人必然心中了然孝弟了。这便是知行的本体。依阳明之意，主体所本有的道德本心(按，江右之后即所谓“良知”)本身便是道德原则的制定者，如此便先天地知晓道德原则，然此心不是“一团血肉”，它是主体发到道德行为的源动力，道德本心内蕴着一种不容自已的力量驱动着主体去践履道德行为，故曰“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又载：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是批评那种“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得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的主张，依阳明看来，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的功夫，也没有脱离知的独立的行的功夫。知行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应当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就知而言，知为行提供指导，知始终灌注于行之中，尤其是道德行为中，良知至始至终都是一条鞭地下贯于其中，始终为主体的行为作价值的领航;就行而言，行是知的实践，即行是从具体事为上来落实知，另，知本身亦须通过行才能称得上是“真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知行其实主体行为之一体两面任何人、任何行为想知行不合一是决不可能的`。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之时，还从动态的角度来展开，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换言之， “知”有行的因素，“行”有“知”的因素，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知行是合一的。

　　
江右以后，阳明揭“致良知”宗旨，致良知三字亦把知行融摄进去。传统上一般认为，良知属知，致良知属行，明末大儒刘宗周有云：“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致良知便是把主体本有之良知推致并扩充至极，推致便是依循良知本体来践行道德，良知便是阳明的立言宗旨，在良知的判断下，善念恶念了然于心中，《传习录》下载：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是则还它是，非则还它非，良知是主体自家的准则，依循着这一准则实实落落地去做便可，这便是知行合一。扩充至极便是把良知充塞于主体构建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天德流行之圆善境界。致良知的精义始终在于践行。相对于知行合一来说，“致良知”三字收摄了本体和功夫两方面，既点出了学问的头脑-----良知，又重视道德的践履----致良知，这是从一个更完善更高的层面来揭示说明知行合一。

　　
王明提出知行合一当然有批判朱熹“知先行后”之说，但笔者认为，我们在考察朱熹与王明二人的知行观时，应当认识到朱熹是从经验认知层面来说先后的，王明是在伦理道德的纯粹性这一点来说知行合一的。我们只能客观的说，朱熹知先行后说确实有造成分裂知行的可能，但绝不意味着朱熹本人就赞同知行完全为二。更为重要的是，王明“知行合一”之论针对是当时许多人只晓得说些孝弟的话，而不知切实地去做孝弟的事，或者把知行分做两件，要么造成不能精察明觉，陷于冥行，要么不能真切笃实，陷于妄想，为此，阳明引用《论语》中的话来说明知行合一之理：“‘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是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王明“知行合一”说之时，亦可见其今日之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王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朱熹.朱文公文集[M] .四部丛刊本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