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意不在书”。“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第三段为了加强说服力,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
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坦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杨慎《三苏文范》: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二:⑴先说忍与不忍之规模,方说子房受书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命以仆妾之役,使之忍不耻就大谋,故其后辅位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⑵一篇纲目在“忍”字。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卷六:发得圯上老人意思彻,亦是磨礲千古英雄型范。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卷六引钱文登:一意反复到底,中间生枝生叶,愈出愈奇。
归有光《文章指南》:作文须寻大头脑,立得意定,然后遣词发挥,方是气象浑成。如韩退之《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以“盲”字贯说,苏子瞻《留侯论》以“忍”字贯说是也。
储欣《唐未十大家全集录·东坡全集录》卷二:博浪沙击秦,一事也;圯桥进展,又一事也。于绝不相蒙处,连而合之,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五:子房不能忍,老人教之能忍,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文至此,真如独茧抽丝。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此篇以“忍小忿而成大谋”一句,发由黄石授书之意。虽未必合于当日事情,但能忍不能忍之间,实为刘、项成败之案。说得中寲。且以黄石为秦之隐君子,卓识不刊。可唤醒世人狂惑。文字之佳,又其余事耳。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人皆以受书为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撤开,拏定忍字发议。滔滔如长江大河,而浑浩流转,变化曲折之妙,则纯以神行乎其间。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铁冠道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四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南宋理学方炽时,加赠谥号文忠,复追赠太师。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虽赞同政治应该改革,但反对操之过急的政策及王安石任用的后任吕惠卿,因此招来新党爪牙李定横加陷害;后来又因苏轼反对“尽废新法”,受到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斥退,终生当不了宰相。由于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两边不讨好导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云戏称为“一肚皮不合时宜”。在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书;绍圣年间因新党的章惇为相,又加贬谪至儋州(海南岛)。
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苏轼遇赦北归时病卒于常州,时年65岁。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苏轼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在散文、诗、词、赋均有成就,且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枯木怪石图卷》等。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编有《苏文忠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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