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忱，B-25型轰炸机机长

人物生平

何其忱原名何培茂，1920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现居天津，据称是中国目前仍在世的4名飞虎队队员之一（其他3名在台湾）。18岁时，他由堂叔何鲁（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提携，入读载英中学。该校位于重庆唐家沱铁山坪，于右任任董事长、何鲁任校长。1940年秋，他考入重庆大学水利系。

1942年春，国民政府空军在重大招考留美空军军官学员，要求凡体检合格、英语考试通过的学生都必须入伍。何其忱两项达标，但家有老父，去留颇感犹豫。在何鲁的激励和支持下，他怀着爱国热忱，毅然应征入伍。

1942年5月后，他先后在昆明云南驿航校空军军官第十五期飞行班、四川宜宾空军航校受训，各门功课成绩名列前茅。年底，他被选派到美国接受作战机飞行专业训练。

战争时期去美国的旅程非常艰辛。何其忱和战友先绕道印度，再乘船到英国伦敦，等待一个多礼拜，再乘船，最终到达美国纽约港，历时一个多月。上岸后，他们乘军用列车抵达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就读于道格拉斯空军军官高级飞行技术学院。1943年12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与其他8名战友被选派到美国纳洪塔空军战略轰炸机机长班，学习驾驶B25战略轰炸机以及该机型超低空轰炸战术。

1944年初，何其忱学成回国，编入中国空军中美混合飞行联队（飞虎队）第一大队1中队，任B25型轰炸机机长。第一大队驻重庆及陕西汉中机场，为轰炸机编队，共10架B25型轰炸机。当时，日寇有几百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在中国各地侵袭，并占据许多重要机场。第一大队主要任务就是轰炸长江以北的日寇机场、摧毁日寇飞机。按任务区分，何其忱先后轰炸北京南苑、西郊以及保定、山海关、沈阳、太原、郑州、汉口等机场。

轰炸机最关键的问题是命中率，飞得太高，不易击中目标，太低，在地面防空炮的射程之内，极不安全。这就需要机组人员，特别是机长胆大心细，准确判断。一次，作战指挥部获悉日寇在天津机场停有40多架战斗机，立即命令何其忱机组从汉中机场起飞。到达天津机场上空，他们发现敌机相互间距约100米，每架敌机三面用土墙围住，上面盖有钢板伪装，如果高空投弹，敌机毁损率会很不理想。他们冒着极度危险，果断采取低空轰炸战术，一次性炸毁敌机20多架。据情报分析，由于我方对华北机场进行频繁而全面的攻击，迫使日寇将大部分飞机调往华南或东南亚。还有一次，从太原获悉，临汾某山区设有日寇毒瓦斯武器制造基地。指挥部根据情报在地图上找出方位，制定了轰炸方案。何其忱机组接受任务，对目的地进行了定点排查式（地毯式）轰炸，一举将基地全部摧毁。另一次，有几十名日寇官兵在信阳某地集中活动。得知情报后，他们紧急起飞，找到目标后出其不意地进行低空袭击导致其伤亡惨重。

机组还曾经轰炸过日寇占领的北京西郊钢铁厂，及沈阳、太原、洛阳、郑州等地的武器制造厂。他们还采取低空投弹方式，轰炸黄河大铁桥，北京、汉口、山西、洛阳、信阳等地的铁路及桥梁，在短期内切断了日寇军用火车运送军备物资和部队人员的通道，迫使日寇转向公路运输。他们又跟踪在河北易县、河南许昌、信阳等地猛烈轰炸向南运行的日寇汽车和坦克部队。

1945年3月一天，据可靠情报，日寇调动30多辆军车和坦克从河南开往湖北襄樊，指挥部派何其忱机组前去搜寻轰炸。下午，他们从汉中机场起飞，沿公路往南飞行搜索，直到傍晚也未找到目标。正当有些气馁时，他们突然兴奋地发现公路上有许多缓慢移动的黑点，知道目标已出现，便毫不迟疑地俯冲投弹，低空飞行扫射，炸毁20多辆军车及坦克。被炸得晕头转向的敌军醒过神来，立即用机枪、坦克的高射炮还击。交火中，飞机自动接收定向方位的无线电设备被击毁，由于无法联系，返回汉中已不可能。何其忱熟悉成都机场地面定向设备，便掉转机头飞向成都机场。因搜寻目标花费时间过长，飞机接近成都上空时，油料耗尽。何其忱下令机组人员跳伞，7个人全部安全着陆在岷江江边。当地老百姓前来救援，得知他们是飞虎队员，把他们当作抗日英雄，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此役除何其忱头部被敌炮击碎的机窗玻璃划破外，其他6人安然无恙。

伤愈后，他被派到中美混合航空联队飞行指挥部，充任美国飞行指挥员的翻译和参谋。在此期间，他翻译了美国空军军官飞行学校的相关教材，约20多万字，供中国飞行员使用。

整个抗战期间，何其忱参与36次作战方案研究，讨论制定空战技术和战斗攻击方式等细节，作为机长、正驾驶，亲自架机参加空战20多次，空中战斗飞行时间达160多小时。他获得中美混合飞行联队（飞虎队）颁发的奖证，被授予二等英雄荣誉称号。

1945年8月，在美英中苏的敦促下，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何其忱驾驶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运送国民政府军政代表，赴湖南芷江机场接受日寇投降。9月8日，他驾驶“美龄”号专机，搭乘中国战区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总代表何应钦等8名军政人员，在9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抵南京。9月9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他参加了仪式后的欢庆宴会。

此后，何其忱驾机运送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防部有关官员，到台湾、海南岛、东北开展接收工作，运送政府官员到边界，确认当地民众国籍及国家疆界。

1946年4月，何其忱驾机由南京飞昆明，被查出走私美国香烟一千多条。作为机长、事前一无所知的他被判刑九年半，在关押9个多月后，被空军空运队大队长保释出来（因走私香烟之事与他有关），但被开除军籍。

1947年6月，何其忱加入中央航空公司，任副驾驶，一年后转为正驾驶。1949年4月，中央航空公司迁至香港。他积极参加了由共产党组织的“两航”起义人员的动员工作。11月，按组织安排，他与其他飞行人员离开香港赴广州，北上到天津。

回大陆后，他将姓名更改为“何其忱”，意为“如此热忱”，代表回归祖国后的兴奋与热情。1950年5月1日，他作为飞行领队机长，编队带领三架运输机和空军数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检阅。8月1日，作为首航机长，执行天津经北京、汉口到重庆，再从重庆返回北京的飞行任务；1951年9月后2年时间，调空军十三师民航直属中队，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执行在空中禁区空投物资任务；他还先后为彭德怀、贺龙及邓小平家人驾驶专机，参加新机型试航、西藏拉萨机场位置的选定等工作。

1988年，何其忱从中国民航局光荣退休。

人物逝世

2018年9月28日清晨5时30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飞虎队”队员何其忱因病在天津家中逝世，享年99岁。

人物故事

　何其忱与他“飞虎队”的战友们何其忱在抗战时期加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是B-25型轰炸机机长，先后参加20多次空战，空中战斗飞行时间达160小时，但奇迹般的从未在空战中受伤。

他见证日本侵略军南京投降仪式和中国政府接收台湾、海南岛、钓鱼岛，参加“两航起义”，1950年“五一”劳动节驾机飞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1950年8月1日新中国民航“八一开航”，独自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苏制米格飞机，并曾为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国际友人执行专机、包机飞行任务。

他是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　

何其忱，在家乡亲眼目睹打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全家五口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当他亲手把尸体埋掉后，心里也埋下了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

1940年秋天，20岁的何其忱考入重庆大学水利系读电机专业。当时的重庆，是日军飞机恨不得夷为平地的中国抗战“首都”。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同胞死于敌寇狂轰滥炸之下。

1942年，国民党空军在各大学招考飞行员，何其忱体检、考试合格，加入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飞行班学习飞行驾驶。

1942年10月，父亲以空军副中尉军衔被选送到美国学习。学校飞行训练分成初、中、高三级，分别要完成60、80、100小时的飞行目标。训练非常严格，很多人被半路淘汰。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道格拉斯空军高级飞行技术学院学习，然后又到纳洪塔空军战略轰炸机长班专门训练飞轰炸机，我是专门飞B-25轰炸机，训练如何做战斗飞行，超低空轰炸。B-25它很灵活，能够在低空进行扫射和轰炸，不是在高空轰炸完就走了，我就专门学这个。”何其忱说。

1943年年底，从美国毕业回国后，父亲被分派到中美混合航空联队(即“飞虎队”)第一大队101中队任B-25型轰炸机机长，负责攻击长江以北的日军飞机和军事设施。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7月，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到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到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当时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的总指挥部共有八名成员，是由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和陈纳德分别任命的四名国民党空军少校和四位美国军官，飞行员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和美国志愿者组成。由于何其忱的驾驶飞行技术较好，专业英文水平较高，所以曾在指挥部中参与36次作战计划的研究、讨论，帮助制定战略技术方案和战斗攻击等细节。

他是抗战烽火中的B-25轰炸机机长

中日战争以陆军为主，日本空军担负的任务是夺取制空权、战略封锁及战场支援。当时“飞虎队”的主要作战战场在华北和华南。所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驻扎在重庆和陕西汉中，负责轰炸长江以北的日本侵略军。第二大队驻扎在湖南芷江，负责轰炸长江以南的日军。第三大队主要是在东南亚机动作战。

“我都轰炸过哪些地方？汉口、山海关、沈阳、北京、保定、太原、郑州、洛阳，所有这些机场，只要哪里有飞机，我们就去轰炸。我轰炸过天津。当时有情报说，天津机场有40架日本人的轰炸机和驱逐机，每一架飞机相距有100公尺，而且上面有块铁板罩住，四周上面都是搭的土墙，这样把飞机伪装起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就叫我轰炸，我一架飞机炸了20多架日本人在天津的飞机。这是最重要、最过瘾的一次任务。”何其忱说。

何其忱亲最后一次驾驶B-25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是在1945年4月初的一天。

“最后一次是在哪里呢？当时得到了情报，说日本人现在有30多辆坦克和汽车从河南向南开到湖北襄樊。我就从汉中下午一点多钟起飞去搜索，搜索了很久没看到。到了晚上7点多钟，天都黑了，发现公路上有黑点，所以我就去轰炸他们。我那个飞机B-25可以载两吨，就是20颗100公斤的炸弹，10挺机关枪，每个机关枪都有10万发子弹。当时都轰炸快完了，我就把飞机拉起来要走了。我在低空轰炸时，日本人没办法射击我，因为我很低，等我拉起来的时候，它就打我了。”何其忱说，“日本军队一打，把我的机舱里面的仪表飞行无线电仪表器打掉了，那这个时候我晚上要回汉中，那你怎么回去？没办法飞回去了。所以我就想飞回成都，因为成都这片地形我很熟悉。可是已经飞了8小时了，快没油了，所以我就命令机组人员7个人统统跳伞。最后我也跳下来，跳的时候，因为那个玻璃舱打坏了，就把我头刮伤了。我一掉下来，掉到了岷江，当地的老百姓，农民把我救起来，而且把我送到医院里。其他6个人也都安全着陆了。以后伤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回到轰炸队了。”

这次头被破的机舱玻璃刮伤，是身经20多次空战的何其忱唯一一次负伤，而且还是轻伤。因为英勇作战，他曾获“飞虎队”颁发的奖证，被授予二等英雄的荣誉称号。

他亲历日本投降仪式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国土上先后投下两枚原子弹。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祖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泪水与欢歌之中。父亲亲历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在日本人宣布投降之前，日本人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人到芷江和他们谈判。我们飞虎队就派了9架飞机，押送日本谈判代表的飞机去芷江，我们在上面排列成V字型立体战斗列队，日本人的飞机在下面，机翼上挂着表示投降的白旗，我们从南京一直押送这架飞机到芷江。后来，我又从重庆送我们的谈判人员到芷江，和日本人在芷江谈好了，第二天,8月16日，在南京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那么我又送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国防部部长),从重庆的九龙坡机场飞到南京大教场机场，接受日本人正式投降签字。很高兴的是，我空战那么久没打死，今天看到日本投降，晚上又被邀请参加日本投降交接仪式后的欢庆宴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5年9月和10月，父亲驾驶C-47运输机载送国民党国防部和外交部的有关官员，为接收日本侵略军归还台湾领土做前期工作。国民党官员将原来的台湾市政官员撤换并踏勘区域管辖界线，了解当地的人员、物产及设施等。台北、台南、高雄、基隆、钓鱼岛和澎湖列岛，父亲和国民党官员一行沿途走遍了台湾的城镇和岛屿。

他参加“两航起义”爱国行动

抗战胜利后，何其忱离开国民党空军，于1947年加入中央航空公司，2000美元一个月的高薪使他成为当时的“金领”阶层。1949年11月，父亲参加震动中外的“两航起义”爱国行动。

“两航”是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当时，这两个航空公司共拥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代表两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两公司总经理等人乘潘国定机长驾驶的CV—240型飞机由香港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3架C—16和8架C—47型飞机)由陈达礼机长带队从香港直飞天津。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到台湾，我们两航人员已经撤退到香港去了。本来国民党要求所有的飞机要飞到台湾去，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去，我们飞机首先不能让它去。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呢，我们就想，我们到底怎么做，是到台湾去还是不到台湾去？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坚决不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在中国，我们要振兴中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一定不做外国人的奴隶，我们要振兴中华的民航，我们一定要使中华的民航将来成为现代化的工业。所以我们决定了以后，就坚决不去台湾，而我们把飞机统统存放在香港，当时有2000多人，统统回来了。”

何其忱是“两航起义”人员中飞行资格最老的飞行员，在飞行员中有很高的威信，发挥了很重要的宣传、说服作用。当时，他还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整整20根金条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飞行员，并致信因拒绝打内战、远走印尼的“飞虎队”队员、印尼华侨彭嘉衡，请他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效力，彭嘉衡欣然回国。

“两航起义”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两航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C-46型14架、C-47型2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内运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成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制工业的技术物质基础。

1951年3月，何其忱奉命执行进藏运输任务。当时，解放军大部队进驻西藏。道路艰险，后勤保障物资全靠飞机空投。何其忱驾驶C-46运输机紧紧跟随大部队，在沿线定点空投各种生活物资。两年多时间里，何其忱在成都至拉萨的航线上往来自如，出色完成了全部运输任务。

两年后，何其忱调到天津机场民航训练队担任教员。抱着“振兴中国民航”的夙愿，克服缺乏教学设施等困难，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把全部的飞行技术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并撰写各种教材供学员使用。在教学的同时，何其忱还先后为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国际友人执行专机飞行任务。

含冤坐牢巧避战

1946年5月，已经担任运输机机长的何其忱从南京飞昆明，机场卸货工人在货机舱底发现了1500条香烟。对此，何其忱毫不知情，事实是有人利用飞机走私香烟。做了冤大头的他因此被判入狱9年，但实际上只坐了9个月的牢。恰恰是这次坐牢，何其忱避免了卷入内战。到了1947年的时候他被中央航空公司聘用，当了民用飞机的飞行员。2000美元一个月的高薪在当时算得上“金领”阶层了。即使在今天，何其忱都会感叹，命运在关键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帮助了他摆脱政治上的两难选择。

“吝啬”父亲捐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身在香港的何其忱再也无法安心享受高薪、暇逸的生活。“国民党的民航是外国人做机长，中国人受歧视，我们一定要办中国人自己的民航。”同时，何其忱的父亲也在农村，思乡之情、报国之心让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1949年11月的两航起义（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让新中国能有更多的航空人才，何其忱鼓动朋友们和他一起参加两航起义。为了解决很多人的后顾之忧，他自己拿出了积累了几年的积蓄——整整20根金条——分给有困难的人。“有人告诉我只要我帮他的女朋友买房子就回大陆去。我给了他好几千块钱，结果最后那个人没有回大陆，钱也没有还。不过没有关系，人各有志吧，和我一起回来的有好多人呐。”

解放西藏时，由于补给困难，大部队物资匮乏，连马匹都快吃光了。政府及时派出3架飞机，直飞西藏空投给养。何其忱和其他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顺带开辟了西藏航线。

解放后，何其忱做了很多别人料想不到的事情。

何其忱抗美援朝的时候，何老一个人就捐了一架飞机。记者问他当时怎么舍得那么“大方”？何老很老实地说：“也有人说我傻啦，我不这样认为，我从来不计较金钱，谁有困难我可以帮助我就会帮助他，更何况是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

新中国初期，国家鼓励人民购买公债。何其忱舍弃银行高利息，把几万块钱的家产拿出来买债券。何其忱对待自己的孩子非常严厉，从来不给零花钱，要求他们自立。二女儿结婚的时候，何其忱什么也没有给，还是当母亲的悄悄塞给女儿200块钱。就是这么一个“吝啬”的父亲，却每人每月50元长期资助5个因贫困读不起书的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的孩子。“抗美援朝时老头子捐了飞机给志愿军，除了重庆的一个负责人在大会上说了一句‘何其忱捐飞机值得表扬啊！’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很多街坊邻居背地里说他是‘衰公’，连带着我都被说成是‘衰婆’。”（何夫人是广东人，“衰”在广东话里有“傻”的意思）

孩子和母亲很苦

何其忱和他的家庭在文革中也遭受过很大的打击。“国民党特务”、“驾机外逃”等罪名把何其忱牵扯进了牛棚。身在凶险境地，何其忱却心胸坦然，“我没有对不起人民，真的要杀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他们在犯罪！”彼时，何家的银行存款被冻结了，何夫人独自拉扯着5个孩子，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无奈之下，何夫人将何其忱从南非带回来的钻戒以20块钱贱卖了。即便这样，家里依然吃完上顿愁下顿。何夫人一开始想去当地一家冰棍厂做临时工，每天赚一块钱来养家。可是当别人知道她的成份时又辞退了她，说是怕“反革命”向无产阶级的冰棍里“投毒”。

1973年开始，何其忱到天津机场任教导队飞行教员，后来一直在民航学院里任教。不过，他经常被人“借”出去。“谁家航空单位要买飞机准要拉他去当参谋，他的专业英语好啊，和外国人沟通一点没有问题。”何夫人半是嗔怪半是无奈地评价，“何其忱是头老黄牛，一辈子被人用，什么享受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