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以德

正文

以德少负志气，能自植立(光绪《锡金县志》卷36《艺文》，以下简称《县志》)，弱冠学成(同前，卷25《行义》)。有司以材行，选宪司考最，授太平路采石书院山长。秩满，转福州、南剑两路儒学教授。当事荐其才，擢将仕佐郎，江浙副提举。禁止侵牟，随事厘正。再调湖广，布条令，宣教化；申严讲课，创建试院。翰林、集贤交荐请。因任升正提举，以示劝励。遂超资授从仕郎，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强氏宗谱》卷2《宦绩》以下简称《宗谱》)。元设儒学提举司掌地方儒学，设于各行省署地，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等事，并考校呈进著述。设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参《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52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从元朝制度和强以德的仕宦政绩来看，以德的宦迹主要在南方诸省文化教育方面。所官之处，吴澄称誉他侯尝教授于南剑福州，又提举江浙、湖广。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广美(《县志》，卷36)。《强氏宗谱》亦称他所至并有政教，列秩五品(卷3《统宗世表》)

，大约也据吴澄传记而作，并非专事虚饰，毕竟综核了前述事实。但官到五品，不论正从，即从七品任上超擢，进入中级官员行列。

这时，正是强以德仕途得意，前程锦锈展现之际，五品官衔远非以德的仕途终点。但是，以德即以母亲年已八旬为名，弃官归养故里无锡。以德母唐氏，生于1242年(宋理宗淳祐壬寅二年四月二十日)，卒于1331年(元文宗至顺辛未二年十一月四日)，寿整90虚岁。若以唐氏时年八旬整计，则以德挂冠引归，事在元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即1321年，年方54岁。

以德致仕之后，于乡里大行义举，捐田千亩为义庄，上以供义塾师生之费，下以给宗族及邑人之贫者(《强氏宗谱》卷2《先世建造》)。吴澄《梁溪义塾记》云：梁溪义塾者，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强以德之所建，以淑其里中之子弟者也。塾在无锡州西南，梁溪之东。屋以间计三十而赢，田以亩计一千而赢，岁入以斛计五百而赢......强候又捐山四百亩为义冢，凡贫而无地可葬者得葬焉(《县志》卷36)。《县志》也讲以德以母老，弃官归。构义学，延师以教乡里子弟，捐田千亩赡之，又买璨山地四顷以葬邑之死而无归者，因而列入《行义》传(《县志》，卷25)。《宗谱》称以德好义乐善，捐田千亩为义庄，以赡宗族，赈贫人；买璨山四百亩义冢，以葬贫而无地者；设义塾以教邑之后进子弟；浚义井以济大旱而无汲者(《宗谱》卷2《人物》)，义井建于梁溪之上，虽大旱众汲不绝(《宗谱》卷2，《先世建造》)。综上所述及县志实列事迹，强以德的义行可概括为设义塾、义庄、义井、义冢四项(《宗谱》卷3《统宗世表》)。

以德归乡的义举，约计费田山1400亩以上，房屋30余间，义庄、义垫、义井等建设费用还不计在内。此外，他为奉养老母，怡养天年，还大规模营建了精致而不奢华的房舍庐室，如仁山堂，益清堂，仁寿庵等。光绪《县志》仍然列入《古迹》门，称仁山堂，元强以德自湖广提举归，作堂于西溪，以奉母唐太君，赵孟頫颜之曰‘仁山'，虞集为之记。又仁寿庵，在璨山之阳，亦以德所筑归隐处。堂宇亭池，极幽靓闲美之致。黄谱有记(《县志》，卷14)。另有柳贯作记，并刻石以志。黄谱《仁寿庵记》中称以德爰相善地，营乐邱于州西七里璨山之阳，而筑庵其旁，缔构巧塓，朴不近漏，华不过侈。有室可居，有堂可以奉宾客，有阁以登眺，有亭以燕嬉。曲径方池，尤花异卉，可以近清凉而娱淡泊，使令来告曰：庵以便吾私，邱以息吾归也。兹山之下，即设义冢(《县志》，卷36)。如此看来，《县志》记载即据黄谱等记述而来。或许只因这些作者的名气响才保留下来的。从其祖父、父亲二代单传承继过来的财产到他手里已累积到相当可观的数目，从而奠定他富甲一郡的物质根基。

强以德在元代当时社会中是个地方大户，以德退职归乡行善之举，造福桑梓，轰动朝野。英宗至治三年(1323)当路以其事转闻于朝，立门旌表，以示劝云(吴澄《梁溪义塾记》)。《宗谱》记载，元至治癸亥(三年)诏表其门‘善义'。泰定丙寅(三年，1326)封晋陵县男(《宗谱》卷3《统宗世表》)。大清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题旌宗祠，乡贤建专祠，于岁时祭祀。乾隆乙亥年(1755)恩旨给币，邑宰春秋致祭。乾隆壬辰年(1772)钦奉上谕，饬查祠墓，造册详送咨部(《宗谱》卷2《人物》)。可以讲，自元代英宗，泰定帝旌表封授之后，直到清代，朝廷还没有忘掉这位无锡先贤、强氏先祖的仗义行善，爱乡爱民的功绩。光绪《县志》仍载：强仁山先生祠，在万安乡五牧，祀元儒学提举以德。康熙二十七年奉檄建(《县志》，卷12《祠祀》)。此为个人专祠，建于以德旧居五牧，而非邑城居息养颐之处。作为强氏后裔，更是十分崇敬，缅怀这位先祖及其非常行义之举，视为荣耀的人物，祀于宗祠，载于谱牒，世代传颂，直至民国年间(1949年以前)。而无锡强氏之盛也在元代以德时代。

强以德的事迹，无锡县志多有记取，然而几乎都取材于元代名儒硕学之记传。尽管未作突出性描述，在《行义》一门中，元代仅记以德一传，附传一人，也算无意识地突出记载了。为什么以德时期的无锡强氏能够臻于如此重大的乡土历史地位呢?

最主要的一点，强以德是元朝蒙古贵族联合色目、汉族贵族地主统治政权下躬行儒道的典型，赢得了他的同道，在当时朝廷担任文官要职的南人理学硕儒的欣赏、支持和颂扬，也适逢蒙古帝皇喜爱儒术，倡导儒学的机会，因此义举影响巨大。

强以德一生仅3年生活在宋末(1268-1271)，入元达65年。如以元兵1276年入临安计，则为8年于宋，60年于元。总之，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蒙古皇帝统治的元王朝。他以幼年丧父，励志苦读，品行端庄而为元朝任用，以文学起家，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致力于整顿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以南人做元朝的儒官，行儒道无疑，故而能赢得同道的翰林，集贤等文人学士交章相荐，于江浙、湖广儒学副提举职位上不次超擢，因任升至正提举，从将仕佐郎超资授以仕郎。《强氏宗谱》极称此种举动非属寻常，格法，非朝廷知名要职则必需代给由竣铨选。儒官因任升除自公始，人皆以为荣(《宗谱》卷2，《人物》）。强以德在英宗朝率先打破了元朝儒官不因任升除的陈规旧制，赢得并提高了南方汉人(南人)的政治地位，这当然是一件朝廷内外值得广大汉官，特别是南人汉官大庆特庆的喜事。在仕宦过程中，以德以其躬行儒道，清正为官，结交了无数当代的著名理学家、文人学士，或为学友，或作师长，也培养了大批学生。例如江西抚州崇仁人、翰林学士(正二品)、元代名儒、理学家吴澄(文正，1249-1333)及其学生崇仁人、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虞集(文靖，1272-1348)，浙江婺州义乌人，翰林侍讲学士黄溍(文献，1277-1357)，四川绵州(绵阳)人，流寓钱塘的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邓文原(文肃，?-1328)，浙江浦江人，翰林待制、江西儒学提举柳贯(文肃，1270-1342)，湘州人、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赵孟頫(1254-1322)等人。强以德本人，也是这一队伍中的一个要员。当他在地方儒官任上做出成绩时，即是这些翰林、集贤极力合心为他，就是为整个元朝的南人文官学士争立应有的地位的事情，居然很成功地办成了。强以德因任不次超擢之事，其意义也远非个人之荣耀了，而是天下人皆以为荣，当然主要指南方汉族文人和官员了。正在他们寄希望以德继续有为于儒道仕途，成为宦海中实干的儒学君子之时，年壮气盛的以德却骤然以养母为借口，挂冠归故里，也不免令其失望了。

可是，强以德在乡间大行义举之事又很快鼓舞了这些南方文学之士。以德不贪干禄，激流勇退，奉母颐养，本身即是儒家孝道的最好体现啊！何况以德设义塾、义庄、义冢，义井等一系列耗资巨大、毫不计较的行为呢。因而，许多当朝文学名士领衔主唱，为以德歌功颂德，如吴澄曾亲自替以德所倡义庄、义塾、义冢作记，诗文负有盛名的虞集撰《仁山堂记》，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亲题仁山匾额，黄溍柳贯等作《仁寿庵记》。由于众多当朝著名文人参与以德义行的宣传，促使地方当道转呈朝廷，旌表其门为善义。泰定帝又加封赠，由邓文原亲撰封赠碑，更加显耀了强氏门庭族望以及无锡先贤仗义疏财、为乡梓造福的行止。以德卒后，又由虞集撰墓铭，虞志道书行述，扩大着以德在地方上的影响。元朝从1271年建大元，到1368年亡国，前后共97年，而强以德生活了65年，占其统治长度的2/3有余。生当承平之时，卒于元末动乱之前，可谓善始善终，安乐无虞了。

实际上，忽必烈统一全国后的元代社会，充满着尖锐的民族矛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森严等级和权利差异始终给南人心头笼罩上一层阴影。南方文人学士尽管名义上被重用，却仍不得遂其肆志而有所作为，如吴澄、虞集等高级文人儒官尚且郁郁于朝中难以舒展，以和汇朱陆、融会贯通的理学思想创一番天地于宋儒纷争之后，更不用说身任省级地方官员、仅有中级职衔的强以德能够大有作为于儒学提举之处了!

强以德历经元朝之半，了然于官场处境，勇于在地方儒官实干，颇得朝廷赏识之时，毅然归隐自娱，以拥巨资，二子成才，无后顾之忧，则以行义为己任，既收乡梓实效，又可避嫌自守。于此也可见南人儒官文学之士在元朝官场与社会中的真实心态和地位之一斑了。

吴澄等朝中硕儒对强以德的归隐行义颇有讴歌，显露对归隐林泉之欣往神态，实则更为赞赏他义中寓仁的精神品格，而仁正为儒学核心。以德用仁山、仁庵名室，自号仁山，着力于义善行仁，更是难得的躬行儒学之士了。吴澄在《梁溪义塾记》中极力誉称以德建梁溪义垫燕居有申申夭夭之仪，报祀有济济锵锵之礼。延请名儒，以施其教，招集后进，以受其教。务俾讲习其间者皆能明经修行，以称时需，此其意也。......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广矣；其居家也，乃于里塾之教，拳拳若是。且将乡里义塾看作培养人才之近始，十分不满元朝教官例以省部注拟，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学校之教有虚名而无实效，往往由此。义塾之教则不然，选择师儒在己，识鉴而无所牵制，虽未必有如淳古道德之师，夫苟能得耆艾博硕之彦，引导有其方，熏渍有其渐，不坏之以速成，不害之以小利，亦庶几乎古焉。因而他寄望尔凡游处义塾之子弟，勿卑污其志，断断以古之人才自期，此心此理，必通贯体用而无阙遗，所言所行，对越天地而无愧怍。若夫浅末于口耳，葩华于笔墨，以钓誉媒身而已，宁不负义塾所以教之意也。又极颂以德捐山为义冢，侯之用心亦仁矣(《县志》卷36，《艺文》)。吴澄不以追逐功利为亟尚，而以弘扬道义为己责。既对元廷重用胥吏，不重学校教育人才大业，致使官员素质低下大为不满，转而把强以德自费出资大办义塾等行义比拟古代淳风可致，人才可得，可应时需而改造现状，必须倾心培基筑始，深深期待更多的类似以德这样既懂教育、深明元朝社会教育儒术之必要，又有资财雄力，做成义举广行仁道之人出现，故不惜重笔，一再作记，达到了既颂以德义行之功，又阐发传播了自己理学思想和对社会文化的精辟见解，与黄溍，虞集等南方汉人学士的思想志趣完全一致。

强以德的义行受旌褒扬，正是元代英宗和泰定帝重儒兴教，倾心汉学时期，这是继忽必烈之后第二个高峰期。尽管时间不长，吴澄、虞集、黄溍等南方文学之士则极力设法抓住机遇，施展才学，大兴儒学。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等级状态使得吴澄等道义之士感到必须用儒术来改造新帝王，改进儒士受冷落的状态。强以德一生做学官，到处兴儒重教，崇仁务实，是个很有才学的实干家，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模式，所以着力把他往英宗等帝王那里推荐。而强以德以其平素孝心和雄资，从近始做起，实现了他们的部分理想，聚引了当朝南人文士硕儒济济一堂，纷纷题匾作记，成为元朝政府的一件大事，引为元朝社会和无锡地方的一大盛事。由此可见，名人效应，实在不能低估。

强以德仗义疏财，作为退休官员大办义学的典型，深受其父亲自强的影响。《强氏宗谱》讲宋太学生自强倜傥多奇略，不屑屑家人生理，急义如饴。但关键是以德，以文学起家，除了有些祖父、父亲遗传天分，更是自我励志苦学的结果，深知读书之不易，故而能立义塾以教邑中贫穷子弟，培植后进人才不以出身门第为限。宋朝范仲淹捐田兴义庄、义学以后，江南纷纷效仿，诚为江南社会结构一大变动，宗族社会结构再度强化于唐五代之后，而且更具社会民间性。时至元代，强以德以巨资而立义庄、义塾、义冢、义井，救赈对象又不限同族子弟，已经扩大到本邑有迫切需要者，不能不说这是宋代范仲淹义举之后的发展，也是江南以至元朝社会中比较突出的一件事。

元代无锡高士倪瓒（云林）在题仁山先生之像赞时称誉锡山崇隆，挺生我公。轻才重义，周急济穷。诏旌‘善义'，名震朝中。五车学室，若世文工，高度概括了这位元朝强氏人物的一生，尤重其行义之举和儒官政绩，保留在《强氏宗谱》卷2《像赞》之中。《强氏宗谱》由于出了以德先生，子孙奉谱，又名《义门传芳录》，代代相传，以景仰先祖业绩，以养门风。

直到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因祭扫先贤，兴建乡贤专祠，明礼教于地方，元代无锡专祠仅有强以德与倪瓒二人为尚，也可见满族少数民族统治者重儒兴教，倡行义举，笼络江南士人的苦心，而在有明一代则绝无此事。强以德的行义事迹和名望要到又一个少数民族大一统的王朝时代重加弘扬，内中是否隐含有明朝对元朝政事、人物之忌想?

强氏是中华民族大家族中一个古老奇特的家族姓氏，先世溯源于春秋郑国大夫强鉏，世居关中岐陕之间。五代纷争，始有常山太守将容、侍中郎将矢、将石兄弟三人为避乱南迁到杭州、余杭、润州、丹阳，江南强氏皆源于此。无锡强氏断自北宋初余杭人，庆历进士强至，以诗文深为韩琦器重。生五子，渊明、浚明、伟明、陟明、献明，俱进士，历任郡牧，嗣后子姓居浙者名其堂曰‘五云'，居锡者号其地曰‘五牧'。强氏至浚明以尚书郎奉使吴中，爱梁溪山水之秀，从余杭徙锡邑，世称五牧强氏，墓也葬此。以下单传一子，历四世至以德，逐渐壮大。整个强氏著于五代，盛于宋。而无锡五牧强氏则盛于元，以后代有文学贤达之士，如明强仕很有廉声，清有强恂、藩等，与明清地方大姓邹、华、邵、秦、顾等都保持姻娅关系，文人交流不断，但显赫程度已不如后起之姓氏，流于耕读传家的家族类型居多。是以五牧之名，因强氏而得，并非语焉不详，无法查考，可以解决无锡县地名上的一个悬疑问题(参《强氏宗谱》卷2，《强氏先世纪略》、《谱略》)。而我们今天研究地方社会文化史，幸赖家谱保存珍贵材料，方得以明了强以德事迹详情，以及雄资富甲一郡的元代强氏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