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年轻化

现象

提起腐败分子，不少人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其出庭受审的“惯有”形象：头发花白，面容沧桑，行动迟缓……。不少主流媒体报道中，人们发现，腐败分子中的“年轻面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贪官年轻化”现象成为热议话题。

年龄不大、走上关键岗位时间不长，但作风腐化堕落、涉案金额触目惊心，是“年轻贪官”的普遍特点。那些“年轻有为”的干部，平时生活就很“上档次”，抽的是名烟，喝的是名酒，穿的是名牌，开的是“奔驰”、“宝马”。挪用学院项目经费近300万元供个人挥霍，私卖出版社图书牟利数百万元之巨，搞权钱交易收受他人财物逾1600万元……个别坠入贪腐深渊的年轻干部的所作所为，令人瞠目结舌。

年纪轻和高学历不是拒腐防变的灵药，“干部年轻化”也不意味着“腐败风险降低”。从“59岁现象”到“35岁现象”，恰恰反映了关口前移的紧迫性，这是必须破解的反腐败斗争新课题。

数据

贪官年轻化全国的职务犯罪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7331人、渎职案件2820人，分别占全年38022人的19.28%、9677人的29.14%。2003年这两个比例依然居高不下。

北京市丰台法院对2002年至2004年审理的贪污案件进行调查后发现，贪官趋向年轻化——平均年龄为44岁。贪污的手段也以直接侵吞方式为主，此类案件占案件总数的94.7%。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统计，2008年至2012年间，该院查获“年轻干部”为主体的职务犯罪案件10件10人，几乎均为任现职不久或提拔不满5年；而今年前5个月，广东省纪委所查处的大要案中，不乏“70后”、“80后”的高学历官员，级别也呈上升趋势。

原因

耳濡目染

未入官场便明白，头上乌纱自始至终捏在领导手中，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也可以罢你，于是唯马首是瞻；再发现“腐败”结成一个“圈”，圈子里的人“利益均沾，荣辱与共”。而反腐职能部门“老好人当家”。一立案，便被“说情风”，“重金公关”，吃、喝、嫖、赌“十八般武艺”所征服，再不听话就被就叫停、换人。这一类活生生的“读物”潜移默化，豁然开朗，“贪功”“更上一层楼”。

政治信仰缺失

且听贪官自己说。大贪官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有“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于是，“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制度设计有问题。

“我们的制度就是吸引人才去做官。”

传统的人才体制，以权力为中心。所谓“人才”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恩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庸才”与“奴才”，而少现代意义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即便是真正的人才，但其官本位、权力依附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按规则出牌”，唯上是从，也必然会复制权力体制中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有“位”才有“为”。年轻干部的“大为”，便是保住“官位”。有了官位便有了与之俱来的一切：票子，车子、房子、美女、出国考察等等如影随形。有这么多好处，谁还愿意“用脚投票”？要想“永葆风光”，必须随时讨得领导的喜欢，升更大的官，捞更大的好处。往上爬，是要搞“交易”，甚至是要搞“斗争”的，一旦卷进政治漩涡就别想退得下来，只好一条道走到黑，甚至铤而走险。所以传出一句话：“给一顶帽子，害一个科学家。”有的博士、硕士却主动追求走仕途，这比被动接受安排更可怕。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一边啖食鱼肉，一边饕餮熊掌：行政与学术两面风光都占尽。有一种“伯乐”别具慧眼——提拔年轻人，首先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后台。通过提拔干部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把提拔下属当作他往上爬的梯子。而且他提拔的干部，是“人才”更是“奴才”。他的话就是“圣旨”，不能越出他画的圈。违者被打得一佛出窍，二佛升天。有这种官员霸道，更多的人怀才不遇，报国（报单位）无门，英雄末路（坐冷板凳），岁月蹉跎。除非你不端他的饭碗，才可以拍老板桌：“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民众监督缺失

任何一项制度欲行之有效，没有民众的热情参与，百姓的积极监督，其生命力决难持久。官方鼓励民众参与，不能只是摆出一个姿态，关键是要拿出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规则。例如表达民意的渠道，官员什么样的“错”该由民众来认定，如果民众认定某人该“下”怎么个下法。如果最终“解释权”还是在领导，决定权还是领导一句话说了算，那还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近年来花样翻新的“改革新政”便有这种“嫌疑”。我担心吕日周的“长治模式”，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我想知道湖南、成都推出的“干部辞职制度”真正“兑现”了多少？我更忧虑什么承诺制、首问责任制，这样“禁令”那样“不准”，会不会是在“耍把戏”？再看看眼下一些地方热热闹闹的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只要认真考察则不难发现，又是一种“官场秀”——某地“县长推荐人选”，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在该市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两年以上，结果仅有89人够条件。这种“官选官”，离公平、民主的要求远着呢。

而让广大民众伤心欲绝的是，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选拔上来的年轻人，没干几件好事，甚至一件好事也没干，就“大大的坏”了，而且是“集团发展”，衍变为“贪官年轻化”，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嚷嚷的“干部年轻化”，居然将年龄作为第一“硬件”，炫耀新班子的平均年龄比上一届降低了多少。实际上百姓最关心的，是新官员能不能真正体现为官必备的正直、踏实、廉洁，能不能真正为百姓办事。这一切，怎么能够靠一个年龄因素来了断？

“日冕而风，月晕而雨。”“贪官年轻化”趋势，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干部选拔、管理制度政策存在着漏洞。抓贪官，杀贪官，“双开”、“三讲”，要同时并举，更要修补产生贪官的制度。干部不搞终身制，要搞引咎辞职，要由百姓打分评定，要实行淘汰，淘汰后空缺的岗位再通过公选程序来补充。官员有进有退、能上能下，又有任期框着，这就好办了。

自我管理

腐败与年龄无涉，却与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紧密相连。对年轻干部而言，需认认真真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及早扫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方能扎紧预防腐败的防护网，不让事业和人生毁于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