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墓志铭，唐代文学家韩愈所创的墓志铭

作品赏析

这篇文章韩愈就以朋友风义为主线来称赞柳宗元，文章、政事作为旁及的材料。柳宗元在中央是“礼部员外郎”，在地方是“柳州刺史”，按照惯例，墓志铭应写官衔，而这篇文章却根据“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称《柳子厚墓志铭》，定下朋友的基调。全文可分为七段。

第一段写家世，这是墓志文必须写的。唐朝很重门阀牒谱，必须举上代的达官贵人。一开头只称“子厚”，不提姓柳，因为在第二段里有“众谓柳氏有子矣”的话，这里就可省去“柳”字。在举上世勋业中，提到柳奭，强调“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表明风节。对其父强调两点：一是孝道。唐朝以京官为贵，认为到地方去就是倒楣，而柳镇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这种孝行很值得称道，这又和后面对刘禹锡母亲的关切相呼应。二是说他“号为刚直”，表明品格。这是暗为柳宗元参与二王集团辩白。最后“所与游皆当世名人”一句是为下文服务。

第二段写柳宗元年少得志及遭贬，可分三层。从“子厚少精敏”到“众谓柳氏有子矣”，是写柳宗元少年意气之盛。柳宗元二十一岁中进士，这年五月父亲去世。“众谓柳氏有子矣”补足第一段的“姓”，而且用他父亲“所与游皆当世名人”的口说出柳氏门中出了人才。这是对柳宗元中进士阶段的充分肯定。自“其后以博学鸿词”至“交口荐誉之”为第二层。韩愈先极力强调柳宗元的才能，说明名不虚得。“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表明不是柳宗元去求别人而是别人仰慕他，这和交友已经挂了钩。“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这句话尤其重要，为柳宗元参加二王集团辩解，说明不是柳宗元巴结权贵，而是权贵们想拉拢柳宗元。这样既未抹掉参加二王集团的事实，又为写柳宗元的品格留下余地，同时也伏下第五段“子厚前时少年，不自贵重”的根，为总结他的一生得失做准备。“贞元十九年”至“又例贬永州司马”为第三层，写其骤升和远贬。因为骤升和远贬对柳宗元一生是大事，所以先写年份，以示郑重。“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表明特殊恩遇。这下面有的本子是这样的：“王叔文、韦执谊用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且将大用。遇叔文等败，例出为刺史。”这是柳宗元升沉的关键，不能回避。在韩愈心目中，王叔文等是小人，不愿让他们的名字玷辱了柳的清白，所以最后定稿改成“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因为当时人或后世读史的人都知道唐顺宗是听二王和韦执谊的，唐宪宗掌权把他们引用的人都一例远贬，所以这样写也就够了。应该说明的是，王叔文集团的功过，宋代范仲淹就不同意韩愈及唐史的看法，而韩愈是把他们看成小人的，又为柳宗元惋惜，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前人称为得体。这一层着重说明升官不是柳宗元自己钻营的，遭贬也不是柳宗元本身的罪过，是受人连累。这又和上一层“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挂钩。

第三段写在永州的刻苦为词章和在柳州的政绩，分为两部分。“贞元十九年”至“而自肆于山水间”为第一部分，表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永州，这为第五段总结一生的得失安下伏线。自“元和中”起写在柳州的政绩。这里不可不写，因为柳州四年表现出柳宗元为政的才能，但如果写得过多就冲淡了风义和文学的内容，所以着重选一件最重大的政绩来详写，那就是解决男女质钱而被没为奴婢的陋俗。这件事韩愈在袁州也这样办的。“衡湘以南”以下，是写柳宗元传播文化的功劳，这和第三段开头“刻苦”为文又是相呼应。

第四段是这篇墓志中最富有感情、激昂慷慨的段落。一开头特别用重笔提上段的事：“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为了突出柳宗元对朋友的风义，这件事叙在到柳州上任之后。这次是因为刘禹锡写玄都观看花诗恼怒了执政，柳宗元也跟着倒霉，但他不但不怨刘禹锡，而且为他着想，要冒死上请。主要理由是他有老母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段叙柳镇时就强调了孝道，这是柳宗元继承父亲的孝道的具体表现，推己以及人。“呜呼”以下是就这件事发的感慨。在祭文中韩愈已发出“凡今之交，观势厚薄”的感叹。这段议论以“士穷乃见节义”为纲，把小人的嘴脸刻露殆尽。用“平居里巷”时的信誓旦旦，来和“一旦临小利害”时的落井下石做对比，“利害”前着一“小”字，又加上“仅如毛发比”来和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那些话对照，感情强烈。结语“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韩愈用“少愧”二字，表明这些人全无心肝，也该有点惭愧。这段全用对比：柳宗元的行为和现在一般人是一大对比，这批人的“平居”和“一旦临小利害”又是一大对比。而结句仍然回到柳宗元的风义上。

第五段是对柳宗元一生得失的总评，分为四层。“子厚前时少年”至“道不行于时也”是对柳子厚遭遇的惋惜。“顾藉”当“顾惜”讲，但“贵重”应该包括“顾惜”之意，不如当“只是”意属下句，写子厚少年时把功业看得太简单，和第二段呼应。再进一步，废退之后，又没有得力的朋友援引，因此不得志而死。“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是为当世惋惜。“使子厚在台省时”至“且必复用不穷”，是从反面设想，柳宗元有可能不被贬斥，贬斥后也有可能复用，这和第一层正相对应。这些话都充满惋惜与同情。“然”字一转，把前面两层意思反过来了。这和第三段“居闲益自刻苦”那些话呼应，前面是为柳宗元惋惜，这里变成为他庆幸，因为文章无疑必传于后。这是第三层。“虽使”以下，比较得失，把前三层意思总起来作比较：一是生前富贵，死后无名，一是生前困顿，文章必传。“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耐人寻味。因为“太上有三不朽”，立言是“不朽”之一，而“为将相于一时”，死与草木同腐者多矣，结论不言自明。这段文章是对柳宗元一生得失的总结，先为之惋惜，后为之庆慰，波澜起伏，充满友情。

第六段写柳宗元之死及归葬。写出死日及年岁，生年即可推知；归葬在古人看作大事，所以要写；然后写子嗣。柳宗元的子女很小，不可能营葬，所以从费用和人力两方面点出裴行立和卢遵。“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这几句话仍然扣紧朋友之义这根主线。对卢遵，韩愈不但写了他对柳宗元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患难中相从，而且叮咛嘱咐：“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是表扬，也带有勉励口吻。这段文章既表现柳宗元终于获朋友之助，归葬故土，也表现韩愈对柳宗元家室子女未来的关切，同样是深厚友情的流露。

第七段是铭辞。铭辞特别短，只有三句话。但如果了解柳宗元生前在永州就以无后为忧，死后小孩特别小，临死“遍告诸友，以寄厥子”，那么这三句话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同样表现出韩愈对柳宗元的一往情深。

一般墓铭多以纪事为主，容易板滞，韩愈此篇却神采飞动，原因在抓住朋友之义为主线，结合文章成就，极写柳子厚的高风亮节，而又痛斥世俗酒肉之交，处处表现深厚的朋友之情。在叙事上力求简净生动，多用逆笔，正反夹说，将实事化虚，显得空灵。

创作背景

《柳子厚墓志铭》为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两人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是古文运动当中的。柳宗元卒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就此写了这篇墓志铭以表彰亡友的人品学问。

作品评价

清·沈德潜《古文辞类纂》文评：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

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昌黎墓志第一，亦占今墓志第一。

作者简介

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文公”。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因论事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生著述颇丰，文学造诣极高，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写作极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进学解》、《顺宗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