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赞语的宗旨,在于说明《五帝本纪》一文的史料来源以及作者的取舍,文章虽不足二百字,却极尽曲折回环之妙,在《史记》诸多赞语中可称超绝。
作者探求的是有关五帝的史实。然文章落笔即云:学者多称五帝,可五帝之事已经非常久远。只此一语,便把五帝置于若有若无、可望而不及之境。
“五帝”无疑最符合司马迁的“人君”理想,虽然司马迁自己也说,由于时代的久远,关于黄帝的事迹,就连缙绅先生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诸子百家虽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又显得鄙陋不堪。文章说:古代典籍,最可征信者是《尚书》,可《尚书》不载黄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常常称道黄帝,却又往往牵缠神仙怪异,不可尽信。因此,士大夫多不便征引百家之说。总之,有关五帝的史实,直在雾障山隔之中!文章又说:《五帝德》《帝系姓》两文传自孔子,可当世儒者大都怀疑它们并非“圣人”原意。看来亦不可征信矣!赞语的这一层次,每一句都提出一种希望,每一句都打破一种希望,只使人觉得触目萧索,无有出路。
赞语的第二层突然转出满目生机。司马迁通过实地考证,并在古代典籍中发幽探微,理出五帝的事略,体现了司马迁考信求实的史学家风范。其一,作者西至空峒,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亲访黄帝、尧、舜之旧边,知各地教化、风俗,本有不同。则诸书所说黄帝、尧、舜,可能多少都有一点真相。若深思其意,便可知不背离《尚书》所载者接近历史的真实。其二,作者深考《春秋》《国语》,知道二书明显发挥《五帝德》《帝系姓》之意,其中有关内容均非向壁虚构。既然如此,《五帝德》《帝系姓》可以征信,《春秋》《国语》亦可以参考。其三,《尚书》本有间脱,其逸文往往可以从其它书中发现。因之,考察有关五帝的史实,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二语乃全部赞语的关键。五帝之事本在疑信之间,非好学深思无以正确择取。
赞语第一层是步步后退,第二层是节节推进,第一层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第二层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层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第二层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看上去话语平淡、语语漫不经心,实质上句句深醇、句句匠心独运。
这段“赞”语表明了作者司马迁拨乱反正、重实去伪的史学观,同时说明写作《五帝本纪》的缘由。
《史记》的首篇为《五帝本纪》,《五帝本纪赞》是司马迁为首篇作的赞语,列在该篇的末尾。赞语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重要篇章之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发表的议论、总结或补充的文字。说明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审慎态度以及他在验证史料时跋山涉水的艰苦过程。此种颇似于评论的“赞”的形式,乃司马迁首创,并被后世史书所沿用。
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一引吴澄评:此为赞语之首,古质奥雅,文简意多,而断制不苟。凡为九节,前四节著其事,后四节断其义,……第九节则结之。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七:此为史赞之首,最古劲,最简直,而意义最多,顿挫最大。读之,生出通身笔力。
清徐乾学《古文渊鉴》卷十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读书法,亦是论世法。
清吴见恩《史记论文》第一册:转折层曲,往复回环,文笔、文心,两俱妙绝。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八:文之古奥曲折,时解多不能通其脉络,殊为恨恨。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五:此为赞语之首,古质奥雅,文简意多,转折层曲,往复回环;其传疑不敢自信之意,绝不作一了结语。乃赞语中之尤超绝者。
清过珙《古文评注全集》卷四:阙义传信一宗,笔削春秋,太史公绝大本领,择其言尤雅者,若为本纪书首则面三十篇之无不雅驯可知。此自道其作史之法也,其顿处、接处、起处、伏处、转处、曲处、折处,终不作不了语,最虚活,最古劲。
清余诚《古文释义新编》卷六:通体俱是发明,所以作《五帝本纪》……文仅二百余字,而转折之多,承接之妙,音节之简古,结构之精,有又化以悉举者,要在善读之士,一一静会之。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十八:文虽简,实《史记》持论之本。
清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一:《五帝本纪赞》,《史记》开端第一篇赞语,一部《史记》作法、要领,略见于此……《五帝本纪赞》以疏宕萧瑟之笔,兼高古质邃之体,硫宕萧瑟,自是太史公本色;高古质邃,则《五帝纪赞》独胜,太史公出格文字也。《五帝本纪赞》妙在意多而文简,尤妙在意属而文断。用笔灵活处,往往意到而笔不到,词了而意不了;叙中夹断,承中带转,正有吞吐离合,若断若续之妙。
清唐德宜《古文翼》卷之四:传信传疑,忽开忽合,末结作史要领,笔意不可方物。
清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一:赞语吞吐离合,自然超妙,亦为全书诸赞之冠。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山西河津人),是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又因曾任太史令,故人称太史公。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这场灾祸使得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其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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