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1936年发生于陕西西安的事件

事变背景

国际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国内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张学良与杨虎城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两广事变

918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杨虎城出于公心，屡次向张学良提意见，遭拒绝。后来又找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事变经过

蒋介石与张学良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派飞机到西安侦察。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日本陆军省制订《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 个师的兵力对西安进行威胁。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读宋美龄给他写的信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同张、杨商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五项抗日救国主张。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0日，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意图。

12月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12月24 日，会谈达成6 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

各方态度

国名党内部反应

亲日派搅局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何应钦表面上迎合宋美龄，暗地里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准备向张、杨方面动武。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亲英美派营救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派主张极力营救蒋介石。一方面与何应钦针锋相对，力阻其对西安的轰炸与讨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庆龄，劝其对张、杨产生影响和平解决。宋庆龄对蒋历来反感，但对何应钦的作为也不无担忧，若蒋系崩溃，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收到共产国际三封急电，要其发挥一切影响力促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阎锡山态度

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军。

西安事变后，无论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交往紧密，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

南京方面，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先后致电阎锡山。孔祥熙于事变次日的电文，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

被多方倚重的阎锡山，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阎锡山回电张、杨，同时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学良“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其中有阎锡山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部反应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共产国际态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南京政府。他还告诉李维诺夫，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显然不妥，汪精卫与此事不可能发生任何联系。

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电报建议中共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

（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

（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上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

共产党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征求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意见。12日得到消息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对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

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表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奔赴西安。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比较清楚，认识也已完全统一。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为是否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

19日会后，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明确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冲突。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会，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附：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谈判过程

12月23、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双方于24日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24日晚，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晓以民族大义，敦促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事件结果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后转飞南京。

张学良：12月26日，到南京后，张学良不幸被扣，由大陆到中国台湾，失去了自由。

杨虎城：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

军队：东北军被分拆瓦解，十七路军被取消。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事件评价

中国共产党评价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国民党方面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拍卖事件

毛泽东信件邦瀚斯纽约拍卖行于2013年3月20日举行“海岚·里昂西安事变历史文件”拍卖会，这批历史文件包括一些从未公开展示的重要文档，拍卖总成交价达270万美元。

本次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一件拍品是张学良写的告别信，以85万美元成交，该信共8页，张学良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意接受屈辱”。

负责此次拍卖的专家凯瑟琳告诉记者，张学良从不在公众场合谈论西安事变，这些文件展示了他对西安事变的个人想法和感情，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拍价远超预估价。

这批珍贵文件是张学良的机械师和飞机副驾驶员海岚·里昂的私人收藏。本次拍卖会竞拍激烈，大部分买家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在这次拍卖中，有两件毛泽东署名的信函和文件以百万美元的价格拍出。有毛泽东署名的致张学良秘密信函，以45.8万美元拍出。

拍卖行介绍，该信由毛泽东与彭德怀以红军领导人身份共同署名，“可能是（中共与张学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