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后母戊鼎，1939年在河南出土的青铜器

流传历史

后母戊鼎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里探宝，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头上带着铜锈。当晚，他们找了十七八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被日寇占领。后母戊大方鼎出土后，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培文的院中，用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黑田荣很快就来了吴培文家，绕着鼎一边转圈一边嘀咕“宝物！宝物！”大鼎落入了当时侵华日军的眼中。

日本人走了，吴培文他们的心也提起来了，再留着鼎，可能性命难保。一番商量后，他们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打算卖掉。肖寅卿来了后，出价20万大洋，却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据资料记载，农民们还真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毕竟越砸越觉得作孽，吴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大家横了一条心，决心要把大鼎好好保护起来。

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一次，日军100多人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此时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终于无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军包围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谢天谢地，大鼎仍在。吴培文大叹“大陆有灵，天助我也。”

这之后，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但由于日本人仍旧盯紧了吴培文的行踪，要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吴培文等乡亲为保护国宝，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免遭日寇掠夺。直至抗战胜利。

后母戊鼎科普漫画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时任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和国民政府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这一事件登载于当时的《民生报》：“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后母戊鼎。

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创建的国主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通过收购、拨交、发掘，集中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二三十万件，其中便包括后母戊鼎。

1948年，大鼎在首都南京首次展出，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并一直存于国家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国家的镇国之宝。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吴培文抚摸后母戊鼎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1年3月底，商后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改名。

文物特征

商后母戊鼎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文物价值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文物鉴赏

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

出土环境

商后母戊鼎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武官村位于安阳市西北3千米的江河北岸、殷城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之间，属于殷墟遗址重点保护区，武官村区域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

文物研究

铸造工艺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首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铸造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

文物作用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和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商后母戊鼎

文物更名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后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令人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苑、中国文字博物馆三个中国举足轻重的博物馆，在展示同一件青铜大鼎（殷墟、文字博物馆为复制品）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位于首都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为“司母戊鼎”。

后世影响

1963年，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的邮票。

2012年7月8日，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印章。

重要展览

2005年，商后母戊鼎在殷墟博物馆展出。

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下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内商后母戊鼎等文物。

2019年，中意文化遗产合作活动中意大利时任总理朱塞佩·孔特参观并点评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商后母戊鼎等文物精品。

保护措施

2002年1月18日，商后母戊鼎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商后母戊鼎

文物争议

商后母戊鼎的由来有2种说法：一说为，“司”读“祀”，“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司”意为“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之“后”。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商后母戊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商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这样反推，“司”应当是“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