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结婚，2014年在成都发生的事件

荒唐之因 皆于糊涂

‘父女结婚’这是一起荒唐事件，促成它的，是一系列糊涂——糊涂的女儿，糊涂的父亲，糊涂的结婚登记处，糊涂的无法判定结婚登记者真实身份和是否适合结婚的资料信息管理体系。这样的极端个案，使当下结婚登记制度中的漏洞暴露无遗。连亲生父女都能领到结婚证，还有什麼奇异的事情不能发生？

不管当事者出於何种诉求，这种诉求如何特殊，坎坷遭遇如何让人同情，都不该突破“父女结婚”的人伦底线。

父女结婚 极端的诉求

“父女结婚”是一种极端的诉求30多 岁的她住在成都成华区，并取得了当地户口，离婚后独居。2013年，住在老家的父亲生病，花了一大笔钱。为节省今后的医药费，林丽决定将父亲的户口迁到成都，并为父亲办理成都的社保。由于她的房子不到70平方米，未满足老人投靠子女入户的条件，她听说若是夫妻关系，就可以办下户口。林丽决定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结婚。2014年初，父女俩在民政局成功办理了结婚证。

按规定，她的父亲还是不能取得成都户口，也无法购买成都的社保。她又将生父告上法院，请求判令父女俩的婚姻关系无效。最终，法院认定两人属於“禁止结婚”的情形，判决婚姻无效。（据2014年2月15日《成都商报》）

户籍制度之弊

“父女结婚”是一种极端的诉求城市户籍 制度造成的不公存在于社会的诸多地方。以新闻的发生地成都为例，三十多年来，从最初的一户难求，到买房可以入户，购房入户门槛也在逐渐降低。但随着户口迁移的限制减少，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速度可能加快，随之给城市社保、医保、最低生活保障、优抚安置、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造成压力，这些压力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能消化，因此，包括成都在内的所有大城市，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地达到理想化地消除所有迁移屏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元”。

就差异明显的社会经济水平而言，“城”与“城”之间都很难做到“一元”，这也就是成都那位与父亲办理结婚手续的女士所面对的真实状况——她的动机，就是希望能将父亲的户口办到成都，并享受到更好的医保保障。这其实不是一个多么高的要求，但却最终以滑稽到惨烈的方式提了出来。

这个荒唐的事件，其实也是部分民众对生存状态发自心底的一种呼唤，希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各级各部门，要探索和制定相应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逐渐减小差异，并最终实现社会公共资源不分地域、不论身份和职业，为全体公民共同享有，实现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真正对等。

荒唐之后 必然由因

“父女结婚”是一种极端的诉求该女 士孝老敬亲的初衷很美好，采取的措施很荒唐，难以如愿的结局很必然。一番运作，几多周折，到头都是白忙活。为达成一个良善目的，不惜僭越伦常“父女结婚”，理性的人们觉得既可笑又可怜。在为良善者掬一把同情泪后，人们还会发出可悲可恨的慨叹，想叩问荒唐之后的必然因由。

林女士最终目标是想帮助父亲办成社保，这是普通的要求，而不是一个奢望。社保，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政府治理目标中，在人们美好生活预期里，是普通的事。而且应该是与生俱来就能够享受的保障，与年龄无关；平等的享有相关保障，与户籍、职业、身份、地位无关。2014年新年上班第一天，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美好的目标预期，还必须依赖于现实的路径成就。该女士的荒唐经历，就是遇到了城乡二元结构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社保是基于户口分类的，是区分地域单元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没有根本解冻，户籍管制政策没有取消，区域自成一体的管理体系没有打通，很多事就只能“但听人语响，就是难下楼”，即便对于孝敬父亲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

父女申请登记结婚，居然也能通过审核，听来十分滑稽。民政部门或许也查看了社区证明，查验了身份证件等材料，但最终没能准确核验把关。其实公安系统不还有一套居民身份管理系统，弄清父女关系，只需要鼠标一点，分分钟就能搞定。然而身份管理系统归公安掌控，而且也没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于是N多的无效婚姻、荒唐婚姻神出鬼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的中国新路，不破除管理壁垒、信息封锁；不打破区域界限、二元分割；不加紧开辟新路径、落实新要求，类似父女结婚的兄弟版、升级版还会变脸出现。

相关评论

父女结婚，尽管当事人心知肚明只是一个骗局，并非真的乱伦，但其匪夷所思的荒唐，仍是不言而喻，且令人触目惊心。而更发人深省的是，这场以失去底线为核心的荒诞剧，竟然引发了坊间舆论的另类反思。这些反思浓墨重彩地讨伐现行体制，从户籍制度到社保规定，再到城市门槛……结论只有一个：父女结婚不仅情有可原，而且是“被迫结婚，不得不结”。

中国社会如今的一些深层缺陷都已清楚，户籍制度、社保规定、城市门槛等等的亟待改革已是共识，出不出父女结婚这种荒唐闹剧，解决它们都是改革的坚定使命。但必须厘清的是，无论是户籍、社保、还是城市门槛，改革都需循序而进，不会一蹴而就，而且即使实行了改革，也还是会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这很正常，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这样。既然如此，又怎么可以乱打板子，将父女结婚的走火入魔归咎于体制，对丧失底线的胡作非为当成“诉求”？

歪打不会得正着。就像不能将盗窃归咎于贫穷、将强奸归咎于性压抑一样，父女结婚也决不是代表了“对改革的渴望”，而只能解读为不择手段。有议论批评当下的结婚登记制度：连亲生父女都能领到结婚证，还有什么奇异的事情不能发生？触类旁通，我们是否还应这么说，为了骗保，连亲生父女结婚这样的天下大不韪都敢冒，那么为了其他更多利益，还有什么荒唐事情不会去做？这才是尤要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