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儿奉母，公益广告

居民反应

六安市市民慕女士上下班经常路过解放路，最近，她发现解放中路的路边，安装了不少公益广告的广告牌。牌子上讲的是“二十四孝”的故事，并且都配有插图，包含“百里负米”“卖身葬父”“卧冰求鲤”等大家熟悉的典故。但是其中有这么一个广告牌，让穆女士在内的不少市民，看着不舒服。

专家意见

《京华时报》评论员顾昀在《宣扬“埋儿奉母”是给推广传统文化添乱》一文中指出：“埋儿奉母”讲的是东汉一个叫郭巨的人准备埋掉儿子、节省粮食来供养母亲的故事。人们看到这则故事感到“瘆得慌”，这就对了。任何有正常人性、正常思维的人，对此都不可能认同。大概也只有在封建礼教盛行的传统社会，才会把这当作一种美德宣扬。放在现代社会，这不仅是虐待儿童，而且涉嫌故意谋杀，怎么能通过行政之力“广而告之”？ ...... 传统文化有精华，但也有糟粕。传统文化不可乱学，尤其是不能一股脑儿、毫无批判地奉行“拿来主义”。否则，不仅不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反倒可能给现代社会道德构建“添乱”。

《法制日报》上，邓海建的评论《孝道教育勿走极端》剖析了“埋儿奉母”招人反感的原因：一来，这种道德行为，是以违法的姿态出现的。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更不是可以生杀予夺的财物。在法治理念成为共识的今天，埋儿奉母的悲剧，难逃知法犯法的诘问。二来，这种行为，事实上也陷母亲于不义。杀了孩子来成全孝母的美名，当真如是，老人作何感想？三来，这种故事，过于极端，近乎以变态的伦理取向来达成道德宣教的价值目的。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它不仅不能好好地传扬孝悌文化，反而令人心生怯意，呼天抢地的道德成本，不是引人见贤思齐，简直就是吓得人不敢近身。

《燕赵晚报》首席评论员唐伟在《评“埋儿奉母”公益广告：弘扬孝道勿饥不择食》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过去被奉若经典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已然荒诞不经。二十四孝源于过去的时代，其间不乏愚孝之下的反人性。仅以“郭巨埋儿”来看，为了更好奉养老人，而要选择把自己的儿子埋掉，孝心固然诚恳而迫切，然杀人既违反道德更触犯法律。如果这种做法都可以获得支持，那么任何善意的行为都可以找到放行的理由，比如为了给孩子治病，就可以去抢钱，还比如为了奉养老人就可以不择手段。以道德为名对规则进行践踏，恐怕是当前道德重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新华日报》上《“埋儿奉母”？别把糟粕当精华！》一文指出：很显然，这样“弘扬”传统文化，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现代文明。比如说现代理性、契约精神，个体意识的张扬，公共空间的培育。在现代社会，核心价值是平等与自由，但一些地方在传承传统文化的时候，却推行“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关上了开放与包容的大门。“埋儿奉母”与现代文明显然格格不入，不但与现代人文精神相悖，而且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其他如“刻木事亲”“尝粪忧心”“闻雷泣墓”“哭竹生笋”等同样如此，理应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更不要说弘扬了。

《长沙晚报》评论员袁云才在《“埋儿奉母”孝德故事不宜较真》一文中指出：我们看待这些古代孝德传说，不能只纠结于外表和形式，而忽略其表达的精神本义。我们应该用一种“过滤”的眼光去看“二十四孝”，即滤去其怪诞的外表，而吸收其传承的精神营养。换言之，在学习古代经典过程中，应该融进理性与思考，进行自我咀嚼和自我消化，而不是生吞活剥、照猫画虎。当然，类似“埋儿奉母”、“卖身葬父”之类的古代故事，带有浓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烙印，与现代文明和当今追求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即便是添油加醋的神话传说，也容易引发人们对于法律的漠视，其负作用可能大于正面效应，最好是当糟粕予以剔除。

《羊城晚报》上《媒体评公益广告“郭巨埋儿”：不可愚学愚传》一文中指出：即使是严格按照传统的儒家理念，这种“愚孝”同样也是不被认可的。因为在儒家的“亲亲”伦理中，不仅包含“子女对父母之亲---孝”，也包含“父母对子女之亲---慈”，只有“父慈子孝”，“亲亲”的伦理大义才是全面完整的。这种背景下，以“埋儿”方式行孝，势必会显得非常“不慈”、“不义”，不仅会让郭巨，也会让郭巨的父母显得“不慈、不义”。而这种陷父母于不慈不义的做法、最终实际上仍是一种“不孝”，这正如孔子曾强调的，“陷父不义、安得孝乎”、“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可以想象，若让孔子来判断，像“郭巨埋儿”这样盲目满足父母、陷亲不义的“愚孝”，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孝，反倒是严重的“不孝”。

《广州日报》上《媒体评公益广告“郭巨埋儿”: 要尽孝 别愚孝》一文中指出：将“郭巨埋儿”这样明显违反人伦常识和法律精神的故事搬上街头，还制成“埋儿奉母”的公益广告，非但起不到“教化”效果，反而会有“坑孝道”的反作用。......其宣扬的“埋儿”做法实难认同，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为行“孝道”就要埋葬鲜活生命，是多么的冷酷与变态，不符合中华传统伦理常序，也有违现代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名符其实的愚孝。这样的孝道，今天还要随意宣扬吗？

《成都商报》上《媒体评“埋儿奉母”公益广告：反人性体现懒政》一文中指出：公益广告作为地方政绩的窗口，横竖得有内容填充，而传统孝道似乎成了顺手拈来、永远正确的东西，这种不假思索的照搬其实是懒政和形式主义的产物。关键是，现代民众变得不再容忍那些看似道德正确、实际跌落法律与人性底线的“传统”了。

港媒: “埋儿奉母”是愚孝是刑事犯罪 不宜广告.

《香港商报》2014年10月27日发表文章称，六安街头公益广告“埋儿奉母”宣扬的是愚孝，是和当代法治精神相抵触的，“埋儿奉母”是刑事犯罪，岂可广而告之？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古代典籍并非全部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继承不等于原封不动地“接收”。......内地要复兴国学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好，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

《北京晨报 》上《专家谈埋儿奉母公益广告：照搬传统文化不现实》一文中指出：“埋儿奉母”的故事曾经是“礼教吃人”的反面典范，在今天沉渣泛起，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传统的孝道之中，有很多把一方关系绝对化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能轻易拿来。弘扬孝道本身也是好事，但是不能过界，不能违背人性”。

知名学者、收藏家马未都说：二十四孝图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它提孝道呢，是我们自周代以来就开始逐渐建立的一个观念，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它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可低估的。二十四孝图，我印象中，是从元代之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它里头按照我们现在一般的认知呢，确实是有一些糟粕，比如说“郭巨埋儿”，这些肯定都是有糟粕的。但是它总体的意图是好的，就是教人尽孝。只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例，时过境迁。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就是道德呢，是有时效的。就在历史上的道德我们今天看有时候不道德，那今天重提二十四孝，我觉得总体精神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事例要分析，有的事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从中国古代中找到一些其他的例子替换，但是它提倡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民族的孝道的再度推行，对我们维系社会总体的秩序的良好和安定，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肖放说：二十四孝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古代社会里面有可能有它积极的作用，但是二十四孝里面有一些和今天的伦理观啊、价值观啊，不相适应的东西，可能就不能去宣传、去强调。特别在公益广告里面，可能尽量少出现这种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