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列传

详细介绍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嘉祐二年（1057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去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未能说出，现在看到这部书，说到我心裏了。”嘉佑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破碎怪僻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文风，见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作，便放在第二；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以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服母丧。嘉佑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三等的，仅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南山木筏，从渭河进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规定，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要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使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起居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合中较靠上的兼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直史馆之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爱护人以德。”

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要求赠父亲一官，於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已经服丧期满，就安葬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要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官员议论。苏轼上议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於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麽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於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暴君也无法废除，不再适用时，即使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於奏效。

庆历年间开始设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裏审判，军事问题在这裏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於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於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比起来何时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时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其争论就可解决。

现在所想改变的不过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於久远的、重大的事情，这些区区的方法又有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於忧虑的方面。那些关於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就说没有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徵可加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议论，意思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何在？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天赋文武，不愁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不怕不决断，但怕治理太急，听人的话太广，进用人太快。请求用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三句话，我应仔细考虑。凡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权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爱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用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请求追还成命。”皇帝下诏免去此举。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而已，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财。失去丁就会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不满了。

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裏面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派出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吏员都很惶惑。以皇帝的身份而谋求财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人讲。”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弃去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弃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续，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缙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浑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於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苟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防一开，水流离开旧的河道，即使吃建议者的肉，对百姓有何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村之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於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麽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括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贷，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岂不可惜！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虽后悔莫及!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既登帝位，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弘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徵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条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条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何区别？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於见成功，却难於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造作法，一定要实行。这是战国时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愿陛下维系人心，就在於此。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於道德的探浅，不在於强和弱；朝代长短的原因，在於风俗的厚薄，不在於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懂得这些，就知道了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陛下急於有功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艺术成就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人物概况

出身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入三等（此已为百余年来最高），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凤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当官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苏轼山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祐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被外放

至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反对新法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卷三三八

苏轼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

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

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紥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敦。时光为门下侍郎，敦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敦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敦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敦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微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徒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七子：籥、籍、节、笈、筚、笛、箾。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