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全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第一段,柳宗元写这篇传记,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
第二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暗示了一个道理。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
朱宗洛《古文一隅》卷中:“尝谓大家之文,多以意胜,而意又要善达。其所以善达者,非以词纠缠敷衍之谓也,盖一意耳。或借粗以明精,如此文养树云云是也;或借彼以证此,如以他植者来陪衬是也;或去浅取深,如‘既然已’,及‘苟有能反是者’与’甚者‘云云是也;或反与正相足,如中间”其本欲舒’数句正说,而后又用‘非有能’以反缴是也。至一段中或先用虚提,中用申说,后用实缴;或两段中一正一反一逆一顺错间相生;或一篇中前虚后实,前宾后主,前提后应。变化伸缩,则题意自达,不犯纠缠敷衍之病矣。处处朴老简峭,在《柳集》中应推为第一。”
尚永亮《柳宗元诗文选评》:“这篇《种树郭橐驼传》由种树引申到理民,说明作者一直在有意识地寻求、探讨有关的政治方略。这篇传记文,还可以看出柳文善于立意、达意和手法多样的特点。”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公元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公元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理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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