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堰

简介

地点

伍子胥堰四川有个闻名天下的堵江堰，因其用汩汩清流造福千年，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历史最激动人心的工程”。和都江堰的恢宏伟大相比，我们今天介绍的伍子胥堰当然渺得多，她谦卑地躲藏在秦巴山地一隅，鲜为世人所知，却也同样用清清渠水，滋润濡养了百代郧阳儿女。

来由

这项水利工程叫伍子胥堰，因为据民间传说，那是吴越春秋的风云人物伍员（yún，字子胥）修筑的，他悲壮的复仇是东周列国故事中有声有色的章节；由于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昏愦凶残的楚平王下令杀掉太子建，同时株连到太子建的师傅伍奢一家，迫使伍奢之子伍员出奔吴国。为报父兄之仇，伍子胥在吴国物色了著名刺客专设诸，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篡得君位，即吴王阖闾，终于借得精兵十万，于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兴师伐楚。五战五胜，攻克郢都。时昏君已死，伍员鞭尸，听说平王之子昭王在郧阳即位，遂领兵溯汉江而上直抵郧县。昭王逃至房陵(今房县)由于山高路险，一时难以攻克。伍子胥在郧屯兵三年，采用军民合作方式，共建了东西二条堰渠。屈指算来，迄今有2500年了。

西大堰

如果说，东大堰干渠在高山大岭上以逶迤壮美为特色的话，西大堰的风光则要以旖妮秀美见长了。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出花果狭窄的山口，静静注入汉江。小河与汉江汇合处，冲击出一块葫芦形的小平原，西大堰的主坝就修筑在葫芦嘴上，人们称之为“龙口”。堰东开挖一条人工大渠，沿着葫芦平原东边山脚蜿蜒，拐过一个九十度弯，与汉江岸平行，一去三十五里，直达郧阳城西东郊，日夜奔流不息。

最奇妙的是沿着大渠竟繁衍出一条热热闹闹的小街来，街面全由碗口大的青光石铺成。两旁店铺将水渠夹持中央，真有几分水乡情调。炸油条麻花的。卖三合汤豆腐脑的，打铁的修锁的剃头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水渠日夜哗哗，与打铁声叫卖声鸡鸣狗吠声连成一片。山里人将西伍子胥堰唤作大堰，大堰所在乡叫大堰乡，无名小河得名堰河，而这因堰渠而生的奇妙的小街，自然就叫作堰河街了。一连串的命名里，饱含着村民百姓对她的崇敬感与亲切感，这是儿女对一位朴实的乡村母亲的情感。

所涉人物

伍子胥(?～公元前484)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名员（音云，yun第二声），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属今监利县人，县城大车站外有其雕像。也有一说在襄樊市谷城冷集区沈湾（原系光化富乡村，1949年划归谷城）人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伍员的哥哥叫伍尚。u003c伍子胥-奇谋战圣u003e称：伍子胥是姑苏城的创建者。他的祖父叫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刚直谏诤而显贵，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在楚国很有名气。

伍子胥本为楚国人。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被迫出逃楚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入吴后，知公子光有大志，乃助其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得进用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与谋国政。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地区一强国。根据吴与周边各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与孙武等制定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之最大威胁，继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周敬王八年(前512)，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待楚军疲敝，再大举进攻。此后数年间，吴军连年扰楚，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随即展开大举攻楚的准备，争取与楚有矛盾的蔡、唐两国作为吴的盟国，使楚北方门户洞开，为尔后避开楚军防守正面实施突袭创造了条件。又出兵攻越，给楚造成吴不会大举攻楚的假象，并施反间于楚，使楚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子常为帅。十四年，与孙武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今汉川北)，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今荆沙江陵西北)，终成破楚之功(见柏举之战)。由于怀有强烈的个人复仇愿望，在楚未能安抚民心，激起楚国上下反对，致使吴军难以立足。阖闾死后，继事吴王夫差。二十六年，吴、越夫椒之战，越惨败几于亡国，夫差急于图霸中原，欲允越求和之时，伍子胥预见到两国不能共存之势，又洞察越王句践图谋东山再起之心，力谏不可养痈遗患，而应乘势灭越。夫差不纳，坐视越国自大。三十六年，及见夫差欲率大军攻齐，越王句践率众朝贺，再度劝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以除心腹之患，又遭夫差拒绝。知夫差昧于大势而不可谏，吴国必为越国所破灭，为避祸而托子于齐国鲍氏，反遭太宰伯嚭诬陷，被逼自杀。死后仅十年，越灭吴，终应其言。春秋末期吴国兴亡，伍子胥举足轻重。其治国用兵，以务实为旨，远见卓识，谋略不凡。《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伍子胥》十篇、图一卷，虽已亡失，当证伍子胥生前有其军事著作。

从春秋时期的战争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亮点：吴国在吴国历代君王和名臣（如：伍子胥）等人不断努力下，组建出来的“混合舰队”，可称中国海军鼻祖而当之无愧！

当时的船只分类是：大中小三翼（战船）、其中大翼船长20米，宽达2.7米，突冒（撞击船）、桥船（为骑兵搭船用）、还有楼船是指挥舰船，分工已经初具规模。而不是像不少铁血网友所说那样，只是以平底小船为主。

新闻链接

试探郧阳误传“伍子胥堰”之根源

伍子胥堰自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八年，高唐州进士朱寀连任郧阳知府，其间亦捐资修复此二堰，民因久失灌溉，复受其惠，拟议给建生祠，以表感激之情。其后嘉庆《郧阳府志》、同治《郧阳府志》以及同治《郧县志》均载有《朱寀传记》，中国水利之兴，起于大禹治洪，所谓“禹平水土”、“禹疏九河”、“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皆是他治洪之史功的记载。远古之时，因有禹功，民始赖以安。战国时期，由魏索先动用民力，引黄河水为鸿沟，使与宋、郑、陈、蔡、曹、卫诸国互通，与齐、汝、淮、泗交会，形成了黄淮平原的水路交通网。于是民享有运河交通之利。继之，约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李冰为蜀太守，利用岷江水，贯穿成都平原，称为“都江堰”，使民收灌溉之利。其后在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又有郑国引泾水，为秦作“郑国渠”，使关中成富庶之区。后世相习成风，在西汉元帝建昭元年(前38年)前后，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作渠溉田，惠及中原，也颇有影响。从此农田水利普遍为民重视，以为农业之命脉。考察郧阳的农田水利，起步可能较迟。据府县志记载，郧阳盛水堰是在明天顺年间(1457—1464)由郧县知县戴琰修，至弘治间(1488—1505)经郧阳抚治都御史王鉴之重建，并凿武阳堰，有王鉴之的《重修武阳盛水二堰记》叙其事。由此沿传，于明万历六、七年(1578—1579)，郧阳知府宋豸又修，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又由郧阳抚治杨懋勋、提督佟国瑶捐资重修。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四十八年(1709)，高唐州(在山东省西北部)进士朱寀连任郧阳知府，其间亦捐资修复此二堰，民因久失灌溉，复受其惠，拟议给建生祠，以表感激之情。其后嘉庆《郧阳府志》、同治《郧阳府志》以及同治《郧县志》均载有《朱寀传记》，表彰其人。但是这个“生祠”引起了后人的讹传，且颇有影响，那就是改称“盛水”、“武阳”二堰为“东伍子胥堰”和“西伍子胥堰”，前郧阳志办编纂的《郧阳古今》且有褒语“闻名遐迩”。对此，郧阳籍邢方贵先生可谓做了有心人，他根据一些历史典籍，于1994年撰写了《郧县“伍子胥堰”辨考》，与之澄清，纠正了史误。

但是这个史误是怎样引起的呢？我以为世间人事之形成，亦如自然之变化：无风不起浪，有云才生雷。在这里我也试图加以追究，寻出其所以生成风云之源。

朱寀以异乡之官，捐资修堰，关怀民生，有益地方，且从其传中可知其人勤于政事，重视文教，民感其德，为立生祠，按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风情，也是无可非议的事。考其时间，大约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后，由地方绅士议定的，名为朱公祠。康熙以后的郧阳志书，如嘉庆《郧阳府志》、同治《郧阳府治》以及同治《郧县志》，皆有其祠名。但是按历史实际说来，郧阳人民在康熙间，都没有建这个生祠，而只是借了盛水堰旁的法华寺供奉塑像，以资纪念。这是因为在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皇上晓谕：“取民地以广庙宇，有碍民生，其永行禁止。”郧民不敢违，故当时未另行择地建筑。虽然在志书上既有“法华寺”，亦有“朱公祠”，可在地方上寻踪，则是合二而一的古建遗址，一直沿传到民国时期，其宇犹存。

早年郧阳旧“志”载：“法华寺，去县东五里。”它是开创郧阳府治前就有的，据旧《志》介绍，在明弘治中(1488—1505)，曾经郧阳指挥康勇补修。其所在地名杨家岗，座北朝南，四方院落，周围稻田环绵二三十里，远近点缀着农家茅舍、水磨，早晚可听到牛倌号角，吁人放牛出圈，接牛归圈。春耕时节可闻一片吆喝声，可看到一幅“群牛争春图”。每年秋初，黄金一片，显现出郧阳“东城早稻”的景象。农民即将忙于收获，将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亦将在这里请“山二黄”戏班唱戏三天，感谢祠神。走进院落，正殿题书“大雄宝殿”，中居佛祖，左塑朱寀像，着清朝官服文静端庄，右塑伍子胥像，古代戎装，威武英姿。当时朱寀正是郧阳知府，岂能无识？所以这很可能是朱寀史识之误的授意之作，且由此误导郧人一直传说：“春秋之际，伍子胥率领吴师居麇，开凿了‘盛水’、‘武阳’二堰”由是也就转化成了“东伍子胥堰”和“西伍子胥堰”。当时朱寀既在任，无论如何脱离不了干系。郧县古称麇国，所谓“吴师居麇”，乃是麇城之“麇”，不是麇国之“麇”。一经传开，这可真是如《战国策·秦策》所言：“众口所椎，无翼而飞。”按《左传》载“吴师居麇”是在鲁定公五年(前506年)，果如所传，那么郧阳的“盛水堰”和“武阳堰”比起“都江堰”之开凿，还要早了两个半世纪，那岂不是“中国农田水利，郧阳堪称第一”了吗?

朱寀的误识、误导，还不只此一端。

请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郧阳府部封建考》中的一段记载：“郧，皋陶之后，子爵。按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计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败郧师于蒲骚。后楚灭郧子(国)，封斗辛为郧公。《左传》称郧，即郧乡。”

这是把古郧国之“郧”，当作郧县前称郧乡之“郧”的误识所引起的误载。其所以认定系朱寀所为，也自有其历史的鉴证。

在清朝康熙中，朝廷已掀起了撰修明史的热潮，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二十六日，皇上诫修《明朝》史臣：“西敫(hé)公论，明是非，以成信史。”次年三月十七日，命选江南，浙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在此期间，又聚有众多史家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其中的《职方典》俱由全国各省、府(州)的巡抚、知府(州)提供。按明、清以来的修“志”通例，府(州)、县志自应归知府(州)、知县分别亲自纂修。当时郧阳知府正是朱寀，而《郧阳府部》这一部分史实内容，自然应由他来提供，决无他人。且在吴师居麇之前，楚昭王因吴师所迫，逃出郢都而奔入郧，再奔入随，以及后来吴师居麇，又为楚师所败，这一段史实中的“麇”、“郧”因朱寀的误识、误导与误载，其时间正与当时朝廷编修史志之时榫卯相扣，岂容置疑!

近世修志，也有人认为可以借名人、名事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如果这样可行，相习成风，那可是地方志的大灾难，窃以为应当严令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