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汉代司马迁史传作品

作品赏析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断，它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这样说，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这次宴会全过程（包括会前斗争和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他自矜功伐而有“妇人之仁”。这种性格不改变，他就必然以失败告终。而刘邦在宴会上能化险为夷，跟善于利用对方性格弱点也是分不开的。这段史实可以反映出领袖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上所起的作用。

这篇文章按照情节发展过程，即以刘邦赴项营请罪为核心，连同赴营以前和逃席以后，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项王许诺”，交代鸿门宴的由来。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从“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到“因招樊哙出”，写鸿门宴上的斗争。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使气氛越来越紧张。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是刘邦的参乘，有保护刘邦的责任，但无与会资格。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知其来意，于是借赐酒缓和一下气氛。樊哙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而且忍辱吃了生彘肩。然后借项王“能复饮乎”之问慷慨陈词：于“王关中”一事，言虽有怀王之约，犹不敢自专，必待大王来；又就席间舞剑一事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故“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从“沛公已出”到结尾，述鸿门宴后余事，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刘邦乘势逃席，本意就想逃归。但他却假惺惺地说：“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直等樊哙说出“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替他解嘲的话来，他才“于是遂去”。他把带来的厚礼留给张良，以便进一步麻痹项羽。他明知足以致他死命的不仅是项羽，更主要的对手还在范增。当张良问他“来何操”时，他把这宗重要事情，付托足智多谋的张良，自然是很合适。但他还不免要叮嘱一番，以便提高张良的警惕。最可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明白写出对他自家部属的张良的称呼，也从先前的“君”忽而变为现在的“公”了！

《鸿门宴》故事情节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具有相对的完整性。文章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而情节起伏波澜是人物性格发展所导致的。

创作背景

司马迁因向汉武帝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而被捕入狱并处以腐刑，在形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大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第七篇即为《项羽本纪》。

扬雄《法言》云：“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爱奇”思想，不以成败论英雄，才刻画出具有鲜明个性的项羽形象。而鸿门宴是项羽一生成败的一个重要节点，因此司马迁浓墨重彩地再现了这一事件。

作品评价

宋末·刘辰翁：“叙楚汉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班马异同》） 

清末·郭嵩焘：“钜鹿、鸿门、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鸿门之会却处处写得奇绝、陡绝，读之使人心摇目眩。”（《史记札记》） 

近代·吕思勉：“恢诡几类平话。”（《秦汉史》） 

近代·吕思勉：“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传者，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中国史籍读法》） 

现代·吴汝煜：“司马迁写鸿门宴只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实际上，当时的宴会场面是很盛大、很热闹的。随从项羽入关的赵、燕、齐、魏、韩等国诸侯王及主要将领都参与了。他们虽然没有被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实写的人物的语言行动可以明显地感到他们的存在。正因为人都在场，才制约了项羽的言行，启迪了张良的智慧，帮了刘邦的大忙。”（《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

作者简介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山西河津人），是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又因曾任太史令，故人称太史公。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这场灾祸使得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其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