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单独二胎新政策

简介

国家卫生计生委此前消息称，2014年起，“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将提高，城镇每人每月将提高至340元，农村每人每月提高至170元。对此，耿玉田介绍，北京市也正在着手研究对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的提高事宜，北京市对计划生育特困家庭的扶助政策从2005年开始实施，一直是高于国家的标准。2014年还将再提高，且会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因此具体标准等内容正在审批过程中。

但对计划生育家庭每人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的补助金额暂无提高修改计划。

申请条件

修改后北京生二胎的相关规定

根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区、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只有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

(五)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调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农村居民，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不收养他人子女的;

(七)男性农村居民到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书面表示自愿赡养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八)远郊区、县农村居民，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或者一方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九)在深山区长期居住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

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

北京人口状况

耿玉田介绍，北京市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连续18年稳定在1左右，明显低于全国1.5-1.6平均水平和2.1的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增长惯性趋弱，2000年以来，全市常住人口出生率一直属于低于10‰的超低生育水平，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将继续下降。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造成本市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缓。本市常住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稳步下降。

同时，本市常住人口少儿比例整体性下降，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人口抚养比触底回升，“人口红利”趋弱。

此外，家庭规模持续缩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将会使家庭规模得到改善。

2012年全市户籍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5人，低于全国3.1人的水平。“421”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户的小型化、核心化使独居老人的比例提高，家庭养老和照料护理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将会使家庭规模得到改善。

“单独两孩”的实施，主要目的是在人口数量得以控制之后修正人口结构性矛盾，提高人口素质和促进家庭发展。

新政策影响

耿玉田称，根据2013年12月专家抽样调查，在一方为本市户籍、女方年龄在20-49岁的家庭中，单独家庭数量约为55.4万，其中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大约为45.1万，单独已育一孩家庭中，绝大多数符合新政策条件且具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会在5年内完成第二个孩子的生育。

按调查的生育二孩意愿在50%-60%计算，全市将累计新增加出生人数最高为27.07万。政策放开后，每年将以4万至5万本市户籍新生儿的增长速度。政策实施后的第五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8左右，预计2019年出生人口达到峰值24万人，此后会稳步下降。考虑到每年迁入北京市的人口规模较为庞大而结构相对年轻，其对出生人数具有一定的拉升作用，北京市未来的实际出生人数将比预测值更高一些。

针对部分市民担心新政会导致出现人口堆积的情况，耿玉田称，根据专家测算，本市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可能在前五年会出现一定数量符合条件的夫妇扎堆生育，导致短期内出生人口明显增长，但总体影响不大。

接生能力

原市卫生局妇幼与精神卫生处处长郗淑艳介绍，2013年全市助产机构共127家，其中三级41家，二级73家，一级13家。全市各级助产机构产科核定床位数共计4466张。

结合孕产妇分娩住院天数，及北京市剖宫产率、高危孕产妇住院天数延长以及休息日、节假日等影响，假设每年每张床为可周转60人次，按北京市市级核定床位数4466张计算，可以承担分娩量约26万人次。调查显示，为积极应对生育政策调整，近三年内全市各级助产机构共计划增加产科床位1000余张，可增加约7万人次分娩量，如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每年增加的资源，2014至2016年，北京市每年可容纳分娩量分别约为29万、31万、33万人次。

近三年产科分娩量2011年约19.1万，2012年约22.4万，2013年约21.6万。从近三年平均分娩量为21万来看，生育政策调整后，预计每年分娩量增加4万-5万，因此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基本可以满足我市孕产妇分娩需求。但是，三级助产机构超负荷工作，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对群众合理选择助产机构的引导，充分发挥二级和一级助产机构服务的作用。

妇幼床位问题

面对单独二胎新政实施后引发的生育小高峰，本市做好了各类应对准备，开展卫生服务资源调查，从床位、专业人员、技术能力、管理措施、保障政策等方面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建立妇幼健康服务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动态了解产科建档、产科床位使用等情况，及时研究制定调控措施，保障群众安全分娩。

记者从多家三甲医院获悉，妇产科床位一直持续一床难求的局面，面对某个“吉祥”年份的生育高峰，比如奥运宝宝、金猪宝宝等，会在妇产科加床的同时，将相关科室的床位借调，以满足产妇们的分娩需求。但与三级医院妇产科人满为患不同的是本市二级医院的妇产科床位利用率仅为60%至70%。

郗淑艳表示，本市将促进各区县妇幼保健机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和发展，加强综合医院妇产科、儿科和妇产、儿童专科医院建设。采取对口支援、建立医联体等多种方式，提高一级、二级助产机构服务能力。根据监测情况，适时采取挖掘内部潜力及提高床位周转率等措施提高床位使用能力。

全面二胎政策

对于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的过渡期有多长，耿玉田明确表示，北京市现阶段不会实施普遍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首先是因为逐步完善生育政策要依据中央的统一决策部署，在国家指导下实施。其次，根据中央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作为特大城市，北京必须研究控制人口规模。根据相关调研论证，“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动，出现较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

同时，从长期看，将形成周期性出生人口波动，总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峰值推迟到来，影响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的实现，给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耿玉田表示，“单独两孩”政策的出台不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放松，而是中央结合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与时俱进作出的战略部署，符合群众的意愿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抑制人口过快增长，我国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40多年努力，全国包括北京从根本上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势头。但也遭遇人口快速转变带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性别比结构失衡、家庭简约化、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依然严峻等，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