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窃符救赵，西汉司马迁的作品

作品赏析

文章以一连串的生动情节，描写信陵君与他的门客的事迹，充分表现了信陵君“下士”与“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高尚品格。宴请夷门抱关者侯嬴以及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是信陵君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所以作者把此事作为中心事件来写，写得极为详尽，也极为精彩。侯生年老家贫，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夷门监者”，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为世俗所不齿的。然而，信陵君听说他是个贤者，就“往请，欲厚遗之”，侯生“修身洁行”不肯受。信陵君就专为他“置酒大会宾客”，并亲自赶车去迎接他，还为他赶车到屠户中拜访朋友朱亥，而侯生见朱亥后，却“俾倪，故久立与客语”。这时，“从骑皆窃骂侯生”，而“公子色终不变”。到家后，信陵君又引侯生“遍赞宾客”，并且“为寿侯生前”，待侯生为上宾。这一系列的行动，没有丝毫勉强。侯生对信陵君多方试探，信陵君表现出来的只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信陵君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侯生，侯生终于把信陵君当成了知己，愿为他谋划，并为他献身。

这篇作品的情节是十分生动而感人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颇费匠心，结构很完整，又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波浪起伏。如宴请侯生一段，公子为侯生“置酒大会宾客”，当公侯将相已“坐定”后，公子却亲自赶车去迎接地位卑微的“夷门侯生”，情节顿生波折；侯生坐车赴宴途中，又要求“枉车骑过之”去看朱亥，又是一折；在见朱亥后又故意“久立、与其客语”，真有些使人等得心急。再如“窃符救赵”一段中，邯郸被围，赵王求救于魏，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然而，秦王又告魏王说：“诸侯有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于是魏王“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使文章再生波折。公子力劝魏王救赵，“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无奈，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等于以卵击石，人们不能不为公子担心。公子“行过夷门，见侯生”，“辞决而行”，侯生出人意料地只说：“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情节发展到这里为之一顿。公子“行数里，心不快”，以为“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文章又一波折，这一波折，引出了侯生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并推荐朱亥同行。人们预感到情节发展的前景：为了救赵存魏，屡立战功、受人崇敬的老将军晋鄙不得不被杀，真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为之心动。

司马迁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他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对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敬佩的，他是满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笔下的人物神化，而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活生生的人物。当矫杀晋鄙救赵后，赵王“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门客劝告他“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于是他“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他留赵十年，“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派人请他回国时，他下令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为此事毛公、薛公二人去责备他，“语未及卒”，他“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无损于人物形象，相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

创作背景

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件事，发生在周赧王五十七年，即公元前258年，当时属战国末期，秦国吞并六国日亟。赵国首都被围甚急，诸侯都被秦国的兵威所慑，不敢援助。就魏国来说，唇亡齿寒，救邻即自救。信陵君认识了这一点，才不惜冒险犯难，窃符救赵，抗击秦兵。

作品评价

此传不袭《国策》，是太史公得意之文。公子为人一段，一篇纲领，而“贤”、“多客”三字又此段之纲领。二十年，公子却秦存赵；三十年公子破秦存魏，存赵正所以存魏，存赵后存魏，而燕韩齐楚相继而获俱存矣，此天下之大机也，故史公特笔大书安王某年某年，正见公子之系乎天下安危，非浅鲜也。（《精选批点史记》卷三）

徐与乔

平原君，亦赵公子也，传首，则称平原君赵胜。《信陵君传》，不称信陵君，而曰魏公子。又云，魏昭王少子，而魏安王异母弟也。既冠以魏，又叠言魏，若曰，无公子，是无魏也，此与传尾公子死，而秦遂攻魏，系以魏亡，首尾一线相引。凡传中称公子一百四十七，无限唱叹，无限低徊。曰魏王公子，又曰魏安王异母弟，止见公子以异母弟而一心魏王，一身存魏，魏王始也畏其贤能而不任，终也听秦间而废弃不用，可叹也。（《经史辨体》史部《信陵君列传》）李晚芳

篇中摹写其下交贫贱，一种虚衷折节，自在心性中流出。太史公以秀逸之笔，曲曲传之，不特传其事，而并传其神。迄今读之，犹觉数贤人倾心相得之神，尽心尽策之致，活现纸上，真化工笔也。盖贤士在泥涂中，不知几经阅历，练成满腹知微知彰之学，本无求于人，非其人，即求之亦不吐也。有抱璞终耳，惟遇当世之贤，中心好之，忘势而笃岩穴之交，隆礼而敦道德之好，于是不得不以知己许之，许以知己，则为之献谋，为之捐躯，亦不惜矣。此修身洁行之侯生，不得不为信陵死，匿迹末业之毛薛，不得不为信陵用。为之用者贤，则用之者之贤愈见，故不特当时诸侯重之，即隔代帝王亦重之。高祖所以为之置守冢，而令民四时奉祠不绝也。茅鹿门先生谓，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信哉！（《读史管见》卷二《信陵君列传》）

汤谐

一篇是救赵抑秦两大截，起手将线路一一提清，已后一气贯注。当时秦患已极，六国中公卿将相，惟信陵真能下士，从谏若流，故独能抑秦。救赵正所以抑秦，而非其始能救赵，则后亦不能抑秦也。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其神理处处酣畅，精彩处处焕发，体势处处密栗，态昧处处郁，机致处处飞舞，节奏处处铿锵。初读之爱其诸美毕兼，领取无尽；读之既久，更如江心皓月，一片空明。我终不能测其文境之所至矣！（《史记半解·信陵君列传》）

钱维城

信陵君发一介之使，而诸侯奔命，莫敢后者，仁义著于人心，而威信足以夺之也。且信陵君岂遂能救民伐暴，效汤、武之所为哉？徒不急于功利，有救灾恤患不忍人之心而已，威震天下，功业无与并。夫秦虎狼之国，非仁义可治，以欺诈为政二十余矣，相如一匹夫耳，怀璧睨柱，廷叱之而不敢害，何者？其气壮而辞直也，况率六国效死之众，仗大义而征之者哉？故曰，事变异而成功大，秦之强，六国之利也。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齐宣之时，易于汤武，信陵之时，易于齐宣。人有好勇者，多服金石壮燥之药，必发狂叫号跳掷而死，天方厚其毒而速之死，太史公乃以为实将兴之魏，虽得阿衡之佐无益，岂不谬哉！（《茶山文钞》卷十《读信陵君传》）

鲁迅（《史记太史公自序》）：“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首尾两处分别运用了弄引法和獭尾法。所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

张朴俊：“曲折回环情思盎然”。

作者简介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山西河津人），是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又因曾任太史令，故人称太史公。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这场灾祸使得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其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