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宋代苏洵创作的议论文

作品赏析

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第一段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苏询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第二段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第三段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第四段论“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第五段论“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考，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创作背景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私战例，《权书》十篇就是他这时期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间题的军事专著，这篇文章是其中的一篇。

作品评价

明·杨慎《三苏文范》⑴引罗大经：“按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为贵。盖知彼知己，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此百战百胜之术也。昔韩（琦）、范（仲淹）二公在五路，韩公力于战，范公则不然，曰吾唯知练兵、选将、积谷、丰对而已。正与老泉之论合。”⑵引宋景濂：“老于孙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宝珍瑰，间错而不断，文字极难学，帷苏老泉数篇近之，《心术》篇之类是也。”⑶引杨升庵：“篇中凡八段，各不相属，然先后不紊。由治心而养士，由养士而审势，由审势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备，段落鲜明，井井有序。丈之善变化者。”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此文中多名言，但一段段自为支节。盖按古兵法与传记而杂出之者，非通篇起伏开阖之文也。”

清·过珙《古文评注》：“此文绝似《孙子·谋攻》篇，而文采过之。自谓孙吴之简切，无不如意。诚非诱辞也。通篇逐段自为起讫，而层次自有浅深。盖由治心而养士，由养士而审势，由审势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备，逐段相生而下，不复不蔓也。至于名言硕论，络绎奔赴，熟之更足增长人智识。”

清·蔡铸《古文评注补正全集》：“此篇殆集中（指《嘉枯集》）之翘楚也。公不特工于丈，且精于兵学，于此可见。”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此篇逐节自为段落，非一片起伏首尾议论也。然先后不紊，由治心而养士，由养士而审势，由审势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备，段落鲜明，井井有序，文之善变化一也。”

清·林纾《评嘉祐集》：“‘惟义可以怒士，是鼓众以勇也；养技而自爱，是大将养勇之道。’此二语，虽孙吴不能过。”

作者简介

苏洵概述图

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自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北宋宝元三年（1040年），苏洵经过五六年的刻苦研读学问已成，仲兄苏涣从开封士曹移任阆州通判。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九月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苏辙被任命秘书省校书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太常因革礼》编撰完成。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京师，时年58岁。十月二子尊父命与其母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