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孰美”的问答开篇,继写邹忌暮寝自思,寻找妻、妾、客人赞美自己的原因,并因小悟大,将生活小事与国大事有机地联系起来。充分显示了邹忌巧妙的讽谏艺术与娴熟的从政谋略。邹忌正是以自身的生活体悟,委婉地劝谏齐威王广开言路,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从而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一部分,写邹忌与徐公比美,不因妻、妾、客的赞美而自喜,而是从中悟出直言不易的道理。作者先刻画了邹忌的外貌: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窥镜”“自视”,逼真地刻画出他不无自得的神情。正是有了这点自信,才使他敢于和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徐公比“美”,也与下文见徐公后“弗如远甚”的自惭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烘托出他感到受蒙蔽的心情。这里,三个人的回答,由于身份和心理不同,虽然都是赞扬,但语气上却有明显的不同。妻的回答表现了妻对他由衷的喜爱,爱恋之情溢于言表。妾因其地位低下,与主人之间并没有多少真情可言,但又不能不顺从,所以她的回答就有些勉强,说话比较拘谨,不敢越雷池一步,客人的回答则明显地流露出奉承的意味。这一段,作者并没有把人物局限于家庭琐事之中,一般性地写他不因妻、妾和客的赞美而感到自满,而是将人物形象进一步提高、升华,由自身想到国家,从中体味出国君不易听到直言的道理,于是“入朝见威王”。
第二部分,写邹忌以切身经历设喻,讽谏齐王除蔽纳谏。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部分。邹忌见威王后,并没有单刀直入地向威王进谏,而是先讲自己的切身体会,用类比推理的方式讲出“王之蔽甚矣”。他先叙述了妻、妾、客蒙蔽自己的原因,然后从自己的生活小事推而至于治国大事,说明齐王处于最有权势的地位,因而所受的蒙蔽也最深。邹忌敢下结论的原因,一是邹忌曾任齐相,是国家的重臣,言不在私而益于公,所以他无所顾忌,二是以小见大,由自己的受蒙蔽推想到国君的受蒙蔽,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三部分,写齐王纳谏及其结果。齐王接受了邹忌的劝告,立即发布政令,悬赏求谏,广开言路,对于关心国事、积极进谏者,分不同情况给予奖赏。齐王纳谏之后,齐国果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门庭若市”说明在此以前,齐国确实有许多积弊,“时时而间进”说明最初的进谏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齐威王已经根据人们的意见,改革了弊政。“虽欲言,无可进者”,说明威王已完全纠正了缺点和错误,齐国政治清明。齐威王纳谏去蔽,从而使齐国国势强盛,威震诸侯。
文章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即要求统治者能听取不同意见,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听取不同意见,又在于他有自知之明,这是文章的重点。至于齐威王的政绩,齐国大治的情况,以及“战胜于朝廷”的具体经过,虽属文中应有之义,却并非作者命意的焦点所在,故仅仅一表而过。
春秋战国之际,七雄并立,各国间的兼并战争,各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以及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都异常尖锐激烈。在这激烈动荡的时代,“士”作为一种最活跃的阶层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游说于各国之间,有的主张连横,有的主张合纵,所以,史称这些人为策士或纵横家。他们提出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斗争策略,为某些统治集团服务,并且往往利用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游说使诸侯采纳,施展着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各国统治者也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是国家政权能否巩固的决定性因素。失去了民心,国家的统治就难以维持,所以,他们争相招揽人才,虚心纳谏,争取“士”的支持。本文便记载了齐国谋士邹忌劝说君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的故事。
刘向
刘向(前77年—前6年),男,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世居长安,祖籍沛郡丰邑(今江苏徐州)。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
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
其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列仙传》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
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去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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