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很可能成为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通过智子疑邻”的故事告诫人们,凡事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根据关系亲疏来待人、处理事情和作出判断,不然就会出错。
《智子疑邻》出自《韩非子·说难》,选自战国时代法家学派著作《韩非子》,是《韩非子》55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说,游说的意思;难,困难,说难,即游说的困难。作者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即君主)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韩非(前280-233)是战国末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韩非子》共有五十五篇,《说难》是他后期的作品。
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子出身韩国宗室贵族,与李斯均是荀子学生,后因其学识渊博,被秦始皇召唤入秦,正欲重用,却被妒忌的同窗李斯害死。韩非子死后,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子其学出于荀子,源于儒家,而成为法家,又推究老子思想,归本于道家。司马迁指出韩非子喜好“刑名法术”且归本于道家的“黄老之学”。他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将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及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韩非子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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