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闻一多著诗歌

作品原文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

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

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

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

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

他是尧时老人敲着木壤，

敲出来的太平的音乐，——

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

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礨

盛着帝王祀天的芳醴！

我们敬人，我们又顺天，

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

我们的历史是一掬清泪，

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泪；

我们的历史是一阵狂笑，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里有尧舜的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

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我这歌声中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我心头充满戈壁的沉默，

脸上有黄河波涛的颜色

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

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

我没有睡觉！我没有睡觉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

绳上束满了无数的结梗；

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过去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将来五千年的历史。

我要修葺这历史的舞台，

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首歌：

还歌着海晏河清的音乐。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杯酒，

又在金礨里给皇天献寿。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滴泪，

我的泪洗尽人类的悲哀。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声笑，

我的笑驱尽宇宙的烦恼。

我们是一条河，一条天河，

一派浑浑噩噩的光波！——

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

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作品鉴赏

闻一多曾这样剖析过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的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他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女神〉之地方色彩》）也就是说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情感，而在闻一多这里爱国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一种文化态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认为：“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引文同上）面对“西风东渐”的现实，他呼吁建立东方的文化优越感，并把这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他的“我是中国人”的宣示不仅有其情感底蕴，更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诗一开头即宣告：“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从而点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渊源。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以五岳，太平洋，帕米尔高原，流下昆仑山、流过亚洲大陆的大河作譬，昭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后诗人的目光转向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衰落的文明古国，灿烂的文明史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夸耀的地方之一。诗人唱道：我们的历史是韵雅的历史，这里有平静、和谐、朴素的诗一般的生活历程；我们的历史是追求和谐、自然的历史；我们与自然相安，不作过多的索取；我们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没有过份的奢望。我们的历史是充满情感，有眼泪，也有欢笑的历史；这泪、这笑中都含着东方哲人的哲学憬悟，因而我们的历史也是充满玄思和东方智慧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歌咏了伟大的民族性格、不朽的民族精神。这精神中有尧舜的谦让、仁爱，有荆轲聂政的不畏强暴，重义轻生，有一个伟大民族开阔的心胸、杰出的智慧。诗人在这里以“戈壁”，“黄河波涛”，“泰山的石溜”、“峥嵘的剑阁”为笔墨颜料，勾画出我们民族的肖像。一回想到现实，诗人的心灵立刻感到阵阵灼痛，他“心中的灵火”在燃烧，为他的祖国烧得发颤。他背负着历史，要走向未来。诗人确信；他的民族的未来是美好的，这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将“洗尽人类的悲衰”，“驱尽宇宙的烦恼”，给全人类带来生机。最后，诗人心情激荡，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这是一首对中华民族，对华夏文化的爱的颂歌。同时这首诗也反映出了当时闻一多思想中存在的国家主义倾向。闻一多当时自称信奉国家主义，参加过国家主义组织“大江学会”，这首《我是中国人》即首先发表于大江学会宣传国家主义的刊物《大江季刊》上。中国二十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的背景较为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在文化上国家主义鼓吹中国古代文明，张扬传统文化，闻一多对这一点是赞同的。这种思想倾向的产生并非简单的复古倒退，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闻一多后来曾分析过他当时的心情：“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弱于人，於是便有了安慰。说坏了，这是‘鱼处于陆，相濡以湿，相嘘以沫’的自慰的办法。说好了，人就全靠这点不肯绝望的刚强性，才能够活下去，活着奋斗下去。这是紧急关头的一帖定心剂。虽不彻底，却也有些暂时的效用”。（《复古的空气》）由此可见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推崇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种情感方式，一种道德信仰。它的真正的动因只在树立一种对于民族，民族文化的信念，以拯救危亡的祖国，萎缩的文化，这与文化复古主义是不同的。

这首诗情绪是激昂的，大部分诗行都以“我”，“我们”开头，抒情主体得到反复强化，主观色彩浓郁，充满自信昂扬的情绪。而且多用判断句式：“我是……”“我们是……”我们的历史是……”，这样主客体相融合，显示出主客体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而且不容置疑的。

另外，适应于诗歌内容和情感表达的要求，诗人对来自于心灵深处的文化认识、感情信息进行了图式化整合，运用了一些定型化的包含着历史文化内涵的词汇，兴象，如“泰山”、“黄河”、“木壤”、“哀悼死麒麟”等，从而使这首诗从语言构造到图式化观相系列等多个层次都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李炜东）

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