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带，央视纪录片

剧情简介

Sinology，汉学，是世界各国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

本片重在讲述中外文明交流过程中的跌宕历程。全片近50个故事，通过对一个个汉学家与中国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命运的生动刻画，描摹出汉学（中国学）产生、发展和变异的宏大历史图景。

主创团队

制片人：高晓蒙、韩雯；

总监制：胡恩；

监制：魏斌；

节目监制：史岩，石世仑。

发行信息

• 2015年5月17日―24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特别呈现》时段（每天20:00）（1—8集）

• 2015年6月8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CCTV-3）频道特别编排（13:26―20:26）（1―8集）

• 2015年8月17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CCTV-3）频道特别编排（10:34―18:00）（1―8集）

• 2015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CCTV-3）频道特别编排（06:40―14:00）（1―8集）

导演手记

编 筐——关于《纽带》的纠结

《纽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说得好听，但片子，偏偏却是拍出来、写出来、编出来的！所以这句话，全当就是听个乐子。

做片子，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折磨人。大气候，小环境，都是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不过，这样也好，够刺激，也真有挑战。

一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人曾建议，你就挑什么好玩儿往里面搁什么，反正，“纽带”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想想也对，老大不小了，较什么真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既是做人本分，也是做片子的常识。

但纠结的是：真这样做了，反倒却无从下手。

万事，总得有个先后。关于汉学或中国学，媒体很少有过铺垫或知识普及，如果随意挑一些感兴趣的内容、猎奇的知识、另类的人物排列组合，也不是不能干，甚至可能会有好的收视率。但我总觉得这样的话，名不正，言不顺，片子对未来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好不容易有人出钱，能让你关注一下冷门的汉学或中国学，如果不从学术价值的角度去考量、构建，似乎总感到有点对不起谁。

我是一个笨人，所以，还是实实在在地做点砖瓦工的活儿吧。哪怕只是搬块砖呢，也好让后人能踩着向上爬！于是，我们放弃了那个取巧的办法（不过，也许是错失了一个聪明的选择，谁知道呢？）最终选择了一个最累、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做法——直面汉学或中国学的前世今生、起承转合。

累，首先累在边框（编筐）。汉学或中国学虽然从来不是什么显学，但却是学问中的学问，既深奥又琐碎。起起落落四百多年了，人物一大堆，涉及到的学科也多不胜数。如何界定？如何分集？没有现成的资料与模式可资借鉴。

其次，表现也不容易。毕竟是一门高冷的学问，在这样一个碎片化、娱乐化当道的时代，要把它影像化，天然就是逆行、就有障碍。因为想好看，就得讲故事；而要讲故事，就得人物少。有故事的人物不见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物也许没故事。况且，价值如何衡量，也还是个大问题。

一个字：难！两个字：太难！

一个字：烦！两个字：太烦！

前前后后，专家见了一大堆。每个人都掌握着无数的故事、巨多的人物，但都是不可或缺，都是意义非凡。每一个专家，又都是那样地固执与坚持，让你敬佩。其实，这也是这些年每做一部新片子，我们都会面对的困惑。不想走常规路，往往就意味着无路可走，你得自己趟一条新路出来。

记得多年前拍《大国崛起》的时候，跟社科院的秦海波老师西班牙、葡萄牙走了一路，也吵了一路。不过，到今天，想起来大家都是好朋友。因为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一部好片子，否则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

杨煦生老师、孟华老师、耿升老师、张西平老师、许明龙老师、严绍璗老师、李明滨老师等等等等，我的脑子总是会想起每一位老师的恳切、每一位老师的语重心长、每一位老师的兴高采烈，以及我潜意识里与每一位老师的冲撞。

大家内心都有一个筐子，可汇聚在我们这里，就是一团乱麻。

电视，说到底承担不起那么多。你们都是大学问家，我们充其量只是些手艺人。怎么样把一个个完整的筐子，撕裂了，拧成绳子，再重新编一个大筐子。我们需要说服你们，其实更需要说服我们自己。

来来往往中，成型的筐子前后编了三个。当前两个被依次否定的时候，第三个筐子，我们已经很坚定。它既不是按照人物的重要性分类来的，也不是按照汉学或中国学的学科设置界定的，而是走了一条用大历史的脉络与国别相结合的分集方式。这大概是只有我们这些外行，才敢处理的方式了。

当一个个人物陆续在筐子里就位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片子。

接下来，该让这个筐子接受专家们的质疑、审视和充实了。一切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大家首先表示的是抗拒和批评，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智慧，尽力去丰富、完善、美化着这个筐子。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又是一轮人物和故事的取舍。原本这个筐子，我们设定的容量是九集，专家们也很认可了。但因为种种原因，只能又压缩至八集。这对于四百年来汉学或中国学整个体系的展示，多少有一点遗憾。我们，只能尽力弥补了……

最初片子立项的时候，纪录频道领导想像的是在描绘汉学的同时，尽可能涵盖几个大的文明体。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想法。一方面，能透过汉学或中国学，展示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可视的角度考虑，多些不同的国家，画面质感会更强、更丰富。

但遗憾的是，像阿拉伯地区，像印度，汉学或中国学的研究还比较少，数得上的专家也不多见。而且，以八集的篇幅勾勒汉学或中国学的全貌，笔墨已经是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了，所以，一切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做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老想起一个词——国际主义。

这些汉学家也好、中国学家也好，最初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出于兴趣，都超越了眼前的功利。当然，他们的学问，无疑丰富了他们母国当下的知识体系，但如果放到一个更长久的历史时期去考量，这对中国文化也是一个极大的反哺，尤其是走到今天，他们的研究成果，更是人类文化基因库的标本。

有时候想想，文化，还真是闲出来的。无目的，就是最大的目的。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甘苦自知。在编筐的过程中，无数的人给了我们帮助，你们的心血，自己从片子中去慢慢感觉吧！这个筐子编完了，这一段生命的体验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新的煎熬已然开始，写下这些文字，就当是把心中的那个筐子毛毛草草地收个尾，暂时或永久地封存吧！

编好的筐子，终究是给人看、给人用的，手艺如何尽心了。但它有没有艺术价值？有多少？或者，它究竟算不算艺术品？我们，说了不算……

《纽带》总导演 刘军卫

为什么要出发?

那天非常热，几个编导挤在一辆商务车里，堵在西三环。我们正要去拜访一位北大教授，沿途七嘴八舌，聊起了片子的构思。

“你知道汉学是什么吗？”

我一愣，汉学，不就是和中国有关系的学问吗？

“那国学和汉学有什么区别？”

天啊，好像是有区别，但区别在哪儿？同事的随口一问，给了刚进组的我一个巨大的打击。

“汉学，简而言之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而国学，是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学问。”

和每一个刚刚了解这些的人一样，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外国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学问？咱们又为什么要去纪录他们呢？同事说，你不知道么，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比中国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也专注得多。

凭此思路，我开始“顺藤摸瓜”。外国人，为什么研究中国？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四百年前的西方传教士们，开启了最初研究中国的热潮，他们的出发点，是传播教义；而在那之后，外国对中国资源、商品的觊觎，又促使了更多关于中国的研究；到了现代，崛起的中国实力，是否又是促进新一轮汉学研究的内在推动力呢？

当然，这些因素全都出自我的猜想，做片子、讲故事，还得从最基础的事实出发。我在心里暗自憋了一股劲儿：倒要看看他们是为了什么。

当年九月，同事们倾巢出动。我的任务是奔赴甘肃，一路跟拍一支国外的汉学家队伍游览敦煌的过程。那是我第一次去敦煌。

路上，一位有着亚洲面孔，却说着英文的女士，意欲和我交流。车微晃，我蹲在她边上，听她讲父亲的故事。

她说，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国人，因为结识了李约瑟而来到敦煌。李约瑟，是英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中国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有三个是他提出的。在她父亲的眼中，李约瑟对于中国，完全有种如饥似渴的好奇态度，对于中国未曾被发掘的科学技术，对于上世纪初那些有着先进头脑，却淹没在战争中的中国学子，他发自内心地同情，并在本不该他来承受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

如果推究他这么做的原因，或许是巨大的好奇，更或许是来自对一位中国姑娘的爱慕。对于我的刨根问底，女士有些疑惑。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此简单的理由，真的就能带给他乘着简陋的飞机前往中国，穿着破旧的棉大衣、拉着一条大狗走进荒漠与延边的勇气？

蹲累了，车外，远远能望到石窟。从入口到走进石窟，我们没有再交流。但洞里叹为观止的石窟，给了我们默然的答案。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出发，或许不重要，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可当你真的到达这里，领略了这股神秘而厚重的力量，会发现，有些东西并不仅仅属于某一国度，而是这世界文化基因库里，难得的一员。

猜想那些汉学家们，也有同样的感触，但这种感触，却很难简单表达。汉学家们选择用毕生的研究来表达，而学识浅薄的我们，只能依附着他们的故事，悄悄透露一些自身的感触。

朱允

2015年3月22日

朋友圈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和《纽带》相关的外国人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在意大利的司机。他是都灵人，当时为了我们这单生意，特地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到罗马。他的意大利文名叫Francesco Davico，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发音完全不同、意思也毫无关联的中文名：怀暖莫。按他的理解，含义是：心怀温暖与冷漠。

为了不被矫情死，我们都叫他“莫莫”，和时下交友神器谐音。

一次，我们在罗马国家档案馆拍摄罗明坚的地图原稿，花了大约30分钟结束拍摄，出来的时候，莫莫已经和两个中国女游客加上了微信，聊得火热。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莫莫就是个交友神器。

摄影潘老师说，莫莫就是一个可爱的“小人”。一口流利的京腔，不会成语，却把中文的粗口学得很齐全，没有正经工作，整天就寻思着把家乡的各种东西卖给中国：家具、红酒、兔子皮。说起来，他对我们拍摄的内容还真没什么兴趣，但他是真的喜欢中国姑娘。

拍摄第四天，我们驱车前往距离罗马一百多公里的小镇，拍摄一个家庭陶瓷作坊。把我们送到后，他就消失了，等回来的时候，身边不出意外多了一个中国美女。她是莫莫在南京的时候认识的，正在佩鲁贾读研究生。佩鲁贾离我们所在的小镇不远，看起来，莫莫早就计划好了。

那天晚上，莫莫把她送回了佩鲁贾。但奇怪的是，两天以后，这个美女竟然出现在了罗马。想必，莫莫是说了什么动人的话将她“骗”来了，那之后，我们就开始偷偷讨论，大致的内容就是他如何如何勾搭妹子，因为既有印象，甚至都会为妹子被这个“花花公子”欺骗而感到惋惜。

临走前一天，我们吃了一顿大餐，意大利人上菜慢，我们吃到很晚。越晚我就越担心，因为，我和莫莫一个房间，也许一会儿我会比较尴尬。但最后，事实证明都是我们心术不正：在接近凌晨的时候，莫莫把我们单独叫出来，说坚持要开三个小时的车把美女送回佩鲁贾，油费自付；还有刚才的餐费，女生的那份他出，算是他请的。

后来才知道，这个美女是莫莫的前女友。因为异国的关系，他们最终没有在一起，得知她来意大利学习，莫莫始终没有勇气见她。当看到我们的行程上有离佩鲁贾接近的城市，他毫不犹豫地接了活，因为这样也许就有机会见哪怕一面。莫莫害怕，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了。

第二个人叫Marie-Anne，最后一次和她见面是在去年秋天，她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咖啡馆办了一场读书会，读书会读的书，是她外公高罗佩写的《大唐狄公案》。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所有关于高罗佩的资料、采访嘉宾的信息等等，都是她提供的。当我们在荷兰的时候，她还将她的两个舅舅和妈妈难得地聚在一起接受我们的采访。

Marie-Anne从没见过外公，所有关于外公的事，都是妈妈告诉她的，事实上，高罗佩当时哪怕在家里，也没有与孩子过多地交流。高罗佩的四个孩子，除了大儿子仍然在莱顿大学工作外（研究的是日本艺术史），

其他人都在做着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工作，但这个三十出头的外孙女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外公：办高罗佩展览、为徐克的电影提供帮助、还与重庆的古琴社合作还原了高罗佩当时的办公室。

每天都会刷朋友圈，都能看到Marie-Anne在各种奔波的同时，中文也越来越好，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高若兰”；我也能看到莫莫红酒卖得越来越火，时不时地还有他日渐纯熟的中文吐槽水平。

看他们的朋友圈的时候，我也有疑惑，这俩人如此痴迷中国是为什么？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许只是因为身上流淌着1/4的中国血液，或者心里有个忘不了的南方姑娘。

其实《纽带》也没那么玄乎，汉学也没那么难懂，汉学家们，初衷和动机也许和莫莫、Marie-Anne没什么两样。当然这两个故事，在《纽带》里是看不到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写出来，这是我能看到的活生生的纽带。

《纽带》导演 程方正

有一些地方很少有人知道

想起了一部电影片名《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懂这句矫情话什么意思，但在拍摄《纽带》的途中，我常常有和这个名字一样的感受。

在澳门，城小车多，单行线的设置让这里很少堵车，但眼见很近的地方，打车却要绕很多个弯坡。跟司机说去马礼逊墓地，第一个师傅说不知道，拒载了。碰见第二个，犹豫了一下，问是不是基督教坟场啊？然后把我们拉到了墓地斜对面的另一所教堂。下车问了几个当地人，拐来拐去，找到了拍摄地——马礼逊小教堂，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所教堂。

秋日阳光足，茂盛的树影打在晃眼的白色围墙上，映着满园落地的鸡蛋花。捡起几朵走到后院，错落有致的基督徒墓碑中，马礼逊和夫人玛丽静谧地躺在一角。

现今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有一份告示，是清政府颁布禁烟令后，贴出的一份驱逐在澳门的英国人名单。这份告示的英译本，就是两百年前，身在澳门的英国人马礼逊所译；在今天，遇到困难的中英生词互译，我们随时可以查询到任何版本的字词典。但创造首部《华英词典》的先辈，也正是躺在这里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同样在肇庆，我们还找到了埋藏在居民巷的利玛窦旧居；在上川岛，找到了为传教士开辟前路的首位来华使者沙勿略；在杭州，找到了率先返回欧洲为中国礼仪申辩的卫匡国等等等等。在拍摄间隙，不时会遇见捧着花的外国人到教堂或是墓园祷告，也偶尔会遇见误打误撞的游客觉得美丽来照相。在语言交流已没有太多障碍的今天、在太多貌似熟悉的地方，为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们，还有很多故事很少有人知道，还需要我们切身处地的去感知他们的存在。

《纽带》导演 孟妍

邂逅伯希和

“傍晚六点，在走完这走不完的一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到达了千佛洞，我自然是那里的不速之客。——伯希和，1908年2月25日

他，形容痩削，目光坚毅，胡子拉碴，踌躇满志；

他，从巴黎到敦煌，走过被岁月掩埋的丝绸之路，不辞万里；

他，精通十余种语言，凭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游走于中国的文人墨客之间。

在有的人眼中，他是“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也有人说：“如果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

我是一个谨慎的人，在“择偶”（选择偶像）方面犹是如此。但是，当我得知这些元素浓缩于一位百余年前的法国青年时，我的心底，埋下了一粒崇拜的种子。

他叫保罗·伯希和，名字后面总是挂着一串长长的头衔：法国汉学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法国亚细亚协会主席、巴黎中国学院院长等……以及本片第四集《抢回去的学问》中的主人公。

于是，启程。捕风捉影。

飞往欧洲的航班上，陷入了深思。从北京回巴黎，当年的伯希和先生，应该是会乘火车穿过茫茫西伯利亚。如今直飞的航班，与当年的路线并无二致。在深夜的机舱里凝视屏幕上那条的轨迹，心中感慨万分。

世人常将伯希和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人相提并论，殊不知，他们对敦煌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相比于斯坦因的贪婪、华尔纳的残忍，伯希和是一位真正的学者。除却想把这些宝贵的遗产化为法国的财富以外，他真正是害怕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会遭受不测。在艰辛的归途中，他甚至不顾劳累，将最有价值的部分抄录下来。

纵然，回首这些往事，国人当然是心痛不已，可是百年前的中国，备受凌辱，哪里又有保护先人遗产的余力？

有信仰的人总带着一颗朝圣者的心，憧憬着不经意间会有那么一刻，与圣人在旅途中心有灵犀。

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与法国远东学院，聆听学者们津津乐道于伯希和先生人生中的精彩，也理性地分析他学术上的旨趣；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获睹千余年前的敦煌写本至今完好如初，穿在卷子上的麻线仍然健在；

在吉美博物馆，邂逅了每一件藏品的微笑，与古希腊遗迹中的神像何其相似，文明并不会因为语言、地域而被阻隔。

处于开拓期的学术时代，总是令人向往，不断涌现的新领域点燃了人类的学术激情。伯希和与敦煌的邂逅，也为敦煌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或许，有时会突然冒出生不逢时的念头，但若生在那个时代，又如何知晓这些传奇的人生。

如此人生，拿来回望，定要比亲身体验要合适得多。

《纽带》导演 屈楚

记史华慈先生

“房子卖了，墓地也卖了，你懂的，我可是赚了一大笔钱啊！”这笔横财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改变。

史华慈先生松开了衬衫领子，有些臃肿的脖子终于解放了。他那本就洪亮的笑声，又放大了一倍。

采访结束了，史华慈先生带着摄制组，去向当天最后一站——墓地。

“原本的墓地，离这里很近。当时他刚刚入土，地产商打电话告诉我，墓地升值了，一转手就能赚四万美元。”流淌着犹太血统的史华慈先生，似乎很善于理财。一路上，还在不停地传授着他的理财经。

显然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所以我试着转移话题，“他曾经和你聊过什么关于中国的事情吗？”

“说过一些，但我们没有兴趣。你知道的，我们兄妹几个人是标准的美国人，上班，下班，看橄榄球比赛。事实上，我们最多的话题是橄榄球赛。”

我终于还是见到他了，在那片墓地的角落里，在那块崭新的墓碑上——本杰明·史华慈。

本杰明·史华慈，美国历史学界的骄傲，中国学泰斗，其天才的研究独辟蹊径，堪称中国研究界的“爱因斯坦”。在他有生之年，几乎把学术生涯全部献给了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爱中国，有人恨中国，我尊敬中国。”他是我此行的目的，从某种角度说，也是我此行的动力。

对史华慈先生而言，他只是一位慈爱而忙碌的父亲。但，他几乎都不知道父亲在忙碌什么。

事实上，在见到史华慈先生之前，我就已经从他父亲的邻居那里听说了另一个故事。在父亲死后，在他卖掉父亲的故居之前，他就把屋子里所有父亲珍藏的中国文物，全都扔进了垃圾桶。随后不仅得到了史华慈先生的亲口承认，而且还听说了他倒卖父亲墓地的故事，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倒霉催的败家子！

此时此刻，站在本杰明·史华慈的墓前，我真不知道是该悲哀，还是该愤怒。作为一代大师的后人，就算不是将门虎子，至少也不应该是眼前这幅样子吧？靠倒卖先人墓地，靠甩卖遗产，还是以甩为主，以卖为辅，过日子的史华慈先生。这要是放到中国，死人也得让气活了。

不！也许不是这样。盛怒之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幸好这不是在中国。

理性的克制，这是本杰明·史华慈最大的特点，从那句不爱不恨，只是尊敬中国，就不难看出。他爱自己的孩子，他也热爱研究中国，但这只是他的爱。他没有选择把自己的爱强加给孩子们，从小就向他们灌输关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中国对他很重要，但凭什么就要对自己的孩子也重要？他的一生轰轰烈烈，但凭什么自己的孩子就不能平平淡淡？

大师也罢，混子也好，人的一生哪里又有什么高下贵贱呢？作为一个父亲，本杰明·史华慈送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就是选择的权利。也许他不仅是为学术大师，也是一位好父亲。

我并没有为我之前不太友好的态度，向史华慈先生道歉。一方面是我羞于启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无法向他解释清楚我生气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孝道。幸好，史华慈先生显然不需要我的道歉，他还在不停地讲着只能逗乐他自己的笑话。

拍摄完成，临别时分，史华慈先生面色严肃的走到我面前，问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来时候的油费谁给我报销？”

任志勋

2015年3月19日

拖 延

制片通知要写导演手记，但我内心其实很抗拒。不想写，是因为一直以来并不愿意接受《纽带》时候的自己。

2013年，从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怀着对影视的巨大热情，却惊讶地发现一个学电影理论的人并写不会写剧本。利玛窦、罗明坚、卫三畏、费正清……，所有与汉学、中国学相关的人物和故事都静静地存在于各自的时间、空间里，要怎么让这些人物、故事、线索穿越纷杂、浮出水面是如此艰难。他们探讨故事时在争辩、总导演改稿时也蹙着眉头，但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于是，怀着半分羞愧、半分坚持，开始从制片工作做起，做表格、写邮件、列采访对象、出采访提纲，到之后制定拍摄计划。走到今天《纽带》快要收尾，回头看，发现做好这些所谓的琐碎也并不易。

花了两天为第七集《中国学，别开生面》采访嘉宾做一份表格，做完后却被制片指着鼻子骂：你这做的是什么？也抱怨过，但是边抱怨边调整，加粗、变化字体、标题居中，做完后拿着整齐、美观又毫无瑕疵的表格，突然心中充满对训斥的感激。三多堂是一个对细节要求到苛刻的公司，被指着骂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止一次，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高要求，正是因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细节完美的必要性，才会人人都习惯高标准。

还在读书时，学校常常也会有知名制片人来开讲座，但那些靠着每一次沟通掌握的经验，很难有人能凭借几次讲座就能说得清道得明。那些看似极其简单的环节，稍微协调不周都会为项目进度带来麻烦。整个项目中，这样的挑战无处不在，突发状况常常都有。魏斐德，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在和他的妻子梁禾女士联系好所有拍摄后，整个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相关教师及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做好了拍摄准备，但是剧组人员却因为突发状况未能到达，凌晨5点被隔洋电话叫醒，听着梁禾老师略带焦急话语，心里乱作一团，她一直以来的热心，中国研究中心的协助，每位采访嘉宾的配合……人生中第一次欲哭无泪的突发状况，万分歉意却无法解释。事实上，问题的环节只是因为沟通未畅达，衔接才不够顺利。连道歉都来不及细说，开始重新协调，好在之后一切顺便。

上川岛，传教士沙勿略带着终身遗憾长眠的地方。2013年11月，摄制组一行四人开始了香港、澳门、广东开始拍摄。早五点、晚十二点，常有的事情，却因为一路有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家一路欢笑并不觉得辛苦，何况到了上川岛后，我们的拍摄已经进入了尾声。回京后，就要准备12月份北京的汉学研讨会拍摄了，这一次第七集《中国学，别开生面》中涉及到的重要学者都会出席，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政惠老师，作为“美国中国学”的第一人，从第七集初稿开始朱老师就不断地给予意见，这一次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当面感谢他。照例像往常一样给他手机发了短信：“朱老师，12月我就回京了，期待和您北京见！”可是这一次，很久都没有得到回复。

当第二天带着疲倦回到宾馆时，打开手机，跳进来一条短信：“朱政惠老师已经于11月13日去世。”那一晚上川岛的宾馆里，两个女编导哭了一夜。

写下上面这些话，也好像一次梳理，是两年来第一次梳理清楚，我以为的拖延，是一种对自己尚不满意的抗拒。但这一路我们也各自成长，承认不足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必须学会的技能，它也让我收获着与纪录片的情感交汇。谢谢《纽带》，带我走进纪录片。

唐毓珉

2015年3月22日

我认识的“理雅各”

我对英国，一直以来，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或许是我曾在那里求学三年的缘故吧。2013年，纪录片《纽带》的拍摄，让我再一次踏上了大不列颠，这个令我神往已久的国度。

出国留学和出国工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前者是抱着学习他者的心态，谦虚谨慎；后者自然也是谦虚谨慎，但莫名有了些成就感。

《纽带》是一部有关汉学的纪录片，在此之前，我对汉学了解甚少，英国汉学也只是听说过李约瑟先生的事迹。半年的脚本创作，让我对英国汉学，这个庞大的汉学体系其中的一支，有了全新的认识。马礼逊，理雅各，翟理斯等英国汉学家同李约瑟先生一样有着丰富而精彩人生经历。

那么问题来了，英国汉学的巅峰时代在19世纪，如何才能把这些已故英国汉学家们拍“活”呢？

在写稿时期，我经常报名参加在北京的大小汉学会议，让自己多受些汉学思想的熏陶。有一次，在北京郊区，有幸结识了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主任，费乐仁教授，茶余饭后，得知费乐仁教授与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后人关系甚好，经常有来往，于是便委托费老师联系理雅各后人的采访拍摄，结果是令人欣喜的，对方很欢迎我们到他伦敦的家中做客。

写到这里，我的职业病就犯了，必须多废话几句，给大家脑补下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历史背景。首先他是一名“传教士”，鸦片战争后在香港传教并开办英华书院，在中国生活20多年，用了前后25年翻译《中国经典》，并因此获得首个法兰西文学院的“儒莲奖”，回国后定居牛津，受聘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接受采访的是理雅各的重孙克里斯托弗·理雅各，是一位非常幽默的英国绅士，五十多岁的样子，一进门他便面带笑容用一口地道伦敦腔说道：“你们好，我是你们拍摄主人公理雅各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欢迎你们。”说罢，便指了指楼道墙上挂着的理雅各画像，又指了指自己，不得不佩服基因的微妙。由于克里斯托弗的健谈和幽默，采访在轻松愉快中完成了，随后的纪实拍摄也正因他是理雅各后人的身份变得妙不可言。

傍晚的时候，拍摄结束了，他送我们到门口，车子刚要发动，他走向前来，我摇下车窗，他看着我，脸上没了笑容：“我想你们可能想去拜访我曾爷爷，他就在牛津城北的沃夫寇特公墓，住在那有些年头了。”说完他便挥手作别，我却被他认真的表情和诙谐的话语弄得哭笑不得。

数天后，早早结束了在牛津大学的拍摄，路边小店买了一捧康乃馨，准备去拜访理雅各先生。我平日有个癖好，喜欢在名人的墓前静静的呆上一会儿，国内外墓地去了不下百十个。驻足墓前，四周的宁谧将时间静止了，刹那间有种与先人神聊的快感。

从牛津城北上，驱车十里，穿过一个小镇便来到了理雅各先生的“住处”。这里环境幽静，密密麻麻的墓碑矗立在爬满的青苔小路旁。没走两步，一座非常朴素的墓碑旁堆满了鲜花和零零散散几本《霍比特人》小说，诧异之余便扫了一眼墓碑上的名字，Tolkien。当时我就联想到英国著名小说家J.R.R.托尔金，更何况他正是在牛津大学教书啊，连忙凑上前去仔细看了看，果然是J.R.R.，这么一位英国奇幻小说泰斗竟然这么朴素的埋葬在这里。

我走到理雅各先生的墓前，墓碑是用先生家乡的阿伯丁花岗岩做成的，碑文中短短几行字努力的诉说着先生的生平。

我把那一捧康乃馨放在墓碑旁，深深地鞠了一躬。

魏慕轩

2015年3月23日

给汉学家画像

《纽带》，初听这名字，似乎很难把握片子要讲什么。所以每每约专家采访，或者给亲朋好友介绍时，总要“转述”阐释为：讲“海外汉学”的片子。而这样一来，大抵又不得不解释下什么是“汉学”……学术循环，无穷匮也。一觉书斋气浓厚，二觉好生隐晦——此处应有弹幕：无趣的谈资，你们这名字还真给聊天拖时长啊！（对，若叫《中国通》什么的，怎么可能码这么多字？）

言归正传。时间到了2013年的尾巴，据传急着播，所以大规模的剪辑制作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不舍昼夜。然而就在此时，还存在“缺医少药”的情况：这个画面没有，那个采访没说，等等。其中，很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少故事主人公没有适用的影像资料。怎么办？画。把没有的画出来，把模糊的画清楚，把年迈的画年轻，把青春的画老朽……而这个“重任”的一部分，也意外地落在了我身上。

2014年，元旦，网购的画板、纸、笔到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五十多根不同型号的笔一字排开，十平米见方的小屋显得更加拥挤。就这样，带着大家的信任，已经辍笔八年的我，在新年头一天，重新拾起了画画的“童子功”。自此，白天公司剪，晚上回家画，就成了随后两个月工作的基本节奏。

给汉学家画像，这是一项多么高尚的工作。因为通过前前后后数月的深入了解，甚至住他们住过的城，走他们曾走的路，翻看他们那些带着岁月沉香的书稿，了解越深，钦佩也就越多，能为这样一群有着特别情怀的人画像，自然是幸运的。不同于拍摄、结构、剪辑这些人的故事，画，需要直面，直面他们的眼、耳、口、鼻，直面他们的高、低、胖、瘦，这就要在了解的基础上去体会，去想象，去丈量，去描摹，而在这个过程中，一笔一丝的把握，你都能感受到流露于这些汉学家眉宇间浓浓的“中国气”，像孔飞力、像阿列克谢耶夫等等，虽然都典型的欧洲模样，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但眼神似乎都是儒家式的、诗意的、平和舒缓的，或许不用多问，透过那双眼睛，你就能知道他和中国必定有着某种关联。

对，给汉学家画像，需要表达这种关联，需要丝丝入扣，需要超写实主义的精致。而回看，整个《纽带》这部片子，又何尝不是在“给汉学家画像”，只是它不是某个具体面庞的描摹，它是速写，是一个个汉学家所历中国事的速写，是一部群星璀璨的汉学研究史的速写，在苍茫的史料和现实故事间，撷取一二，然后要处着力！在这场速写中，或许我们还不是合格的画家，这个故事那么大，谁说我们一定抓住了重点呢？努力吧，青年！

云扎布

2015年3月24日

小心翼翼

2013年春，我刚刚接手《纽带》日本一集的内容，兴高采烈地开始了联络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工作。

为《纽带》日本这一集做历史顾问的严绍璗教授，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国内研究日本中国学史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大概是最能辩证地分析日本汉学或中国学的。然而，即便是严教授这样专业的学者，至今也难以掌握谈及中日关系时的尺度。一方面，他常常会苦涩地和我笑谈道，作为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甚至中日文化，即使辩证地为日本说一句好话，都有可能被骂成汉奸。为此，年事已高的他，推掉了很多中日文化研究的项目。而另一方面，在听到一位中国学者在为近代以来的某位日本中国学家辩解的时候，他又会愤怒地指责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我看得出，他在与我这个青年导演评价日本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

我在查找日本近代以来的汉学家的资料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名叫吉川幸次郎的先生。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让我为之动容。吉川幸次郎先生的长子，吉川忠夫先生，也是位著名的汉学家、日本东方学会的前任会长。在联络他之前，我是期待万分的。我期待能够与他聊聊吉川幸次郎先生，为什么这么热爱中国；期待能够与他聊聊他本人，为什么子承父业也开始研究中国；期待他能够和我在资料书籍里了解到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一样，能够让我为之动容。我通过多方关系，联络了日本东方学会，联络了他曾任职的京都大学和东洋文库，终于与他通上了电话。然而，他却拒绝了我的采访。几个回合的电话交流，他总是以“时间不合适，最近比较忙”搪塞我。我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法与他沟通：改时间，改地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等等，最终都没有成功。

我听得出，他在与我这个中国记者交流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

小心翼翼的中国学者，小心翼翼的日本学者，让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也开始小心翼翼起来。回想起来，其实《纽带》日本一集的拍摄与制作过程中，掺杂着很多很多的情绪，涵盖在不同的故事和人物里。就严教授而言，这位不辞辛劳的老先生，最让我钦佩与感动。再不列举很多其他的日本学者，亦是对我们彬彬有礼，在拍摄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然而至今起笔，我很抱歉，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所有人的小心翼翼。我也为小心翼翼的自己而感到难过。

我想，铭记历史，不是应该要我们在当下活得更美好吗？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如此小心翼翼地活着？

也许，做《纽带》的意义，正是想告诉我自己，也许唯有中外文化的不断交融，才能够让我们的后代，不再活得如此小心翼翼吧。

《纽带》导演 张萁

涉及书目

1.《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2.《中国来信（1716—1735）》

3.《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

4.《中国的犹太人》

5.《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6.《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

7.《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

8.《中国图说》

9.《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10.《孔子与中国之道》

11.《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

12.《中国的使臣卜弥格》

13.《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14.《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

15.《（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

16.《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

17.《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

18.《利玛窦——凤凰阁》

19.《俄罗斯汉学史》

20.《莱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国元素》

21.《马利逊回忆录》

22.《卫三畏生平与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