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什么，教育科学出版社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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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教育是什么？这个最简单、最普通的问题，还需要问吗？尤其是我们的校长、教师，每天都在学校里做着教育的事情。但有时，最简单、最以为人人都知道答案的问题，是最讲不清楚的。我们不用教科书上的语言，是否能凭自己的感悟，个性化地表述出教育是什么吗？至少我不能。这几年，我天天想着这个问题。今天，看到校园草丛里的一簇小花，我似有所悟，教育不就是这簇小花吗？虽不起眼，也要盛开，盛开得自自然然。我一直推崇泰戈尔对教育的诗意的诠释。他说，教育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这簇小花，虽然弱小，但浑身焕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教育不也如此吗？无论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生命都要让它绽放。

尊重生命，以生命呵护生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完美的、独特的“这一个”。教育就是要呵护他们，尊重他们，包括为他们的成长创设条件，捍卫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尊严。这簇小花，引发我对教育本质的思考。今天的价值取向，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是不是被扭曲了？我与我们的先辈一样，也是主张崇尚自然的。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取名为《清泉石上》，意在表明教育要如“清泉石上”一样，自自然然。唐朝诗人王维有两句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以为教育就是要追求这样的境界。

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是教育的神圣、神奇之地，对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充满爱，充满关怀，把他们当成天才来珍爱，当成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上苍之恩赐来培育。很荣幸，我所在的学校，就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当年叫苏州振华女校，今天叫苏州十中的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08年的历程，历史的气息、文化的气息与教育交织在一起。古树名木与小花小草交相辉映，自然之状态与百年人文传统，如树林成荫，大气古朴。40年前我曾在这里读书，感受这里的一切，12年前我担任了这所学校的校长，继续感受这里的一切。浸润与体验，使我真正认识与体会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真教育、大美的教育。那就是，合乎道德的大善的教育。

我虔诚地对待这所学校，阅读校园，阅读校史，其实，是阅读这个校园里的每一个人，历史的、现实的每一个人。他们是这所学校的主人，是在这个校园（能让内心柔软的地方）成长起来的生命，或大树，或小花小草，都是鲜活的、能让我感动的生命。师生们都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成长状态，阐释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平等的。我写他们，记录他们，阐述我对他们的理解，试图揭示他们对我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帮助我成长，我的生命才变得更有价值。

三年前的新春第一天，我在学校值班。新春的第一朵花盛开在校园里，老树上的旧枝也绽出了新芽。我内心充盈，对这个校园充满着爱和感恩，满眼是美景，如苏州园林般的画景，需要对每个与这个园子有关的人交流、倾诉，随即我写了一首小诗，“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是个幸福的开始”。我对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块石头致意。这是我对这个园子最幸福、最美好、最直率的表白。“你”是谁？是老师，是学子，是曾走进又走出的每一位校友，是每一个与这个校园有关的人。“你”是谁？为何我们不能再拓宽一些视野，不能把它看成是教育，看成是日常的、完整的、幸福的校园生活？

我在这里，一年一年走过，当时只是感觉漫长，而今走过，再回首似乎仅是一瞬间。斯园、斯人、斯事，对我来说，都是生命中的珍藏；旧时光、新时光，对我来说，都是美好难忘的时光；瑞云峰、老桂花树，对我来说，都是教育的记忆。我把本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看成是生命——属于我的，更是属于这个校园每一株草木的蓬勃生命。

柳袁照

（2014年5月22日）

文摘

老校长杨绛

近十年之中，我几次北上，前去拜访我们的老校友杨绛先生。每次去看望她，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她读书时的“振华”。振华女校，刚开始只有小学，后来又办中学，再办师范。杨绛在那儿学习了六年（1922～1928）。她对那里有着太多的记忆，早年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事业》，几乎就是以在振华读书的经历为素材写的。

我第一次见到杨绛先生是在2005年12月。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与北京振华校友会的几位老校友一起去看望她。这些老人都是在各行各业很有建树的人了，可是在杨绛先生面前，她们表现得依然像是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敲门，小心翼翼地说话。杨绛先生那年94岁，身体硬朗，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气质与风度，开门、让座、端茶，温文尔雅，吴侬软语。

杨绛先生家的书房里有几张沙发、一张写字台、几个书橱。这里曾是钱钟书先生的书房，钱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就在这里读书、写作，也在此接待亲朋好友。那天，她执意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坐在两张沙发中间临时放置的一张木凳上。她就像一个慈祥的祖母或外婆一样，慢慢地与我们说往事，说她的王校长季玉先生，说她念念不忘的振华。

杨绛先生说：“振华有一股味儿，那股味儿影响了我一生。”她回忆说——

我在振华时，学校还不在今天的织造署旧址，而是在严衙前那个老振华校舍，一个大的、私人的宅子。外面是门房，进来是轿厅、大厅，后头几间是住房。楼上和楼下用木板与洋铁皮搭成很简陋的六间教室。现在，我闭着眼睛也能想得出来，哪儿是校长办公室，哪儿是教员办公室。后面楼下的大厅就是大课堂，早上的朝会都在那里举办。教室四面漏气儿，很“蹩脚”。英文是请外国先生来教的，其中有一个老师长得很美，在隔壁教室上课，我们经常凑到板壁上的窟窿眼去偷看。化学实验室就在我们隔壁。有一次，学生做硫化氢实验，气味很浓，我们怀疑是谁“泄了气”，还冤枉了一胖一瘦两个姐妹。结果下课后，大家才知道，那是化学实验室里蹿出来的臭味儿。

校长季玉先生特别认真，又特别随和。我与她在一起很多年。每天早上第一课（朝会）就是训话。她总说：“伲（苏州话，即‘我们’）振华，实事求是。”她说话有点儿卷舌头，我们学不像，就问她：“你干吗要卷舌头呀？”她说，小时候父母在外做官王季玉先生的父亲王颂蔚，曾在清廷军机处做章京，是蔡元培的座师。，保姆是外省人，所以带得她们说话也有点儿卷舌头。大事小事，她都要讲“实事求是”。她告诉我们，从家里带来了菜，不要一个人单吃、不给别人吃，大家要过好集体生活。那时教师都与学生在一桌吃饭，季玉校长也与我们一起吃。所以，我们的伙食一直都很好（其他学校都是校长单独先吃，然后教师们吃，最后才是学生吃）。我们夹菜都用公筷，大家先把菜夹在自己的碟子里，然后才吃。吃完饭，要把筷子搁在碗上，坐着，等大家都吃完了才一起离开。这是规矩。

2006年是苏州十中百年诞辰，我们请杨绛先生为学校题词。她挥毫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然后又写了一行小字“季玉先生训话”，落款写着“杨绛敬录”。她小心翼翼地端详着题词，一再说“写得不好”。已经95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仍然写出如此笔力遒劲的字，这让我们很是欣喜。回来后，我们精选了金山石，把题词镌刻其上，恭立于学校西花园中。这是杨绛先生对母校的纪念，其间凝聚着她对季玉先生的深厚情感。她说——

季玉先生上课时特别凶，可是等到晚上，就完全与学生打成一片了。校舍是老房子，有一条很长的弄堂。晚上，弄堂里只有一盏灯，点在大课堂的门口。季玉先生站在灯下，我们学生也都站在灯下，我们说的话她都听。有一次，我对季玉先生说：“您叫我一声阿姨吧，因为今天太先生（即振华的创始人、王季玉校长的母亲王谢长达女士）和我说话时，称我为‘季康妹’杨绛先生原名杨季康。。”季玉先生与我们亲密无间，没大没小。有时，我们有点儿什么不情愿的，就当面跟她嘀咕，彼此没有隔阂。我们可以跟她吵，跟她犟，跟她“胡来”，什么都可以。可见，我们的感情是顶顶好的，大家都很爱她。那时候，我们振华的老师都是东吴大学的老师（兼职），水平特别高，许多老师都是名人，振华的学生成绩也都特别好。我们用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课堂上也都说英文。

这次拜访杨绛先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后来学校改造时，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经过物化后，都安置在校园中。比如，学校建造了“季康亭”，亭子后面连着一条蜿蜒的长廊，长廊与西花厅相连，亭廊里有许多石刻，镌刻着杨绛先生读书时许多老师的画像与生平简介，王骞、叶楚伧、颜文梁都在其中。小小的振华学校，竟然能够延请到这些大师，可想杨绛先生在此受到的是何样的教育。在杨绛先生的回忆中——

当年振华有许多“会”（类似今天的学生社团），比如，“英文会”两周活动一次，活动时不许说中文，只许说英文。还有“演讲会”，所有学生都得上台演讲。我刚到振华那年才十一二岁，听说要登台演讲，可真吓死我了。于是我就到图书馆找了一篇东西背下来。“演讲会”在大礼堂举办，我站到台上，看见下面全是人，感觉好紧张啊，结果背到一半就背不出来了，吓得直哭，没办法，就想走下台，可是迷迷糊糊，竟然直接从台中央跳了下去，逃了。评判的时候，老师说我上半截讲得还可以，竟然给了我鼓励。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后来经过锻炼，我当上了学校“演讲会”的会长和“英文会”的会长。振华的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报考金陵大学，我也去考了，还考了第一名。金陵大学校长吴贻芳到我们学校来，季玉先生叫我坐在她旁边，动员我上金陵大学，可是我放弃了，报考了东吴大学，最终又去了清华大学。

振华的课程比其他学校的都要多，都要丰富，对学生的要求也高。我们考试时分数也总是比其他学校的学生高。我们每周六都要“会考”，中学部和小学部的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什么课程都考。考常识时，我常常能拿第一名，可要是考时事，我就不行了。考试时，学生答不出来，也得坐在那儿，到时间才能离开考场。

振华的办学条件一般，但学生的生活与其他学校完全不同。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学生很自治，样样都靠自己。其他学校教室的地板大都是广漆的，拖地的有“娘姨”；而我们学校没有，早上起来，学生的头一件事就是做值日。地板都是烂的，有的烂成了窟窿，头发都被缠在扫把上，很难扫。桌子也是自己擦，衣裳也是自己洗。我们都是用井水，由学生自己打水。每一间舍房都有房长，大家轮值，自己的事情自己管。

当时经常打仗，有一次得到消息后，我们出去躲避，每人穿了件大棉袄，带个小包，里面装着一块洗脸布和一支牙刷。大家排着队，黑地里跑到景海女子中学。那里的学生每人让出半个床，与我们合睡。大家穿着衣服，脱了鞋，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没吃早饭，也没洗脸漱口，就又排着队，回到自己学校。当时正值大考，大家照旧考试，一点儿也不松懈。

振华十分重视学生的户外活动，季玉先生常赶我们出去。可是振华的校舍很小，活动场地不大，只有一个操场，也就一个篮球场那样大，紧贴着墙根，地上铺的全是泥沙。于是，学校每周组织我们去南园。南园在城南，当时是一片田园，我们去那里散步、跑步，偶尔还去菱塘里采菱。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东吴大学参加大学生的活动，活动各式各样，有的幽默、风趣，有时也会“捉弄人”。有一次，台上有人大叫，让大家掏钱、扔钱，说谁掏得多、扔得多，就会生个大胖儿子。季玉先生耳背，听不清楚，也没弄明白，就学别人的样子，也在那儿掏钱、扔钱，大家忍不住开怀大笑。我是一个淘气、爱玩的人，可成绩还不错，季玉先生就让我跳一级，但要求课程不能少，初三与高一的课都要听，因此在同一年里，我学了两个年级的数学，而且居然都跟上了。这下，我再也没工夫淘气了。

杨绛先生与费孝通先生是振华的同班同学，费孝通是当时班里唯一的男生，说起当年的事情，杨绛先生告诉我们——

有人说我们是同桌，其实不是。他是好学生，我是“坏”学生。上体操课时，我们要排队，我长得矮小，排在最后边，他就再排在我后面。体操课要学跳交际舞、民间舞，两个人一组，手钩着手。我发育得晚，啥也不懂，费孝通懂事早，不跟我跳，只站在我旁边。我们跳不起来，我就生气，跟他吵架。我说，你比我高，你应该排到前面去。他说，前面是女生，我不能去。我说，我们都是女生，你为什么来这儿上学？我在沙坑里画他的样子，画一个丑化的脸，张着嘴巴，哇哇叫。后来费孝通的夫人只要见了我，就会提起这件事。她对费孝通说，你的女同学可真凶啊！

在讲述这件往事时，杨绛先生一脸的笑容，耄耋老人，童心依旧。

杨绛是振华的学生，后来又回到振华当校长。那是1937年，苏州沦陷，振华被迫搬迁到上海法租界。提到这件事，杨绛先生问我们这算不算她做过校长？问得很是真诚。我们说，这是历史，当然算，不仅算，还应大书一笔。杨绛先生说——

那个校长是季玉先生“逼”我当的。她哭着对我说：“我把自己都‘嫁’给了振华，可是日本人来了，不能再在苏州办学了，只能去上海，你不帮我谁帮我呢？”我被感动得心软了，就对季玉先生说：“我帮你！”她很高兴，马上请孟宪承先生（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到教育局去立案。我那年26岁，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当校长要老成一点才好，于是我拼命装老，把头发卷起来，像个传道婆婆，可怎么装也装不像，很可怜的。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但什么事情都必须做，包括去找校舍。我与季玉先生天天出去跑，六个班级，至少需要六间房，我们看中了的大房子还租不起。我记得当时季玉先生交给我一个存折，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美金，她让我带着，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办学经费啊！可那时物价飞涨，这3000块钱就像泡了汤一样，不值钱。那段时间季玉先生吃的是什么？她用糠虾蘸蘸酱油下饭；牛奶馊了，她也舍不得倒掉，说那不等于酸奶吗？于是就吃“酸奶”。季玉先生有一句话：“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先人之忧，后人之乐。”这是她自己的写照啊！我曾经给她买了一件羊毛衫，她死也不肯收。我说：“学生孝敬您，您为什么不能收？”她回答：“我从来不收人家的礼物。”我给她织了一双袜子，她是大的小脚，我是按照她的尺寸织的，她却说：“我不穿的。”于是，我对季玉先生发脾气，当着她的面把袜子都拆掉了。

季玉先生在这方面是非常伟大的，对我的影响很大。她还交给我一枚振华的校印。除了管学校，我还教高三的英文，爸爸说我这是“狗耕田”。

回忆起这些，杨绛先生饱含深情。那天，杨绛先生知道我们要去，一大早便坐在桌前，默忆当年的校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抄录在纸上。我们坐下后，她唱给我们听：“三吴女校多复多，学术相观摩。吾校继起，德智体三育是务。况古今中外，学业日新月异。愿及时奋勉精进，壮志莫蹉跎！”开始她只是小声地哼，慢慢地便唱出了声。杨绛先生说自己耳朵背了，那些音也就掌握不准了。她还记得当年自己唱校歌时穿的是深棕色的校服、黑鞋子、白袜子。

80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家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晰。苏州十中西北角有个小丘，树木葱郁，最高处有一小亭，说到它时，杨绛先生兴致很浓。当时，她在老宅子里读书，毕业前，学校搬迁到清朝织造署遗址。她也参加了搬迁劳动，这个小亭子是她和同学们一起搬砖头建起来的，是他们那一届学生留给母校的毕业纪念物。在我们的拜访即将结束时，杨绛先生深情地说：“请把我对母校的想念带回去！”

距离2005年的那次拜访已经九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杨绛先生一再说的“振华的那股味儿”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她那天与我们叙述的那桩桩往事中所蕴含的种种意味吧？！“那股味儿”代代相传，绵延百年，将永远氤氲在美丽的校园中。

（2014年7月7日）

兼职教师苏雪林

胡适的弟子苏雪林曾经在振华女校教书，那是1930年代的事情。十多年前，苏雪林从台湾致函苏州十中：“60年前，我是在振华学校兼过几小时的功课，教的是什么今已不忆，那时校长是王季玉先生，留学美国，一生以办学为职志，振华就是她独立经营的，管理严格，功课认真，造就人才蔚然称盛。”我们查阅历史档案，当年苏雪林在振华女校，担任学生社团“国文研究会”新文学组指导教师。她与杨荫榆在振华共事过。一个曾经是北京女师大的校长，一个曾经是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命运让她们曾一起在西花园栖息。

苏雪林是一位有个性且有争议的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她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几乎涉及所有题材，天地万物囊括其中。她活到102岁，一生无子嗣，婚姻也颇为不幸，在振华教书期间，住在天赐庄附近。她为1930年5月的《振华女校校刊》作序。序中说：“振华者，余向向学校之一也。创办以来于今十余载，校长王季玉先生苦心擘画，不遗余力，校务蒸蒸日上，声誉卓著。其管理严密，教授认真。师生朝夕所孳孳者惟研究学问而已，砥砺品行而已，于时下之恶习，一无所染。学成而升学者十九录取，其出而任事者亦大得社会欢迎。”苏雪林对振华女校评价极高，一生都是如此。

杨荫榆去世的第二年，苏雪林得悉消息后，写就了著名的《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一文，在对好友杨荫榆的怀念中，仍不忘说“七月间我回苏州度夏，会见了我最为钦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苏雪林对振华校长王季玉评价极高，一生也都是如此。

苏雪林曾与鲁迅论争。她从对鲁迅钦佩，走向反对。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北京女师大风潮，苏雪林与鲁迅对杨荫榆女士的看法截然相悖。1938年7月苏雪林回到苏州：“我特赴杨宅拜访荫榆先生。正值暑假期内，学生留校者不过寥寥数人，一切规模果然简陋。谈起女师大那场风潮，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苏雪林1949年去了台湾。

苏雪林对老师有一颗敬仰、感恩之心，这一美德，无论如何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苏雪林对她的老师胡适，真的是情有独钟，“由钦敬而至于崇拜”，拿她自己的话来说“老而弥笃，痴心一片”。

1959年，胡适在台湾师范大学毕业生典礼上做演讲。当时苏雪林适巧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她也在场，坐在前排。胡适先生讲为人师之道，讲着讲着，忽有感慨。他说，为人师不易，他自己教书30年，不知自己究竟给了学生多少好处，听人称自己为老师，总会惭愧。胡适随即举例说，如他在北京女师大教书，出过几个人才，女作家苏雪林，至今还“老师”、“老师”地称呼自己，真叫人难以承担。这个细节，是苏雪林自己在《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一文中披露的，可以想象，当时，坐在台下的苏雪林心里是怎样的高兴。

随着年事渐高，苏雪林对胡适的师生情谊有增无减，她把胡适称为“现代圣人”。在胡适面前，总有某种近贤近圣的感觉。她自述，孔子、朱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学者俱往矣，都不可见，而她现在竟能和与那些古人同样伟大的人共坐一堂，亲炙他的言论风采，而感幸运不已。

由于历史的原因，苏雪林一度不为人所知。

苏雪林的作品《溪水》，现在已编入沪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新教材。

在学校西花园的长廊里，继杨荫榆、胡适之后，我们也为苏雪林镌刻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苏雪林(1897—1999),振华女校教员，作家、诗人和学者，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1930年到1934年，在振华担任学生社团‘国文研究会’新文学组指导教师。1995年10月7日，先生从台湾致函学校，称振华‘管理严格，功课认真，造就人才，蔚然称盛’。”

（2009年5月1日）

作者简介

教育是什么柳袁照，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我在“最中国”的学校》   《柳袁照诗选》《清泉石上》《我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   《流连》   等教育专著、诗集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