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翻译历史

世界翻译史

世界的翻译史，有人说始于公元前3至2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圣经。旧约》，也有人认为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翻译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不管是从前者算起，还是从后者算起，距今都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来，翻译活动频繁活跃，翻译评论丰富多彩。

温家宝（左二）湖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副教授谭载喜在他的《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写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的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

《圣经。创世纪》中记述的以色列人约瑟兄弟旅居埃及，公元前449年希腊和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古罗马帝国为其军队招募日耳曼士兵，也无疑都要依靠翻译的作用。随着翻译活动的开展，翻译理论应运而生，翻译理论家层出不穷。2000多年来，翻译家提出许多翻译理论：罗马帝国时期翻译理论家西塞罗的直译与意译的两分法；中世纪波伊提乌的直译论、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多雷的翻译五原则；17至19世纪巴手臂的“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论、德莱顿的“直译、意译、批译”三分法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翻译理论中，大致有两种倾向，即：文学翻译理论和语言翻译理论。前者强调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造。后者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从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语义上的对等寻求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强调翻译学与语义学有密切联系，也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有关。翻译既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有创造性，也不都是仅仅传递客观信息。究竟什么时候应该侧重哪一方面，要看什么翻译，或翻译什么。这里所说的翻译包括宗教、文化、经贸等各个方面的翻译，当然也包括外事翻译，而且外事翻译是先行，并贯穿始终，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法国外交学家皮埃尔——米歇尔。埃泽基认为：“自有国际关系便有外交，可以说，一个民族愿同邻近民族接触之日即为外交诞生之时。”孟德斯鸠则说，交往是普遍性的习俗，甚至连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也派遣和接待使节。从词源上讲，外交一词与外出有关。Diplomacy是希腊语diploma的派生词，意为“一折为二”，即：用两块折合连接一起的金属片做的护照、通牒和其他文件。古希腊许多自治城、邦都通过使者、骑兵官、信使或其他使才建立关系。公元前500——前400年，外交上形成了某种组织形式，如“外国人驻驿馆”，它是负责欢迎、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旅馆。从广义上可以说，外交是随着部落、民族、国家之间开始进行交往而诞生的。有了外交，就需要翻译，外事翻译应运而生。各国有各国的语言。由于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强大并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或由于一种文化的兴盛并对世界文化有广泛的影响，一个时期，往往有一种国际较为通用的语言。随着国家或文化的兴亡，国际通用语种发生变化。语言有一个发展过程。18世纪以前，欧洲外交界使用拉丁文。当时外交文书、外交对话、条约起草都使用拉丁文。中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也是使用拉丁文。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用拉丁文起草的。为此，中国代表团启用了两名耶稣会的外国教土为随员，参与条约文本的草拟工作。19世纪中叶以后，法语逐步代替拉丁文而成为通用外交语言。这与法国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以及法语语法结构严谨、表达准确有关。20世纪以来，英语的影响日益增大，逐步成为较为通用的外交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与法语平分秋色，并驾齐驱。1919年凡尔赛和约把英、法文本共同作为正式文本。第二次世界通用。但在正式外交交涉和谈判中，各国仍然使用本国语言。因此，在外交中，翻译必不可少。外事翻译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职业。

中国翻译史

谭载喜在他的《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提到我国的翻译史时说：“孔子周游列国，在各地言语发音不尽相同，彼此交流甚少的当时，也不可不通过‘旬寄之才’（即翻译人员）以‘达其意，通其欲’。“公元四五世纪，我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贸易往来有较大发展，翻译（当时主要是口译）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明朝初，中国一直文化发达，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在长达2000年的时期里，从汉代杰出外交家张骞和班超先后三次出使西域，到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指南洋和印度洋），中国对外关系活跃，且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翻译在这些对外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与亚洲、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我国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汉朝未年，我国以佛教翻译谓语的笔译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历时近千年。明代郑和下西洋，使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传入我国，我国出现了以翻译西欧国家科学文化为主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从清代后期起，中国国力逐渐衰败，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逐渐衰落。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略、掠夺、欺压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外交翻译也遭受了100多年的耻辱。第一次雅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官员办外交，很长时期找不到本国的翻译，而不得不使用外国人当翻译。1861年，随着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科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后改名为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掌管外交的机关。当时顾维钧任陆徵祥外交总长的秘书和参事。他主要负责与英语国家的使馆打交道，同时帮助改革外交部。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成立翻译室，任务是游览外文报纸，把有关我国的报道剪下，译成中文存档。总统府每天都要求看到最新的译件，以了解中国事务在外国的反应。在这一方面，翻译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各部门组成部分。1862年以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建立了国文馆、法文馆、俄文馆等旨在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学堂。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先后向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派遣留学生。通过办学堂和派留学生等方式，培养了一批翻译和科技人才。他们翻译和出版了许多介绍外国情况的书籍。他们当中有些人为清朝官员当外事翻译。譬如，直隶总督李鸿章掌管外交事务时，启用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马建忠担任外交谈判翻译。但总的来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仅使用外国人当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如英国人赫德，总理衙门处理各种国际问题都征求他的意见，甚至请他办理外交），还使用外国人当外交翻译，如英国人托马斯、怀特和法国人马尔丹斯等。这些外国人担任中国外交翻译都不同程度地给清政府的外交谈判增添了不利因素。更有甚者，中国派往欧、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大臣竟是外国人。1867年，清政府决定遗使出国。恭亲王奕訢奏报称：“顾中国出使外国……语言文字，尚未通晓，仍须倚翻译，未免为难；况为守兼优，才堪未对者，本难其选。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乘机毛遂自荐。蒲安臣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指示后才提出的。1865年12月15日，他回华盛顿述职时，国务卿西华德批示他建议满清政府将他遗使赴美。接受指示后，蒲安臣返回中国，去总理衙门辞行。根据当时做翻译的丁韪良的记忆：“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表示：”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同时，清政府又决定委派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海关税务司法国人德善为“右协理”。1868年2月，蒲安臣终于靠施展狡猾手段，充任了满清政府派往欧美各国的第一个外交代表团的“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在1867年1月14日给西华德的报告中称：“我慎密地考虑这问题，并且和朋友商量后，决定为美国的利益，接受这一任命。“这是中国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写照。它从反面说明政府拥有自己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要意义。20世纪初，翻译工作极其活跃。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及大量苏、美、日欧的名著被译成中文。这对中国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兴起了推动作用。

新中国的翻译

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着手为新中国培养外事翻译和外交人才。40年代，中央在延安开办了外国语学校。周恩来在对外国语学校师生讲话时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新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人从事外交工作。为了迎接胜利，外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应加速培养外交人才。1948年，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华北解放我成立外事学校。1946年，中央决定将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为北京外国语学校。这些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干部和外事翻译。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割断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卖国外交的联系，创立独立自主的新外交，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在建设外交队伍方面，则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以外交，必须‘另起炉灶”的具体指示，创建一支新型的外交队伍，包括新型的外事翻译队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在对外交往中使用自己的翻译。这是我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体现和保证。建国初期，延安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校等外语学校培养出一些外语人才，原中央外事组一些懂外语的干部转到外交部，又从文科大学选了一些毕业生，组成新中国第一批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但懂外文的外交和翻译人才短缺。所以，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大抓培养工作：将北京外国语学校扩大，并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外交学院；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把干部学习外语列为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重要任务之一。上述措施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外交官和外交翻译。但随着我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同我建交、半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翻译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如1957年，我与几个国家建交，但派不出懂驻在国语言的翻译。那年年底，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拟定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十年计划，“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第一批是培养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印尼语等语种的翻译干部。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培养计划请外交部商有关方面，拟好后于一月四日报送上来”。外交部根据总理指示，同有关部委和学院制定了十年内培养35个语种452名高级翻译的计划。1958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设了翻译班。1959年3月，总理又指示外交部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1000名初级翻译。这近1500名高、初级外交翻译培养计划的付诸实施，使翻译力量大大增强，初步解决了外语人才短缺的问题。“文化革命”严惩干扰和破坏了我国外交，也干扰和破坏了外交翻译的培养和外交翻译工作。70年代初，我国同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先后建交，同美国打开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外交工作的大发展又对外交翻译提出了新要求。1971年，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从外语院校毕业生和留学生中选调一批翻译人才进外交部工作。1973年，我国恢复向国外派遣外语留学生。这批学成回国后，在外交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根据邓小平“解决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外交工作异常活跃，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外交翻译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外交部翻译室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就说明了这一变化。70年代，中国礼宾制度尚未实行改革，每逢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必邀请所有外国驻华使节参加欢迎宴会、招待会、答谢宴会等，宾主在这些场合的讲话往往需要译成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翻译室当时虽只有几十个能讲英、法、俄、西、阿拉伯文翻译，但也能够满足工作需要。而且，每个语种只需一两个主要翻译就可以完成我国国家领导人的主要外事活动的口译任务。现在礼宾制度改革后，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时，不再邀请所有驻华使节参加所有的正式宴请活动，只请来访国的使节和有关人士参加。在这种双边活动中，宾主以方也不发表长篇演讲，最多即席讲几句。这就不需要事先翻好讲话稿。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交活动极其频繁，今天外交工作的发展使得口、笔译方面都承受着很大的工作压力，口、笔译人员经常处于短缺状况。外交事业及外交翻译事业的发展，要求加紧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翻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