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汉字

简介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巨大压力，一直处于 ‘’救亡图存‘’ 的风云中，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开始逐渐的全盘否认自己的一切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是愚蠢的、是罪恶的、是不能和西方文化相提并论的。而孔学、道教则被认为是妖言、邪教。

1917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

钱玄同，时任北大教授。最初他是一名复古派。但清朝覆灭后，他认为应该向先进的西方文化看齐，用西方文化来改善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

钱玄同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但与此同时，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随后不久，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建立了中华帝国。1917年，又发生了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中国的贫弱，显然不是通过推翻某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的。很可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钱玄同谈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 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另一根本原因

既然要“废灭汉字”，就要找一种文字来替代汉字，1920年代赵元任提出国语罗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还有钱玄同主张的直接借用世界语，其本质都是想用字母文字来取代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堪忧，也更为可怕。而当时的中国，这两种危机同时并存。可谓中国距离亡国灭种仅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发的亡国之险爆发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底线与凭依，其危机已然发端。远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到了五四运动，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终于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能客观地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本身同样需要反思，笔者以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处，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态度。

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交代了这种态度产生的源起。文章说：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欲求汉字革命的初衷，是认为汉字的书写认记之难影响了国民普及教育的推广。在这种想当然的线性逻辑关系中，汉字只是一种纯粹的书写工具，仿佛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并无什么本质的关联。傅斯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得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

评论

谭嗣同

尽改汉字为拼音文字

钱玄同

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陈独秀

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吴玉章

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鲁迅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终将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运之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刘半农

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

瞿秋白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蔡元培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拉丁化新文字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由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领导发起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受此影响，瞿秋白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并成立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在旅苏的10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一般简称“新文字”。它除了北方话的方案外，还有方言的方案，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是它的代表性方案，所以又简称“北拉”。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拼音文字方案。

其实，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主张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除因为“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外，其最大理由就是认为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要采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使文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利用，是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的主要目的。

拉丁化新文字书籍

产生经过

近代以前，汉字的拉丁化基本由西方人进行。最早的汉字拉丁化的实践来自于中西方的交流，若要介绍中国的一些地名、人名或其他固有名词到西方，必会涉及汉字拉丁化的问题。明清西方传教士为了学习汉字和传教的需要，开始系统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1605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西字奇迹》具有开创性的系统化意义。1626年耶稣会士金尼阁出版的《西儒耳目资》是最早用音素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所用的拼音方案是利玛窦方案的修正。1867年，在英国使馆任中文秘书的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一部《语言自迩集》，创立了一个拉丁化的威妥玛拼音，使用时间很长，对汉字的拉丁化起了重要作用，以后的方案都有参考。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个民族字母形式的注音字母方案，特点是采用符号表示声调，这虽然不是一种直接的拉丁化方案，但用符号表示声调的方法却延续到汉语拼音方案。1928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特点是用字母的拼法来表示汉语的声调，实际上由于流传时间较短，时间起到的作用不大。

随着近代中国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中国固有的文化自豪感被彻底打破了。一些思想家、革命家认为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遗留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包括孔子思想、礼教等，其中也包括汉字。事实上，主张废除汉字的主因，无外是对传承了五千余年的本民族语言的不自信，甚至将中国近代积弱、任人宰割的境况，归罪于汉字。汉字被认为是一种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包括鲁迅、瞿秋白、钱玄同等在国外留过学，思想比较激进，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或说体制）有着排斥的爱国人士，都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概念。

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加速当时苏联远东地区10万中国工人的扫盲工作，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主要参加者有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以及苏联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1930年4月，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夫和瞿秋白、郭质生三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修订这个方案。不久瞿秋白回国，吴玉章、林伯渠等移居远东海参崴，这个工作由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组织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委员会的主席是Д.阿列克谢耶夫，秘书长龙果夫，成员有萧三和一些苏联汉学家。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并参考了中国过去的几种主要方案后，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拟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这个方案经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

1931年9月26日，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大会以瞿秋白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大会确定汉字改革的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民国政府决策

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及各位学者的评论和措施，民国政府也作出过种种简化汉字和汉字拼音化的努力。但时局动荡，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所谓的文字改革，也不过是社会天空飘过的云朵。

民国政府颁布的简化字表

毛泽东态度

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带有阶级的烙印，即“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过去社会的文化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未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发展。1940年1月1日，他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的角度，毛泽东发出了文字改革的号召。即：“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在人们还沉浸在对新中国的憧憬之中的时候，时任华北大学的校长吴玉章特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 ‘’文字改革‘’ 的建议。十月十日，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任常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行拼音化之前，先简化汉字，以便于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4年5月，中国文改会发表了《简化字总表》。收字2274个。随后向全国推广。与之伴随着的就是汉语拼音方案。将这些工作做为汉字拼音化的前奏。但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探索中，人们发现中国不适合用拼音文字，因为在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例如：‘’攻击‘’ 和 ‘’公鸡‘’ 因此这些同音词只能用汉字来区分。而表音的拼音文字对于这两个词都只有一种拼音组合。这会让人看不懂这到底是在表达 ‘’攻击‘’ 还是 ‘’公鸡‘’。所以拉丁字母只能当汉字的辅助音标，不能取代汉字的书写。目前中国已放弃拉丁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