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西汉《史记》中的文章

作品赏析

《管晏列传》这篇文章的写法比较奇特，它并不全面系统地写两人的生平政绩，而是选取两人的一两件轶事来写，就是这些小故事，作者在叙写时也极力概括，反倒是抒情谈话展现得很充分。司马迁写的这些事绝不是无关痛痒，恰恰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理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意义。

第一段，介绍管仲的出身。着重写他因鲍叔牙的推荐而任齐桓公之相的事，为后文管仲详谈他和鲍叔的关系作发端；于管仲的煌煌相业，则以“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几句带论断性的、概括性极强的话了之。头绪集中，笔力极劲健。

第二段，集中显示了本文的特点。借管仲之口，尽量抒发存在于他与鲍叔之间的典型的人生知遇之情。“分财”多取而非“贪”，为人“谋事”陷于“穷困”而非“愚”，“三仕”都被逐而非“不肖”，作战退走而非“怯”，被囚降事新主而非“无耻”，管仲的一连串不容易为人原谅、得人理解的行动，鲍叔都能原谅，都能理解，丝毫不动摇对管仲的信赖，其见事之明，知人之深，真是别无可求，不能有加。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计较利害、变换冷暖的情态，文中写鲍叔的对待管仲，真能使旧时一般缺乏援助、需要友谊的人，读了都感极而下泪。鲍叔知人，可令一般人如此感动，则管仲之高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自是出诸血诚，丝毫没有过分，一样令人共鸣，令人激动。文中这段抒情的谈话，都用排比之笔，重叠、连贯地写下来，恻怆悲凉，顿挫摇曳，情韵绵邈，一反上段的劲炼之概，使文章节奏变换，交错多姿。鲍叔之贤，得管仲相业而彰；管仲之污，得鲍叔智慧而除。司马迁在文中叙事那样节约笔墨，而放手去载管仲的抒情之言，目的固然是为了在管晏传中附写鲍叔，起合传中又有附传的微妙作用，因而后文又连带介绍鲍叔的子孙后世，并下一句抑管扬鲍、倒置历史人物的通常地位的断语：“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第三段，笔调又变化，以议论带叙述，近于今人的所谓“以论带史”。它用作者的评论及管仲自己的言论，带来对于管仲相业成功原因的补叙。目的主要不在表彰管仲一人，而在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供人借鉴。在史传中注意提供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是《史记》重大的思想价值之一。司马迁有儒家思想，又善于汲取道家思想中的重自然、重顺应民心的合理因素。在本段中，着重总结管仲相齐的“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成功的政治经验。本段写完管仲的事迹，带出“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一句，显示两人的类同关系，为后面介绍晏婴事迹作转，也是《史记》的常用手法。

第四段开始写晏婴，也以极简练的笔墨概括其生平。段中着重揭示晏婴的“节俭力行”与“危言危行”两种行谊，由于有重点，故叙述虽简而晏婴为人的特点很分明。

第五段又不避琐细，选择两个生动事例，写晏婴的知人和谦逊。其中“志念深矣”一句，借晏婴驾车人妻子的口，表现晏婴的大臣和思想家的重要品质，极为深刻。越石父与晏婴的对答，驾车人与晏婴的对照，着墨无多，生动且具有戏剧性。对史事本身的善于选择和剪裁，此史笔之所以工；描写的富有生动性，此文学价值之所以高。往往一事而兼具两善如此段，则《史记》之多多过人也固宜。

最后一段为论赞，多用反问句跌宕生姿。“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结以自卑口气，备致对晏婴的倾倒之情，牵扯自己，真是出人意外的神来之笔。然幽默之中，固含有无限的体会世味辛酸、渴望知人之贤的悲痛心情。了解司马迁的为人和经历，才能领会这句话的严肃的思想与感情的分量。

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足以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特点的轶事，突出管鲍交游、鲍叔谦让、晏子赎回越石父和推荐御者等言行。这些描述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历史人物，脉络清晰、以传抒情、叙事独特、总分结合、叙议交融，文章活画了人物形象，强调了识才举贤的重要性，寄寓了作者世无知己的感慨。

创作背景

太史遭受宫刑，不能赎罪，朋友没有救援，所以写这传，寄意独深，假如当时有知道管仲的鲍叔牙知道的，有人可以鼓励你解围，有知道越石夫的晏子知道的，也可以援助法代赎。有鲍叔牙了解人，与驾车所欣慕，情感表现都推辞了。

作品评价

清人王文濡评论说：“通篇无一实笔，纯以清空一气运转。” 

现代文学家李景星：“《管晏列传》以逸胜。惊天事业，只以轻描淡写之笔出之，如神龙，然露一鳞一爪，而全神皆见，岂非绝大本领！传赞‘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二句，是全篇用意。” 

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梁启超：“但替两位大政治家作传，用这种走遍锋的观察法，无论如何，我总说是不应该的。因为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总不成为正当的好文章。” 

现代历史学家钱穆：《管晏列传》近似文学作品，实涵哲学大义，为中国一历史家，又岂止于往事而已。

作者简介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山西河津人），是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又因曾任太史令，故人称太史公。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这场灾祸使得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其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