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

人物生平

教育经历

1890年入江阴南菁书院，1894年入苏州紫阳书院，曾为清朝举人。

1901年留学日本。

工作经历

1898年6月到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任教。

1902年10月与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学社，吴稚晖任学监兼语文教员。

1903年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起演说会，登台演说，《苏报》将张园演说词刊登出来。

1915年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6年在上海任《中华新报》主笔。

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发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一文。

1919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活动。

1943年建立“私立道南初级中学”。

1955年改为公办。

1898年6月，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这时，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令，他闻讯后就在无锡崇安寺创办三等学堂响就变法，推行新教育，并与朋友约定不再读线装书，又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与“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逃到永丰舰，返回上海。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便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粤间，劝陈炯明悔过讨贼，虽因陈炯明不听劝告而未成，但吴稚晖的一片爱国热忱和深入虎穴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年过花甲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将孙中山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臻词激励全体将士。

2000年学校改名为“常州市武进区雪堰初级中学”。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其父名有成，字屺峰，母亲邹氏。既未进学，更未为宦，经商多年，但多为他人跑腿，一生穷困潦倒。是有成夫妇的长子。

他的曾祖父叫吴玉裕，祖父叫吴治永，父亲吴有成，世居雪堰桥。他的母亲邹氏是无锡北门人。他了生在农历二月底，古书上将农历月底月亮出现在西方称为“眺”，故取名吴眺。后来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晖，晚年自称老人，笔名燃、燃料、夷。

健康状况

1949年他为国民党统治的行将垮台忧心忡忡，体力大衰，时病时好；2月24日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台湾。

1953年10月30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

人物事件

“三不”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于陪都重庆，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按其原话，吴稚晖的推辞理由是这么“三不”：

1、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2、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3、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从此以后，吴稚晖也基于此三点，不任任何官职。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任制宪代表主席的吴敬恒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结束训政，推行所谓“宪政”。在南京确立了《中华民国宪法》，随后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这个历史时候所拍摄下的照片，至今仍然是台湾历史教科书里的重要图片。因此，很多台湾人对他的印象是“制宪领袖”。

1949年，蒋介石派专机“美龄号”将吴稚晖从广州接到了台北。

1953年，吴敬恒病重住院。根据好友李石增在吴敬恒住院期间探望时写下的日记记录：“稚老在医院晤面，屡次表示欲到美国看子淑微就医情况，俟较愈再往，而卒未能成行，稚老憾事……”日记中还记录说，如果能成行美国，也不会有海葬金门的壮举。

是年10月30日深夜，吴敬恒逝于台北，享年89岁。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12月1日，蒋经国遵从其遗愿，将骨灰洒向金门南海。翌年，连基座高达4米以上的铜像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圆环竖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上世纪90年代，该铜像因整顿交通等因素被拆除，铜像今放于士林至善公园。

另在金门县金城镇水头附近，还有一座吴稚晖公园，于海葬当年建成。与水头码头比邻而座，由于公园地势较高，水头码头景致尽收眼底。除此之外，还可瞭望金门太湖、小金门、大陆及金烈水道等。园内有一于右任题字的稚晖亭，亭中央是蒋介石亲书的碑文“吴稚晖先生水葬纪念亭”。公园尽头则是敬恒先生半身铜像。

吴稚晖一生著述颇丰，编有《吴稚晖先生全集》，共18册。

联合国将“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的荣誉称号授予吴稚晖，他是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吴疯子”

·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气愤地拾起砖石向轿中乱掷，弄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溥良将他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藩台、臬台、将军、学政，是巡抚的几位主要助手。教谕对此案很难处理，就将吴稚晖转送南菁书院。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3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不过此事之后，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

骗得举人

吴稚晖自幼学习大篆，是当代无敌的篆体家，清朝科举他中举人，后来他对朋友说，这个举人是我骗来的，因为我写的文章不长，但是全部是用大篆写的，所以科举考官看不懂字，但觉得字写的很好，就把我录取了。

虚名元老

吴稚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其实，这些官职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一笑置之。

关于生日

1925年，吴稚晖60岁，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花甲寿诞。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高挂，桌上有寿桃、寿面和各种寿礼。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独不见老寿星出场。直等到不耐烦的时候，才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

敬恒谨启吴稚晖给同乡好友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纸怪话弄得人哭笑不得，十分尴尬。60华诞的素席只好变做无锡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申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吴稚晖臂上确有寸把长一块黑疤，这故事听来还真像有根有据似的。

这件事，被蒋介石知道了。到农历2月28日那天，以蒋、宋夫妇的名义，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这当然是不能扔出门去的，恰好来了一群亲友，他亲自动手把寿糕切成小块，请大家分享。有人建议每人吃碗寿面，吴稚晖说什么也不答应。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八十大庆”基金黄金10两，吴稚晖坚决不受，后来全部赠给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做了新校舍建造经费。

卖字度日

抗战时期，吴稚晖在重庆生活困难。吴稚晖便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了则广告，表明开始鬻字（卖字）字。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时，还是生意兴隆，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他卖字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兑换成金圆券，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而期间吴稚晖这书呆子信了蒋经国，把真金白银都兑换成了金圆券。结果赴台后，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只换得台币147元。吴老只好继续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据影像资料《流转岁月——民国人物在台湾·吴稚晖》介绍，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晚年生活

在重庆时，吴稚晖著有《斗室铭》一篇，也是滑稽文字：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到野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70多岁了，已有10多年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1948年，他虽然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有人送吴稚晖一部人力车，吴稚晖收下后，叫蒋经国把扶手锯掉。蒋经国不敢，吴稚晖说：叫你锯你就锯。后来这辆没有扶手了的人力车成了吴稚晖家中的沙发。

蒋介石下野后的1949年6月24日，吴稚晖日记写道：奉化父子来访。这天之后，蒋介石在台北草山设置了“总裁办公室”。

吴稚晖一生不愿见医生，后来实在病重了，中央强迫他治疗，吴稚晖生气地表示：“可以去见阎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