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第一段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昔日好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欣然答应。但因并未去过岳阳楼,所以庆历六年六月,只能看图完成此文的撰写。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明代孙绪《无用闲谈》: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然《岳阳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
清代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中间悲喜二大段,只是借来翻出后丈优乐耳,不然便是赋体类。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
清代顾兖《文章规范百家坪注》:楼迁斋评:首尾布置与中间状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处在临末断遗一转语。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与岳阳洞庭同其广。
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前半设局造句,犹是文人手笔。末段直达胸臆,非文正公不足以当之。或问史臣吕本中及朱文公,皆以文正公为宋朝人物第一,何也?曰:魏文会大矣,而本领徽不及;派公诚矣,而规局徽不及。尧舜君民之念,无日不存于中心,事如白日青天;公诚绝伦超群也。
清代林云铭《古文折义》:题是记岳阳楼,任他高手,少不得要说此楼前此如何倾坏,如何狭小,然后叙增修之劳。再写楼外佳景。以为滕公此举大有益于登临已耳。文正却把这些话头点过,便尽情阁起,单就迁客骚人登楼异情处,转入古仁人用心,遂将平日胸中致君泽民、先忧后乐大本领一齐揭出。盖滕公以司谏谪守巴陵,居庙堂之高者忽处江湖之远。其忧谗畏讥之念,宠辱之怀,抚景感触,不能自遣,情所必至。若知念及君民之当忧,自有不暇于为物喜,为己悲者。篇首提出“谪守”二字,本是此意。妙在借他方之迁客骚人,闲闲点缀,不即不离。谓之为子京说法可也,谓之自述其怀抱可也,即谓之遍告天下后世君予俱应如此存心,亦无不可也。嘻,此其所以为文,公正之文欤。
清代吴楚材、吴调候《古文观止》: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文幸,非先生其孰能之?
清代过珙《古文评注》:首尾布置与中间状物之妙不可及矣。尤妙在入后忧乐一段,见得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不以乐而忘。此虽文正自负之词,而期望子京,隐然言外。必如是始得斯文本旨。
清代余城《重订古文释义新编》:通体俱在谪守上着笔,确是子京重修击阳楼记,一字不肯苟下。圣贤经济,才子文章,于此可兼得矣。
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先忧后乐两言,先生生平所持诵也。缘情设景,借题引合,想见万物一体胸襟。
清代唐德宜《古文翼》:撇过岳阳之景,专写览物之情,引起忧乐二意,又从忧乐写出绝大本领。从来名公作记,未有若此篇之正大堂皇者,可想见文公一生节概。
清代李扶九原编、黄仁黼重订《古文笔法百篇》:入手即将题点过,而“谪守”二字,已伏一篇之意。盖谪者多悲而少喜,故将景物随写一笔,即便昂开,提出主意,隐对子京。切定洞庭畅发两段,得宽题走窄境法。末段提出仁人之用心,以规勉之,何其正大。不知此即文正公自己写照也。公为秀才时,尝言“士君子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觉因上悲喜,即便吐露,而忧乐正与悲喜对也。亦岂己所不能而貌为大言乎?楼记发此大议,可谓小中见大之文。看其一结,虚托闪开,作想慕不已之情,冷冷而住,不自任而矜张,不打照子京而寡迹,尤为巧妙绝伦。至中间两对,已早开有明八股之风矣。黼按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心可即境而存,心不可随境而变。其所存于中者大,斯其所遇于外者小矣。文正此记,前半为岳阳写景绘情,经营惨淡,已到十分。而其中或悲或喜,处处隐对子京,即处处从请守著想。故末以忧乐二字,易悲喜二字,归到仁人身上。见得境虽变,心不与之俱变;心所存,道即与之俱存。出忧其民,处忧其君,仁人之心,自有其所以异者存也。通幅不矜才,不使气,使自己胸襟显得磊磊落落,正大而光明。非其存于中者大,而能若是乎?
清代尤焴《可斋杂稿》: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高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与世之图章绘句、不根事实者,不可同年而语也。
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年少时家中贫穷却坚持读书,1015年,范仲淹科举及第,被授予广德军司理参军一职,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天圣初年,范仲淹任泰州兴化令,主持修筑捍海堰,世称“范公堤。”天圣六年(1028年),任秘阁校理,因奏请刘太后还政,被贬职至陈州。仁宗亲政后,提拔其为为右司谏。又因谏言废郭后一事,与宰相吕夷简政见不和,被贬到睦州、苏州。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呈上《百官图》,针砭时弊,被指为朋党,又被贬到饶州、润州和越州。
康定元年(1040年),皇帝召其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二年(1041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与韩琦镇守延安,抵御西夏,时称“韩范。”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枢密副使,后升任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由于触动了守旧派的根本利益,受到攻击,被指为朋党,被贬。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死于赴颍州途中,年六十四,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靖康元年(1126年),又追封魏国公。至清代先后从祀于孔庙和历代帝王庙。
范仲淹文武兼备,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著有《范文正公文集》,其所作《岳阳楼记》《渔家傲》为传世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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