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美不隐恶，短语

借鉴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体现了严格的实录精神。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虽然很谦虚地不承认是自比于《春秋》，但实际他正是仿照《春秋》的原则而作的，他说《春秋》之作，“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的《史记》正是以此为榜样来写的，而且比《春秋》写作有更进步的指导思想，他敢于面对现实，真实的记载历史事实，不像《春秋》那样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他把陈胜、吴广列为世家，项羽列为本纪，都说明他能力求不以统治者偏见来歪曲事实，努力做到客观的叙述历史真实。实录虽系史学写作原则，但由于《史记》的人物传记运用了文学创作方法来写，是水平极高的传记文学，因此实录原则也深刻影响到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的发展，后来很多文学家皆以实录精神来衡量创作，故也是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原则。刘向、扬雄、班固都充分肯定了他《史记》写作中的这种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对他的实录写作原则曾作了如下总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最可贵之处是“不虚美，不掩恶”。

作品内容

所谓“不虚美，不掩恶”，这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描写帝王将相等人物的，对他们不虚美，不掩恶，正是敢于大胆揭露而又实事求是的一种态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对他们阿谀奉承，不掩饰他们的罪恶，敢于直书是不容易的。同时对那些属于被否定的历史人物，他也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面貌，不因他们的缺点、过失甚至罪恶，而抹杀他们也有好的值得肯定的方面。这种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下层百姓的描写。如实地反映现实的真相，从中去体现作者的褒贬态度，这也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精髓。他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能够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不受儒教礼仪的束缚，故班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然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的长处和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