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心病

概述

所谓的“官场心病”是指在官场中因压力变成心理障碍而引发出抑郁症或发生极端事件的疾病。

众多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代表了某种极端的状态，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机在整个公务员群体中的日益凸显。

起源

心理压力来源主要包括职务升迁受阻、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制诱惑等几个方面。

症状

官场心病有媒体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自2014年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有至少1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被认定为自杀或者排除他杀可能。在这16人中，至少7人在死亡前曾患有抑郁症，至少5人死亡前称身体有疾病。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曾经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状况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13.5%的职工选择了重度或者极重的选项。

公务员群体几十年来都是强者的队伍，他们的竞争力和抗压力往往比较强，他们的压力变成心理障碍，一定是有事件触发的。

工作中很多人宁愿硬扛着也不愿意去看心理科，大部分干部很忌讳这个。由此说明很多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是不好的。

临床表现

官场心病往往还具有季节性的属性，越到换届时期，越是官员“心病”高发的季节。

一个患有“疑病症”的病人，许多专家均认为他没有病，但他却坚称自己体内长了恶性肿瘤，每次散步都不会超出小区方圆20米，每次出门车上都要准备好各种急救设备和药品。面对医生也坚称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突然问他，“你生病后工作怎么办”时，他反复说了三四遍同样的话：“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

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心理却承受不了压力。

治疗

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时媒体公开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专门到中科院心理所考察座谈，并请专家做事件分析，特别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和问题。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质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里开始出现了心理学的部分。

根本

官心病绝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而真正的治病者也绝非他们这些学者，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学，也不能等到有了问题之后再去治心病。治病是下医做的事，治人是中医做的事，而大医要治国。

只有建立一个健康的组织文化和制度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公务员们的心理健康，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

北师大心理学院曾经开展过为干部制订心理测评问卷的工作，结果这项工作到后来不得不终止，所有的测评方法都会被官员破解，他们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答案会带来何种结果。

影响

公务员前来咨询、问诊和治疗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让人知道有心理问题，怕会影响仕途。

电话打来，约个时间地点，不说为了咨询，而是“大家一起坐坐”。

咨询的官员的求助方式也独具特点：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同时患者也喜欢参加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不少公务员都是忠实的听众，有些人甚至从处级听到了局级。

错误治疗

官场里对于“心病”的某种禁忌，是这个特殊群体普遍不愿意坦然问诊或就医的重要原因。很长时间里把心理问题当作态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觉悟问题，很多人觉得自己觉悟高态度正，他不承认得了病，还有人觉得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问题，自己不该得的，所以拒绝承认。

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宁愿诉诸迷信也不愿求助心理专家。曾经有一个基层官员，为了治疗心病，专门请风水先生到家里，把家具都重新摆一摆。一次摆完他觉得好一些了，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再请另外一个风水先生重摆一次，最后万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专家来看心病。

现状

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题为《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相似，相对于行政级别为处级的被调查者，科级和科员感受到的来自角色超载的压力明显偏高。

医院所接诊的基层公务员数量远远超过所谓“官员”数量。因为他们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有的认为陪领导的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一项对国内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的调研。该调研发现，与“畏罪自杀”的社会现象不同，一些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反而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公务员。

很典型的病人，他们觉得现状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不一样了，又无法逆转这个局面。

有一些廉洁的乡镇干部，因为领导班子里大家都要就他们不要，当然会被看作异类，成为孤家寡人。一个专程来北京看病的外省干部，他业务能力出色，但一到签字的时候就害怕，总是担心财务虚报瞒报，“如果我真的贪污受贿做错事，我受这些罪是应该的，但是我没有做错事啊”。他患上了抑郁症，觉得自己对不起组织培养，他甚至希望出车祸，或者得一场重病解脱，因为这样可以“死得体面”。

国外现状

在德国，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稳定之外，公务员群体相比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就可以。同时这一群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在高度程序化的办事规则里，贪污腐败的可能被大大降低。中国的官场不一样，权力放在这里是个很大的诱惑，做坏事与不做坏事都有很大的压力。

德国近100名当地公务员所做的心理咨询，表现与国内完全不同的，德国公务员感到抑郁的原因并非压力过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稳定，缺乏激情，对生活提不起兴趣”。

在国外，有关职业健康心理学的研究通常都会将目标定在影响决策与政策制定上，定在改变社会大环境上，只有这种做法才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