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写景抒情小赋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
前十句为第一个层次,写铜雀台的景致,顺着诗人的视线,由近及远从低到高,展现了铜雀台整体建筑风格,门楼颖峨,双阙人云,华观冲天,飞洛凌空。流水环绕,树木相映。
中间16句为第二个层次,写诗人的感怀。曹植倾心希望父王霸业有成人才荟萃。小说叙事者巧妙地在这个层次中穿插8句,由“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自然过渡到“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把曹操誓夺“二乔”之欲,做了披露。这是小说情节设置上的需要,诸葛亮对周瑜说。“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原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可见赋中所披露的与小说情节一脉相承。
后面15句为第三个层次,是诗人的议论。从“翼佐我皇家”“御龙旗”“回鸾驾”字里行间,已流露夸饰其父王有天子之气势。其中最后6句是增添的叙事成分,表现出皇恩浩荡,恩泽四海之意。与诸葛亮所讲的“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又相呼应。在小说叙事结构、曹植《登台赋》不过是一个载体,完全是为智激周瑜的情节所服务的,且突出两点:誓取“二乔”之欲;合为天子之心。而这两点正是智激周瑜的要害所在。
周瑜是东吴的车事统师,无论是其地位,还是与吴主的至交,都会使其在办壁之战的决策中,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正当东吴处在文主降、武主战的争执中,孙权犹豫不决的关头,诸葛亮抓住周瑜主战的基本思想脉络,针对他不善自制,容易冲动,意气用事的弱点,采取了智激的策略。诸葛亮三激周瑜,一是大进纳降的理由,以无视东吴的言语相激;二是大谈纳降的好处,用藐视周瑜的言语刺激他的自尊心;三是编造曹操夺其爱妻,用对其人格侮辱来激怒他仇恨的情绪,目的是促使他决心抗曹,并敦促孙权决策抗战。《铜雀台赋》便在这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曹操“合为天子,誓取二乔”,“有赋为证,竟似千真万确”
《铜雀台赋》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艺术作用,如草灰蛇线,伏脉千里。它不仅在本章回中显示了艺术使命,而且与相隔5个章回以后的“宴长江曹操赋诗”也相吻合。曹操对众将说:“吾今年五十四岁矣,如得江南,窃有所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足矣!”因此说,小说中的诗歌词赋一旦进入情节之中,便失去了独立的意义。它作为小说情节的有机因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服务,如同小说中的艺术神经,牵一而动百。
建安十五年,曹操击败袁绍及其三子,并北征乌桓,平定北方。于是在邺(在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建都,于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高十丈,分三台,各相距六十步远,中间各架飞桥相连。然后曹植做出这部作品。
曹操听后大为赞赏,封其为平原侯,并勉励说:“吾昔为顿丘令,正值二十初度,思当时所行,无愧于今。今汝已长成,可不勉哉!”
曹植画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一说鄄城),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太和三年(229年)38岁的曹植徙封东阿,其间潜心著作,研究儒典;太和六年(232年)曹植改封陈王;11月曹植在忧郁中病逝,时年41岁,遵照遗愿,将其葬于东阿鱼山。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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