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当新生的共和政府改传统农历的元旦为春节至今,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乱、革命、运动和变革。旧风俗的消失、新风俗的确立,世俗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使得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当今一些人心目中,也变得平淡,不复记忆中的厚重。
近30余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革让中国人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范围迁徙流变。一代、两代、三代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之乡,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奋斗,寻求机会、财富和成功。在21世纪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新春之际,我们停住匆匆的脚步,回顾、追念那些曾被我们疏远、遗忘的家庭、先辈、家族的足迹,希望在血脉的追忆和凝聚中,重建我们个人、家庭、家族的心灵家园。
无法确知,这种对个人、家庭、家族先人的追念是否是可以重新赋予春节以独特人文标识的传统资源,还是只是一代人漂泊之后的慰藉之法。但已经看到的是,春节、家庭足迹的追寻、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许可以让我们这一代饱经漂泊、诱惑的心灵得到慰藉、温暖和皈依。
30余年来,中国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和迁移,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超过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过程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经历着断裂与绵延、故乡与他乡、漠然与眷恋⋯⋯ 这是四个城市四个家庭的故事,却是一代中国人家园足迹的写照。每个人内心都藏有自己的心灵密码,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各自打开后,就能发现内心有着怎样难以丈量的深度。临近春节时,越敲越紧的回家鼓点,就是转动心灵密码的声音。.
这个春节,我不回苏北农村老家,而要留守在中国西南这座冬日阴霾不散的城市,过一个在别人看来近乎荒凉的新年。诚然,异乡的春节有内心
荒凉,但经验告诉我,回到故乡过春节,会有精神与现实的双重荒凉。
最新有项调查称,八成网友不满意老家现状,认为农村城市鸿沟难逾越。这种城市与乡村的距离,不只于时空,更多的还在于文化心理。最近中国新闻周刊在解读中国人春节密码时,强调回家祭祖是很多人的信仰,认为远离祖先也就远离了皈依。
一边是距离,一边是皈依。要跨越那一片断裂地带,势必要面对一道道现实与精神的门槛。权利与保障,经济与文化,还有太多太多具体又复杂的东西。为此,很多人在长叹 回不去了。不管能否回家过年,春节钟声会照常响起。那时,我会盘点生活,会有自己的心灵叩问。过去到底有怎样的收获,未来会有怎样的品质,内心还有怎样的信仰,心灵还能被怎样的价值力量击中。我知道,每个人的春节心灵密码不同,串起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心灵叙事。
春节作为数千年农历纪年起点,被赋予过太多政治意义。曾经的帝王与权力在春节时,选择以祭祀天地的方式表达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春节的政治意义已经被极大消解,但信仰与敬畏依旧留存。
如今春节属于每个人,它既包裹着极其重要的情感伦理元素,也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文化价值。正是这种情感与文化的力量,驱逐着太多人不远千里,回到故乡进行心灵守望。
每到春节前,都有一种力量在挑动我回家的冲动。但是,一次次回家,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甚至还有伤痛。春运的苦旅自不待言,而回到阔别许久的乡村,面对故乡家园“沦陷”与人情伦理流失,原本喜庆的日子总会植入太多难言的悲伤。
老家春节也是“总把新桃换旧符”,但却无法掩蔽被无数人书写过的“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荒凉。偶尔炸响几声鞭炮,更是传染着一种撕破宁静的孤寂。一张张没有色泽的脸庞,写满被风雨侵蚀的忧伤,亲友不停地把讲述与诉苦定格成春节永恒的话题。这些年,我把在外打工的近半收入都投注在亲友身上变成呆账与死账,最后每一次回家都在无法满足亲友诉求中仓皇而逃,他们一个又一个现实困难不断加重我的无力感。
春节是承载着信仰的,不必讳言,拜财神就是很广泛的一种信仰。对亲友,我自然没有任何鄙薄的意思。作为一个小市民,我与他们一样,梦想着能拥有一种强大的救济,让自己免于让金钱捆绑家人的权利与尊严。尽管我逃离乡村挤进城市,但在医疗、住房、教育这些现实难题面前,作为孤独的异乡者,我也承载着不足为人道的压力。我不为故乡亲友悲哀,悲哀的只是这个被无限渲染的国富年代,为何底层中国仍有太多令人难以承受的荒凉?
作为外省青年,我在异乡已经拥有一间小房子,也彻底地把故乡变成了异乡,甚至渐渐泯灭回家祭祖的信仰。而在这个价值多元的年代,现实却又不能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块沾满不同药水的文化纱布,来擦拭自己的心灵。于是,在今年春节时,当我打开自己的心灵密码,想想自己的来处,肯定会发出一声叹息 回不去了。而年味,也越来越淡。
想到今年能在村里过年,蒋高明有点儿说不出的兴奋。很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北京过的,邻居们互相不认识,所谓过年就是跟全国人民一样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放几百块钱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前几年他们还去去庙会,但是越逛越觉得没意思,“不就是买东西吗?”他记忆中的春节不是这样的,春节应该跪下来给老人磕头拿压岁钱,村里以前有个老陵,蒋家所有祖先的坟地都在里面,年三十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会去烧纸,正月十五则是去点灯,把胡萝卜挖个洞,放上花生油,插根黄草棍就成了一盏灯,灯火在每个坟头上闪烁,灯前则是跪拜着和先人们说说话、祈求来年幸福的村民。
.蒋高明并不那么明确地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坟都在哪里,他知道的祖先,只到了“打过日本鬼子”的爷爷辈儿,再往前数,他就有些糊涂了:他们是更早时候的迁徙者,在四五辈之前曾经举家迁到别的村庄,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又重新选择归来,真正的近亲们都没有跟着过来,在看似一个庞大蒋氏家族的庇护下,却是他这个小小家庭的孤单。最近村子里有人在张罗着重修族谱,把家家户户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蒋高明兴高采烈地打算凑进去帮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不过他也有点迷茫,“老陵早被平了,现在都是农田,现在回去还想点灯,也找不到坟头了”。
火车哐当哐当地靠近洪洞车站时,车厢里一阵骚动,有人热心地指着窗外说:“看,那就是大槐树。”对于不远千里专门来看一棵树,年轻人往往觉得好笑,而年长者会语重心长地教导:“那可是祖先的故乡,是寻根祭祖的地儿。”
点点绿意妆缀的如伞树冠,兀自在寒风里摇曳,铅灰色的树干显得格外粗壮。在火车上就能看到的这棵树,其实是用水泥和树脂浇筑而成,它在洪洞古大槐树的不远处,和后者一起坐落在洪洞县城古槐北路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里。
洪洞古大槐树处,是明初50年大规模移民运动的集散地,被亿万华夏子孙视为“老家的象征”。那棵汉植大槐树连同当年的广济寺,早被汾水冲毁,仅有民国初年的碑文明示“古大槐树处”。
但大槐树下寻根问祖的脚印,却越来越频密。
商业未必冲淡信仰,有时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们对商业性社会人情淡薄、保持共同体意识而创生、维持的一种文化、社会机制
人是否必须有某种超越性信仰?无此信仰,健全的社会秩序有没有可能维系?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哲人思考的终极问题。而中国上一世纪的历史,为思考这个命题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素材。传统中国人是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倾向的,因而形成了至少四种类型的信仰体系:第一类是天道信仰,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性,通常由最高统治者祭天。由此又衍生出一些与时间、空间有关的信仰,比如祭祀名山大川。中国人的节日也多是依据天道信仰被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春节就是依据天道信仰确定的最为重要的节日。
今日所说的春节,在一百年前共和国建国之前,被称为“元旦”。“元”字在古代具有相当神圣的意义:《春秋》经文开首谓:“元年,春,王正月。”汉儒何休解释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正月是十二月之始,元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元旦如此重要,则一年中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期间进行。中国人的第二类信仰体现为民间信仰、基于万物有灵论的神灵崇拜,比如门神崇拜、灶神崇拜、财神崇拜等。春节期间,人们会祭祀这些神灵,祈求幸福。中国人的第三类信仰是佛教、道教这样的宗教,春节期间也会有一些宗教性活动。
.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春节期间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还是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第四种信仰。这种信仰起源甚早,宋明以降,已形成今日人们所看到的祖先崇拜的各种礼俗,以春节为重头戏所在。笔者所记忆的年俗中,就包括祖先崇拜。长辈会拿出祖先轴卷挂起,正月初一早上,要跪拜祖先。此前有祠堂,则祭祀祖先的仪式更为隆重。
这种祖先崇拜,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机制。肉身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的消逝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不能感受到生命之意义的个体,必然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进而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社会秩序将因此而溃散。
对于并不信仰绝对的上帝的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让必死的肉身获得了永恒性。祖先崇拜意味着人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将向着未来传承。这样,个体就突破了当下时间的局限,置于从过去到未来的永恒的时间之流中。个体生存因此而具有了意义:个体的肉身承载着家族的价值,这个环节的缺乏意味着家族价值传承的中断。因此,个体必善待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呈现出饱满的形态,这是祖先和子孙共同要求的。
也因此,祖先崇拜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曾子的一句话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认真地对待丧礼、诚心地祭祀祖先,意味着个体清楚,自己乃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环节,乃是时间性共同体中的一员。由此,个体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一点乃是德行的前提。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我约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春节祭祀祖先的礼仪总是合族进行。平时分散的人们,借着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机会,聚集于一堂。在这样的社会性仪式中,人们会建立起某种秩序。共同的祖先也会缩小人们之间也许因世俗的物质纠纷而产生的精神距离,拉近情感。也就是说,祭祀的礼仪可以在人际空间上建立起某种关系。
由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具有重要的文化社会功能。惜乎过去一个世纪,在启蒙观念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祖先崇拜似乎趋于淡化。这首先发生在城市,进而波及乡村。如果慎终追远乃是厚德之道,那么,祖先崇拜的淡化,当然就是薄德之途。当下社会秩序的紧张乃至冲突,与此大有干系。.
有人会说,祖先崇拜趋于淡化的根源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历史上,祖先崇拜最为浓烈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经济大规模商业化之后。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如明清时的徽州,正是祖先崇拜最盛的地区。今日潮汕、温州等地区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祖先崇拜依然保存或者说恢复得相当完好。这一事实揭示,商业未必冲淡信仰,有时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们对商业性社会人情淡薄、保持共同体意识而创生、维持的一种文化、社会机制。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重建的难题不在于外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于人们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社会中的精英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感。
“回家过年、过年回家”这个原本温暖的行为正在被另外一个词所解释:“陋习”。1月23日,网络名人罗永浩发布微博“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陋习”引发争议。而类似的声音在网上早已此起彼伏,加入讨论、引发共鸣者众多。
记者整理部分网友观点发现,累、花钱、赶场子成为许多人对过年的抱怨理由,且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即便如此,过年这个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化仪式,依靠它所承载的亲情和乡情寄托,早已深植于人们心中,莽撞的被说成陋习,很多人显然无法接受。
在华商网“中国人的年到底怎么了”新闻调查中,虽然有近20%的人认为“春节回家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许多由国情和民族习惯决定的陋习”,但却有超过60%的网友不能接受“过年回家是一种陋习”的说法,其余20%的网友则选择中立,认为怎样过个舒坦开心的年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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