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化

产生背景

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其范围是由0～1。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

当基尼系数指标为1时，表示绝对不平等，意味著全国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他人均无财富；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的平均。世界银行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且，世界银行还把0.40定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

基本规律

然而，贫富差距的存在并不等同于两极分化的出现。虽然两极分化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结果，两者也有着前后承递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区别，这可以从质、量和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来看：

第一，从质的方面看。两极分化表现了富有者对贫穷者劳动的无偿占有，体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在分配关系上的对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两极分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劳动依附于资本权力的结果，以及基于资本权力之上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对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结果。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市场的自发性调节和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会导致收入分配规则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会越来越富，贫者会越来越贫，两极分化也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资本权力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公正的结果，体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第二，从量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目前比较流行的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五等分比差法、十等分组分析法、泰尔指数(Theil index)等分析收入差距的技术和方法，都可以在量上或收入构成上反映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的具体情况，尽管这些分析指标仅仅局限在量的方面的测定，但在说明贫富差距的具体程度上，无疑是科学有力的。当这些分析方法显示出贫富差距相当大的时候，例如基尼系数显示出超过0.4，是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的差距过大，就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基尼系数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五等分比差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层分别占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与贫穷者在社会中的比重和构成。例如富有者在人口数量上一般比重达到8%～10%。中国目前的高收入、高消费人数及财富占有者都不足1%，城乡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6%左右。因此，轻易根据这种状况作出两极分化的判断，就会出现很大偏差。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两极分化，也不是所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都会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贫富差距程度较轻，或者贫者和富者没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有些不公正，也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第三，从“两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贫富阶层的出现和社会阶层的改变，一方面，富有者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不仅表现为富有者群体的出现，而且形成了一个富有者阶层。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颇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另一方面，与富有者阶层相对应的是贫穷者阶层(当然这里的贫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他们也作为一个稳定而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的主要区别是，贫富差距是特殊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发展到贫富群体出现后的表现形式，而两极分化则具有阶层或阶级性质，是贫富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出现后，影响到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且贫穷者和富有者作为两极对立的利益共同体存在于社会阶级结构之中。所以，当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别，但富有者只在整个社会中占极少数，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力量影响到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贫穷者尽管作为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弱势群体存在，尚不能作为现实的能够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而存在的时候，是不能称之为两极分化已经存在的，即使“贫”、“富”差别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是一个阶层特别是阶级概念。

第四，从发展趋向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所表现的是贫富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通常表现为相对的贫，只是相对于富有者阶层财富增长的速度或相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来说，贫穷者群体在社会总价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极分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绝对的将贫和富理解为向“两极”的发展，特别是将“贫”理解为“赤贫”或绝对贫困化的话，显然是片面的。

第五，从社会承受力的规定性来看，两极分化反映了一个社会因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社会承受力是一定时期社会对某一限度的贫富差距及其各种效应的容忍能力和接受能力。社会承受力主要表现为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多种因素共同制约下形成的心理张力，它因国别、环境、时期而异。社会承受力无非是居民个体承受力的集合，并最终通过个体行动表现出来。因为居民并不是以经济学家手中的数字作为自己对社会现实及政策满意与否的判断标准的。所以，如果说收入差距扩大到相当大程度、但仍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属于贫富差距的话，那么，两极分化则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向两极发展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可能性。

影响范围

世界

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瑞典、奥地利等国家财富分配更是大体平均，即便是我们以往认为「贫富悬殊很大」的印度，其贫富差距实际上比我国要小的多。基尼系数比较高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巴西等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可见，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而是在日益走向非洲和拉丁美洲道路。

由于财富愈来愈向一小部分掌握权力的人或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手里集中，中国迅速出现了一个亿万富翁阶层。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自己靠勤奋创业起家的实业家，如左宗申、张朝阳等，对这些人我只能表示钦佩。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高收入阶层，例如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一部份个体工商户；部份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著名的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

中国

改革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如不考虑城乡差别大约是0.22，如考虑城乡差别则为0.28，属于世界上比较低的。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基尼系数维持在0.30～0.40之间，西方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34。相比之下，美国的基尼系数明显偏高，为0.40（1994年），瑞典的基尼系数明显偏低，为0.25（1992年）。一般而言，为了社会必要的稳定，基尼系数应该控制在0.40以内。然而改革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1995年就达到0.41。而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在迅速扩大。虽然《世界银行年报2002年度》中只列举了中国在1995年的数据，但是根据本人搜集的资料，中国这些年基尼系数是一直上升的：1996年为0.44,2001年为0.46。

历史沿革

在封建社会，每个朝代的兴衰存亡伴随着整个时代的始终，没有任何的例外。这里面总是有一种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支配着一切。每一个朝代的建立，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贵族领导的革命。其本质的改变还是整个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而权力的终极目标还是对于财富的占有。

朝代亡时，财富骤散，占有者数量最大化，天下安；朝代起时，财富始聚，占有者数量开始减少，达到极少值时，革命起。

所以，伴随着朝代更迭隐藏着的另外一条红线就是财富及其支配权的转移。朝代初始，革命者从前任朝代极少者手中继承和抢夺了财富，这样的分配往往是通过“分田地，均财富”的口号和手段完成的，财富得以分配给更多的人，往往通过这种方式革命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向新朝代统治者的转变和长治天下。财富的向下流动向着更多的人流动这是旧政权灭亡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政权建立的必然条件，恰恰也是历史证明的王朝更替的关键和本质。

朝代初始，新政频仍。均等为先，休养生息。生产发展，财富增加。随着时间的推进，财富不可避免的通过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行贿贪腐等方式朝向极少者集中。其间统治者剥削索取的宽度、力度和频度将决定着朝代延续时间的长短。以秦隋等为代表的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的朝代，比较短命。本质原因就是这些种种措施都导致了人民的财富以最快速的方式流入皇族和毁于战争。人民在短时间内就变为赤贫一族，再加上天灾人祸，揭竿而起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而汉唐明等朝代特别是初期的统治者，就比较开明，颁布的措施也都比较开化。强调休养生息，多予少取。这样就会大大减缓财富重新流向极少数者的速度，当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续朝代的生命。而不幸的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后代们的暴虐和极度索取却又不会改变那个朝代必然灭亡的命运。财富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

所以表面上是朝代的立废兴衰，实际上却是财富的循环，仁政者必然会减低和放缓财富集中的烈度和速度。而暴政者不可避免地强化和加速财富集中的烈度和速度，那么革命的接踵而来也就实属必然了。所以很多历史上在朝代末期诞生的明君往往只能作为朝代灭亡的陪葬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已经延续的王朝中，财富一直是集中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更改的。而在朝代末期，从财富来讲已经基本上尽可能地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了。就算极有仁心的明君，一般也无法扭转整个朝代走向灭亡的命运，因为他不会意识到其中的规律性。或者即便是能够知晓其中的缘由，他也无可奈何。因为在那个时点上，财富已经完成了从最多数人向包括其本身在内的极少数人的转移。而要消除大多数人的革命念头，唯一的措施就是把财富从极少数人的手里再分散到多数人的手里，就是说从以皇帝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分配到人民手中，但这本身就是非常明显的违背常识的妄想。所以革命将不可避免。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前期的经济危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财富的集中和分散的循环。不过他的形式表现为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纸币体系的建立和崩溃。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封建社会财富流转形式最重要的不同点。封建社会实物货币的不可复制性决定了财富集中极大化的时候只能通过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最重要的土地和黄金白银，重新启动财富的积聚过程。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特殊表现就是“滞涨”，就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而它的本质原因就是以纸币为代表的财富集中于极少数者手中，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产品开始相对过剩。但是由于纸币的可复制性，政府可以依赖信用，滥发纸币，扩大赤字来促进消费，但这又是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只能做苟延残喘式挣扎。意味着纸币必须不断的印刷、增长和贬值。这种方式无法根本改变财富高度集中的状况，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崩溃，重来。

而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国家干预主义”，推动建立了福利社会。自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基本上就没有再经历由于财富极端集中而发生的经济危机。（70年代的“石油危机”基本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究其根本，还在于国家干预主义所施行的措施，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财富的逆流（从极少者流向多数者）。不管是对于富人的高税收还是通过全民持股来藏富于民都是促进财富良性分配的举措，都是促使财富从少数者手中流向多数者手中的手段，也是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没有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北欧和西欧的国家最具有代表性,，对富人高达50%的税收是支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核心措施（本质就是财富分散）。

所以，在当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已经不能作为财富占有的唯一依据。财富分配制度可以中和甚至是逆转财富的流向。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却往往导致更大不公平（并不代表我的观点就是全盘否定公有制，至于公有制的优点和实现形式会在其他文章里阐述），因为公有制的存在一般都要表现为虚拟的国家所有制，他直接剥夺了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民众获取财富的权力，而统治阶层可以通过分配制度（国有垄断行业的畸形高工资等）的设计来直接掠夺大多数人的财富，所以世界上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往往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地方（朝鲜也不例外，官员和群众在住房等方面有天壤之别）。

而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和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作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在此过程中，财富的集中速度和程度也是得到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必然水涨船高的同时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也到了必须极端重视的地步。因为财富的极端集中必然导致财富通过某种必然的方式重新分配这个规律不会改变，而高层已经注意并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说明问题本身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分配制度的设计及其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也将直接决定政权的去留存亡。

财富的占有和分配直接决定着政权的稳定和持续，得民心者得天下，得财富者失民心，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科学的“散财富”者才能更好地治天下。

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财富出现两极分化的原因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Q1: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中国当然无法消除。因为两极分化本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目前哪个国家都无法消除它。只是，有些富国和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做得好一点，将扶助穷人或财富的重新分配做得好一点，于是我们就发现有些国家，如美国，就有很多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出现。其实，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表示美国就消除了两极分化现象，因为美国的富翁与穷人比起来，差距可能比中国还要大。但是美国穷人的生活质量比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比起来可能还要强点。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美国两极分化现象不是很厉害。

中国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消除两极分化，而是应该想办法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要怕让老百姓多得了点钱。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中国的内需才能旺盛，中国的经济才会有更强的拉动力呀。所以，中国的官员们应该想办法制定政策，让中国的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收入水平提高才行。这样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从而人们不会再注意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是无法消除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如何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从而不再去关注这个问题而已。

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

Q2:关于两极分化，马克思早就作过阐述。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指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所分析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财富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且深刻揭示了依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对收入进行两极化分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产生和发展，塑造出了两个对立的、能够采取统一行动的贫富两极利益共同体。而造成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产生的基础则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事实上，私有产权制度是使两极分化制度化、凝固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制，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使两极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化了。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有些学者指出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的“有产阶级”，他们仍然处于从属于资本的地位，仍然受资本的剥削和奴役。所以，财富分配两极化倾向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仍然存在着占有巨额财富的当代资本家阶级，也存在着拥有一定财产的现代工人阶级。

马克思对两极分化产生基础的分析，无疑是科学的。他深刻说明了私有产权制度是两极分化产生、存在和延续的制度性根源，揭示了私有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内在关系。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一般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并没有必然性联系。虽然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要清晰、明确，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市场化改革国家的实践证明，公有产权、特别是国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兼容性，而且它们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所以，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导致两极分化的必然性。但是，市场经济的确要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按照效率原则来进行，收入差距拉开也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现象。任由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分配，收入差距扩大到贫富差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处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收入差距拉大乃至出现贫富差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的是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从而对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督和约束乏力；有的是在体制转轨初期“商机”的大量“突现”及收入分配机制“聚变”带来的超额利润；有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是产业、行业发展不平衡；有的是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差异；有的是违法违规经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