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疑罪从无思想的实践基础及其概述

古代疑罪从无思想的实践基础及其概述

摘要：依据中国古代司法状况，探讨中华传统疑罪从无法律思想的实践基础。古

代统治者制定严厉的刑罚以约束民众行为，进而实现治国目标。刑罚的权威性建立在律法透

明以及严格且准确的司法之上，同时刑罚越严厉，这种要求就越严格。古代统治者努力避免

冤假错案，掌管刑狱的官吏对疑案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自然形成了疑罪从无法律思想。这种

体现统治者仁慈的法律理念，能够有效服务于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封建治国目标。

关键词：疑罪从无;治国目标;行为约束;

一、引言

文明进步伴随着人类不断对自身行为所施加的约束，行为约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

征之一。在古老人类只知道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努力追逐食物之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

人类多次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这种杀戮没有任何社会约束机制，最后杀害同类最多的人会

被当作胜者看待，进而得到其他人的拥护，使得强者生存成为一种自然法则。随着社会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始懂得约束自身行为，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牧民》）。逐步形成的法律等规制，让人类步入到文明社会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很

多法律思想，其中很多理念既具有开创性，也对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法律约束人的行为，最为基本且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就是人一旦违背了法律，就要

被处以相应的惩罚。这种处罚有时候是非常严厉的，可能会剥夺人身自由，甚至会因判处极

刑而强制剥夺人的生命。在文明时代，国家垄断的暴力处罚措施自身也会受到约束，即也需

符合法律规范。因此，罪与罚之间具有必然且适当的连贯性成为司法实践的重要原则。如果

刑罚是不恰当的，因其暴力性而造成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纵观各国历史，因为刑罚错误

而造成受害人性命丧失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很多时候，案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证据搜集的

艰巨性，很多案件难以得到最终确认。这些所谓的疑案所伴随的"疑罪";，到底应该怎么办

呢？尽管历史上存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这种无限扩大的刑罚举措，但在文明

的司法实践中，几乎均把疑罪从无作为金科玉律【2】。基于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疑罪从无理念，

让2016年聂树斌案的再审成为新时代中国司法领域最为令人关注的事件。对于疑罪从无理

念，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中就已拥有，如汉代的贾谊就论述过。其实，中华传统疑罪从无

法律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促进其形成的司法实践基础是极有意义的。

二、古代疑罪从无思想的实践基础

为了厘清中国古代疑罪从无法律思想，必须根植于古代司法实践之中，否则将难以

看出该思想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集中于帝王之手，其治国目标是为了

保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说符》），古代思想家对治国得

失的深层原因给予了高度关注。帝王选拔众多符合自身统治意愿的官吏体来协助自己治国，

其中不乏有大量从事刑狱的官吏。刑罚与德教是古代统治者治理民众的两个主要手段，刑罚

带有暴力性质，而德教以庆赏为主，即"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理念

较为缓和的思想家如儒家，一般更为重视德教，把刑罚看成辅助教化的一个手段，如"德教

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昌言-阙题一》）。罪刑相当作为司法原则，对重

罪只作轻罚是乱国之道，即"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荀子-正论》）。

更为激进的法家把严刑峻法当作治国的主要手段，商鞅表示"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

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商君书-去强

第四》），认为对于轻罪也应该施以重刑，这样才能达到治国安邦的效果，如果对重罪施加重

刑，而对轻罪施加轻刑，那么国家就会生出乱事而被削弱。这反映了法家把罪刑相当原则抛

弃了，力求重罚。韩非子也提出"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

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韩非子-奸劫弑臣》），表示统治者不能哀怜百姓而

刑罚从轻。墨家持兼爱理念，但对犯下重罪的人，他们同样提倡处以极刑，如"奸民之所谋

为外心，罪车裂。正与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斩；得之，除，又赏之黄金，人二镒";（《墨

子-号令》），表示战争期间的通敌者应被处以车裂之极刑，同时对于相关连带责任人也应给

予较为严重的处罚。简言之，为了实现古代帝王延续统治的治国目标，严厉的刑罚在司法实

践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以求实现"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

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商君书-垦令第二》），达到约束基层百

姓行为的目的。

严厉刑罚措施并非意味着古代统治者乐意去杀戮民众，其出发点是为了让百姓形成

不去做为非作歹事情的激励，即"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

以禁奸止过也";（《商君书-赏刑第十七》）。老子认为社会形成纯朴的复古氛围，那么民众就

不会做出乱事，即"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

乱";（《老子-三章》）。老子的理想主义复古精神，在实践中难以有明显的效果，因为"古之民

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商君书-开塞第七》）。伪诈的习惯一旦形成，就难以使其返回到

上古时期的纯朴作风，从而由伪生乱就无法避免。"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

者，非致远之术也";（《淮南子-原道训》），所以直接批评严刑峻法的思想家比比皆是，指出"

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春秋繁露-王道第六》），强调"刑之不可任以治世也，犹阴之

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孔子对于重罚的态度，比较接近古代统治者的治国现实。孔子重视贵族礼仪约束，对普通民

众则要求用刑罚来控制，如"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与"礼不下庶人者，

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孔子之前的

商朝法律规定，人要是把灰倒在路上，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子贡问孔子这样做是不是过于

严厉了，孔子指出"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

所恶，此治之道";（《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表示利用民众厌恶的重罚来激励其容易实现

的不倒灰于大路，进而避免遭受处罚是一种好的治理方法。孔子在解读噬嗑卦初九爻"屦校

灭趾，无咎";（《周易-噬嗑》）时，表示"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

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周易-系辞下》），足见他把惩罚当成告诫来约束小人行为，

避免其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从而惩罚对小人来说是一种福利，甚至还表示"作淫声，造异

服，设奇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孔子家语-刑政第三十一》）。"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

积之所生也";（《管子-法法》），民众只要违背刑律，就要接受刑罚，以使民众不会积累罪恶

而最终招致杀身大祸。简言之，实施严厉刑罚的主要目标是约束民众行为，激励其按照统治

者的意愿办事。

严重的刑罚是为了激励民众修正自身行为，发挥这种作用的前提是律法应该适当且

透明，同时任何人违法都要受到同等处罚。在古代政权更替前夕，尽管旧统治者想通过重典

来减少反对其统治的民众数量，但历史经验表明刑罚杀戮是阻挡不了新政权建立的。当刑罚

的威严无法镇住民众的反抗情绪之时，那么统治者的灭亡就会很快到来，即"民不畏威，则

大威至";（《老子-七十二章》），这也意味着乱世当用重典并不是治理乱世的灵丹妙药。"先王

以明罚敕法";（《周易-噬嗑-象》），在和平时期，统治者应该隐藏术谋，但其所制定的法律应

该透明，即"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在司法过程中，最为忌讳统治者依

据自己喜好去行赏，依据愤怒与厌恶程度去刑罚，这会导致民众以及官僚阶层的怨念，政令

也就难以有效执行，即"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管子-版法》），最终不利于国

家治理，即"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韩非子-制分》）。宋代庆历年间皇帝

身边的侍从犯了法，罪不当死，但很多大臣因为侍从情节过重就请求处死该人，范仲淹说：

"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梦溪笔谈-卷十》），可谓点破了司法

实践中罪刑相当原则的重要性，统治者哪怕是皇帝都不应该违背法律去实施与法不当的刑罚。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第二》），让法律透明且坚持

严格且公正司法，那么这种"直";才能矫正"枉";，如果法律本身出了问题，那就难以发挥作

用了。重视正名的孔子也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

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把刑

罚恰当列入到与名正与礼乐对等的范畴之中，足见其重视程度。简言之，确保法律透明且严

格按律司法，是古代统治者以刑罚达到治国目标的基本保障。

三、古代疑罪从无思想之概述

对于犯罪与刑罚之间，掌管刑狱的官吏肩负着重要的调查与量刑职责。宋代刑狱官

宋慈指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洗冤集录-序》），他把检

验看成是掌握案情的最主要途径，符合他自己的实践经历。由于很多案件过于复杂，特别是

很多嫌疑人刻意隐瞒案件事实，"纯奸似直而非直，纯宕似通而非通";（《人物志-九征第一》），

导致一些案件的调查极其困难。为了查清案情，除了要求"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

";（《梦溪笔谈-卷二》），更应推断犯罪动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

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第五》），表达了如果嫌疑人

是主观故意去犯罪，那么就应该给予严惩，反之，如果嫌疑人的主观意愿是耿直善良的话，

即使犯罪也可从轻处理。"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韩

非子-奸劫弑臣》），同时"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韩非子-有度》），

可一旦受到严厉刑罚的人是被冤枉的，那么民众就会仇怨统治者，即"狱之患，故非在所以

诛也，以仇之众也";（《韩非子-难四》）。对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由于"民，善之则畜，

恶之则雠，雠满天下，可不惧哉";（《政论-阙题六》），同时"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

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民众逃亡是对古代统治者最大的抗争。

案件的复杂性、调查取证的困难性以及冤假错案的严重性，使得掌管刑狱的人对疑

案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早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实施了"疑罪有赦";的司法实践，即"

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尚书-吕刑》），这应该是中华传统疑罪从无思

想的开端。汉代的贾谊依据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正式的疑罪从无思想。贾谊强

调"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予";（《新书-连语》），指出"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

于有罪也";（《新书-大政上》），因为"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新书-大政上》），

最终把疑罪从无归根到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品行之上，符合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封建仁政治国经

验。

四、结论

当人类开始约束自身行为之时，律法就是最为重要的规范，"法制不议，则民不相

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管子-法禁》）。古代统治者

为了治国需要，制定的刑律一般都非常严厉，某些时期存在各种肉刑，死刑及其种类也是条

目繁多。刑罚的严厉要求律法透明并严格司法，如此才能有效约束民众行为。在这一司法实

践过程中，疑罪从无思想自然被提了出来。总的来看，中华传统疑罪从无思想对于古代民众

的司法保护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当代的司法实践亦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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