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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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

法律思想

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律思想也渗透了儒家礼教的学说，形成了德主刑辅，先

礼后刑的观念。周礼、仪礼、礼记也被糅合于法律思想之中。例如记载周朝官制的周礼之于

组织法、行政法，规定社会上层生活规范的仪礼之于行为法，探讨礼的原理的礼记之于法理

等皆不无影响。汉末丧乱，传统儒学分崩离析，出现了思想上的变化，在法律思想上表现为

刑、礼比较的争论，亦即制定法与自然法的讨论。儒家“礼法为天地之序”其本质是自然法。

曹魏时期的刘廙著《先刑后礼论》，一反汉代正统理论，提出制定法重于自然法。钟苟的《刑

措论》也强调了制定法的重要性。而丁仪、王粲则为主德派的代表。丁仪在《刑礼论》一文

中，用天人感应的观点解释先礼后刑，认为“天之为岁也，先春而后秋；君之为治也，先礼

而后刑”，其理论一本于自然法。主张“先生而后杀，天之为数；先教而后罚，君之为治。”

王粲则主张“吏服雅训，儒通文法”，基本上以德治礼教为着眼点。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曹操不单纯强调刑为先或礼为先，而是主张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有

不同的应用。“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这种刑礼比较思想，具有一定的

辩证因素，不能不说是比较进步的。曹操本人“揽申商之术”，执法严明，早年任洛阳北部

都尉时，造“五棒”悬于门上，“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在其统治地区内“皆

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至于他自己“割发代首”的轶事，更表明了他“刑无等级”的

“一刑法”思想，曹操虽主张法治，但对刑罚态度较谨慎，认为刑是百姓的生命，强调“选

明达法理者，使操典型”。这种重法慎刑的法律思想较进步。

诸葛亮也主张厉行法治，其立法思想是“威之以法”，刘蜀政权内部关于法治抑或仁政

有过一番争论。法正认为刘氏政权是外来人，应行客主之义，以宽刑驰禁惠抚益州土著豪强，

诸葛亮则竭力坚持应以法治国，指出刘焉父子的弊政正在于法之不行，主张对豪强“威之以

法”、“限之以爵”，“恩荣相济，上下有节，才是治国之要”。他以法量功，执法严明，有功

的，虽仇必赏；怠法的，虽亲必罚（如对马谡），认罪态度好的，虽重必释；花言巧语掩饰

罪过的，虽轻必戮（如对李严）。他本人也严于律己。第一次北伐失败，除挥泪斩马谡外，

也追究了自己的责任，上疏请求自贬三级，直到以后才恢复丞相职务。由于他赏罚必信，故

虽刑政严峻，而民无怨言。诸葛亮还十分重视法治教育，曾写申不害、韩非的《管子》、《六

韬》作为教材宣讲。出师伐魏时，上表刘禅，告诫他“官中府中，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犯奸作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赏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主张皇官不

宜享有法律特权，功赏刑罚交司法机构执行，这种法律思想是很不简单的。

司马氏政权成立后，儒家的礼教思想重新恢复了统治地位，刑礼先后的争论基本结束。

傅玄《刑礼篇》认为“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故“圣帝明主惟刑之恤，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两晋统治者虽提倡礼律并重（《晋书·刑法志》），但用刑是为了保证礼

的施行，“亡刑则礼不独施”，“刑罚以惩恶而为善者劝，而有所劝，则礼亦存矣”。仍然是德

主刑辅，超不出以刑辅礼的范围。

两晋时期，又存在虚无主义的法律思想。魏晋以来，玄学盛行。出现一批放达的名士，

崇尚自然，反对礼、法，认为人性本于自然，应按自然规律生活，不能以礼教或法律加以牵

制或压抑，因此主张既废礼，又去法。这种法律思想的本质是无为政治。东晋张湛注《列子》，

便贯穿了这种“从人所欲”，“任其自然”的法律思想，追求一种虚无主义“从善不近名，从

恶不近刑”。鲍敬言则主张“无君无法”，他著《无君论》，认为礼序等级，严法酷刑及所带

来的社会罪恶都是由于君臣的存在才产生的，故主张取消君臣，取消法制。鲍敬言看到阶级

社会的不平等和苦难，但他没有抓住本质，他所主张的“无君无法”的社会只能是一种乌托

邦。

葛洪则在《抱朴子·诘鲍篇》对鲍敬言的“无君无法”提出批评，认为贼杀等罪恶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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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人的本性，所以君臣、礼制、刑法是天理人性的要求。鉴于东晋社会法治混乱的腐

败局面，葛洪振聋发聩地提出“天地之道，不能纯仁”，仁不过是为政的脂粉，刑才是御世

的辔策。他主张严刑峻法，甚至要求恢复肉刑；要求划一法律，明刑不滥；诛贵罚上，严惩

不廉，这些主张充分显示了他承认法律的权威与普遍性原则，但他严刑是以维护礼教为出发

点的。是为使君臣有道，德合天地，他承认礼序尊卑是社会的纲常，故这种重法思想有相当

局限性。葛洪到了晚年，这种重法思想也消退了，在《抱朴子·明本篇》中，流露了取消刑

法的无为观念。葛洪的思想较复杂，既信奉道教，又推崇懦学，也一度力主明法严刑，企图

揉合儒、道、法于一家，为封建统治提供更广泛的理论基础。兼取儒、道、佛、法各家学说，

这正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一大特。上举张湛《列子注》所主张的治内心不治外

物，也渗杂了儒、道、佛的观点。

南朝的法律思想与东晋相差不大，梁刘勰作《赏罚》，认为“圣人之为治也，以仁化爱

民，然不可废刑罚者，以民之有纵也。

是以赏虽劝善不可无罚；罚虽禁恶不可无赏，赏平罚当，理道立矣。”

南朝社会玄风弥笃，谈玄为高逸，说法为庸俗，故很少有涉及法律思想的争论。

北朝的法律思想不像魏晋这样丰富多采，基本上以儒家仁政德治为主导思想，但又较注

重法治，礼法并重，从历次修订的律令及统治者的政策可看出。孝文帝时颁遣民狱诏明确主

张“重礼慎刑”；李彪的“请三春不行刑疏”，“大臣不加刑奏”，则比较倾向于儒家学说。北

齐天保八年李德林策秀才时对罢刑狱策，提出应“稍简刑书，渐行礼教使■远至，咸感仁

心”。礼在北朝的法律思想中一直占优势。后周的苏绰则承魏晋法律思想体系，对刑礼关系

有比较辩证的看法。他在大统七年所上的六条，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法律思想。第一条为治心

身，提倡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第二条为敦教化，主张教民以孝悌、仁顺和礼义，

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上无教化，唯刑是用，是世道凋丧的表现；第五条为恤刑狱，提出赏

罚得当，以达到止恶劝善的目的，强调治狱之官须戒慎，斟酌礼律；审讯则先以五听，参以

验证，不冤枉无辜，也不放过罪犯。这些主张都体现了重法慎刑的思想。但其核心仍然是德

主刑输。

法律思想经过魏晋的刑礼比较讨论，从东晋开始，逐步形成了礼律并重，以刑辅德的观

点，承认法制的重要性及普遍适应性。但又以法治为礼治的手段，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

教，同时，逐步把儒、法、道、佛等各派思想糅合为一体，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律思想体系。

律学与律家

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烧毁了法家著作，并禁止私学法律，使律学的发展受抑制；西汉提

倡“独尊儒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学的发展。至东汉，律学研究才开始复苏，汉魏之

际出现了一批涉及法律的著作，如应邵的《律略论》，叔孙通、赵禹、张汤等编纂了一些傍

律、单律。马融、郑玄等名儒也对汉律进行章句论释，十多家章句多达数十万言。然而，汉

律基本上是依附于经学的，注律者皆为当世名儒，他们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以律文附会

经义，也使儒家学说渗入法典内容，这种律学研究实际上处于附庸的地位。至魏晋，随着思

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律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法律专门著作。三国时，刘邵作《法

略论》，专门探讨法律理论。钟会著《道论》二十篇，史称钟会“实刑名家”；丁仪著《刑体

论》，专论刑体问题。刘廙因与丁仪观点不同，也著书数十篇，与丁仪就刑体展开广泛讨论。

入晋，律学著作进一步专业化，贾充、杜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专门解释泰始律，张斐

著《律解》二十卷，《杂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一卷、《注律表》一篇。律学在两

晋达到一个高峰，大批的专业著作和律学家的出现，说明律学开始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为一

门专门的学问。而且律学理论不再停留在战国时期法家关于法律性质、作用等一般规律问题

上，逐步深入到具体理论问题，如罪名刑名，定罪量刑标准，立法原则，法典体例，诉讼审

判理论及法学基本观念等。如西晋时刘颂提出了罪行法定的初步原理，认为“律法断罪，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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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未论”。杜预也主张“审

名分，塞异端”以及熊远的“王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这些主张在实质上与十八

世纪西方“法无明令规定不为罪”的法律原则有相似之处，而中国在三世纪就已见端倪。当

然，由于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比附定罪的存在，罪行法定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也带有很大

的局限性，但理论的提出也是一种进步。

关于法律基本概念，张斐在《法律表》中对故犯、过失、贼、斗、赃、盗等二十多种律

义进行较名，亦即给予明确定义。如“其知而犯谓之故”，“背信藏巧谓之诈”，“两讼相趣谓

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不意误犯谓之过失”，“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

“货非其利谓之赃”。张斐给这些法律概念所下的定义，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也有一定科

学性，故一些定义仍沿用至今。

关于定罪原则，刘颂提出要区别故犯、犯罪、过失的差别，涉及到犯罪动机的理论；张

斐也认为议刑要“慎其变，观其理”。有许多行为相似而罪行性质迥异，故执法时，须审慎

辨别罪行与罪行之间，故犯与过失之间等等的差别。

关于司法审判，张斐提出了刑、理、性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认为“刑者，司理之官；

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故定罪正刑不仅要有人证、物证而且要本其心，审其

情，观察罪犯的表情、眼神、脸来协助判断，这种主张包含犯罪心理学的原理。

关于立法原则，刘颂提出“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就是说法律的制订应依

据实际状况，运时而应，又要以普遍存在的一般状况为基准，不能以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为

立法依据。同时，又主张限制君主对立法，司法的干涉，提出“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

法律一经制订，就不要任意改动。然而，刘颂同时又承认立法“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得

以拟议”，故对君主立法权司法权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关于法典编纂原则，张斐对魏所创以刑名为篇首的体例进行了理论阐发，认为“刑名所

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之纲领。”

故刑名为全律之核心，应置于诸篇之首，统领全律，经过张斐的理论阐发，这种体例遂为封

建法典定制。杜预则提出了“简直”的原则，认为律文、法例必须简洁明确，使人一目了然，

才便于遵守和执行，这样，扼法的人也自然会减少。若律令繁杂，人们难以辨识哪些属非法，

便容易触犯法令。这种编纂原则是较合理的。杜预参与修订的晋律，正是依据这种指导思想，

对汉魏旧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使晋律“■其苛移，荐其清约”。

必须指出，西晋的法律思想和律学虽然有很大发展，所提出的法律理论亦具有一定科学

性和进步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和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以维护封建

统治秩序为目的，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科学和进步意义也有很大的局限。

南朝不尚刑名，律学大衰；北律虽重法治，但在律学理论上亦没有重大突破。比较具有

特的是律学的专业化倾向。崔祖思曾上疏“请择人习律令奏”。北朝研习律令风气较浓，

加上家学传统形成了律学世家，如渤海封氏，封琳参与议定北魏太和律；封隆之、封述参议

东魏麟趾格；封述又主持删定北齐麟趾新格，后又与封绘参议北齐河清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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