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首先，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87页。

]和“立公弃私”的法治观，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

党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具有绝对权威、至上性地位和据此产生的支配性

效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就是强调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权结构中的

绝对性支配地位，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宪法和法律为最终行动准绳。

法治能否实现，关键是政府权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国家机关、武装

力量和社会团体和政党(包括执政党)，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包括国

家机关公职人员)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反对存在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行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

宪法和法律之上。

西哲柏拉图就曾在其晚年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

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

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

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版，第25页。

]在法律享有绝对权威这一点上，先秦法家思想和西方主流哲学是达成一

定程度的共识的。

先秦法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主张，就是“以法治国”，“任法而治”。

在先秦法家看来，法治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就内

在地要求对统治权力必须予以必要的法律约束和控制。

必须任何人，包括君主，都应当服从作为公义的法律，因为“令尊于

君”，所以“不为君欲变其令”[《管子·法法》]，最终实现“立公弃私”。

而当下执政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重申执政

党的行动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强调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些主张都与法家的基本思想存在实质上的共通性。

与此同时，法家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商鞅指出“立法，必使明白

易知”[《商君书·定分》]，韩非子强调法治必须“易见”、“易知”和“易

为”[《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

主张维护法律的统一(“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五蠹》])等主张，

对于当下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建设目

标，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法家的改革发展观，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识支

持和历史镜鉴。

改革发展是当下中国政治的首要主题。

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建设富

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动力。

当下中国正在处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无限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

着着一系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国内地区发展

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增长

速度放缓、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诸多约束、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加

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及改革红利并未遍及全民等，

都制约着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而制约着“中国梦”

的实现。

因此，有必要反思和重视先秦法家“不法古、不循今”、“不期修古，不

法常可”的改革变法观。

先秦法家的变法实践辨明，为了实现“国富”、“兵强”和“统一天下”

的政治战略目标，必须凭借政治自信，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冲破思想观念和

体制上的束缚，打破利益固化状态，全面深化改革。

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以“三个

有利于”来作为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种政治判断，无疑符合并发展了先秦法家关于“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

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改革变法主张。

而当下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也应该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先秦法家的改革

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为实现“中国梦”

提供强大动力。

法家思想的作用

法布于众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

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

户晓”。

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

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依法办事

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其权威性。

法家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韩非子明确指出：“明其法

禁，察其谋计。

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

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他认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

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正所谓“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

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刑无等级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

“任法去私”。

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

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

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

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

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保持法律稳定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

即:“壹法”、“一尊”。

“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

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

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

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

的。

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

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

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

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

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法律绝对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

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

理。

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

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

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国家)手里，臣下

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

度和法律制度。

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

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

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

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在封建专制社会，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是很难做到的。

那些权贵是不会甘心受法律约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国的吴起、

秦国的商鞅，最后都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

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

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

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

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

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

家理论的一个危机。

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

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

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就不应定罪处罚。

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

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

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

是重刑主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