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中的保护合理信赖原则

论民法中的保护合理信赖原则

论民法中的保护合理信赖原则

林全玲

关键词:合理信赖/期待利益/信赖利益/权利失效

内容提要:基于合理信赖保护的必要性与现实性，本文认为保护

合理信赖应为民法中的一项原则。本文并就合理信赖之界定、信赖保

护的途径以及信赖具有的法理价值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根据该原则

对我国民法相关制度的创设及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保护合理信赖原则的提出

1、信赖保护的必要性

霍布斯在人的自然性中发现三个主要的导致冲突的原因：第一是

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名誉欲。[①]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不信

任是影响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然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至

少普遍能够得到维持，信赖能够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的时候，

人们才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才可以正常的进行交往，从事交易活

动。在一个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社会中，大家就象处于一种潜在的

战争状态，交易自是无从谈起。因为人们在进行交往，尤其是进行交

易活动时，往往需要对自己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一定的计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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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当发现自己的收入大于支出时，作为“经济人”假设的民法中的

“人”，才会积极地去从事这一对他来说有益的行为。然“经济人”

要对成本与收益进行合理的估算，就要求他对于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有

一个合理的预期，并且这种预期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与保护。这首先需

要在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基本的信赖。其次，就是要通过规则或法律

的力量保证合理信赖能够得到实现。可见，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活动以

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为基础。

此外，人是理性的，人总是在各种情况下寻求最佳方案和行动以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当他发现自己遵守、依据规则进行活动，

便可以合理合法的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便会更加自觉地遵守规

则，而如果他通过不合法地手段可以达到更大的收益时，便会践踏法

律。因此法律必须保护“老实人”的合理的信赖能够得到实现，鼓励

诚实信用，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信赖以及基于信赖而形

成的安全的交易秩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形财富。

2、信赖保护的现实性

基于信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两大法系都形成了对“合理信赖”

予以保护的规则与制度。其中，在英美法中形成了“禁反言”(the

doctrineofestopple)的规则，又称不得自食其言的原则。禁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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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主要是用于当某人作出了某种表示、行为或承诺后，另一方当事

人对其形成了合理的信赖时，即依据其表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时，禁

止其反悔其原来所作的这些表示、行为或承诺。禁反言规则主要包括

衡平禁反言与允诺禁反言两种。允诺禁反言是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原

则，是为避免严格约因主义的适用而创之特殊救济性法则。[②]大陆

法系国家也形成了大量旨在保护合理信赖的原则与制度。如缔约过失

责任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等。德国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保护信赖原则或

信赖责任原则。[③]

民法对合理信赖的保护首先体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中。诚实

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善意地行使

权利、履行义务，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不可损害他人与社会的利

益。因此在民事活动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应当谨慎维护对方的利益、

满足对方的正当期待，给对方提供必需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都

诚信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则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得以受到保护。然

而由于人性具有两面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所以人的行为并

不会总是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人也不总是理性的，人有时也会

表现出感情的一面，因此就需要具体规则来指导人们的行为，限制与

弥补人性恶的泛滥。因此，在诚信原则这一法律的精神与灵魂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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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民法还形成了大量的具体的保护信赖的制度。笔者在此只择其要

者述之。

第一，对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以外部的表示为准，应当以相

对人足以合理客观了解的表示内容为准，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相对人根据事实情况所理解以及他在实际上所理解的意思表示的意

义，必须受到保护。[④]如果表意人的本意与表示不符，因此表意人

不想使表示具有这种意义，则他虽然可以撤销表示，但是必须向表示

的受领人赔偿其“信赖损害”。[⑤]

第二，人们不仅可以信赖法律行为上的意思表示，只要表意人通

过某种行为以可归责于自己的方式造成了存在某种意思表示的表见，

那么人们还可以信赖这种表见。如本人曾向第三人表示将代理权授予

了甲但实际未授予，而第三人基于其表示信赖甲有代理权而于甲为法

律行为，则行为的后果由本人承担。

第三，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与相对人为法律行为，相对人

善意的信赖其有处分权，则善意的受让人可以取得该动产的权利。

第四，当事人在缔约之际，本应善尽注意、保护的义务，但一方

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或者告知对方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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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情况，泄露对方的商业秘密等，导致合同不成立、可撤销或无效

时，应当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进行赔偿。

3、保护合理信赖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

从信赖保护之应然性与实然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信赖在民法中具

有重要地位，因此信赖可以看作法律所保护的价值之一。所以我们认

为，保护合理信赖原则应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原则。然而保护合理信赖

原则并没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法律中予以规定。本文中所称的体现

保护合理信赖原则的相关制度，在学理上也经常被视为是诚实信用原

则的表现。如缔约过失责任、权利失效制度等。我们认为，诚实信用

原则作为民法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其他原则都可以看作诚实信用原则

的要求。因此可以说保护合理信赖原则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根据，是诚

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原则。

此外，与诚实信用原则不同的是，保护合理信赖原则除了具有其

道德伦理的合理性之外，还具有技术性的一面。如对物权变动采取登

记要件主义的法律，对于当事人信赖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态所进行的

行为，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法律赋予了登记以权利推定的效力，

这纯粹是为了促进交易的迅捷与稳定而采取的技术性手段。再如在许

多情况下，法律保护人们对“只要占有相关的证书，就有权受领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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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原则的信赖。[⑥]因此，提单即被视为物权的凭证，拥有了提

单，即有了对货物的所有权。

因此，我们认为将保护合理信赖原则予以单独提出有其必要性。

这不仅有助于对当事人的行为、对立法、司法以及执法提供更为明确

的指导，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于信赖这一价值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对

合理信赖予以保护。此外，保护合理信赖的原则不仅体现于私法之中，

在公法领域里如行政法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保护合理信赖原则的界定

1、合理信赖的界定

保护合理信赖原则是指，当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的存在，使

另一方当事人对其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这种合理的信赖应当受到法律

的保护。何谓“合理”，我们认为应当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

(1)“合理信赖”的产生必须是由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行为

或承诺，或某人的某种状态、地位的存在，或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

素的引起的。因为法律不能在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同时，过度剥夺另一

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其承担“祸从天降”的后果。如缔约过失责任通

常是由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行为或承诺引起的，表见代表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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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代表人的职位所引起的，表见代理与善意取得制度也是由与当事

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所引起的。此外，该当事人还应具有相应的民事

行为能力。

(2)主张受合理信赖原则保护的当事人，应是善意的、无过失的。

“善意并无过失”是指主张人对于对方当事人的真实权利状况、真实

意图是不知道的，并且主张人也不应知道。为此，主张人必须证明他

采取了应有的谨慎去获知真实的信息，但是他没有发现或者他根本没

有方便的、可利用的途径来获取该信息。如果主张人忽视明显的事实，

或者因为粗心没有去获取其轻易可以获取的信息，或者双方当事人对

于信息的获取具有平等的机会，则不能构成“合理”信赖。如果主张

人因为不懂法律，对对方行为的法律意义产生了错误的信赖，也不构

成|“合理信赖”。

(3)合理信赖必须是真实的、确定的信赖，并且该信赖产生于另

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之后。

(4)一般来说，若对合理信赖不予保护可能会对已形成合理信赖

的人造成巨大损害。因为当事人可能以该合理信赖为出发点而从事一

定的行为，改变了自己的处境，若不予保护可能对其造成巨大损害。

如本人对第三人表示授予代理权于甲，但实际上并没有授予，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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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与甲签订合同，此时本人即应当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否则将对

第三人造成很大的损害与不公。

2、合理信赖的界定与其他原则的协调

保护合理信赖原则旨在增进人们的信任，增加交易的稳定性，从

而最大限度促进商品与交易的流通。但保护合理信赖原则实际上是对

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限制，是对权利行使的限制。因此，保护合理

信赖原则的适用必须非常严格，不能造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度剥

夺，造成对意思自治的过分限制和权利的弱化，以保护当事人的静态

的权利。

如上文所述，“合理信赖”的产生必须是由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

示、行为或承诺，或某人的某种状态、地位的存在，或与某人有一定

关系的因素的引起的。如善意取得通常只适用于“占有委托物”，即

基于权利人的意志把其物品交给他人管理的物，而不适用于“占有脱

离物”，如盗窃的物品。再如“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的问题。在合

同法颁布之前，就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有“单一要件说”与“双重要

件说”的争议。“单一要件说”认为，只要有客观原因使相对人善意

并无过失的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即可成立表见代理。“双重要件

说”认为，表见代理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须本人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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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使第三人确信代理人有代理权2、第三人善意并无过失的相信代

理人有代理权。[⑦]两种观点的争议之处在于，表见代理的构成是

否需要被代理人有过错。“双重要件说”认为，“单一要件说”的缺

陷在于单纯的、绝对的强调保护代理活动中第三人的利益，而对本人

的利益全然不顾。只要存在“客观原因”使第三人误信无权代理人有

代理权，则本人就要对其承担责任，对本人来说可能出现“祸从天

降”的危险。“单一要件说”则认为，要求第三人证明本人的过错不

仅极为困难，也有违表见代理的初衷。

合同法对两种学说都没有采取，而是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

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学者指出合同法中的

“有理由”，应指有“合理理由”，该“合理”虽不要求本人有过错，

但要求本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联系。[⑧]我们认

为，合同法实际上采取了本文所称的“合理信赖”的标准。由此可见，

保护合理信赖的原则本身的界定要注意兼顾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三、对合理信赖的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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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理信赖的保护，首要的原则是根据当事人所合理信赖的内

容来赋予法律的强制，从而使其信赖得以实现。具体来讲，大致有以

下几种方式：

1、当事人抗辩权之产生。

如根据英美合同法中的允诺禁反言规则，一方当事人的允诺使另

一方当事人对其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则不允许其反悔。但允诺禁反言

规则只是赋予当事人以抗辩权，而没有提供一个诉因。因此当事人不

得基于自己的信赖去起诉对方，要求强制执行合同。即所谓禁反言规

则只能作为防御之盾，而不能作为进攻之矛。[⑨]当然在极为特殊的

情况下，允诺禁反言规则也允许当事人请求强制执行其合同。再如根

据大陆法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权利失效制度，即权利人在相当

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依特别情事足以使义务人合理信赖权利人不欲

使其履行义务时，其权利失效，此时义务人即可以对其行使抗辩权。

[⑩]有关权利失效制度下文详述。

2、通过对期待利益的赔偿来实现对合理信赖的保护。

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是合同法上的主要救济手段，除具有保障

当事人交易目的实现，促进交易的功能之外，还是补偿或预防信赖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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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最好方法。因为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可以使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

事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获得满足。期待利益的价值通常高于信赖利

益，因为人们绝不会从事以巨大的信赖利益损失换取较少期待价值的

赔本交易。信赖利益损失以期待利益予以补救，不仅可以全部补救信

赖利益的损失，还可以满足当事人付诸信赖所渴望得到的利益。[11]

通过对期待利益的赔偿来实现对合理信赖的保护，通常适用于依

正统法本应不成立或无效的法律行为，由于法律的强制使其发生效力

的行为的情况。如善意取得、表见代理、表见代表责任等。基于信赖

赋予依正统法本应不成立或无效的合同以法律上的拘束力是信赖损

失得以以期待利益补偿的法律根据。如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所为之法

律行为，因欠缺代理权本应对本人无效，然而由于相对人有合理理由

信赖其有代理权，如本人曾向其表示曾授予代理权于无权代理人，则

相对人的信赖补正了代理权的欠缺，该行为对本人有效。

3、通过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来实现对合理信赖的保护。

信赖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补正法律行为正当性的缺失，从而使本应

不成立或无效的合同成立或生效。然而有时恰恰是因为信赖的存在，

使法律行为不应成立或生效，这时需要以信赖利益赔偿的方式来保护

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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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事人在缔约之际，本应善尽注意、保护的义务，但一方当事

人违背诚信原则，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或者告知对方虚假的

情况，泄露对方的商业秘密等，导致合同不成立、可撤销或无效时，

应当采取信赖利益之赔偿来保护信赖。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应以

履行利益为限，学者之间看法不尽一致。德国民法第122条规定，赔

偿数额以不超过意思表示有效时相对人或第三人可取得之利益为限。

富勒先生在他的论文中主张信赖利益的赔偿应以期待利益为限，目的

在于限制原告将其从事的亏本交易所受到的损失转嫁给被告，并避免

使原告处于一种比假定合同履行他所会处的状况更好的状况。[12]

笔者认为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应以期待利益为限为宜。

四、保护合理信赖原则之“信赖”的功能

1、正当性补正功能。

法律行为因欠缺某种成立或生效要件，按照常态法本不应成立或

生效时，如果有当事人合理信赖的存在，则法律会强制该法律行为成

立或生效，使其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信赖具有正当性补正的

功能。合理信赖的正当性补正功能的表现，笔者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1)使要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要约人向受约人发出要约，受约人

信赖该要约，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有信赖损害的发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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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人不得擅自撤销要约。受约人的信赖使该要约具有了可强制执行

的效力。(2)使尚未成立的合同发生有效合同的效力。当事人双方就

合同的内容已经达成协议，但因为欠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要式，

所以合同未成立。但如果一方当事人合理信赖合同已成立，并履行主

要义务，且对方接受的，则合同成立。(3)使无效的法律行为具有有

效法律行为的效力。无代表权、无代理权的行为人为虚伪的意思表示

与相对人发生法律关系，依法律的规定，对本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

相对人合理信赖行为人有代表权、代理权，而与之为法律行为的，法

律行为对本人产生效力。

2、扩张合同责任的功能。

传统合同法理论认为，合同是当事人意志的结果。有合同存在，

才可能存在承担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没有当事

人的意志，则不存在合同责任。然而信赖的存在使合同责任发生了扩

张。信赖的保护将合同外的责任纳入到合同责任之中。[13]如新合

同法所规定的先合同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与后合同责任，就是以合同

的不存在为前提的。这种责任与传统的违约责任有很大的不同。因违

约责任具有约定性，是对期待利益的保护，而缔约过失责任具有法定

性，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因此缔约过失责任实际上具有了更多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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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彩。此外，在德国还有学者提出侵权法中的“三元归责原

则”说，其中，“客观信赖”被认为是归责的根据。[14]可见，信

赖确实具有扩张责任，作为归责根据之功能。

五、保护合理信赖与民法相关制度的完善

1、权利失效制度之创设

(1)权利失效的概念。权利人在相当期间内不主张或行使其权利，

如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特别是权利人对其财产安排或某种他本

来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不受损害的措施置之不理时，使权利的对方合理

地信赖权利人不再行使其权利时，为对这种信赖予以保护，其权利失

效。可见，所谓权利失效是指权利人在相当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依

特别情事足以使义务人合理信赖权利人不欲使其履行义务时，则不得

再为主张。[15]权利失效制度在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都有判例

予以支持。我国法律则没有相关的规定。依据保护合理信赖原则，笔

者认为，我国应创设权利失效制度。

(2)权利失效的构成要件。

第一，权利人通过自己积极的行为或意思表示表明不再主张他的

权利，或权利人消极地长期不行使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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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方当事人对其产生了合理信赖。即对方已经具体感受

到了权利人制造的表象，并根据这种表象作为了他自身从事行为的出

发点，有学者称其为“信赖投资”。由于对方已经进行了这种信赖投

资，因此权利人再行使权利，会使其产生比早些时候行使权利更为严

厉的后果。[16]

(3)权利失效的法律后果

对于权利失效的后果，学者之间看法不尽一致。有学者指出，权

利失效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行使不被允许，而是原则上从这时起，这

个权利的任何行使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权利失效，权利也就不存在

了。[17]王泽鉴先生认为，权利失效是权利不当行使禁止之一种特

别形态，故以认为权利自体并未消灭，仅发生抗辩，较为妥适。但法

院可以不经当事人主张，径依职权加以审查，只是仍应由当事人负举

证责任。[18]

笔者基本同意王泽鉴先生的观点。但抗辩权有暂止性抗辩权与永

久性抗辩权两种。权利失效所产生之抗辩权的性质，究竟为何，尚值

探讨。笔者认为，如果权利人可以通过给予对方合理通知的方式给予

对方合理的机会去恢复原来的处境，则权利失效仅产生暂止性抗辩

权。如果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情况使对方产生了合理信赖，并据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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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以致承担了新的、更为繁重的义务，从而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

处境，则权利失效产生永久性抗辩权。现分别举两例加以说明。如当

事人甲、乙在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发生争议后，甲却向法院起诉。

法院受理以后，乙也积极地进行了应诉。此时，乙若以合同的仲裁条

款为据主张仲裁，则甲可以权利失效为由对其进行抗辩，此抗辩权即

为永久性抗辩权。再如租赁合同规定，承租人必须在每个月的月底支

付租金，若延迟支付租金7天，则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但承租人连

续3个月都是延迟15天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皆无异议地接受。因

此若出租方在下个月月底结束的7天之后，以对方延迟支付租金为由

主张解除合同，则承租方可以以对方权利失效进行抗辩，此抗辩权仅

为暂止性的抗辩权。因为若出租方在下个月初明确告知对方从本月起

必须按约付租金，否则解除合同。由于承租方完全有机会恢复到原来

的处境，所以其抗辩权仅止于暂止性。

2、《合同法》51条之完善

《合同法》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

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根据这一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只有在本人事后追认或无处分

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才生效。然而相对人可能会合理信赖无权处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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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处分权或会取得处分权，而与为法律行为，只要没有上述两种效力

补正情形一律无效，显然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有学者指出，

“将无权处分行为认定为效力待定，欠缺实质上的正当性，在利益衡

量上，有不尽周延之处。原因在于，一旦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不

存在补正权利欠缺和善意取得的条件，无论交易相对人为善意还是恶

意，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无法主张违约责任，这无

疑放纵了无权处分人，未能周到保护交易相对人。”[19]为此，民

法界很多权威学者都撰文对此加以论述。

如王利明先生认为，只要相对人为善意，则无权处分行为即应有

效，以求保护交易安全。[20]王轶先生则指出，相对人为善意，合

同当然应为生效。但“善意”指相对人“不知或不应知”，而在现实

的交易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中间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合同。零售商在订

立合同时，一般“明知或应知”中间商此时并非货物的所有权人，而

中间商往往需要依据零售商的订货情况去组织货源，且只有将这类合

同认定为生效合同，零售商才得以生效合同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去要

求中间商积极组织货源，以履行合同，也才有助于维护交易秩序，培

育交易信用。因此，无论相对人善意还是恶意，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

都得成为有效合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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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笔者认为，在相对人为恶意，如在与无权处分人恶意通谋的

情况下，承认合同有效，殊无意义，而应以无效为宜。事实上，笔者

认为，是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引起了学者认识到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

性，而非仅仅主观上的善意与恶意。比如王轶先生提到的零售商与中

间商的合同，虽然零售商明知其没有处分权，但其根据交易的惯例合

理信赖其将取得处分权，为对其合理信赖予以保护，所以合同应当有

效。在相对人为善意时，其信赖之合理性，更为显著。

在上文中，笔者曾提及信赖具有正当性补正功能。结合上面的论

述，笔者认为，在无权处分行为中，其效力补正情形，不应仅为“本

人追认”以及“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还应包括“相对人的

合理信赖”。只要存在相对人合理信赖的情况，合同都应有效。为此，

《合同法》51条应改为，“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

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或相对人合理信赖

其有及会有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3、登记公信力之确立

登记公信力是指登记簿上所记载的内容可推定为正确，当事人依

据其内容所进行的交易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事人在进行不动产交

易时，需要对不动产的权利状况进行调查。当事人可利用之合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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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仅限于登记簿的记载，当事人信赖登记簿的记载所进行的交易，

如不能得到承认，显然不利于交易之迅捷与稳定。因此，通过确立登

记之公信力以保护当事人之合理信赖应为必要。然当前我国登记制度

尚不完善，而且登记公信力之采行还需要相关的登记实质审查制度与

国家赔偿制度等相配套，因此登记之公信力的确立尚需时日。

六、结语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以“政府信用为主导、企业信

用为重点、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拟通过信用激

励与约束机制，奖励诚实守信，惩罚违法失信，预防和减少失信行为

发生，维护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信用，其实质为市场主体之间

的一种合理期待或信赖关系。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实质即是要对市场

主体之间的合理信赖予以保护。可见，对信赖的保护具有全局性的重

要意义。

市场经济需要法律制度的维护，更需要经济伦理的支持。因此，

我们必须注意发挥民法中这一体现伦理道德要求的原则的作用，以促

进经济的发展。如果说人们在熟人社会里更容易形成一种信赖的基

础，那么在我国由熟人社会往陌生人社会转换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

的转型时期，旧的规则已经被破坏，而新的规则正在形成的时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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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律来促进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促进人与人之间基本的行为准

则的确立，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合理信赖的作用更见彰显。

注释:

[①][德]京特•雅科布斯著，冯军译：《规范、人格体、社会—

法哲学前思》，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②]杨良宜：《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国合约法》，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393页

[③][德]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德国民法通

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④]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416页。

[⑤]此为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的“错

误”制度，我国民法没有该规定，而是将其纳入重大误解，作为可变

更与可撤销的合同加以处理。

[⑥][]德]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德国民法

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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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尹田：《我国合同法中的表见代理制度评析》，载于《现

代法学》2000年第3期

[⑧]王利明：《合同法》(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580页

[⑨]杨良宜：《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国合约法》，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471页

[⑩]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11]马新彦：《信赖与信赖利益考》，载于《法律科学》2000

年第3期。

[12]马新彦：《信赖与信赖利益考》，载于《法律科学》2000

年第3期。

[13]马新彦：《信赖规则之界定》，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2年第3期。

[14]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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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1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17][德]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德国民法通

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1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19]王轶：《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载《中外法学》2001

年第3期

[20]王利明：《论无权处分》，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21]王轶：《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载《中外法学》2001

年第3期

出处:海峡两岸民法典理论研讨会论文,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基本

理论问题研究[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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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信用权/人格权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

现时信用环境恶劣，这也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信用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通过在民法典中规定信用权，构建

我国的完整信用权制度，形成完善的信用体系，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

济的发展。我国民法典“草案”首次对信用权作了规定，但尚有不完

善之处，在未来应当对其加以完善。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

程中，与之相适应的信用体系及其法律制度尚未确立，在社会领域中，

信用缺失、信用危机现象十分严重，社会信用环境日益恶化，这已成

为制约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2002年12月23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行文简称“草案”)提交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审议，其中草案对信用权作出

专门规定，彰显信用权之重要性。虽然草案对信用权制度作了规定，

但在学界对信用权的概念、性质、法律规定等诸多方面仍存争议，实

有加以明确的必要。

一、信用与信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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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的概念

我国学者对信用的概念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①](1)信用是在

社会上与其经济能力相应的经济评价;(2)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

的经济能力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3)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

的偿付债务的能力而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和评价。从上述有关

信用的表述说明信用的核心在于信赖和评价。一方面是指主观上自身

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约能力给以信赖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

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指其履约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社

会的评价。笔者认为信用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所具有的履约

能力和意愿所获得的信赖程度的社会评价。履约的能力是指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在市场交易中相关方面的信息;意愿指自然人、法人、

其他组织在市场交易中履约的意愿。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被称为“君临一切法域的

帝王条款”，其与法律意义上的信用有何关系?“诚实信用原则要求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在从事交易活动中，要做到恪守诺言、讲求信用、

诚实不欺、以信为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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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个人利益。”[②]笔者认为，信用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而来，

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要求。

由于信用的本质在于其是一种社会评价，并不直接体现为财产利

益，使得信用具有人格的属性，可以作为人格权的客体。信用既然可

作为人格权的客体，那么其在主体上具有广泛性，凡民事主体皆有信

用。据此信用按其主体划分应包括个人信用、商业信用、政府信用、

银行信用。

(二)信用权的概念、性质、特征

信用虽早在罗马法中就已出现，但罗马法中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与信用相对应的信用权，只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权才在近

代法律中得以确立，如《德国民法典》824条规定：“违背真相主张

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不利益的事

实的人，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

生的损害。”

我国学界对信用权的概念存在分歧，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③](1)信用权是民事主体对其所具有的偿债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

应信赖与评价而享有的利用、保有和维护的权利。(2)信用权是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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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在社会上与其经济能力相应的社会评价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3)

信用权是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所获得的相应信赖与

评价所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上述观点大多从民事主体的经济

能力与偿债能力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信用权无非是民事主体对其经

济能力及偿债能力的评价所享有的权利。但笔者认为这样对信用权定

义不太周延，经济能力、偿债能力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地指明信用权

的外延。而且作为法律概念的信用权具有指向的特定性，一般是指对

民事主体履约能力和意愿的社会评价。再者，信用权是一种评价性权

利，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权利。据此，笔者认为信用权是指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所具有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获得的信赖程度的社会评

价及其保有、利用、收益、处分信用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排他性权利。

信用权究竟为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抑或一种兼具有人格性与财

产性的混合性权利?对此，学界颇多争议。有的认为信用权是人格权，

“信用权是指民事主体就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相应信

赖与评价所享有与其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④]当前此说占优势地

位。台湾学者进一步认为信用权是名誉权，将名誉权分为广狭二义。

广义名誉权，除包括狭义名誉权外，还包括信用、贞操、隐私等为内

容之权利，可谓为除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诸权以外之人格权。[⑤]

有的认为信用权是新型的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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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产权类似的某些特征，但又不能归类于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

[⑥]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信用权可以说是介乎上述财产权与非财产权

之间的“混合型权利”。

信用权具有某些财产性，对此当无异议，但信用权的财产价值只

有在经济活动中或信用权受到侵害时才具有实际意义，其在本质上应

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只不过是一种商化了的人格权，是人格权商品

化的一种体现，类似的权利还有姓名权、肖像权等。由于人格权的商

品化，使一些人格权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具有了转让功能，这使原来

财产权与人身权的界线模糊了，但不能就此说信用权是财产权。值得

注意的是，这次“草案”亦是将信用权作为人格权编的一节作了规

定，确认了信用权的人格权性质。

信用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享有信用

权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是民事主

体就应享有信用权，只不过法人与其他组织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其

信用权体现更为明显罢了。其次，信用权与民事主体的人身利益紧密

联系。信用权依附于特定主体，主要为权利主体的人身利益，只是在

经济活动中才转化为财产利益或在受侵害时发生财产后果。再次，信

用权的客体是信用。在经济活动中，民事主体可以保有、持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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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自己信用所体现的利益，维护信用不受他人的侵害。最后，信用

权是基于信赖利益而产生的社会评价。作为一种评价性权利，信用权

不能完全以经济利益来衡量。

二、我国确立信用权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制订民法典的理论争鸣中，对信用权是否要规定，有两种

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已经死亡的权利，不必加以规

定，并举出《德国民法典》关于信用权的规定，在日后并没有发挥作

用的实例加以说明;另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有必要加以规定，因为

这是关于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评价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有重要的作

用并举出台湾最近修订的债编补充规定信用权的实例加以说明。有学

者采肯定的观点，认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信用权作过规定，

而且规定信用权，对信用权的保护确有必要;引用保护名誉权的规定

对其加以间接的保护，对信用权保护是不完备的。[⑦]笔者认为除上

述理由外，我国确认信用权还符合对信用权的立法趋势、有利于改善

我国社会信用现状及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应当确

立信用权制度。

(一)确立信用权制度符合对信用权的立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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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比较侵权法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教授指出：欧洲有几个

国家设有专门规定调整危害个人或企业信用的侵权行为。以时间先后

为序，有这种规定的民法典包括：《奥地利民法典》第1330条II、

《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希腊民法典》第920条和《葡萄牙民法

典》第484条。根据荷兰法律，民法典第6：167条(请求发表对误传

的更正;同参《奥地利民法典》第1330条II第2项)要求此等行为必

须在民法典第6：162条中有界定。在西班牙，1982年5月5日《个

人名誉保护法》已经扩展到对信用即“商业上的名誉”的保护。在意

大利，法院在一般条款之下塑造和论证信用权(righttoa

reputazioneeconomica)。在比利时和法国，对个人或企业信用的危

害，不过是一般条款所调整的内容，并没有被特别强调。[⑧]由此可

见，在欧洲大陆各国大多对信用权进行规制，或通过民商事法律专门

规定，或通过法院的司法判例。

台湾地区为因应社会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始就对民法债编进

行修订，在1999年修订后的债编开始实施。其中第195条第1款规

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

或不法侵害其它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

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

当处分。”首次以民法典条文的形式将信用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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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信用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以区别于侵害名誉

权。

相比之下，我国只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经营

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大多数学者认为该条是对信用权的间接规定。笔者认为，或许该条实

际效果上具有保护信用权的作用，但从该条立法本意及文字表述上，

应该是对经营者商誉的规定，而且在该法制订时学界关于信用权的探

讨尚未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条不是信用权的规定。信用权与

商誉权是不同的，这种将信用权放在商誉中规定的作法具有局限性。

笔者认为既然信用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那么将其放在《反不正当

竞争法》中规定不太合适，应当将其放在民法典中规定，构建完整的

信用权制度，如此规定也与对信用权立法日益重视的趋势相符。

(二)确立信用权制度有利于改善当前社会信用现状

我国虽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正在完善，但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在社会各个领域，信用失范现象比比皆是，

社会信用环境日益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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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现时我国的社会信用现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大量企业任

意逃废银行债务，银企之间陷入信用危机。二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

角债，商业信用呈萎缩状态。三是证券市场信用严重不足，各种违规

现象层出不穷，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四是假冒伪劣充

斥市场，消费领域信用尤其不佳，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完善的保护。

在我国确立完整的信用权制度，制定一套完整、系统的规范信用

活动的专门法律，明确信用主体行为的法律责任，为信用管理提供法

律依据。笔者认为，除了在民法典中对信用权作出完整规定外，还应

当借鉴台湾地区在刑法中规定侵犯信用权罪的规定。另外还应当切断

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行效率，使法律真正成为

维护信用关系、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追究违约侵权责任的有力武器。

通过上述举措，形成良好的市场信用体系，可以有效改变当前我国的

信用现状。

(三)确立信用权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过程中，培育信用观念、健全信用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

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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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确立信用权制度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良好

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信用制度不仅是经济发

展中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更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基础和

必要的安全装置;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落实扩大内需政策、促进经

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通过法律对信用权制度的确立，可以为建立

良好的信用环境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通过确立信用权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

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是维护与保障交易正常进行的基

础，也是促进交易、提高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

信用失范现象十分严重，使得人们对先进的交易方式望而却步，无法

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现代经济发展使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不由自主的就形成了交易链条，而交易链条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一旦

失信，链条就会断裂，市场规模就难以形成。通过确立信用权制度，

形成良性的信用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利用先进的交易方式，降低交

易成本;维持与巩固交易链条，扩大市场规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

最后，确立信用权制度，可以使我国与国际市场接轨。良好的社

会信用环境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我国已经加入WTO，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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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必须与国际经济接轨，企业要按国际惯例办事，不守规则的企业将

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

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难以适应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通过确立信用

权制度，培植我国的信用体系，可以应对加入WTO对我国企业的冲击，

提升我国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充分融入国际市场。

三、构建我国的信用权制度的构想

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仰赖其赖以存在的土壤，在我国构建

信用权制度，亦应当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契合，才能使得信用权在我

国的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学者们对如何构建我国的信用权制度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⑨]但笔者

认为，在我国构建信用权制度应当注意立法例选择与具体内容设计。

(一)构建信用权制度的立法例选择

对信用权保护有两种立法例：一是间接保护方式，即对侵害信用

的行为，确认为侵害商誉权，对权利主体的信用利益进行间接法律保

护。这些国家在广义的商誉权名目下，涵盖了包括信用、信誉等特殊

标的，并将其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中。二是直接保护方式。有的

国家采取民事立法的体例，对侵害信用权的行为，直接确认其侵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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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换言之，即是规定信用权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并明确侵

犯这一权利的法律后果。我国采取了第一种立法例，在《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通过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规定，体现了对信用的保

护。

“草案”中首次把信用权作为一种权利加以明确规定，但是尹田

教授介绍说，信用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难以把握的权利，作为一种价

值制度，我国目前尚没有积累起一些经验，有关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

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也不够深入。信用权作为企业的信用，涉及到企业

的重大利益，在国外多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一些判例

中也有认定。但作为民法制度单独规定的很少。他还认为信用权最终

不一定能写进去，因为过去我国相关立法从没有规定过，判例中也几

乎没有出现过。因此，在讨论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这次草案

仅提出了一种设计，是否合乎实际还有待于讨论修改。[⑩]

笔者认为信用权应在民法典中规定，改变信用权包括在商誉中的

粗略规定的作法。首先，尽管在理论界学者们对信用权的性质有不同

的观点，但认为信用权是一种独立人格权的观点占优势，作为人格权

当然应在民法典的有关部分进行规定，“草案”就是将信用权放在人

格权编中规定的;其次，信用权是所有民事主体都应享有的权利，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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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权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商事法律中，难以涵盖包括自然人在

内的所有主体，信用权在民法典中规定则不存在此问题;再次，基于

信用权的人格权性质，将信用权规定在民法典中，可以对侵犯信用权

作出详尽规定，实现对信用权的充分保护;最后，将信用权规定在民

法典中已经存在许多立法例，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其先进经验，弥补信

用权立法经验不足。

(二)构建我国信用权制度的具体内容

信用权制度上升为民法典中的条文，其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效

用，有赖于其设计的内容是否具备实用性及科学性，能否契合我国的

具体国情?虽然这次“草案”对信用权作了专节规定，但由于理论不

太成熟及实务经验欠缺，在一些具体规定上“草案”有待改进。

首先，应当明确信用权的概念。

既然我国要构建完整的信用权制度，那么信用权的概念不可或

缺，对概念的明确也有利于对信用权的保护。令人遗憾的是，“草案”

对信用权的概念未作规定。笔者认为信用权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

组织所具有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获得的信赖程度的社会评价及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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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用、收益、处分信用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排他性权利。应当在未

来讨论“草案”时将信用权的概念予以明确。

其次，应当明确信用权的主体、客体与内容。

信用权的主体为信用权的享有者。“草案”对信用权主体规定也

不太精确。“草案”第21条仅规定自然人、法人享有信用权，对于

其他组织却未提及。我国现行《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其他组织

的民事主体地位，并且《合同法》将被纳入民法典的一编，但“草案”

却将民事主体规定为自然人、法人，这一冲突令人无法理解。笔者认

为，在未来民法典中应当明确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与之相对应

信用权的主体应规定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这样规定才更完整，

才能充分发挥信用权的功能。值得关注的是，杨立新教授在其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建议稿中规定的信用权的

主体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11]

信用权的客体是指信用权所指向的对象，即信用。至于信用的具

体含义，已如上文所述。需要注意的是，信用是一种社会评价性利益，

自我经济评价只是信任感，而非信用。“草案”在第21条规定信用

权的客体为信用，值得肯定，但对什么是信用未加规定。相比之下，

杨立新教授在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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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稿第43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所称的信用，是指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在社会上与其经济能力相应的客观评价。”

信用权的内容是指主体针对客体得享有的具体权利形态，主要有

保有、利用、收益、处分信用的积极权能，以及排除他人干涉的消极

权能。信用保有权能，是指使民事主体保持自己的信用不降低、不丧

失。信用利用权能，是指利用或支配基于社会评价形成的信用。信用

收益权能，是指利用自己良好的信用，使对方对自己的偿债能力产生

信赖，有助于赊购商品、贷入资金等，从而获得更多、更好的财产利

益。信用处分权能，是指信用权主体可以对其所享有的信用进行处分，

如进行信用出资、信用转让。信用权的消极权能，可视为信用权中最

重要的内容，即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以维系社会的公正评价和应有信

赖，大致有如下情形：民事主体有权维护其信用利益，要求他人对其

偿债能力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其信用给予应有的尊重并负有不

得侵害信用权的不作为义务;民事主体有权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信用权

的行为，即要求司法机关对侵权行为人进行民事制裁，救济自己的信

用损害，维护其信用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草案”只是简单地规

定“禁止用诋毁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法人的信用”，实践中操作性不

强，在未来讨论中应当对此加以明确，不仅要规定信用权的消极权能，

还应规定其积极权能。杨立新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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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权法编》草案建议稿第44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有

权保持自己的信用，支配自己信用所体现的利益，维护其信用不受非

法的侵害”。

再次，应当规定并完善对信用权的保护。

对信用权的保护，笔者认为既应有民事侵权责任的保护，也应有

一些特殊的制度保障。由于信用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其受到侵

害时可以适用侵权法进行处理，只需对一些特殊问题加以规定即可，

如侵害信用权的特殊免责事由。由于人格权编只是对权利的宣示，对

侵害信用权未作此规定并无不妥，但“草案”在侵权责任编未作规

定，则显得脱节。笔者建议在未来讨论时，应当在侵权责任编规定侵

害信用权的有关内容，对一些特殊问题予以明确。另外，还应当借鉴

国外的先进作法，对信用权进行事前保护，在保险法中规定信用保险，

保险标的可以是信用。如若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经济活动中违

约，则由保险公司承担不利后果。

最后，应当规定征信机构、信息披露、信用评估、信用标识等制

度。

[⑤]陈元雄：《民法总则新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版，第173页

[⑥]吴汉东：《论信用权》，载《法学》2001年第1期，第44

页。

[⑦]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对策》2002(1)，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12页。

[⑧]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

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

[⑨]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对策》2002(1)，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20页。

[⑩]杨勇、张家成：《细梳民法草案的几大突破》，载《法律

服务时报》，2003年1月3日第1期，第5版。

[11]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对策》，2002(1)，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20页。

出处: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

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