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劣根性学说的缘起
――从西方殖民话语权谈起
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并不是从中国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问题，
而是一个外来的问题。来自哪里？来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
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并将这种否定性的
描述和评价传播给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们学习领会并最终认可
接纳。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
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
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
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
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
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
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不
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
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为
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
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
深。
一个英国人说，英国也许确实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是非洲、亚洲
更需要英国。需要英国干什么？当然是需要英国用欧洲文明和基督福
音来拯救他们。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国和欧洲的文明人来掠夺并享
用他们的财富和血汗。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欧洲
文化界，他们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是掠
夺者，而是启蒙者，他们不是逐利而来，而是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
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东方人，设法使他们接
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
象研究》7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但是，如果这
些野蛮部落不给启蒙者奉送银子，那就应该劫掠他们，如果这些愚昧
国家抵制启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杀他们。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
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
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
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体系之中，为什么这个
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无缺，所有其他种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
格为什么如此丑陋、罪恶。
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民性发表过高见的人，不乏鸿儒硕彦。孟德斯
鸠、休谟、赫尔德、黑格尔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对中国国民
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们还分别从自然环境、历史境遇、法律风俗、
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进行了细致的
分析。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从孟德斯
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
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
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
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
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
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
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
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
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
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
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除了精英学者之外，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
掠夺者、军人等各人等，都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发表
过形形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现象
进行了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黑格尔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曾经以
这些描述和批评意见作为依据，可是，他的学说和意见一旦公之于众，
就以大学者的权威力量极大地规范着、启示着那些传教士、商人、旅
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人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角度和
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
“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
强调。
周宁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
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
面的完成。19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
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
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
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
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26
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而西方所有这些研究，并不是一种学术的分梳、学理的推究，进
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西方这些研究只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被
西方人征服、服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是一切野蛮部落和野蛮帝国的
必然命运，中华帝国也只有屈服于这种命运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
《中国人的性格》来说，作者虽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中国人26中病
状，但他最后想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
督教）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野蛮人。
明恩溥（即史密斯）说：“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
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
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
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史密
斯《中国人气质》248页，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
年出版）
明恩溥（即史密斯）还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
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一个东西，因为良心
即是人格。人们曾评价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的乐器一
样——规矩，正直和高贵。在中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物吗？……基
督教文明的最美好产物，是它所创造的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
罕见……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这样的人生，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他人
的利益……”（史密斯《中国人气质》248页，张梦阳王丽娟译，敦
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明恩溥凭什么判断中国就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只有基督教社会才
有这种正直的人？近代以来，将殖民的炮射向全世界的那些西方人，
他们不都是基督徒吗？可是他们500年的殖民过程中从来没有把
“真诚的爱”奉献给“他人的利益”，相反，他们只是把全世界的金
子、血汗和资源，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并为此不惜毁灭西方之外的整
个世界。将这些强盗的人格置于所有中国人之上，这不完全是颠倒黑
白吗？而这种颠倒黑白恰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
服务的，也只是为明恩溥本人的利益服务的——因为他的任务就是用
基督教征服中国。
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在东方世界的扩张，与殖民军事当局的权力
扩张基本上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同样，西方社会所生产的关于
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及相关著作（包括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在内），
作为一种知识，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殖民权力服务的。
历史上的西方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从否定面来建构中国形象
的。与此相反，在伏尔泰之前，欧洲所有关于中国的言说都是充满了
礼赞和憧憬，在他们对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专制、思想禁锢进行批判的
过程中，中国被欧洲文化精英描述为富庶、自由、和谐、欢乐的世俗
社会，以此作为欧洲之楷模。直到1721年，德国学者沃尔夫还在一
次演讲中称赞中国的道德哲学，描述孔教理想国是如何尽善尽美（他
因此遭到普鲁士国王的驱逐，被迫流亡异国十六年）。1730年他又提
出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典范，其内圣外王的统治模式符合柏拉图
《理想国》的构想。有的欧洲学者甚至盛赞中国古代文明超过了古希
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伏尔泰的《风俗论》依然保留了这种美化中国的
流风遗韵。《风俗论》是一部描述中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精神文化
的著作，翻译成中文长达130万字。它以中国内容作为全书的开篇，
这种安排似有以中国作为文明典范的含义。伏尔泰说，当中国人在创
造伟大文明的时候，偏居西方一隅的遥远欧洲人还是奔波于丛林中的
野蛮人。作者也从传教士的著作中读到若干中国社会的缺点，但是他
对那些描述不以为然，处处为中国人的这些缺点辩护。在那个时代的
欧洲学者心中，中国形象跟乌托邦一样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