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差异

论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差异

【摘要】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

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

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给恢复性司法

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基督教伦理；市民社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一、恢复性司法的解读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1]，即由传统的以加害

人为中心、注重实施自由限制的报复性刑事司法(retributivejustice)向

以被害人为中心、注重修补物质和精神损失，并且追求关系和解与社

区安全的刑事司法的转换。具体说来，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相比，恢复

性司法在认识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犯罪在认识上的变化。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侵害的客体

主要是个体利益，而非仅仅是国家的利益，犯罪不仅具有“社会性维

度（”societaldimension），而且还具有地方性(local)和个体性(individual)

维度[2]；犯罪并非仅仅是加害人一方的事情，而且还是社区的事情。

它强调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区在犯罪的发生、矛盾的处理以及对罪

犯的矫正中的共同权利与义务。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对待犯罪的认识上

更加本着联系和发展的视角，是对传统的孤立加害人与被害人、社区

的刑事司法观念的修正。

二、对刑事司法过程在认识上的转变。传统的刑事司法程序往往

将司法过程限制在被告和公诉人之间，而忽略了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

的作用，没有考虑到被害人的需要。而恢复性司法理念则强调被害人、

加害人和社区的需要，发挥了他们在治愈（heal）犯罪、维护社区安

全过程中的作用。恢复性司法理念更强调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对话

与沟通，通过共同的参与来解决犯罪行为给社区带来的不安。

三、对刑罚目的在认识上转变。在刑罚目的上，传统的刑事司法

理念从血亲报复、同态报复发展到国家报复[3]，它注重的是对犯罪的

威慑与报复，孤立了罪犯与社区的联系。而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认为，

以暴力为特征的刑罚并不能最终威慑和预防犯罪，犯罪预防更重要的

是在于降低已经发生的损害对当事人（包括家庭）和社区的影响，恢

复（restore）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区的关系。

恢复性司法首先是一种刑事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的过程，

而非单纯的制度或者程序。恢复性司法的运用，表现在它追求民主、

文明、有效以及和谐地解决犯罪问题：（1）参与方包括了加害人、受

害人和社区，三方共同努力（必要时，司法机关也可以介入），以受

害人和加害人的自愿为前提，通过对话来理清事实，相互倾听，恢复

关系，进而恢复社区的安全。具体方式包括被害人——犯罪人会谈

（VOC）、家庭成员会议（familygroupconference）以及圆桌会议

(circle)[4]。（2）社区与被害人、加害人相互合作，通过补偿（restitution）、

社区服务(communityservice)来帮助加害人矫正，促进加害人重建羞

耻（reintegrateshaming），融入社区。

二、恢复性司法的文化支柱：基督教伦理与市民精神

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法治土壤必然使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运用有

所差异。文化局限性（culture-bound）是理念或者制度移植中的必然

障碍。探求恢复性司法背后的文化理念，寻求其背后的文化根基成为

我国引进恢复性司法的题中之义。

恢复性司法与基督教伦理

新西兰毛利人和北美印第安部落解决纠纷的传统是现代恢复性

司法的最根本渊源，但那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对这

些民族而言，运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已经是古老而久远的传统。他们

自己并没有赋予它什么深刻而饱满的内涵，直到西方人发现并把它称

为“恢复性司法”。北美的基督徒们，尤其是门诺教派（Mennonite）

基督徒，最先将恢复性司法的概念正式提出来，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

断发展。恢复性司法的开山始祖霍华德?泽尔(HowardZehr)在论述现

代恢复性司法的起源时这样写到[5]：

当代恢复性司法领域是从20世纪70年代数个门诺派信徒占较大

比重的社区的审判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门诺教派的信徒以及其他（在

加拿大的安大略还有后来在美国的印第安纳的）实践者作了受害者

———加害者会面这方面的尝试并由此而产生出程序，他们力图以此

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对和平的认识适用于刑事司法的严酷领域中，而

这些程序遂即又成为了遍及全世界的模式。恢复性司法理论最初正是

由从这些探求中发展起来的。

恢复性司法是基督教伦理与刑事司法理念的完美结合。基督教蕴

含了博爱、奉献还有自我牺牲的宗教伦理。不仅仅从现代恢复性司法

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出恢复性司法的宗教印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

原则、结构和视角等各方面都可以闻到宗教的气息。一方面，基督教

把恢复性司法从部落的偏僻角落中挖掘并引导出来。基督教的博爱、

牺牲和奉献使基督徒们热衷于利用和传播恢复性司法，他们把恢复性

司法当作上帝的事业和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恢复性司法也因为结

合了基督教的内涵而更加体现公义，更加符合现代的刑事司法理念的

要求，彰显了法治的价值。《圣经》中，上帝要求他的信徒们“用你全

部的身心、全部的灵魂和精神去爱上帝”（《圣经》：《申命记》6：5），

并且“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圣经》：《利未记》19：18）。Christopher

ll在研究《新约》中的爱、正义与司法时，这样写道[6]：

“对正义的含义及范围的理解上的不一致，明显地会影响到我们

如何理解爱在刑事司法中的角。如果我们从“报复论”的角度来理解

矫正正义，那么（受害者的）怜悯或谅解就会要么看成是法律上的要

求，要么是极其的不公正；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关系性”和“恢

复性”的角度来看正义——恢复原状或者修补关系，那么，正义的实

现方式就是原谅和和解。重要的是，在上帝的经典里，爱和正义并不

矛盾，因为主之爱体现于上帝对具体的人际关系的关注之中，而非抽

象而空洞的术语。……

“（圣经中的）爱是什么？……从基本的角度来说，它要求我们待

邻居如自己，这和正义的概念是有关联的；从极端的意义上来说，爱

就是我们不仅要爱邻居，甚至还要爱自己的敌人，这便超越正义而付

出自己的代价了……”

基督教伦理在恢复性司法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加害人真诚悔过，承认且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向受害者道歉。

?加害人补偿受害人，并承担一定的社区义务，以此“重建耻

辱”(reintegrateshaming)，回到社区。

?受害人接受加害人的悔过，参与帮助加害人度过犯罪后的心理

紧张危机(crisis)，改正错误。

?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员得到志愿者组织、信仰团体（faith

community）及基金会的帮助。

?加害人及其家庭成员得到志愿者组织、信仰团体及基金会的理

解。

?社区与志愿者把社区内矛盾的解决看成是自己的义务，积极参

与受害人——加害人会议、家庭会议或者圈子。

?社区与志愿者帮助受害者与加害人一起融入社区，共同维护社

区安全。

恢复性司法与市民精神

在报复性司法理念中，犯罪被看成是被告人对社会关系的破坏

——而非对受害人的个人利益，这就难怪马克思说“犯罪——个人反抗

统治阶级的斗争……”[7]。这样，所有法律问题局限在国家与被告人

之间，受害人在刑事司法中充当的顶多是证人[8]。受害人在刑事诉讼

中的需求到不到满足，受害人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信息接受得极少，受

害人不知道自己的受害原因，也不能向被告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不利

于受害人心理上的恢复；同时，加害人也没有机会向被害人道歉，其

心理包袱束缚其心灵上的悔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后的心理危

机。进一步说，传统的刑事司法结构将犯罪处理的程序脱离了犯罪产

生的背景——受害人与社区。

恢复性司法倡导广泛参与，它把犯罪行为看成是对社区安全与秩

序的违反（violation）。这种违反一方面与社区有一定的关联——社区

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区去防范犯罪，从而导致了犯罪的发生；另一方

面，这种违反导致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会分

离社区，加剧了居民对社区的疏远。恢复性司法将犯罪问题的解决纳

入一个多元的体系中——区别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模式，它强

调了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对话，以及社区与政府之间的制衡与合作。

社区再也不是被忽视的对象，而是处理犯罪过程中的主导角，与国

家的公权力形成制衡。社区，主要包括大量的志愿者组织、信仰团体

以及基金会等等私人力量，在组织受害人——加害人会议、家庭会议

与圆桌会议中扮演主要的角，对于被告人的后期矫正负有帮助和监

督的责任。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或者是削弱了国家对于

社区事务的干预，从而社区与国家形成某种紧张。另一方面，社区与

政府又是合作的。国家需要的秩序，社区需要的是安全。如果当社区

的私人力量不足以解决犯罪所带来的无序的话，国家的暴力介入是必

要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便是社区与政府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