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一、问题的由来

历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法并不具有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种

连续性和单一性，相反，它实际上是由多种渊源构成的复合体，

其间充满了离散、断裂和冲突。具体而言，在相对统一的朝廷律

令之外，还有所谓民间法，后者的源流尤其杂多，不但有民族的、

家族的和宗教的，而且有各种会社的和地点适应的。民间法上的

这些源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它们各自与“官

府之法”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只是，正如那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

民间法生长于民间社会，其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关系更加

有机和紧密，以至当政体变更，国家的法律被完全改写之后，它

仍然可能长久地支配人心，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秩序。至少，直到

本世纪上半叶终了之前，情形确实是如此。（梁治平，1997b；1

996）

问题是，正是在最近的5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具戏剧

性的变化，在此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出现了全然性的转变，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曾有一度，国家权力不

仅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同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在

国家权力之外，不再有任何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些，不能不

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产生深刻的阻碍。因此，我们要问，

在现代国家和法律的建构过程中，民间法的命运如何样？它是否

还具有生命力？假如是，其社会基础是什么？因此，我们也要了

解，今天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所谓民间法，以及，这是否意

味着传统的包括民间法上多种源流在内的法律多元格局以某种

方式得以连续？我们还想明白，面对民间的知识、信仰和秩序，

新的国家采取了如何样的立场和态度？现代法律制度取代民间

规则与秩序的努力是否成功？等等。本文将分五个部分来检讨上

述问题。首先，我将从“乡土社会”的概念入手，简单地回忆本

世纪尤其是最近50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同时检视这种

变迁的意义。然后，我将从秩序的角度去审视乡村社会的组织、

规范以及乡民的知识与习俗。接下来将讨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

系，要紧考察一些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制度遭遇的案例。

最后，在本文结束往常，我将从传统资源再生与再造的角度重新

考察民间秩序及其与国家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需要讲明的是，

本文无意对中国当代民间秩序作系统详尽的描述，毋宁讲，我的

兴趣在于了解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

问题。而我之因此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乡村社会，当然是因为对

乡村社会的考察足以关心我们回答上面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依旧

因为，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村，

城乡之间的差不依旧十分巨大，而正是这一部分社会以及生活于

其中的人的活动，最不容易得到居住在都市的受过现代知识训练

的立法者、行政官和理论家们应有的理解。

二、变迁中的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那个概念取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出版于1947年

的《乡土中国》一书。据费氏的观看和概括，中国社会的基层是

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乡村里的人口大概是附着

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因此，这并不是讲

乡村里的人口是固定的，事实上，人口的增加超过一定规模，就

会出现人口的流淌和分殖现象，只是，“老根是不常动的”。大

多的农民聚村而居，使得村落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差不多单位。

从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淌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点性的”。而从内部来看，人们在这

种地点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

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如此的社会里，法律是用

不上的，社会秩序要紧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关于社区中

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适应来保证。（费孝通，1985）

自然，这是一幅相当“纯粹”的图景，现实中的村社比这要“杂

乱”得多。事实上，就在费氏所处的时代，中国的乡土社会正经

历着缓慢然而深刻的变化。新国家的权力，连同新式的法律，差

不多开始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在费氏的笔下，我们也能够看

到新旧两种事物之间的龃龉，看到国家的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

制度相遇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费孝通，1985：58-9）尽管如

此，作为一个“理想型”（IdealType）的概念，“乡土社会”

仍不失为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及其变迁的分析工具。

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无不对1949年以后

国家权力关于社会的全面渗透和绝对操纵印象深刻，然而，发生

在本世纪后半叶的这一事件实际只是早先历史进程的一个后续

的环节，而不是一段崭新的历史。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始于清末新政，而展开于民国时期，其核心内容是要建立合理化

的官僚制度，使国家的行政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加强国家对乡村

社会的监控和动员能力。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推行保甲制度，

打破了传统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在经济方面，则加强税收

和商业治理，同时通过向乡民提供低息贷款和建立合作社组织对

乡村福利事业进行直接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还积极提倡新式

教育，普及科学，开展新生活运动，反对“迷信”，禁止“陋俗”。

（王铭铭，1997：88-9，95-100）只是，总的来讲，由于种种缘

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操纵是相当有限的。

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发觉，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竟与地点

上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发生，换句话讲，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

机构同步增长。正式的国家政权尽管能够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

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操纵这些机构。这种情形被称作“国家政

权的内卷化”。（杜赞奇，1994：66-8）。

1949年的革命大大加速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然而，它

所用的手段异常激烈，采取的方式也相当完全。大体讲来，这一

过程经历了如此一些时期。先是在50年代初开展运动，

然后是实行旨在操纵粮棉生产和贸易的统购统销政策。其结果，

多种经营的经济形态被改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小生产者逐渐失

去经营上的选择权。随同旧的土地制度一起瓦解的，还有各种族

内的“公田”，以及建立在旧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的耕作制度与合

作制度。为了填补这种互助与合作上的欠缺，政府于1954年开

始全面推行“互助组”制度。此后，官方的集体化运动迅速升温，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从初级的互助形态过渡的高度集体化的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公社化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

济操纵与行政操纵网络，使得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操纵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黄宗智，1992：167-95；王铭

铭，1997：104-7）与上述经济改造和政治操纵同时进行同时与

之互为表里的，是自上而下地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努力。在50

和6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当中，民间固有的许多知识、

信仰、观念、仪式和行为方式，被目为愚昧落后陈旧过时的东西

遭到批判和禁止，族谱、村庙、家祠等被认为是旧时代的遗迹而

遭毁弃。旧的社会关系不?纤尚负屯呓猓滤枷胄鹿勰钊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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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民间文化传统的大量灭失。（王铭铭，1997：108-15）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戏剧性地改变了中

国社会的进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把农民从原有的种种束缚

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和一定程度的择业自

由。与之相应的是国家权力的向上收缩。具体讲确实是，政、社

分开，人民公社制度让位于新的乡（镇）、村体制，原来具有行

政职能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被实行乡民自治的“村”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一方面，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是

作为国家政权压制、打击、禁止和消灭对象的旧的思想、行为、

组织和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因而使人们不

能不怀疑以往思想教育和文化革命运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另一

方面，新的商品经济和乡村工业化对农村社会生活的阻碍是如此

巨大，以至人们不得不重新去认识中国的乡土社会。假如讲，在

费孝通先生写作的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尚保有乡土社会的一

般特性的话，那么，在经历了1949年以后史无前例的“规划的

社会变迁”（费孝通语），以及最近十数年的乡村工业化之后，

乡土社会的特质还剩下多少？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乡土社会”

这种讲法还有多大的价值？

毫无疑问，1949年以后国家政权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政治、

经济乃至文化生活的全面监控，然而这种监控乃是建立在一套僵

化的统治体制之上：农民被固着于土地上面，从事单一的农业生

产；严格的户籍制度在都市和乡村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也使农民

专门少有改变身份的机会；这种体制同时还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

流淌。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瓦解了而是保留甚至强化了

乡土社会的一些特性。自然，家族组织差不多不复存在，各种“迷

信”活动也已被禁止，然而，一些研究者发觉，在不管哪一种集

体形式当中，家族制度的许多差不多内容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

来：父系的财产继承，从夫居，男性为主的家庭生活方式，等等。

（波特夫妇，1990。转见王晓毅，1996：6）许多研究者还认为，

即使是在人民公社制度进展的鼎盛时期，家族的阻碍力仍在或大

或小的范围里存在，在诸如干部选举、利益分配、派系斗争以及

纷争的解决等许多方面发挥作用。（王晓毅，1996：6；王铭铭，

1997：109，114；何清涟，1993：142；钞票杭，1993：152；聂

莉莉，1996：911）事实上，即使不考虑家族因素，即使是在那

些家族力量十分微弱甚至全无阻碍的地点，我们也不难想象，在

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文化生活贫乏、资讯不发达和单调闭塞的环

境中，本地的知识将?窃跹缜浚岩造畛1]从那个角度看，

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关于乡村社会生活的改变可能意义更加

重大。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单调闭塞的环境有了专

门大的改变；大众传媒的进入农村，不但改善了乡民的文化生活，

而且让他们看到了不处的世界，刺激了他们的欲望和想象力；城

镇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正常的人口流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乡

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面貌。然而，所有这些仍

不足以让我们放弃乡土社会的概念。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生育行为

的社会学家发觉，不管是在北方依旧南方，也不管贫穷依旧富裕，

面对国家严厉的打算生育政策和人口操纵措施，同时也面对养育

子女、为子女操办婚事和盖房等的沉重经济负担，中国农民总是

坚韧地力争多生育。关于这种行为的合理解释来自所谓“村落文

化”。依照定义，村落文化以村落内部的信息共享为要紧特征。

它的其他特征包括：村落的规模以一般人相互熟知的极限为其极

限；村落成员的流淌性不大；村落中的人有相互竞争的倾向；村

落中的成员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趋同的压力。所有这些都与都市

生活环境形成鲜亮的对比。在村落文化的环境中，在生儿育女、

婚丧嫁娶、盖房修墓这些大事上，每个人都受到压力，要按照既

定的规矩办事，并力争超过不人，否?蚓涂赡苊挥小懊孀印薄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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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994：57-84；郭正林，1996）这

正是我们熟悉的乡土社会中的情形。此外，上面提到的最近十几

年里各种民间经历的再现，也使一些人类学家敏感地意识到现代

政治过程中“乡土传统”的持续性及其重要意义。（王铭铭，1

997：10-13）因此，这并不是讲本世纪以来的种种变化关于乡土

社会完全没有阻碍，更不是讲乡土社会具有某种不可改变的奇妙

特质。我要讲的是，乡土社会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毫无

疑问，今天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不但比之于100年前差不多全然不

同，确实是与费氏写作《乡土中国》的1940年代相比也有了极

大的改变。乡土社会一直是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仍在变化之中，

只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它消逝。近年出现的意义重大的

乡村工业化并没有带来都市化，而是造就了一批“半工半农的村

庄”。（黄宗智，1992：291-304）换言之，在变化了的历史条

件之下，“乡土社会”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它在专门大程度上

成为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问题的背景。

三、乡土社会中的组织、规范与行为

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和团体关于社会秩序的产

生和维护具有重要意义。着眼于这一点，我们能够讲，本世纪以

来发生在乡村社会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正是由国家权力深入社

会基层所促成。具体讲确实是，国家的正式制度在进入社会基层

的过程中，不但结束了乡族自治的传统，而且逐渐地阻碍、改变

和操纵民间的非正式制度，直到将它们取而代之。只是，正如上

面所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旧事物”

引人注目的回潮。家族组织的复苏，宗教仪式的再现，使我们注

意到民间非正式制度的复兴，注意到当代中国农村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并存的局面。

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结束之后，乡（镇）成为基层的

政权组织，村（行政村、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则由众性自治组

织村民委员会实施治理。据可能，从1982年各地开始建立村民

委员会试点，到1985年，全国一共产生了大约94万多个村民委

员会。[2]（杜西川等，1987：26-7）这一实践由1987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加以确认。依照

该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治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众

性自治组织，其要紧职能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

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

要求和提出建议。（第二条）[3]该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

民会议负责，召集和主持村民会议，（第十一条）监督和执行村

规民约。（第十六条）此外，村民委员会还能够依照需要下设人

民调解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等。（第十四条）事实上，调解民间

纠纷一直是村民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依照官方公布的统计

数字，至1988年年底，全国城乡已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00多

万个，拥有调解人员630多万人。在从1981年到1988年的7年

时刻里，他（她）们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5600余万件，防止可

能引起的凶杀、械斗和自杀案件70余万起。[4]（鲁坚，1989）

从社会调查和法院案例中看，在调解民间纠纷之外，村民委员会

成员还参与乡村日常生活中其他许多与法律有关的事务，它们包

括乡民日常订立的各类契约和协议，如买卖、赠与、析产、赡养、

改嫁，等等。显然，作为正式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延伸，村民委员

会组织在构建和维护乡村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方面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性。非正式的社会组织能够家族作为代表，尽总管族并不

是这方面唯一的事例。从历史上看，家族（广义上不单是家族的

组织和制度，而且包括生成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在专门长的时刻

里面一直是汉民族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然而，1949年以后，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旧的家族制度遭到了相当完全的

破坏，以至人们有理由认为，制度化的家族现象差不多永久地成

为历史遗迹了。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程表明，这种看法未免

过于简单。至少，在现有历史条件之下，制度化的家族仍然具有

生命力。据研究者可能，目前，农村宗族的分布差不多特不广泛，

除大都市郊区以及少数几个边疆省区外，全国尤其是南方各地都

有宗族的复兴，且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数量。（钞票杭，1994：

45）一些调查者对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安徽、

甘肃、陕西、湖北、辽宁和江西15个村庄所作的实地调查也证

实了这一点。（王沪宁，1991：“附录”）因此，中国农村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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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写锏?949年往常（更不必讲本世纪往常）的水平，其进展也

相当地不平衡。在国家权力业已深入乡村，政府对民间自生力量

又总是疑虑重重的的情况下，家族的合法活动范围必定甚为有

限。大体讲来，家族的恢复要紧表现在修族谱、建祠堂、祭祖宗、

操办红白喜事、进行节日庆典，以及组织家族内部的互助合作等

方面；没有族长，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家族机构通常因事而

设，事毕即散，即使有常设机构如“老人会”，也只限于治理家

族坟山一类有限事务。尽管如此，家族组织在全国各地的不同程

度的恢复，到底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的，是乡村

社区中老人地位的提高，以及（更重要的）与家族制度紧密相关

然而较之更加宽泛也更加强固的那套意识形态的强化。这些，无

不对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产生重要阻碍。那个地点还需要顺便指

出，在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宽敞地区，也存在各种基于血缘、地缘

和宗教而结成的民间组织。像汉民族社会中的家族和其他民间组

织一样，少数民族社会中的这类组织在历史上也曾拥有或多或少

的自治传统；在过去的数十年时刻里，它们也同样遭到来自国家

政权的严厉打击和严格限制；今天，它们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

尽管总的来讲，这些现象发生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但在少数

民族地区，由于专门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由于国家政权实行的

多少具有专门性的政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采取

了较为特不的方式。（详下）在家族组织之外，当代农村社会还

存在另一些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作为民间经历再现的一部分，

它们也像重现的家族制度一样，采取了固有的历史形式。研究者

在浙江温州平阳县作田野研究时注意到，当地腾蛟镇围绕名为

“大夫殿”所开展的维修、治理和祭祀活动，业已形成一种以信

仰为核心，以地缘为基础，同时又以族姓为依托的地点秩序。两

个要紧的治理机构，“大夫殿修建委员会”和“大夫殿醮事委员

会”（当地人称“首事会”），其成员皆产生于大夫殿活动圈内

的居民，分配名额的方法要紧取决于不同族姓在大夫殿祭祀活动

中的历史地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族姓之间的关系。尽管，“大夫

殿修建委员会”和“首事会”只负责与该庙有关的内外事务，而

且不能干涉各族姓内部事务。然而，作为一种为满足共同宗教信

仰和文化娱乐需要而形成的地点协调组织，它在祭祀圈内造成了

一定强度的凝聚力与动员力，从而使祭祀圈可能具备社区共同体

的某些特征。据讲，该祭祀圈拥有居民万余人，分属数十个宗族，

然而宗族之间和村庄之间专门少发生纠纷?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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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的联庄组织也是一种跨村庄的地域共同体，历史上，这种

组织具有相当广泛的职能，而在今天，它们借助于节日庆典一类

文化活动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刘铁梁，未刊稿）

地域的和宗教的共同体也能够采取远为松散的方式。在一篇

将要发表的人类学田野笔记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另一个有意味的

同时也是特不中国式的个案。在地处中国西北高原的陕西榆林地

区，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庙宇——黑龙潭。黑龙潭并非社区或者村

落一类行政空间，而是当地仪礼活动中一种具有向心力的文化空

间。每年农历六月初十至十四，那个地点都进行盛大的庙会活动，

人数最多时达到数十万之众。只是，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地点的

日常朝拜活动，每天有大约二百信众到此参拜，这些信众虔诚地

带了各种生活中的问题来向公正的神——黑龙王——诉讲，同时

通过抽签的方式寻求解答。问题是各式各样的，但它们都出自一

般人的生活经验，差不多上现实中困扰人们的难题。一个农妇曾

经借钞票给自己的一个亲戚，想要讨回来，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她问黑龙王能不能把钞票要回来。（例1）另一个农妇因自家建

房挖排水沟而与邻居发生地界纠纷，眼看两家关系就要恶化，感

到十分为难，问黑龙王应当如何处理。（例2）一个农人想要为

新近去世的叔父决定配偶，适合的对象差不多到（一个寡居多

年后死去的女的），问黑龙王是否能够。（例8）[5]一个农妇

因夫君长期患病在床，问是否能够离婚再嫁。（例14）一个都

市居民，因家中不睦也来问签，问是否能够用诉讼的方法解决问

题，以及假如诉讼能否胜出。（例24）信众们求的签共有100

枚，每支签上都有一个关于某一历史典故的四字标题，一首叙述

其内容的七言诗，和一句从中引申出来的指导人们行为的解辞。

这些诗句和解辞的含义，由庙里的解签人再加解讲。通过反复进

行的解释活动，历史（历史典故）与现实（当事人的问题）被巧

妙地连缀在一起，过去的智慧转换成当下的经验。这种历史性“对

话”关心人们获得处理现实问题的启发。借助于文化的力量，生

活中的结构性失常得到了调整。（罗红光，即出）由这一个案，

我们看到了民间秩序生成与维系过程中极其精微细致的一面。[6]

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人类学家描述的细节并不能使我们完全满

足，[7]然而透过这些细节呈现出来的生活世界图象，却足以使

我们领会到中国当代乡土社会中法律与秩序的本土意味和复杂

性。

在某种意义上讲，团体构成了秩序的单元。团体的重要性在

于它拥有组织和权威，在于它具有创制、实施和维护规范的能力。

这也是什么缘故我们首先关注乡村社会的组织和团体。事实上，

探究乡村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我们最先看到的也往往是那些与乡

村社会组织和团体有着紧密关联的社会规范。那个地点，我们临

时不讨论由国家政权组织直接创制并要紧依靠司法机构加以维

护的那些规范，而把注意力放在自治性和民间性组织的规范上

面。

从规范性的角度看，在国家法律之外，村一级最具正式意味

的规范无疑是所谓村规民约。依照1987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乡（镇）

人民政府备案，由村民委员会监督和执行。自然，村规民约不得

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目前，差不多所有的村庄都有自己

的村规民约。作为多少是村民共识的反映和村民利益的表达，村

规民约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地点性。能够讲，每一个村庄的“约”

差不多上不同的。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内容涉及乡村生活的诸

多方面，往往超出正式法律所规划的范围。这意味着，村规民约

可能制造一个不尽同于正式法律的秩序空间。实际上，假如作更

进一步的观看，我们还会发觉，具有实效的村规民约并不总是同

正式的法律保持一致。如有许多地点的村规民约订有“牲畜下田，

打死不赔”、“祖业宅基，买卖由己”、“出嫁之女，祖业无份”、

“偷鸡摸狗，吊打屁股”一类条文。有的地点规定对违反村规民